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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國亞太新戰略：再平衡戰略

第一節 再平衡戰略提出的背景與愿景

一、美國對自身發展與地區局勢的判斷

（一）關于美國“衰落論”與“復興論”

二戰結束之后，美國國內出現過 5 次美國“衰落論”。20 世紀 50 年代，美國在朝鮮戰爭、印度支那三國獨立、印度尼西亞倒向蘇聯等事件上接連受挫，一些學者認為美國霸權將會迅速消退。

70 年代，奠定美元霸權地位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中東戰爭引發的“石油危機”導致美國經濟衰退，美國還遭遇越戰大敗退，美國國內爆發影響廣泛的社會運動，美國“衰落論”呼聲高漲。

80 年代，美蘇都建立起龐大的核武庫，形成了核恐怖平衡局面，美蘇軍備競賽升級。美國經濟優勢由于歐洲經濟共同體、日本強大的競爭而日益喪失，美國“衰落論”重新出現，比如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出版《大國的興衰》，認為美國的力量由于過度擴張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美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所占比重由 1955 年的 36.3%下降至 1970 年的24.5%。國際社會，包括美國自身的許多人都持有像保羅·肯尼迪類似的悲觀看法，他們認為，美國的衰落表現的相當明顯，一是在軍事與戰略領域的國際需求已經超過了美國所能夠承受的限度，二是美國的經濟、科技基礎在時代進步面前發生動搖。的確，美國的全球戰略的戰線拉得過長，空耗國力，犧牲了對于國家未來競爭力的投資。

2001 年“9·11”事件后，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卻并未取得預期效果，美國的全球軍事戰線拉得更長，盡管有盟友和伙伴的人、財、物支持，但是，以“反恐”為由的這“兩場戰爭”耗費巨大，消耗的美國 2-4萬億美元的納稅人的錢，卻陷入無休止的恐怖襲擊和軍費無底洞之中難以徹底脫身，國家債務不斷攀升，導致美國“衰落論”再起。

2008 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大規模金融危機之后，華爾街銀行接連破產或被聯邦接管，美國金融實力遭受嚴重沖擊，對美國力量的消極影響極為深遠，與此同時，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大國率先走出危機陰影，加快崛起，證明了美國“衰落論”不是空穴來風。

2014 年 4 月 29 日，世界銀行發布經濟預測報告稱，根據各國基于購買力平價（PPP）的 GDP 數據，中國 GDP 將在年內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體。如果這一預測成真，中國將奪走美國自 1872 年以來保持的桂冠。

（二）美國“復興論”

與美國“衰落論”相反,美國“復興論”否認美國將走向衰落，對于美國的前途未來充滿信心。比如，“復興論”者認為，二次大戰結束時美國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活動中所占份額高達 50%,這顯然是戰爭的暫時產物，理應回復到較低的正常比例。針對上世紀 80 年代里根政府時期外貿逆差和財政赤字的猛增，美國“復興論”者認為，主要是推行里根經濟學降低稅率,增加防務開支和促使美元堅挺等項政策的結果，是積極正面的效果?？偟膩碚f，對于美國的未來，“復興論”者堅持認為，美國在國家力量的幾乎一切主要來源方面都名列前茅：人口規模和教育、自然資源、經濟發展、社會凝聚力、政治穩定、軍事實力、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外交聯盟以及技術上的成就，目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幸任何國家都不能向美國發起一場多方面的挑戰。

美國“復興論”出現了幾個代表人物，其中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塞繆爾·亨廷頓認為，雖然“衰落論者指出了美國許多急待解決的短期間題,還分析了美國其他長期存在的嚴重弱點,然而,從總體來說,他們的論點是失敗的,在衰落的程度和原因方面論據都是十分無力的。

另一個代表人物是美國哈佛大學知名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S. Nye），他在哈佛大學發表“美國會衰落嗎”的主題演講時鄭重指出，關于美國目前處于其“生命周期”的哪個階段，其實并不好界定或者判定，人們對于美國世界地位已開始“衰落”的判斷可能為時尚早。

（三）如何認識美國的興衰之辯

實際上，要觀察一個國家自身的歷史周期或歷史階段，除了要廣泛參考一些國民經濟各領域的重要發展指標之外，還應該從一個歷史長周期來觀察。比如，美國是歐洲文明向外拓展延伸的產物，而且是在歐洲經歷了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運動之后的時期，因此美國是一個具有巨大后發優勢而又沒有太多歷史包袱的國家，幸運的是美國主體民族是盎格魯-薩克森人，與不列顛相同，美國的誕生和發展又恰逢不列顛人將大英帝國推至歷史的巔峰時期，這就意味著美國從不列顛學習和繼承了有生機活力的文化和社會傳統。假如當時大英帝國在其生命晚期開發了美國殖民地，那么美國就可能不會像今天這么幸運，可能會感染殖民母國的衰落因子，在這方面可以將美國同巴西、阿根廷作比較?？陀^上，美國自身的修復能力比較強，比如政治上美國再次出現主張激進的“茶黨”，但還不成氣候。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輪流把持政權的局面沒有變，盡管兩黨關于經濟和福利制度改革、移民改革、財政和預算問題上的共識越來越小，斗爭越來越激烈，出現明顯的對立極化趨勢。如果美國行將衰落，其內部首先就會出現混亂、分裂的明顯征兆，而且美國國內人口、種族、主流文化等基礎元素發生較大變化。類似過程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就曾多次出現，而且導致了巨大的社會動蕩和王朝更替。不過這種狀況還沒有發生，但也出現一些不豫的苗頭，比如 2014 年 8 月，美國弗格森小鎮因黑人被警察槍殺而爆發嚴重騷亂，美國不得不出動大批軍警彈壓。作為孤立的事件，這還不足以引起美國社會的動蕩。如我們上文分析后的判斷，美國的絕對實力并沒有出現下滑，然而確實發生相對的衰落。

但站在美國決策者的角度，情況會有所不同。對于決策者，任由美國“衰落論”喧囂就意味著對其執政成績的抹煞。因此，美國是否真的陷入衰落時代，這只是一個長遠的命題。美國決策者當下所做的，即是通過聯邦機構，發動一場“復興論”運動，其中由美國總統奧巴馬等政要領銜。2014 年 5 月 28 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西點軍校發表演說，聲言美國要繼續領導世界 100 年。美國的“再平衡”戰略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的。

二、美國對中美關系前景的預判

（一）認為中美必然陷入大國政治悲劇

美國進攻現實主義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清華大學舉行的一場學術研討會上，就中國能否和平崛起這個話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斷言，中國不可能和平崛起。這基于他在國際問題研究中堅持的結構理論。其中一個主要判斷即，國際體系促使中國、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以同樣的方式行事，而在國際社會的無政府體系下，沒有國家能夠確認其他國家的意圖，真正有實力的國家才有能力生存。他還認為，美國是西半球的霸權，但要阻止中國成為東亞的霸權。

目前，這一派的觀點主要是基于自己對國際關系的偏頗而短視的理解，對來自中國的“威脅評估”已經從傳統的意識形態爭議及雙邊關系中涉臺、涉藏問題的結構性爭議，轉向了美眼中越來越具有挑戰性的中國“能力”和“意圖”的評估。以單一方面的客觀條件來判定中美這樣的復雜關系。

（二）認為中國“新型大國關系”倡議是一種緩和的策略

美國一些學者認為“新型大國關系”這一概念類似于中國許多定義模糊的政策口號，目的在于增強其政策靈活性，更有力證明中國沒有意圖和軍事能力挑戰美國，甚至迫使美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美國一些學者稱，具有強烈價值觀的美國人難以認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中相互尊重彼此價值觀的提法。美國對于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提議存在狐疑，不會以此來判定中國的戰略意圖，甚至認為中國采取的是一種類似前蘇聯的“緩和政策”，即名為緩和，實則推行擴張。

（三）認為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可行的

這一派學者認為 21 世紀日益嚴峻的全球性挑戰需要中美兩國聯手應對，國際格局變化過程中呈現出多力量中心態勢，已經不能理解為傳統的大國興替過程。美國即便選擇與中國對抗，對其維護霸權地位也沒有任何幫助。相反，同中國合作可能更符合美國延長在世界上領導地位的目標。甚至應考慮給予中國以“利益攸關方”的身份，拉中國共同參與全球事務，巧妙借用中國的資源和影響。

美國戰略界元老之一——亨利·基辛格博士對于其本人親自參與的打開中美關系大門事件的意義和深遠影響有著非常透徹的認識，他本人多次訪華，主張同中國加強交流?；粮竦膶θA態度對于美國學界乃至政界都具有影響力。另外，世界銀行前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ick）2005 年提出中國應成為現存國際體系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其觀點主要基于四個判斷：第一，今天的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第二，中國雖未實行民主，但也不認為自己正與全球民主制度進行最后搏斗；第三，中國雖實行重商主義，但并不認為與資本主義進行殊死搏斗；第四，中國認為自己的前途并不取決于廢除現行國際體系的基本秩序。這四條判斷中，前三條都不能完全將中國與奉行“三和主義”的前蘇聯區別開，唯有第四條，中國符合而前蘇聯不符合。這意味著，美國沒有充分的理由將中國作為一個新的蘇聯式的戰略對手。2013 年，佐利克又強調，中美保障海上安全、獲得多樣化資源與其他資源、防范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以及打擊伊斯蘭激進運動等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已成為促進兩國關系發展的增長點。

2009 年 9 月，美國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提出“戰略再保證（Reassurance）”概念。盡管有學者分析認為，這是美國將中國確定為主要戰略“對手”的表示。但從全局來看，美對華所要求的“戰略再保證”顯然不同于美國為應對前蘇聯對西歐的軍事威懾而以“再保證”名義做出的在歐軍事部署。假如完全仿照美國對付蘇聯的模式，那么首先，美國不應對中國發出“戰略再保證”的信號，而應對其盟友發出這樣的信號；其次，美國應大張旗鼓地向受到“中國威脅”的地區派駐軍隊，而事實上雖然美國開始向亞太增加海軍等方面的部署，但是是以模糊的“再平衡”的名義。所以，美對華所要求的“戰略再保證”是延續的對華接觸的政策。

綜合上述三種主要意見，可以得出：美國戰略學界對于中國的崛起勢頭充滿焦慮，多數人認為要對中國加強防備，必要時予以先發制人的壓制。同時絕大多數人都不主張立刻對中國采取敵視行動，認為可以通過一種代價較小的方式控制中國對美國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