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林語堂對國民性的改造有著獨特的探索，他試圖向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引入一種幽默的品質，即一種寬厚、從容、輕松又慈悲的西洋精神。這種思路的形成，既與他一以貫之的超功利的文學觀念密切相關，也與他在 30 年代中期所遭受的來自左翼作家群的巨大壓力有所關聯。
關鍵詞 :林語堂 ;國民性 ;獨特探索 ;幽默。
林語堂筆下的“國民性改造”問題，早在1935年就已被關注，但對它的研究卻起步于1991年左右。近30年來，在林氏的諸種傳記、個案研究以及與同時代人的比較研究中，這個話題早已變得屢見不鮮。不過，時至今日，林語堂在這方面的獨特貢獻卻一直沒有得到清晰的解讀。以往諸如“辯證眼光”“中西比較”“中西互補”這些說法，恐怕都不足以準確概括他的特點。試想，自從國民性話語進入到中國之后，從梁啟超、嚴復到陳獨秀、李大釗再到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老舍等人，哪一位不是在中西比較的思路上，采取辯證的眼光來接受和討論這個問題的？另外，林氏后期著作中所包含的“中西互補”思想，嚴格說來并不屬于“國民性改造”這個范疇，而主要是面向美國讀者所探討的中西文化問題、文化輸出問題以及人類理想人格的問題。因此，要想把握這個問題，首先應當將重點放在他的前期，即1935年《吾國與吾民》一書出版之前。
可是，一直以來研究者們都普遍認為，早期的林語堂對于國民性的批判與魯迅、錢玄同等人的表現并無二致，而且到了1932年開始提倡幽默之后，他的思想才突然發生轉變，一下子由激進變成了保守。那么，林語堂在國民性改造方面究竟有沒有獨特的思考呢？為此，本文通過對林氏1916至1934年間的著述、人生經歷以及思想狀況的考察探討了這一問題。
一、與“改良人生”相異：超功利的文學觀。
眾所周知，自1932年起，林語堂在自己創辦的《論語》《人間世》和《宇宙風》上，極力推崇過幽默、閑適和性靈。這與他此前即1924年至1932年，所表現出來的激進態度和斗士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前一時期，林語堂曾對中國的國民性有過猛烈的批判。比如，他在《給錢玄同的信》中寫道 :“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國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袢罩袊笾靵y，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癖氣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皆是老大帝國國民癖氣，而弟之所以信中國人為敗類也。欲一拔此頹喪不振之氣，欲對此下以對癥之針砭，則弟以為唯有爽爽快快講歐法之一法而已?！裰畾W化，乃最難辦到的一步，且必為‘愛國者’所詆誣反對 ;然非此一步辦到，昏聵卑怯之民族仍是昏聵卑怯之民族而已?！鳖愃七@樣的言論在他的《剪拂集》中也十分常見，足見其激進程度比之魯迅、錢玄同等人，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他在“女師大”學潮、“三一八”慘案發生后，痛悼劉和珍等死難烈士，怒斥“閑話家”,在“打狗運動”等一連串事件中，也都如同一員猛將，表現出沖鋒陷陣、不屈不撓的精神。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只是林語堂某些表層的表現，而在更深的層面上，他與“五四”時期所提倡的“改良人生”的文學觀念之間始終存在著根本的差異。從表面上看1932年后他的思想好像突然發生了轉變，但實際上在林語堂的精神深處，一直都有其不變的一致性。他之所以推崇幽默與閑適，其實并不突然，恰是這種內在的一致性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這種差異的形成，不僅與他從小所受到的傳教士文化的熏陶有關，與他在教會學校的求學經歷以及樂觀不羈的個性氣質有關，更與他在回國前就已形成的中西比較的眼光和超功利的文學觀念密切相關。
林語堂思想形成的關鍵期大致在1916年前后。當他從圣約翰大學畢業就職于清華大學以后，一方面接觸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如胡適、陳獨秀等人，對他們的文學革命主張頗為同情 ;一方面見賢思齊，省悟到自己頭腦所存在的民族文化的“斷層”,因而發憤“補課”.他不僅頻繁到琉璃廠的書商那里淘書、請教，從書本上汲取大量的傳統文化知識，還從許多前朝遺民身上領略到許多令他驚嘆不已的優雅文化。當時最著名的前朝遺老辜鴻銘，更是對他的思想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為其提供了一個與新文化運動者不同的視角。
最早注意這一點的是施建偉。他在《林語堂在大陸》（1991年）這本傳記中寫道 :“北京的前朝遺民的‘遺風',給林語堂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對于那些能說一口漂亮的’官話‘的前朝遺民，林語堂非常欣賞他們的風度、氣質、文化修養，但這決不等于說，林語堂容忍他們的貪污腐化。這種把形式從內容中剝離出來的方法，是林語堂的思維特點，在評價辜鴻銘的時候，表現得尤其突出”“;二十年后，林語堂曾在《吾國吾民》和《生活的藝術》中，列舉了一大批他所崇拜的精神導師或朋友，可是卻偏頗’漏‘掉了一個極為重要人物--辜鴻銘，這位被林語堂譽之為’絕頂聰明‘的辜鴻銘，在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方面給林語堂的啟示，直接或間接地決定了林語堂的學術研究方向。也許這是幽默大師故意設置的玩笑，他在玩笑中隱藏起’兩腳踏中西文化‘的來龍去脈，把無孔不入的批評家們引入迷津?？磥?，這個玩笑開得是成功的。成功的證明就是 :現在有不少人正沿著林語堂的邏輯指向，’漏‘掉了辜鴻銘對林語堂在東西文化比較研究方面的影響?！彼€用很大的篇幅詳細地記述了林語堂對辜鴻銘著作的欣賞，以及對其幽默和憤世嫉俗的個性的欽佩?？梢?，此時的林語堂盡管并不贊同辜鴻銘那種“民族自大狂”的姿態，但從中的確獲得了與“五四”啟蒙模式迥然不同的另一種思想的啟示。另外，從林語堂對辜氏幽默、放逸的個性的欣賞，還能明顯地感覺到他與魯迅、錢玄同等人頗為不同的精神面影。
在留學歐美時期，經過與克羅齊思想的相遇，林語堂的這種精神面影進而演變成了一種注重“表現”和“個性”的超功利的文學觀。關于他與克羅齊之間的思想關聯，已有研究者論證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陳平原的《林語堂的審美觀與東西文化》（1986年）和薛雯的《從“直覺說”到“性靈說”--林語堂與克羅齊美學思想的比較》（2011年）。據陳氏的梳理，林語堂當年在哈佛留學時，面對古典派白璧德與浪漫派的斯平加恩之間的文學論爭，他毫不猶豫地站到了后者一邊 ;斯平加恩對克羅齊有關“藝術即表現即直覺”的主張推崇備至，引起了林語堂極大的興趣和共鳴 ;“借助于西方表現主義美學體系，林語堂發掘了一批古代’浪漫派或準浪漫派‘的文評家，奠定了他隨感式的東西美學綜合的基本路向”.薛的梳理更加細致，他認為林語堂是較早接觸并闡釋克羅齊思想以建立中國現代文藝學的重要學者，他接受了克羅齊的直覺即表現說，主張維護表現的純粹性，反對對表現的外在分析 ;又基于文化傳統的影響與社會改造的需要，他又用性靈說轉譯了直覺說，在直覺所重視的藝術純粹性與完美性之外，更加重視藝術的生動性與多樣性，并提出了近情文學觀，強調文學要表現個性之真、人性的常態與趣味的親切?？傊?，從林語堂對克羅齊美學的接受、闡釋和再創造中，能夠清楚地看出他對這種超功利的、注重表現和個性的文學取向的認同和偏好。
正是懷著這樣的文學理念，林語堂于1923年夏結束了留學生涯，轉入北京大學任教。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時國內的文化界已不再是“五四”時期的熱火朝天，新文化運動陣營也已分化，整個文化界都顯得十分冷落。他所敬仰的新文化倡導者陳獨秀和胡適都已調整了自己的思想。陳獨秀早已辭去北大文科學長，專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并與之前的《新青年》同仁分手，創辦《努力周報》；胡適則正在《努力》雜志上宣傳“好政府主義”的新主張。林語堂發現這兩份刊物都與自己的旨趣相左，他對“左”傾和仕途都不感興趣，因此沒有參與它們的任何活動?？墒?，1924年5月23日和6月9日，林語堂在《晨報副刊》上先后卻發表了兩篇提倡幽默的文章，即《征譯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雜話》?？梢?，此時在他的內心深處“,幽默”才是興趣所在。同時，這也提醒我們，林語堂對幽默的倡導并不始于1932年《論語》的問世，而是早在他進入文壇之初，就已經有所實踐?？梢?，以往很多研究者將“論語”時期視為其思想發展的轉折點的看法，是不準確的。當然，盡管林語堂很早就開始提倡幽默，但可惜當時應者不多，因而這個愿望直至1932年前一直未能實現。好在1924年末誕生的《語絲》雜志，其“無所顧忌，任心而談”的辦刊風格，與林語堂心中那份注重表現和個性的文學觀念恰好相合，為他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天地。雖然在這份刊物上，林語堂沒再提及幽默，但不難發覺他在上面所發表的文章，從來都不乏輕松的幽默。
關鍵詞 :林語堂 ;國民性 ;獨特探索 ;幽默。
林語堂筆下的“國民性改造”問題，早在1935年就已被關注，但對它的研究卻起步于1991年左右。近30年來，在林氏的諸種傳記、個案研究以及與同時代人的比較研究中，這個話題早已變得屢見不鮮。不過，時至今日，林語堂在這方面的獨特貢獻卻一直沒有得到清晰的解讀。以往諸如“辯證眼光”“中西比較”“中西互補”這些說法，恐怕都不足以準確概括他的特點。試想，自從國民性話語進入到中國之后，從梁啟超、嚴復到陳獨秀、李大釗再到魯迅、周作人、錢玄同、老舍等人，哪一位不是在中西比較的思路上，采取辯證的眼光來接受和討論這個問題的？另外，林氏后期著作中所包含的“中西互補”思想，嚴格說來并不屬于“國民性改造”這個范疇，而主要是面向美國讀者所探討的中西文化問題、文化輸出問題以及人類理想人格的問題。因此，要想把握這個問題，首先應當將重點放在他的前期，即1935年《吾國與吾民》一書出版之前。
可是，一直以來研究者們都普遍認為，早期的林語堂對于國民性的批判與魯迅、錢玄同等人的表現并無二致，而且到了1932年開始提倡幽默之后，他的思想才突然發生轉變，一下子由激進變成了保守。那么，林語堂在國民性改造方面究竟有沒有獨特的思考呢？為此，本文通過對林氏1916至1934年間的著述、人生經歷以及思想狀況的考察探討了這一問題。
一、與“改良人生”相異：超功利的文學觀。
眾所周知，自1932年起，林語堂在自己創辦的《論語》《人間世》和《宇宙風》上，極力推崇過幽默、閑適和性靈。這與他此前即1924年至1932年，所表現出來的激進態度和斗士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前一時期，林語堂曾對中國的國民性有過猛烈的批判。比如，他在《給錢玄同的信》中寫道 :“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國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袢罩袊笾靵y，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癖氣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皆是老大帝國國民癖氣，而弟之所以信中國人為敗類也。欲一拔此頹喪不振之氣，欲對此下以對癥之針砭，則弟以為唯有爽爽快快講歐法之一法而已?！裰畾W化，乃最難辦到的一步，且必為‘愛國者’所詆誣反對 ;然非此一步辦到，昏聵卑怯之民族仍是昏聵卑怯之民族而已?！鳖愃七@樣的言論在他的《剪拂集》中也十分常見，足見其激進程度比之魯迅、錢玄同等人，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他在“女師大”學潮、“三一八”慘案發生后，痛悼劉和珍等死難烈士，怒斥“閑話家”,在“打狗運動”等一連串事件中，也都如同一員猛將，表現出沖鋒陷陣、不屈不撓的精神。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只是林語堂某些表層的表現，而在更深的層面上，他與“五四”時期所提倡的“改良人生”的文學觀念之間始終存在著根本的差異。從表面上看1932年后他的思想好像突然發生了轉變，但實際上在林語堂的精神深處，一直都有其不變的一致性。他之所以推崇幽默與閑適，其實并不突然，恰是這種內在的一致性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這種差異的形成，不僅與他從小所受到的傳教士文化的熏陶有關，與他在教會學校的求學經歷以及樂觀不羈的個性氣質有關，更與他在回國前就已形成的中西比較的眼光和超功利的文學觀念密切相關。
林語堂思想形成的關鍵期大致在1916年前后。當他從圣約翰大學畢業就職于清華大學以后，一方面接觸了許多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如胡適、陳獨秀等人，對他們的文學革命主張頗為同情 ;一方面見賢思齊，省悟到自己頭腦所存在的民族文化的“斷層”,因而發憤“補課”.他不僅頻繁到琉璃廠的書商那里淘書、請教，從書本上汲取大量的傳統文化知識，還從許多前朝遺民身上領略到許多令他驚嘆不已的優雅文化。當時最著名的前朝遺老辜鴻銘，更是對他的思想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為其提供了一個與新文化運動者不同的視角。
最早注意這一點的是施建偉。他在《林語堂在大陸》（1991年）這本傳記中寫道 :“北京的前朝遺民的‘遺風',給林語堂留下了強烈的印象……對于那些能說一口漂亮的’官話‘的前朝遺民，林語堂非常欣賞他們的風度、氣質、文化修養，但這決不等于說，林語堂容忍他們的貪污腐化。這種把形式從內容中剝離出來的方法，是林語堂的思維特點，在評價辜鴻銘的時候，表現得尤其突出”“;二十年后，林語堂曾在《吾國吾民》和《生活的藝術》中，列舉了一大批他所崇拜的精神導師或朋友，可是卻偏頗’漏‘掉了一個極為重要人物--辜鴻銘，這位被林語堂譽之為’絕頂聰明‘的辜鴻銘，在中西文化比較研究方面給林語堂的啟示，直接或間接地決定了林語堂的學術研究方向。也許這是幽默大師故意設置的玩笑，他在玩笑中隱藏起’兩腳踏中西文化‘的來龍去脈，把無孔不入的批評家們引入迷津?？磥?，這個玩笑開得是成功的。成功的證明就是 :現在有不少人正沿著林語堂的邏輯指向，’漏‘掉了辜鴻銘對林語堂在東西文化比較研究方面的影響?！彼€用很大的篇幅詳細地記述了林語堂對辜鴻銘著作的欣賞，以及對其幽默和憤世嫉俗的個性的欽佩?？梢?，此時的林語堂盡管并不贊同辜鴻銘那種“民族自大狂”的姿態，但從中的確獲得了與“五四”啟蒙模式迥然不同的另一種思想的啟示。另外，從林語堂對辜氏幽默、放逸的個性的欣賞，還能明顯地感覺到他與魯迅、錢玄同等人頗為不同的精神面影。
在留學歐美時期，經過與克羅齊思想的相遇，林語堂的這種精神面影進而演變成了一種注重“表現”和“個性”的超功利的文學觀。關于他與克羅齊之間的思想關聯，已有研究者論證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陳平原的《林語堂的審美觀與東西文化》（1986年）和薛雯的《從“直覺說”到“性靈說”--林語堂與克羅齊美學思想的比較》（2011年）。據陳氏的梳理，林語堂當年在哈佛留學時，面對古典派白璧德與浪漫派的斯平加恩之間的文學論爭，他毫不猶豫地站到了后者一邊 ;斯平加恩對克羅齊有關“藝術即表現即直覺”的主張推崇備至，引起了林語堂極大的興趣和共鳴 ;“借助于西方表現主義美學體系，林語堂發掘了一批古代’浪漫派或準浪漫派‘的文評家，奠定了他隨感式的東西美學綜合的基本路向”.薛的梳理更加細致，他認為林語堂是較早接觸并闡釋克羅齊思想以建立中國現代文藝學的重要學者，他接受了克羅齊的直覺即表現說，主張維護表現的純粹性，反對對表現的外在分析 ;又基于文化傳統的影響與社會改造的需要，他又用性靈說轉譯了直覺說，在直覺所重視的藝術純粹性與完美性之外，更加重視藝術的生動性與多樣性，并提出了近情文學觀，強調文學要表現個性之真、人性的常態與趣味的親切?？傊?，從林語堂對克羅齊美學的接受、闡釋和再創造中，能夠清楚地看出他對這種超功利的、注重表現和個性的文學取向的認同和偏好。
正是懷著這樣的文學理念，林語堂于1923年夏結束了留學生涯，轉入北京大學任教。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時國內的文化界已不再是“五四”時期的熱火朝天，新文化運動陣營也已分化，整個文化界都顯得十分冷落。他所敬仰的新文化倡導者陳獨秀和胡適都已調整了自己的思想。陳獨秀早已辭去北大文科學長，專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并與之前的《新青年》同仁分手，創辦《努力周報》；胡適則正在《努力》雜志上宣傳“好政府主義”的新主張。林語堂發現這兩份刊物都與自己的旨趣相左，他對“左”傾和仕途都不感興趣，因此沒有參與它們的任何活動?？墒?，1924年5月23日和6月9日，林語堂在《晨報副刊》上先后卻發表了兩篇提倡幽默的文章，即《征譯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雜話》?？梢?，此時在他的內心深處“,幽默”才是興趣所在。同時，這也提醒我們，林語堂對幽默的倡導并不始于1932年《論語》的問世，而是早在他進入文壇之初，就已經有所實踐?？梢?，以往很多研究者將“論語”時期視為其思想發展的轉折點的看法，是不準確的。當然，盡管林語堂很早就開始提倡幽默，但可惜當時應者不多，因而這個愿望直至1932年前一直未能實現。好在1924年末誕生的《語絲》雜志，其“無所顧忌，任心而談”的辦刊風格，與林語堂心中那份注重表現和個性的文學觀念恰好相合，為他提供了施展才華的天地。雖然在這份刊物上，林語堂沒再提及幽默，但不難發覺他在上面所發表的文章，從來都不乏輕松的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