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第一章 亞太地區的權力變動與秩序重組

第一節 變動中的亞太地區權力結構

傳統理論強調權力的轉移從一國或一群國家向另一國或另一群國家轉移。冷戰以來亞太地區主要力量對比發生快速而持續的變化，引起地區權力中心與權力來源由單一型向多中心格局轉變，原有美國為主導與權力核心的局面，受到美國在亞太投入減少而日益空心化。其中，日本作為美國推行亞太政策的急先鋒，也在謀求新的角色定位。中國、俄羅斯、印度、東盟多強填補戰略空白，新的博弈的局面開始形成。

一、傳統主導力量的發展陷入困境

（一）美國實力地位在經歷冷戰后新的波峰后開始大幅下滑

冷戰的結束造就了美國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但美國國力在冷戰中也受到很大損耗。美國在冷戰期間投入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海灣戰爭、入侵古巴、占領巴拿馬等大大小小的多場戰爭，還承擔了為歐洲、日本提供安全保護傘的重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段時間內，美國經濟總量一直占世界經濟總量的 1/3左右，但是到 1991 年，美、歐、日工業生產規模之比為 1.7:1.3：1。美國是非常疲憊地走出冷戰。上世紀 90 年代初至 20 世紀初民主黨克林頓政府開始長達 8年的勵精圖治?？肆诸D政府不僅打出“變革”的口號，積極籌劃在戰略上實現新的轉型，而且在國際經濟競爭中采取了“戰略貿易”理論與國家出口戰略，允許政府對采取稅收優惠和融資補貼等手段提高美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對外構建多邊自由貿易區?！叭A盛頓共識”的出現幫助美國適應了當時開拓轉型國家市場。

隨著美國硅谷的據美經濟學家戴維·馬爾帕斯計算,從 1992 年至 2005 年,美 GDP增長了一倍,同期世界 GDP 增長 70%,美新增就業機會是歐、日新增就業機會總和的 4 倍。到本世紀初，美國經濟實力達到了一個新的波峰。

2001 年 9·11 事件促使美國認識到以“基地”為代表的全球恐怖組織崛起比中國的崛起對其更具威脅，在超過 80%的民意支持率面前，小布什政府放手轉向開啟全球反恐戰爭，對外戰略主要以反恐劃線，削減了對傳統國別和地區領域的投入，將中國從主要戰略對手調整為反恐領域的伙伴。同時，美國經濟繼續沿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指引的方向，大量向中國送上貿易訂單、外包商業機會、轉移低端制造企業。美國國內產業在資本無限逐利性的驅動下，逐漸向虛擬經濟、高杠桿化的方向發展。美國國內國外面臨一系列問題：一是美國在高端制造業上贏不了德國，在中低端制造業上贏不了中國，造成實體經濟復蘇緩慢；二是美國頁巖氣產業處在邊開采、邊論證的情況下，頁巖氣儲量可能估計過高；三是美國“出口倍增”的目標難以實現，其對外自貿戰略遭遇阻礙；四是美國國內黨爭加劇，政治極化現象突出。2013 年 10 月由于國會黨爭激烈，美國總統奧巴馬因面臨國內政府“關門”的窘境而宣布缺席當年在印尼舉行的 APEC 峰會，西方主流發表評論，稱奧巴馬的缺席導致美國實現亞太再平衡的努力遭遇重大挫折；五是新的恐怖極端組織的出現吸引美國重新投入反恐戰爭。根據聯合國統計司的數據,美國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從2000年的30.66%下降至2013年的22.7%。

目前美國經濟正在經歷二戰以來歷次經濟危機之后最緩慢的復蘇。美國經濟近一個時期仍然將在低位徘徊。美國雖然具有全球首屈一指的軍事力量，美國每年軍事預算超過 6000 億美元，比軍費預算總額排名位列其后的 15 個國家金額總和還多。但在美國經濟整體陷入低迷和衰退的背景下，龐大的軍費開支使步步逼近上限的美國聯邦債務形勢雪上加霜，目前軍事“瘦身”推行不下去。

隨著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次貸危機、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陷入新一輪的衰退周期和隨之而來的增長瓶頸，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西方經濟模式開始失去神圣的光環，受到各種客觀理性的質疑。2009 年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上，英國首相戈登·布朗稱“舊有的華盛頓共識已經終結”。

（二）日本力求擺脫“失去的多少年”，加快彌補戰略力量缺失

日本經濟在結構上過于依賴出口，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引起過度投資、國內債務過高等諸多深層次問題。特別是西方國家“廣場協議”的簽署，客觀上促使日元過度升值和日美勞動生產差距導致了持續的慢性通縮和較高失業率。

1990 年代以來，日本宏觀經濟領域出現一些重要變化：第一是經濟增長率的一路下降，在過去的 20 年中，日本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年平均不足1%，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更低。與之相伴，到 2012 年日本財政赤字達到 GDP的 9.9%，國債總量達到 GDP 的 243.203%。與深陷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德國經濟表現（財政赤字達到 GDP 的 0.2%，國債總量達到 GDP 的 81.9%）相比，日本的情況也要嚴重得多。2010 年，日本保持了 44 年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地位并中國取代。2013 年，中日經濟總量對比接近 2:1。由于日元大幅貶值，日本 GDP 占世界的比重滑落至 6.6%，從中期來看，預計到 2020 年，日本 GDP 占世界的比重可能進一步下滑至 4.9%。

當前，安倍晉三政府推行的以“升級版”量化寬松政策、用財政支持 18 萬億日元（2267.6 億美元）的公共投資、通過喚起民間投資來調整經濟結構的“三支箭”為主要內容的“安倍經濟學”正不斷遭遇挫折。2012 年，日本 2012 年貨物貿易收支出現歷史最大的 5.8 萬億日元（約 624 億美元）的逆差。日本財務省統計顯示，日本 2013 年貿易逆差為 114745 億日元，同比增長 65 .3%，創下 1979年以來歷史新高。2014 年第二、第三連續兩個季度的日本經濟陷入衰退，國內消費一蹶不振?！鞍脖督洕鷮W”的“三支箭”基本都偏離了靶標。日本國內研究機構做出的對日本 2050 年經濟狀況的預測，給出了三種可能的前景：第一種是停滯模型，認為制度改革緩慢、勞動力減少將導致經濟停滯。第二種是增長模型，認為提高女性和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改革制度、強化競爭，可以使日本保持世界一流經濟大國的地位。第三種是衰退模型，認為政策守舊、制度改革停滯，導致經濟衰退，生活水平甚至會落到 1980 年代的水平。

從另一些方面來看，在所謂的“失去的二十年”里，日本總的來說還是在緩慢增長的，其經濟實力猶存。日本國內居民儲蓄豐厚，大大超過政府的長期債務數額。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及其后的核電事故，占發電量 29%的核電站全部停機，而日本仍能保持國民經濟和社會的正常運轉，反映出日本社會極強的適應性和柔韌性。

日本追求“正常大國”地位對于當前的亞太格局調整起到了加速作用。2012年 9 月，野田佳彥政府借所謂釣魚島“國有化”挑起同中國的戰略摩擦，右翼的安倍晉三政府借機推動日本擺脫和平憲法束縛，突破集體自衛權限制和武器出口三原則的約束，謀求重新軍事化。安倍政權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反映出日本社會氛圍轉向右傾。所以，對于日本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追求要分開來看。日本不會為了追求在華繼續取得豐厚的商業利益而放低自己的政治目標。日本放任對華關系僵冷，不斷謀求通過與美國達成協議，實際上暴露了日本的深層次考慮是，只要取得美國的背后支持，認為自己在奪回亞洲首席大國地位的嘗試中仍有一搏。

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日本就開始通過與美國進行利益置換來謀求給自己的戰后束縛松綁，1997 年美日安保條約經歷第一次修訂，日本在承擔同盟軍事任務方面的作用擴大。2014 年，美日開始磋商準備再一次修訂安保條約。這是一個日美戰略上相互調試、各取所需的過程。

二、亞太地區新興市場國家影響著權力格局調整方向

2000-2012 年，新興市場大國，尤其是金磚國家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這些國家經濟總體的年均增長率達到 6.2%，而美國經濟的年均增速僅為 1.9%。2003年高盛一篇極具影響力的論文曾預測，金磚國家經濟的超常增長將會一直持續到2050 年。亞太地區集中了金磚國家中的中國、俄羅斯、中國以及新興的東盟十國，印度作為印太區域的主要國家之一，也日益具有影響。他們在這輪權力變化調整中作用更加突出。

（一）中國在應對地區格局調整中著眼在于保持穩定大局

中國的經濟實力以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已上升至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超過美國的的一半。早在 2009 年，中國就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制造業國家。中國經濟仍處于中高速增長階段，每年保持在 7%以上，而最大經濟體美國的經濟實力有所下滑。

人民幣在國際化道路上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對挑戰美元的傳統地位有象征意義。美聯儲連續推出 4 輪大規模貨幣量化寬松措施（QE：Quantitative Easing）導致巨量大的美元熱錢四處游走，美元相對其他主要貨幣大幅貶值，由此也刺激了一些國家在雙邊貿易中更傾向于使用雙方貨幣的直接交易，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元在全球的流通地位。中國的人民幣背靠中國宏觀經濟的強勁表現，幣值穩中有升，成為許多國家規避美元風險的一個新寵，在國際貿易結算中所占份額加速擴張。英國金融巨頭匯豐銀行（HSBC）面向全球 1300 家企業實施的調查顯示，22%的企業在利用人民幣結算。主要理由是“應貿易伙伴要求”以及“減輕匯率波動風險”?，F在，人民幣在全球整體結算中所占比重為 1.47%，從貨幣來看排在第 7 位。人民幣主要的離岸中心目前在全球已達 10 個，中國已與 21 個國家及地區分別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累計總規模超過 2.2 萬億元人民幣。據美國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統計顯示，在東亞 10 個國家和地區中，7 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與人民幣之間的聯動性已經超過美元。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李建軍認為，這大大提升了中國經濟影響力，并有效減緩了外匯儲備壓力，企業可以通過人民幣跨境結算規避匯率風險。人民幣國際化將逐步平衡美元和人民幣之間極為不對稱的對比態勢，彌補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的話語權缺失。

中國國防工業近年來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積極推進由區域防衛型向全域機動型轉變，海軍注重提高近海綜合作戰力量現代化水平，空軍加強以偵察預警、空中進攻、防空反導、戰略投送為重點的作戰力量體系建設。2014 年 6 月美國五角大樓發布的《中國軍事與安全態勢發展報告》對中國軍事戰略、現代化軍力發展等內容進行年度評價，也基本上印證了中國官方宣稱的軍事國防現代化。報告稱，隨著國力不斷增強，中國繼續長期、全面地推進軍事現代化進程，包括提高戰略部隊現代化程度、反介入與區域阻絕能力、遠程投射、太空反制武器以及網絡系統等軍力范疇，以期在短期、高烈度的區域性突發事件中取勝。

中國雖然實力上和美國之間存在明顯的差距，但雙方深度相互依存的關系為中國在事關自身重要利益的問題上與美國保持戰略對等態勢提供了基礎和條件。中國是美國最主要的債權人之一。在中國將近 4 萬億美元的龐大外匯儲備庫中，美國國債超過 1.2 萬億美元之多，在中國外匯儲備中占據最大份額。中國對美國國債的支持對于美國在金融危機以來表現疲弱的美國經濟是一個重要的有利因素。

中國的崛起既是國際體系重要的影響變量，也是國際體系變遷的重要結果之一。在亞太范圍內觀之，更是如此。中國的崛起對亞太權力格局變動方向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引起亞太各國利益關系的分化和重組，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的崛起是亞太格局變化的最大動因，而美國的相對衰弱和抽離則是滿足這種變化的一個條件。

（二）兼具傳統大國和新興市場國家雙重屬性的俄羅斯手握亞太地區權力結構中的關鍵籌碼

俄羅斯總統普京曾斷言：“前蘇聯的解體是一場巨大的地緣政治災難?！钡拇_，前蘇聯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家聯合體，其解體而產生的方方面面的影響至今還在延續，而這場“災難”最大的受害者無疑是俄羅斯。作為前蘇聯主體繼承國的俄羅斯，國力受到極大削弱。俄失去了前蘇聯 1/3 的人口，其歐洲邊界倒退回了 18 世紀的邊界，失去了烏克蘭這個巨大的糧倉、軍事工業基地以及大部分的黑海，導致南部鄰近外高加索地區陷入不穩定之中。俄的經濟因得不到西方承諾的巨額援助資金卻盲目采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休克療法”而陷入嚴重倒退，國內人才大量流失海外。上世紀 90 年代兩次車臣戰爭造成俄軍的威懾力大打折扣，而且受到西方的反對和奚落，導致俄內部親西方勢力的失勢。但俄仍保有前蘇聯主要戰略力量，以及大部分遠東地區的國土和龐大的油氣儲備資源，仍不失為世界格局中的一支強大力量。

1996 年，俄與中國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標志著中俄兩國在經歷冷戰多年相互對抗之后在地緣戰略上重新開始攜手應對美國以及歐洲、日本的包圍和擠壓。信奉保守主義同時代表俄民族主義的普京接替葉利欽成為俄羅斯新的一把手。其建立的“統一俄羅斯黨”在面對國內左翼共產黨的復蘇以及右翼民主派的抗議過程中表現出強有力的控局能力，維持了十多年俄國內局勢的穩定和經濟的恢復。俄開始重新以金磚國家身份出現在世界經濟舞臺上，以歐盟最大的能源供應國身份開始與歐盟交涉。而美俄關系卻恰恰于 2009 年美國奧巴馬政府上臺后開始重啟，當然這也得到身為總理而實際掌權的普京的同意。鑒于中國的快速崛起給亞太地緣格局帶來值得注意的變化，美俄關系似乎有望在本世紀第二個十年獲得有意義的進展，但情況卻很出人意料。

烏克蘭危機 2014 年初爆發后，俄以克里米亞全民公投形式強行將其歸并，引發歐美等國的針鋒相對的大規模制裁，包括能源、銀行等行業在內的俄羅斯經濟部門及相關個人均被列入制裁名單，美歐日對多家俄羅斯大公司和國有銀行的制裁阻止了它們通過西方資產市場獲得融資，而國際資本正大舉從俄羅斯抽逃。

美俄關系重啟變成了冷凍，深層次原因在于，西方不愿接納仍然強大的俄羅斯作為西方世界的一員，而是傾向于認為，俄羅斯的進一步解體將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而且是不可逆的。俄羅斯近一個時期的貿易和財政收入對于油氣資源產生強烈依賴，美國的能源獨立戰略、里海能源的出口路徑多元化以及世界經濟低迷引起的中東、加拿大等能源出口大戶們相互競爭，造成俄羅斯在油氣開采的成本壓力空前上升。美歐日的制裁措施加之國際石油市場的下跌，可能使原本疲弱的俄羅斯經濟雪上加霜，俄經濟今年可能陷入衰退。

面對西方逐漸關閉的合作之窗，俄羅斯轉而在中國敞開的合作大門里尋找到對沖制裁負面效果的機會。實際上，俄對于其遠東地區的開發一直沒有放棄，在普京當政后就一直通過開發遠東油氣資源吸引中國、日本、韓國乃至美國的合作伙伴，而在此過程中，面對美國的政治企圖、日本的口惠而實不至、韓國的鞭長莫及，只有中國能夠成為俄發展遠東地區的有價值伙伴。西方的制裁更加堅定了俄擴大對華合作的決心。在亞太地區和國際上，中俄兩國對于建立多極世界有著共同追求。雙方合作將對亞太權力格局產生長遠影響。

（三）東盟發揮地區主導作用的合法性充足，但力量比較分散

東盟十國正在朝著 2015 年建成東盟共同體的目標前進，到 2015 年東盟將形成擁有 6 億人口的單一市場。但東南亞國家歷史上形成的分散而相互疏遠的局面不容易一下子就得到改觀。16 世紀起，眾多殖民地的殖民統治使得東南亞地區更為破碎，更不像是一個整體。之后在冷戰時期，東南亞國家一方面被分為兩大陣營，相互對抗并發生戰爭；另一方面陸續從殖民宗主國那里獲得獨立主權。因此在政治領域，東盟國家之間既有捍衛獨立自主的共同利益，又遺留有可能引起相互激烈對抗的潛在問題。經濟上，東盟各國發展水平相差很大，在市場開放和資源要素流通方面的承受能力不一致。由于近來部分東盟國家政局動蕩，經濟增速放緩，東盟各國勢必在經濟政策上趨向保護主義，這更影響了東盟一體化的推進。

此外，東盟安全共同體建設也進展遲滯。從內因來說，首先，東盟安全共同體建構過程中缺乏主導性國家，難以建立并推行一套總體的規范。主導性國家能夠在規范、制度、認同三個方面解決東盟安全共同體建構的主要問題，從而為安全共同體提供強有力的支柱。而印尼作為最大的國家卻與其他成員國在經濟發展水平、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別很大，其國內局勢近年來雖然保持穩定，但各種內部安全隱憂不少，難以形成聚合力。其次，東盟國家之間由于溝通和互信問題，經常采取沖突性政策，對待地區安全與熱點問題的看法甚至大相徑庭，東盟國家之間存在不少領土紛爭，這也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各方采取一致的安全步驟。

從外因來說，首先是“事大主義”。東盟整體實力薄弱，東南亞地區歷來是大國勢力交錯的地區，東盟中較小的國家比如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更愿意將國家安全依附于大國，也不得不按照大國設定的議程行事。其次，東盟國家與東盟之外的國家經濟、社會諧振更強，東盟的地位更像是幾個大國在地區折沖調和后安排的，東盟未來的發展前景也將取決于幾大國的較量，其內部忠誠度不高。

因此，東盟很難以同一個口徑、同一個態度處理地區熱點問題或者進行雙邊調解，必須奉行大國平衡戰略。這樣的政策取向，首先，符合東南亞國家的傳統思維方式，符合大多數東盟國家“不結盟運動”成員國的身份；其次，東盟內部的分歧和相左的意見也導致東盟無法在地區關系上持過于有傾向性的立場，倒向任何一個大國的后果都可能是東盟的分裂。

但在地區格局趨向多極化的情況下，情況對東盟將轉為有利。東盟在地區多邊事務中的作用卻很顯著，以東盟十國為中心加上若干地區伙伴國家的 10+N 模式得到廣泛認可。特別是在 10+8 的東盟地區論壇框架下的東亞峰會（EAS），成為本地區主要國家領導人不能輕易缺席的重要活動。

（四）作為后起大國的印度

衡量印度實力的最好方式，莫過于將其與中國進行比較。目前，中國人口13.5 億，印度人口 12 億。2013 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折合超過 9 萬億美元，而印度 GDP 總量 1.87 萬億美元，將近中國的 1/5。從工業實力來看，中國第二產業占 GDP 比重達 43.9%，而印度第二產業只占其 GDP 的 22.6%。2014 年中國的軍費預算約 8082 億元人民幣，印度 2014～2015 財年的國防開支約合 383億美元，不到中國的一半。大致從硬實力的這幾項指標來比較，印度的確與中國有比較大的差距。而且目前從發展態勢上看，中印之間的差距還在拉大，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比印度高 1-2 個百分點。

但也要看到，印度地理位置優越，向東可以進抵中南半島，向西溝通伊朗和阿拉伯海，向北在中亞和阿富汗有軍事存在，向南扼守印度洋重要航道。印度是與中國類似的一個經濟大國、文化大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軍事大國。更重要的是印度是一個擁有現代政治體制的大國、一個官方奉行世俗主義的大國。簡單說，印度是一個已經跨過了現代化門檻的大國，各領域發展潛力都很大，其國家體制發展進程中沒有遭遇什么重大的無法克服的缺陷。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消褪，而印度發展后勁更足。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發表報告說，預計 2020 年之前印度將新增勞動力 1.1 億人，成為全球勞動力最豐富的國家。

在外交方面，印度素懷大國之志，謀求在南亞地區的主導地位。獨立以來，印度一直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成為不結盟運動的主要發起國之一，在發展中國家里有一定影響。近年來，印度通過加入金磚國家峰會，積極聯合日本、巴西、南非爭取加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外交上的進取性有所增強。印度在核外交上取得一定突破，通過戰略利益置換，緩解了美國對其擅自進行核武器研發所施加的制裁，并同美、俄、英、法等國簽署了多份民用核能合作協議。印度還穩步推進“東向”戰略，深化同東盟的 10+1 合作，積極參與東亞峰會，謀求加入上海合作組織，開始試探性介入南海問題，謀求在亞太地區的長久戰略存在，逐漸成為亞太地區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第二節 冷戰與亞太地區秩序基礎

一、冷戰對于現存亞太地區秩序的形成產生深遠的影響

（一）冷戰在亞太的結束

冷戰的兩極格局對亞太地區局勢造成長久的影響。美國著名冷戰史學者約翰·加迪斯在他的著作《持久和平：冷戰史考察》中寫道：“冷戰創造了 20 世紀大國關系中最長期的穩定，足以和 19 世紀梅特捏與俾斯麥所創造的歐洲百年和平相媲美?！钡谶@貌似和平的態勢下，消耗巨大的軍備競賽、經濟競爭、政治對抗、意識形態征討以及擴日持久的局部熱戰造成亞太格局幾次重大的變動。冷戰在歐洲是以劇變的模式結束的，冷戰在亞洲的結束則具有相對非徹底性，主要表現為：蘇聯解體，作為社會主義體系的成員仍然存在。它們與資本主義國家體系的矛盾斗爭仍然處于不斷的調整之中。由于冷戰造成的亞太地區的地緣上的割裂，亞太缺乏一個完整一體的地區秩序。亞太地區的秩序之爭也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之間秩序觀的較量。

（二）亞太戰略格局的演變

國內有學者將冷戰時期東南亞地區戰略格局劃分為三個階段：冷戰初期（1949-1965）東南亞受到美、蘇、中影響，初步形成了“三分天下”格局。一是美國取代法國、荷蘭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成為影響東南亞地區格局的主要力量。二是中國與越南建立了同志加兄弟的關系。 三是持不結盟立場的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等國在外交上中立。冷戰中期\\(1966-1975\\)：一是與西方關系密切的東盟于 1967 年創立。二是得到中國支持的越南和老撾、柬埔寨的反美力量。冷戰后期\\(1976-1980 年代末\\)：美國退出越南后，對東南亞的投入和影響都有所降低，而且主要局限在東盟國家。蘇聯的影響則在增強，越南由于民族主義惡性膨脹、推行地區霸權主義，走向反華以及與蘇聯結盟，在東南亞形成新的一極勢力。上世紀 70 年代起，美蘇兩級格局本身已出現向多極格局演化的苗頭，除朝鮮外的各國都開始經濟全球化的探索。當時，美國戰略均勢大師亨利·基辛格博士指出：50 年代美蘇兩極支配世界的時代已告終，當前的世界是多極的均勢。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將世界上出現的新的局面稱作“五個力量中心”，基辛格對此的解釋是：從軍事上講，只有兩個超級強國，在經濟領域里要算上日本和西歐，而在政治領域則不能不加上中國。尼克松——基辛格所描述的多極格局，實際是一種兩極——多元的結構。與之相應的，1974 年 2 月，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理論，揭示了美蘇兩超爭霸的局限性，突出了第二世界的歐日等國和第三世界許多國家正在發展壯大，逐漸對美蘇爭霸起到牽制和抵消效應的客觀事實。因此可以說，冷戰后期的亞太格局是在美攻蘇守的兩強對峙下，多極態勢悄然萌芽的情況。而亞太的秩序是不統一的，美蘇兩大國在亞太地區并沒有完全分出勝負，而本地區國家特別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在上世紀 70 年代逐漸建立正常國家關系，各國逐漸選擇融入經濟全球化，開始傾向于奉行地區主義。

二、美蘇在亞太建立的同盟體系

（一）美蘇地區同盟的形成與發展

1951 年，美國排除中國，單獨對日本媾和，其他亞洲國家如印度、緬甸、印支三國也未與會，蘇聯等國雖然與會，但因巨大分歧而沒有參與《舊金山和約》的簽署。該份和約給予日本在某些事項上擺脫一定戰后束縛的“甜頭”，美日還簽署《日美安全條約》和《日美共同防御援助協定》，為將日本改造成美國在亞太軍事戰略的急先鋒做好了法律條文上的鋪墊。之后美國先后同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基斯坦簽署同盟性質的各種安保條約，通過朝鮮戰爭，美國占據了東北亞最前沿的橋頭堡。由此美國打造起以日本、韓國、琉球、中國臺灣、菲律賓、澳大利亞等組成的島鏈型包圍圈。

美國的同盟條約體系建立后，如何鞏固同盟體系成為一個關鍵問題。美國一方面積極向中南半島進取，其支持的法國在印支三國的殖民失敗后，美國于 20世紀 60 年代發動越南戰爭，希望一舉挽回在東南亞的頹勢；另一方面試圖通過建立《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SEATO）》對所有盟國加以全面整合。上世紀 70年代以來，美國奉行“尼克松主義”，主要內容為美國從亞太地區收縮力量。前SEATO 組織的成員中的一些東南亞國家轉而奉行中立政策，但同時與美國保持緊密的軍事聯系。

與美英從東南亞地區收縮及后撤相反，蘇聯開始積極實施南下戰略。蘇聯的南下之舉主要有針對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影響力增強的目的。中蘇之間的同盟已經破裂，蘇聯加大對越南的扶持，意圖接手美國撤出越戰留下的地盤，同時戰略上從一北一南兩個方向鉗制住中國。隨著蘇聯冷戰后期的衰敗，其唯一的亞太同盟——越南最終成為一個棄子?？陀^上，蘇聯在亞太地區沒有成功構建起有效而持久的同盟體系。

（二）美國同盟體系的特點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體系與美國主導在歐洲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相比，反映了鮮明的不同特點。首先，北約是一個統一多邊的國際組織，有跨主權國家的理事會以及自己的軍事組織。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體系是通過各組雙邊、三邊或者是次區域國家間的條約構成的。

其次，北約的主要功能是與經濟、外交等手段相配合，向蘇東社會主義國家施加常態化的軍事壓力，也為可能同蘇聯發生的大規模軍事作戰甚至核大戰做準備。因此北約的戰略地位更重要。相比之下，美國在亞太的同盟體系要應對的只是美蘇的“代理人戰爭”以及一些較為局部的軍事壓力。

第三，美國亞太地區的同盟關系結構呈現以美國為軸心、以雙邊關系為輻輳的“軸輻式（hub-and-spokes）”結構，這樣的安排有利于美國居于中心地位對各個盟國進行調度，對它們進行牽制和羈縻。

冷戰中的亞太地區秩序較量主要在美蘇之間展開，但并沒有形成一個由其中一個大國完全主導的地區秩序。究其原因，中國作為一個事實上地區的主要力量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美蘇爭霸沒有解決亞太地區秩序構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