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梁啟超詩學觀成因探析
梁啟超的詩學觀，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與碰撞的背景下形成的，是我國文學史上相當重要的一頁。它既是對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也是對中國傳統詩學理論的傳承，當然，也與文學自身的發展和所處社會的文化密不可分。
（一）學術思想的影響。
梁啟超倡導"詩界革命",提出詩歌要表現新內容、新理想，創作應該關心時變，密切聯系社會現實，以詩存史等詩學理論，這些與他的學術思想密不可分，首先，表現在改良圖變的政治觀和經世致用的文學觀上。面對近代列強入侵、民族危亡的歷史形勢，梁啟超作為維新派的政治家，首先關注的就是如何救中國的問題，在改良圖變的政治觀指導下，梁啟超以文學為武器，企圖通過發揮文學經國治世的作用，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詩學作為文學的一部分，梁啟超倡導的詩學觀必定會為其政治目的而服務，那么他的詩學觀又是如何經世濟民，有益于國事的呢？答案就是詩學中表現的啟蒙思想。
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梁啟超將學術思潮的發生發展過程分為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以及衰落期四個階段，并指出："若今日者，正其啟蒙期矣。吾更愿陳馀義以自歷，且歷國人。"啟蒙是指通過宣傳教育使社會接受新事物而得到進步。梁啟超清楚地認識到，由于當時中國國情的變化以及傳統文化發展的需要，各學術領域都處于啟蒙時期，因此，啟蒙思想也成為其詩論的出發點，他將這一主題自覺地貫穿于詩學體系之中，為當時中國的政治變革服務。
伴隨著戊戌運動的失敗，資產階級維新派的政治改革運動隨之停止，但其改良主義文學改革運動才進入高潮。變法之前，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早已認識到文學巨大的宣傳啟蒙作用，"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戊戌之后，改良派的主要任務被迫由政治斗爭轉為文化宣傳，梁啟超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他在逃亡日本后，組織并發動了改良主義的文學改革運動，先是在 1898 年發表《譯印政治小說序》，提倡"小說界革命";后又在 1899 年底，在《夏威夷游記》中正式提出"詩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口號。因此，"詩界革命"的發生直接和梁啟超的政治意圖相關，是為宣傳其改良主義思想而服務的。"詩界革命"以《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新小說》為主要陣地時期發展進入高潮階段，梁啟超辦報是以"廣開民智"、救國救民為宗旨，他把報刊當作維新派的陣地，鼓動國民"興師討賊","取萬國之新思想以貢于其同胞者也",主張報刊發揮"響導國民"的作用。因此，梁啟超發起的"詩界革命"仍是以啟蒙思想為主導，其啟蒙手段主要是傳播西學，即"詩界革命"三主張中最重要的一點"新意境"的倡導。在日本居住期間，梁啟超閱讀了大量關于西方政治、經濟、哲學和社會學方面的書籍，認為："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于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于政治學、資生學（日本謂之經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群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吾中國之治西學者固微矣。其譯出各書，偏重于兵學藝學，而政治資生等本原之學，幾無一書焉。"他感嘆中國輸入有關政治等西學這一類的書甚少，而偏重"于國民之全部無益"的兵藝之學，如中國"多有政治學等類之書，盡人而能讀之，以中國人之聰明才力，其所成就，豈可量哉。"梁啟超企圖將"他社會之事物理論",傳播給國內的知識分子與廣大群眾，而在"詩界革命"范疇中，梁啟超認為近代詩歌的革新關鍵在于革新詩歌的內容，他反復重申"新意境"的地位與重要性，正是希望近代詩人在創作時能夠引進西學，為此，梁啟超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開辟"詩界潮音集"專欄發表這一類詩作，后又在《新民叢報》上特辟"飲冰室詩話"一欄，以詩話的形式進行宣揚，形成很大影響力。
后期梁啟超對詩學的研究似乎遠離了政治，回歸到對其自身價值的重視，但他何以要反復強調文學的情感本質呢？在他眼里"文學是人生最高尚的嗜好",無論何時，都要積極提倡。梁啟超認為文學對于人的教育具有重要，他期望用文學來傳達"愛"和"美",以此培養國人健全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因此，情感教育是其關注的重點，其詩學仍未脫離啟蒙這一主題。1920 年梁啟超歸國后，經過反思與總結，確定了自己以后努力的方向，即"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在此目標的指導下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組織講學社，整頓《改造》雜志，以及講學、著述等。此時的梁啟超，與"新民"時期將文學作為啟蒙的利器直接服務于政治的宗旨不同，他主動劃清自己與政治的界限，同時強調學術相對于政治的獨立性，但不能因此認為梁啟超完全脫離了政治立場而投入純學術的研究中去，可以看出其倡導的"培養新人才"與"宣傳新文化"最終的歸結點還是"開拓新政治",由此可見，梁啟超依然高度重視文學作品對社會政治的反作用力，而其標舉的情感詩學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其實現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梁啟超認為文學的本質是情感的表現，而情感的本質有善有惡，美丑并存，因此，必須注意對人情感的陶養，情感教育就是進行情感陶養的重要途徑，也體現了"新文化"與"新政治"兩者之間的勾連。情感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將情感美善的方面盡量發揮出來，把丑惡的方面淘汰下去，以此健全國民品格。在梁啟超的政治構想里，"新知識"與"新人格"兼備的國民才能成為新政治的基礎，"新知識"與"新人格"兼備的"新人才"才能成為理想的政治家，其"情感"詩學正是致力于現代完整國民的養成。在《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中梁啟超談到："我們有極優美的文學藝術作品，我們應該認識它的價值，而且將鑒賞方法傳授給多數人，令國民成為'美化'".梁啟超對現代國民"美化"的手段正是基于國學視野下對中國傳統優秀文學價值的重新闡釋，在借鑒西方研究方法后，梁啟超重點對中國古典詩歌中表現的"情感"進行了分析論述，因此，其詩學"情感論"的提出一部分正是基于啟蒙意識。
梁啟超主張的"詩史"觀也體現了其史學學術觀。針對中國舊史學，梁啟超批判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等弊端，《飲冰室詩話》中具有"詩史"性質的作品表現的恰恰與此相反。首先，梁啟超一生為救亡國家奔波前行，其愛國精神了了可見，《詩話》中，不僅高度贊揚古今為國捐軀的英雄人物，并大量摘錄描繪時局黑暗，表現國事的作品，他憂念的不是清王朝的沒落，而是整個民族的存亡，其心可鑒。其次，對于《詩話》中摘錄的"詩史"作品，表現史實都立足于當下發生的事實，真實可靠，可告予國人知曉，同時，也為本朝人研究當朝之事提供了憑借。最后，史實怎可以知理想，梁啟超"詩史"觀中"詩肖其人"這一點便可印證。所謂"時勢造英雄',近代動蕩不安的社會鑄就了一批仁人志士，梁啟超在《詩話》中盛贊他們品行志節，為的是引導國民之精神，能夠讓他們也成為國之棟梁。由此可觀，梁啟超的"詩史"觀多是其史學學術觀催生的結果。
梁啟超提出"情感論"詩學觀，離不開其唯心主義哲學觀的影響，對其感染最深的就是法國著名唯心主義哲學家柏格森。柏格森追隨叔本華的"生命意志"說和尼采的"權力意志"說，是非理性的代表人物，在其所寫的《創造的進化》中宣稱，所有最能長存且最富成效的哲學體系是那些源于直覺的體系，"藝術家在感覺的范圍內帶給我們的觀念越豐富，孕育的感受和感情越多，這樣表現出來的美就越深刻、越高尚。"梁啟超吸收了柏格森直覺創造論的觀點，因此，他在藝術創作上，突出了情感的力量。
另外，梁啟超也采納了德國著名哲學家康德關于知情意三分論的觀點，強調情感是生命的有機組成，因而，人無論在創作還是接受上，都不可能脫離情感而存在的。
（二）時代文學的流變。
近代中國，遭遇了前所未有之變局，"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張之洞《勸學篇·序》）從 1840 年的中英鴉片戰爭開始，處于上升時期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以野蠻的方式侵略中國，使中國人不得不走上了反抗自衛的道路。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陷入了嚴重的民族危機中，被迫向日本割地賠款后，其他列強帝國更是虎視眈眈，瓜分的危險迫在眉睫，一批懷抱救國之志的新式知識分子痛傷國恥，深懷憂患，強烈要求清政府變法圖強。1895 年，康有為、梁啟超聯合在京參加考試的學子發動"公車上書"運動，隨后創立強學會，發行《中外紀聞》，一時發生巨大影響，海內風氣為之一變，梁啟超言："中國維新之萌孽，自中日之戰生。"政治上的改革維新，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和嬗變，一方面是對暴露在帝國主義面前腐朽無用的傳統思想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另一方面是急切地援西入中，通過傳播外來文化和學術，使西方先進的文化傳入中國，擴大國人視眼。那時候的西學輸入早期主要是靠上海制造局所翻譯的二三十種科學書和在華傳教士的一些譯書。甲午海戰后，張之洞、李鴻章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主張向西方學習先進科技文化知識，但影響有限?？盗旱荣Y產階級維新派為推動國民思想解放，也致力于新思想的宣傳，尤其是梁啟超，"當時正是'學問饑荒'之時，啟超深感中國固有學問不足以拯救時艱，所以他對于西學異常留心。"新舊文化的碰撞交匯為文學界的變革奠定了思想基礎，同樣，也為"詩界革命"奠定了基礎。
當然，"詩界革命"的發生，與詩壇自身的發展狀況密切相關，帶有一定的歷史必然性。詩歌的演變發展到宋以后，唐詩、宋詩便成了兩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元朝雖然少數民族詩人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整個詩壇仍以"宗唐得古"為創作主流；明朝復古思潮更甚，元朝宗唐尚處于不自覺行為，而到明朝成化至隆慶年間，由于前后七子大力倡導模擬漢魏盛唐的創作道路，一時詩歌宗唐之風盛行，復古主義又統治詩壇。
清代詩歌擬古風氣出現在乾隆年間，即以沈德潛為首的格調派和以厲鶚為首的浙派。
沈德潛所講的格調是指詩歌的"體格聲調",效法漢魏盛唐，并坐實"三唐之格",他贊賞明七子"詩必盛唐"的復古運動，對公安、竟陵、錢謙益主情派俱表不滿。與沈德潛的宗唐不同，厲鶚對宋詩研究甚深，并著有卷帙浩繁的《宋詩紀事》，他作詩學宋，寫得瘦硬生新，自成一格。到了晚清時期，詩壇上各種保守傾向的詩派仍在發展，而且擁有相當廣泛的影響。如模仿宋詩創作的在此時衍為"同光體",以陳三立、沈增植等人為代表；還有以王闿運為代表的漢魏六朝派；標榜學習晚唐詩的晚唐詩派，這些流派不論是在詩歌的表現內容、題材，還是風格意境上，大都未超越唐宋以來形成的傳統，他們以復古為標識，要求詩歌的內容形式都要古香古色，這便導致詩歌脫離現實生活，嚼古人之糟粕。
19 世紀 60 年代，近代著名詩人黃遵憲尖銳批評了此時詩壇"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的擬古、復古傾向，明確主張"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為古人所束縛",敢寫"古人未有之物、未有之境".接著，梁啟超開始倡導與傳統封建文化"舊學"相對立的"新學","新詩"是"新學"的直接產物。"新詩"不同于"詩界革命",但標志著"詩界革命"的開始，是"詩界革命"的幼稚階段。其首倡者為夏曾佑、譚嗣同和梁啟超，旨在詩歌作品的創作中輸入大量新名詞以宣揚"新學",為此他們大膽突破古典詩歌格律的束縛，毫無顧忌地使用生澀的翻譯詞語與自造詞語。"新詩"的產生反映了資產階級維新派對于思想解放的要求，其創作開始于 1895 年底至 1896年初，當時，夏、譚、梁三人沉浸于"新學"的宣傳中，他們以極大的熱情與狂熱的態度追求思想解放，"新詩"便應運而生。由于舊學的根深蒂固以及西學來源稀缺，再加上新詩派"挦扯新名詞",作一些怪話連篇，"新詩"以失敗告終，但"新詩"的出現，畢竟給詩壇輸入了大量新語句，向社會反映了新思想。
梁啟超對"新詩"失敗的教訓進行了總結，并認識到中國詩壇"被千余年來鸚鵡名士占盡",再加上當時西學輸入奠定的思想基礎，由此他得出"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因此明確提出了"詩界革命".
梁啟超"情感論"詩學觀的提出，同樣離不開文學前進發展的需要。當時正值文學革命深入發展期，白話新文學開始逐步取代舊文學，胡適企圖用"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進化論觀點為白話文學發展鋪平道路，陳獨秀更是認定要建設新文學必須徹底推倒舊文學。歐游歸來后的梁啟超，專注于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創建，從《歐游心影錄》開始，"情感"以及與之相關的概念便頻繁出現在梁啟超著述和演講中，這顯示了梁啟超由文學外在社會功用為導向的致用主義轉向對文學內在審美特征的關注。當然，梁啟超也贊同"文學是要常常變化更新的",但從情感論的角度出發，梁啟超說："藝術是情感的表現，情感是不受進化法則支配的，不能說現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優美，所以不能說現代人的藝術一定比古人進步。"此話是針對胡適等人對文學革新只注重外在內容形式而言的，梁啟超認為文學是應該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處于不斷發展的狀態，但他強調的是文學藝術未必是后來居上的，就像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情感一樣，不能說是古人好還是今人好。梁啟超用"情感論"避免了新文學對舊文學的全盤否定，對新文學的發展具有借鑒意義，是符合文學發展潮流的。
（三）傳統詩論的繼承。
梁啟超的詩學理論同時也離不開傳統詩歌理論的影響，如其倡導的"詩界革命",承載了社會改良的負擔，其目的直接是為政治而服務。其中，重點表現的"新意境",即強調新思想、新理念的輸入，以期對國民進行改造，可見，梁啟超充分認識到了詩歌的教化作用。詩歌的教化作用始于《詩經》，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強調的正是《詩經》含道德教化之義?！对姶笮颉氛J為："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指出詩可以敦化人的性情，和諧人倫關系，改善民風民俗。梁啟超一方面摘錄符合自己詩學理論的詩作，一方面積極宣傳西方政治觀、文化觀，期望國民精神思想，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奠定理論基礎和群眾基礎。另外，梁啟超在《詩話》中大力贊賞維新派同道之人，也是希望通過詩歌可以感化民眾，能夠為挽救國家民族危亡奉獻自己。
關于梁啟超的"情感論",是上承了作為中國傳統詩學重要范疇的"志"與"情".
情志觀是中國詩學最古老、最重要的命題之一。"詩言志"作為一個理論術語提出來，最早大約是在《尚書·堯典》中記載舜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這里的"志"或關個人修身，或關政教懷抱，釋為志向、抱負。后來，"詩言志"的說法就更為普遍，《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趙文子對叔向所說的"詩以言志",意思是"賦詩言志",是指士大夫或作詩或引用某些詩篇來表達自己的某種志向，這里的"志"依然與政治、道德密切相關。戰國中期后，由于對詩歌抒情特點的重視以及百家爭鳴的展開，"志"的含義已逐漸擴大?！肚f子·天下篇》說："詩以道志",此時志的指向已側重一般意義上人的感情、意愿?！峨x騷》中屈原說"抑志而弭節"、"冤屈而志抑",其中"志"的內容雖仍以政治抱負為主，但顯然包括了屈原因政治理想不能實現而產生的憤慨之情。因此，可以看出"詩言志"的內容一直處于發展變化中。到兩漢時期，《詩大序》將情志并舉，"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肯定了詩歌吟詠情性的美學特征，但仍把"情"統一在儒家的"志"之中，強調詩歌"發乎情，止乎禮義".真正達到"詩言情"的審美理想，是在魏晉南北朝文學走向自覺的時代。承繼《詩大序》中言志詠情之說，西晉陸機在《文賦》中提出"詩緣情"的重要文學批評理論，指出詩歌因情感激動而作，講求創作發乎內心真情，無關乎禮義等，強調文學的獨立性。這一理論充分體現了創作主體的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確立了情感在詩中獨立的本體地位。梁啟超的"情感論"詩學觀就是承繼了傳統詩學的情志理論，他從詩歌的審美特征出發，以現代人話語，提出了"情感論"一說。在關于詩歌所表現的情感論述中，梁啟超反復強調情感表現的真實，強調創作主體的親身感受，這樣創作出來的作品才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梁啟超認為，優秀的詩歌作品是真情外在的表現，而在情感外化時，也需要具備一定的技術?？梢钥闯?，梁啟超不論從詩歌內容上還是詩歌形式上，對詩歌自身的藝術特征給予了極大的重視，但是，梁啟超沒有放棄詩歌的社會功利性，他將教化觀與情感論緊密的捆綁在一起，提出了"情感教育"說，最終將詩歌具有的美好動人的力量作用于對國民的教育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