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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思想起源

一、遵循美國外交傳統原則

（一）實用主義

重視實踐行動的本質和美國社會的特點決定了實用主義自從誕生之日起，就成為被美國人廣泛奉行的大眾哲學，最終發展成一種民族精神，成為美國人生活方式的指導思想，深刻的影響著美國人的價值判斷。美國人在處理或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時無不表現出這一特征，實用主義傳統客觀上塑造了美國大眾和外交戰略決策者的文化價值觀。沒有一個國家“在日常生活中比美國更務實……”他國家一樣，美國外交政策的終極目標是國家利益。

1933 年到 1945 年間，美國遭受經濟危機的打擊，需要盡快恢復經濟，因此經濟利益上升為美國發展對蘇關系的主要動力。為了給美國商品拓展市場并尋找一個平衡日本的力量，富蘭克林·羅斯福給蘇聯以外交承認。后來，同樣是出于國家安全利益，美國與蘇聯結成戰時同盟?！拔覀兊膶ν庹邔ΜF在稱作‘人權’問題的情況不僅有雙重標準，而且有三重或四重標準。事實上，隨著情勢的變化我們有許多標準——這似乎是應該的?！弊鳛橐环N基本的美國外交指導思想，它的作用可能更持久、影響更深遠。

（二）注重策略和手段

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享有兩個大洋和鄰國弱小的優越條件。美國獨特的地緣優勢，使其能夠通過歐亞均勢政策，保持對歐亞大陸的主導地位。美國最初通過奉行不結盟政策，遠離歐洲的列強爭霸，專心向西部拓展疆土。待南北戰爭后美國聯邦政府在國內奠定了強有力的統治基礎，接著美國就踏上向西殖民亞太地區的道路，同時拋出“門羅主義”和“胡蘿卜加大棒政策”，向南美洲攫取勢力范圍。這些表現出強烈的擴張主義政策特點。

從戰略上來說，美國在瓜分殖民地大潮的過程中避免了與英、法、德等歐洲列強發生激烈的正面沖突。從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都小心地選擇衰弱的戰略對手，不強行搶奪列強的殖民地，而是采取要求“門戶開放”、“利益均沾”

政策，實際上是采取的跟隨戰術。美國作為一個當時的新興大國，卻表現謹慎，避免槍打出頭鳥，是戰略上的明智之舉。

（三）斗爭意識強

經歷了上世紀 80 年代末的經濟危機，到克林頓政府 1993 年上臺，美國將戰略布局的調整和尋找新的戰略對手作為轉移國內矛盾的重點。由于蘇聯這個對手的消失，俄羅斯的一蹶不振，美國國戰略界出現將經濟已經起步的中國樹立為新的“假想敵”的呼聲，美國的戰略重心相應地開始向東方轉移。在歐洲美國已經不再擔心有大規模的戰事發生，而是著手由親自領銜歐洲的地緣和軍事斗爭方式向由北約統籌管理歐洲乃至未來可能到達前蘇聯地區的地緣和安全事務。這表現了美國對于戰略對抗的成癮性。

二、體現“奧巴馬主義”的特征

（一）戰略上有保有棄

許多分析認為，“奧巴馬主義”是奧巴馬政府因應美國經濟實力受到 2008年發生的次貸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而相對下滑的局面，而采取的在全球范圍內的戰略收縮，減少單邊行動，更加注重與盟友協調以及發揮北約和盟友作用的戰略模式?！皧W巴馬主義”的特點一個是注重責任分擔，另一個是注重發揮“巧實力（smart power）”。

美國經濟復蘇速度遠低于以往經濟危機之后經濟 3%以上的恢復速度，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再工業化”、“出口倍增計劃”等均進展受限，其中“出口倍增計劃”截至 2013 年只使得美國出口貿易增長 63%。美國工業產值占 GDP 比重有所回升，但對于就業拉動效果有限，反映了中低端制造業在美國仍然不被看好。

況且美國此輪制造業擴張主要得益于量化寬松（QE）的貨幣政策刺激和美國低成本的頁巖氣供應，都不是根本解決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之道。美國經濟 2014 年第一季度陷入微弱的負增長，表明美國經濟尚未走上穩定復蘇的軌道。奧巴馬政府以內政為主的執政思路在其第二任期表現得更加明顯，美國國務卿克里強調外交要為經濟服務。

鑒于經濟的表現不夠理想，美國的國防開支已經受到一定影響。2012 年 1月，美國國防部在新的軍事戰略中提出在未來 10 年內削減 4870 億美元國防預算的計劃。而且 2013 年軍費開支已經開始下降。今年美國眾議院通過的總額為 5704億美元的 2015 財政年度軍費預算案與前一財年相比，又減少了 306 億美元。美軍受到軍費開支的約束，將會對海外行動進行有選擇性的參與。

美比如當前美國在中東與北非事務上的“后退”，在干涉利比亞戰爭中選擇將北約頂在前面，自己身居幕后；在敘利亞問題上劃出“紅線”卻又不愿親自動手，依靠土耳其、沙特、卡塔爾等各個不同的中東地區盟友的力量去反對巴沙爾政權；在烏克蘭危機中，美國既想在擴大西方勢力范圍上出頭露臉，又投鼠忌器；在伊拉克北部遭到“伊拉克與沙姆地區伊斯蘭國（ISIS）”恐怖主義勢力進攻時，奧巴馬對國內保證不派遣地面部隊參戰。這些情形與冷戰結束后的美軍參加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赳赳氣勢形成鮮明反差。2014年 6 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在新美國安全中心發表演講，她承認強大的軍力也要在必要時聰明地加以運用。當前的實際情況是，美國在世界各地軍事安全事務中已經不再謀求承擔主要責任，以前美國強調對盟友的安全保護義務，而現在強調盟友也需要承擔起自身安全責任。

此外，民主黨政府還面對在熱點問題上的來自國內外的強大壓力。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的教訓導致美國公眾普遍厭戰心理，目前，奧巴馬寧愿為此付出一定政治代價，也不愿再度卷入對敘利亞和“伊拉克與黎凡特伊斯蘭國”的地面行動之中。而共和黨在國會加大對奧巴馬政府的掣肘，在 2014 年 11 月舉行的國會中期選舉前激烈批評奧巴馬的外交表現，并在總統用權過度問題上訴諸司法程序，牽扯奧巴馬執政精力。因此，在對外事務中，加快調整、適度收縮仍是主基調。

美國全球戰略中的“奧巴馬主義”色彩也影響到美國亞太戰略的具體實施方式和實效。美國希望調整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地區盟友的傳統“軸輻式”單向依賴關系，推動其轉變為“網絡型”關系，要求其盟友在繼續遵從美國戰略利益的前提下承擔更多的責任。在這方面，美國手里的牌并不多，盡管美國從官方到媒體不斷加大渲染“中國威脅論”的目的，不斷增加對中國的強硬表態，煽動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以此逼迫盟友進一步向美國靠攏。但長遠來看，這一招難以持續奏效。美國的基辛格博士在本世紀之初就曾指出，倘若其他國家認為，美國奉行與中國為敵的政策是因為看到中國經濟上日益強大，且厭惡中國的意識形態，美國只會孤立自己。因為亞太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中國，最后，要么美國的盟友們對為美國利益買單產生厭倦。

（二）影響亞太“再平衡”戰略前景

目前階段，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難以順利達成對亞太的精妙“離岸平衡”。其一，奉行“離岸平衡”不免要卷入激烈沖突甚至大戰，謀求火中取栗將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嚴重受損，將使美國希望推成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失去中國這個具有成長力的市場和足夠大的生產車間。其二，它對于國力對比要求非常高?！半x岸平衡”不是維持“大國平衡”，一個國家要做到這一點，其國力應該有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能力，比如類似英國在 18-19 世紀鼎盛的國力之于歐洲的狀況。今天，這個國家還要面對其他核大國以及應對各種不對稱作戰。其三，它對國家內部共識要求非常高。在全球化、信息化的當代背景下，各國的軍事、外交事務運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透明，而民意更加多元化，“離岸平衡”需要精細的外交操作，其過程中必然充滿許多靈活與折沖的做法。如果受到其國內民意和其他黨派的掣肘，其外交效果將出現偏差，甚至導致災難。當年，為了讓美國在二戰中實際參戰，羅斯福政府多年積極影響美國民意，為了開啟冷戰，杜魯門政府也花了幾年時間轉變民意。上世紀 60-70 年代美國投入越戰遭遇到國內各界的強烈抵制和反對，導致全面撤退。21 世紀以來美國主導的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也因越來越受到國內輿論詬病而強行畫上句號。

未來，亞太“再平衡”的前景很難判斷。但是正如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2013 年的寫就的《外交政策始于國內（ ForeignPolicy Begins at Home）》一書所強調的觀點：美國外交必須立足于國內的經濟復蘇與發展。哈斯說，今天的美國如不強化基礎設施建設、提高教育水平、調整過時的移民政策、清理債務，美國就無法保障國家安全，提高國際競爭力，加強全球影響力。有許多研究人士從中美兩國的人均 GDP 和人口老齡化的未來進行比較，認為中美人均 GDP 的差距在過去 20 多年中拉大而非拉近，老齡人口所占比重越來越大等，認為未來的競爭天平并不會傾向中國一邊。但是中國的優勢在于實體經濟和可控的人口生育率，這些問題正在得到解決。還有分析認為美國的頁巖氣開發將促進美國制造業成本下降至低于東歐國家的水平，而中國制造成本逐年上漲，未來中國制造業優勢將不復存在。但是，中國的優勢并不全在制造業，用蘋果公司一名前高管的話說，“整條供應鏈如今都在中國。你需要 1000個橡膠墊圈？隔壁工廠就有。你需要 100 萬個螺絲釘？隔街的工廠就有。你需要對螺絲釘做一點小小的改動？三小時就行了?！?/p>

這個例子反映了中國競爭力的一個方面，中國的經濟組織能力才是優化綜合成本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