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文學是社會主義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成人文學更重要。建國之后出現了當代兒童文學創作的第一個高峰期，但學界目前對十七年兒童文學研究很不充分，而對十七年兒童文學批評關注得更少，“如果說兒童文學是整個文藝戰線上的薄弱環節，那么，可以說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又是整個兒童文學工作中的薄弱環節”。①實際上，十七年時期，文藝界領導者、作家、編輯、文學理論工作者以及教師、學生等等發表了大量的文章討論兒童文學的性質、意義、作用、藝術等等方面的問題，具體而言，也就是“化”兒童與“兒童”化的問題。本文試圖從“為什么寫”“寫什么”“怎么寫”三個方面對十七年兒童文學批評狀況進行考察，以總結其得失，為今天的兒童文學批評以至于十七年文學研究提供借鑒。
一
作為二十世紀被發現的存在，“兒童”一直承載著重大歷史使命。新中國剛成立，“兒童”被賦予強烈的政治倫理色彩，從“五四”時代的新型國民被模塑為新中國成立之際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乃至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者”。②因此，對“兒童”進行教育則成為緊迫而重要的時代命題，就像一位批評者說的那樣：“如果我們不能把現實生活展示和解釋給孩子們，從幼小的時候就養成他們對于力所能及的勞動感覺到興趣和尊重；使他們成為未來的社會主義建設者，我們的勝利就會落空，我們的希望就會失掉?！雹鄱谒械慕逃绞街?，兒童文學無疑是最重要的一種方式。
毫無疑問地，兒童文學必須承擔思想教育、政治啟蒙的功能，“貫徹黨所指示的教育政策，經常地密切配合國家教育機關和學校、家庭對這基礎階段的教育所提出來的要求———培養社會主義新人，通過它的藝術形象，發出巨大的感染力量，來擴大教育的作用，借以獲得影響深刻的教育效果”。④兒童文學畢竟和成人文學不同，有著自身獨特性，但在“教育并且培養建設共產主義的人們”這一最終價值指向方面，二者保持著高度的一致。作家金近在 《試談當前兒童文學創作的幾個問題》 中認為：“有的作家只注意到藝術性和趣味性，而忽略了教育意義?！活櫟焦适碌乃囆g性和趣味性是不行的，必須和當前的政治意義 （教育意義） 結合起來?！雹薅饬恳徊績和膶W作品的價值也只能從社會主義教育的角度來進行。
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政治氛圍下，絕對性地強調作品的教育意義嚴重束縛了作家們創作的自由和藝術表現空間，教育意義被教條主義化。在政治標準第一的要求下，關注當下性，配合社會形勢的變化和政治任務成為兒童文學的自覺行為。
但也有部分批評家對于兒童文學的思想主旨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應該說，從文學的角度而言，這些所謂的“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更符合“文學”的發展規律，但在反右背景下被全盤否定，而更為悲哀的是否定者是深諳兒童文學創作規律的賀宜。兒童文學作家王若望反對兒童文學創作中的教條主義，不能狹隘地理解文學反映黨的政策；反對文學的政治標準，主張寫真實。但王若望也因此被認為是“反對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兒童”“對黨的各項運動進行污蔑”而受到嚴厲的批判。⑦正因為對兒童文學有這種意識形態方面的高度認識，批評家們對當時的兒童文學創作無論是量上還是質上都極為不滿。建國之初兒童文學的表現乏善可陳。上海是少年兒童出版物的集中地，有專門和兼營的少年兒童書籍近四十家，1950 至 1953 年 6 月，共出版書籍一千五百四十七種，二千五百七十六萬冊 ，但相對于一億二千萬少年兒童這個龐大的群體來說，這一印數相當低。⑧1954 年全國少年兒童讀物的印數為一千三百六十九萬多冊，當時識字的學生大約有七千萬，平均五個人一冊。這一比例在農村更高，河北省平均一千一百多個兒童才有一本兒童讀物。
造成兒童文學“奇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還是與文學領導機構、出版單位及作家對兒童文學的不重視有關。
1955 年 9 月 16 日， 《人民日報》 發表 《大量創作、出版、發行少年兒童讀物》 的社論，要求作家協會及各位作家積極行動起來，為少年兒童創作。1956 年兒童節，幾乎所有的大型的文藝刊物都辟有“兒童文學專輯”。 《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 《文藝月報》 《長江文藝》 《文學月刊》 《作品》 《西南文藝》 《延河》 《北京文藝》 《劇本月刊》 等等，大約達到一百一十多篇作品?！爸袊倌陥蟆焙汀吧倌晡乃嚒眱蓤罂摵险鞲宓摹皢⑹隆卑l出以后，六個月之內，應征的來稿竟達到四萬多篇。巴金、冰心、楊朔、楊騷、歐陽山等為孩子們創作，張天翼寫出了幾萬字的中篇 《寶葫蘆的秘密》，葉圣陶出版了 《稻草人》。⑨1955-1957 年前后，兒童文學出現了創作高潮。
二
社論發表后，兒童文學盡管在量上出現了實質性進展，但在質的方面令人堪憂。據陳伯吹的說法，即使是聯合征稿的四萬多篇的應征稿件，據說經過閱讀后夠得上報刊發表水平的還不到二十篇；而就其中所已經發表的十幾篇作品看來，較好的也只有王路遙的 《小星星》 這么一篇。批評家們在數量繁榮的背后看到的是題材的狹窄與人物形象的蒼白。
題材狹窄是十七年兒童文學的共性。一方面是題材嚴重重復。1953 年，韋君宜在《文藝報》 上發文指責兒童文學題材狹窄：“五十來本全國解放后出版的兒童文學作品……多以戰爭為題材，大部分寫抗日戰爭或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老解放區兒童團的站崗、放哨、查路條等工作?！雹饬硪环矫?，社會生活未能進入文學作品。比如，正面直接描寫工業建設和農業合作化的作品還沒有出現。
對兒童文學表現生活范圍的局限幾乎是當時批評家的共同感受。追本溯源，批評家認為與現實生活脫節造成兒童文學取材狹窄的弊端，寫出來的是一個“真空”的兒童世界。
如何擴大兒童文學表現社會的生活面？除了深入到生活中了解兒童這一根本途徑之外，批評家們認為在兒童文學作品中表現成人社會是必不可少的內容。金近以自己的切身體驗說明了這一問題：“如果少年兒童文學只限于寫少年兒童的生活，那是個偏向，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把少年兒童的生活局限于‘孩子國’里，他們的生活面是很廣闊的，因為他們和成年人生活在同一個社會里，并不是有個什么孤立的‘小社會’?！?/p>
對于兒童文學，不能做機械化理解，認為“兒童文學”只能寫“兒童”———這也是造成兒童文學取材范圍狹窄的重要緣由。評論家陳子君對此作了辯證的理解：“一個作品算不算兒童文學，并不完全決定于它的題材，而是要看它的內容和形式是否適合于兒童的理解能力和知識水平，是否適合于兒童的口味?！彼J為，兒童文學作品不管其寫的是兒童生活還是成人生活，只要能夠聯系兒童實際，就能為兒童所喜愛并對兒童有教育意義。
兒童文學可以寫成人形象、成人世界，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少年兒童總是在成人教育影響之下才獲得成長的，決不會有那種自我完成的教育過程。所以，在兒童文學創作中，也決不應忽視成人形象的地位和作用”。
不能說所有兒童文學都沒有社會生活，但在政治文化氛圍下，“生活”一旦進入文學作品就帶有一定的虛假性和夸張性。就像韋君宜在談到建國以來出版的五十來本兒童文學作品內容時指出的那樣：“有些作品簡直是連最低限度的常識也沒有，其不近情理已到可驚的程度?！苯酉聛?，韋君宜列舉了描寫兒童生活的作品“不約而同地都在描寫孩子們的‘思想改造’，寫他們在開坦白會、檢討會，批評斗爭”，還有一些描寫兒童們像大人一樣參加土地改革、農村勤務、站崗放哨捉拿地主和特務。面對文學作品中兒童生活成人化，韋君宜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可以用虛偽的東西來培養出兒童真正崇高的品性？”
當然，在兒童文學質量不高的原因中，最主要的還是人物形象塑造的僵化、呆板，刊︶總第187期這幾乎是兒童文學塑造人物的通病。批評家們認為，造成兒童形象不真實的原因有兩方面：一種是兒童成人化、一種是兒童完美化。
兒童成人化的原因多種多樣。賀宜認為主要是將兒童在生活中的作用估計過高。他認為，不僅在描寫革命斗爭的兒童小說中，少年兒童的形象被描寫得出神入化，不但在沒有任何幫助之下能夠克敵制勝，而且還比成年共產黨員、游擊隊員們還要有辦法，而且描寫兒童現實生活的作品中也開始出現這種偏向。賀宜批評了楊尚德的 《七小將搬山》 這部作品中孩子參加勞動的場景描寫：“這樣的描寫實在可怕。勞動已經成為苦役”，這樣描寫的后果一方面“使讀者對人物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從而沖淡了作品的藝術說服力”；另一方面，會抹煞和降低黨的領導。再有就是鼓勵孩子們盲目學習或從事去做那種力所不能及的工作，影響到他們的學習、損害他們的健康。
李英郁則認為兒童成人化的原因是由于對兒童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了解不夠所造成。作者在 《過分夸張的兒童形象》 一文中指出，文學作品中的兒童形象，如果離開了兒童本身的一般特征，將其夸張得過分成熟，就會給人一種不真實的感覺，減低它的藝術效果。
兒童完美化是人物形象不真實的另一主要原因。歐外鷗認為，在兒童文學作品中，主人公“正面的”人物都是“完美無疵的”，都是“乖孩子”，都是過分“理想的”。這樣的兒童形象固然保持了思想的純潔和先進，但在藝術真實方面卻要大打折扣。
兒童文學的社會教育意義最主要的還是通過人物形象的塑造藝術地傳達出來，沒有真實飽滿的人物形象，“教育”就不會發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那么，如何在保持人物形象思想性的基礎上做到真實性？歐外鷗給出的答案是：“一個‘理想的’‘乖孩子’發展的過程，應該是復雜的辯證過程?！睔W外鷗援引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阿·蘇爾科夫的報告所舉的例子說明這個問題。蘇爾科夫以 《鋼鐵是怎樣練成的》 《青年近衛軍》 等作品為例指出，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正面的”人物，但能夠吸引廣大讀者的“是因為他們在一切表現上都是‘理想的’嗎？”恰恰相反，是因為這些人物“不是簡單地、隨隨便便地經受住了他們所遇到的那些考驗”。作家也“不是隨便一揮手砍開主人公命運的扎得很緊的扭結，而是揭示了主人公十分艱苦的生活中的全部復雜的辯證過程”。如此，作品主人公成為讀者“行為的模范”。
既然兒童文學遵循著“教育”的原則，如果兒童本身沒有缺陷、錯誤、落后的地方，“教育”又從何談起？換句話說，兒童文學能不能寫“壞”孩子？聯系到我國兒童文學作品中的“乖孩子”，歐外鷗認為，“……壞行為可以寫、應該寫、必須寫?！比绻麅和膶W寫了壞孩子、壞行為并因此產生不良后果，那也是因為“作者的道德說服力不夠感人的問題”，這和壞行為的可寫不可寫沒有關系。但如果兒童文學創作“對壞行為不敢正視，不敢和它作不懈的斗爭，單純表揚歌頌著好的方面 （這當然很需要），那么作為共產主義強有力的教育工具的兒童文學來說，是不夠全面的吧”。
三
“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不僅是成人文學的創作原則，在兒童文學創作中，也要求將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更好地統一起來。但在強調兒童文學作品政治正確的前提下，批評家們對藝術表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兒童化”問題。
大多數批評家認為提高藝術表現要從語言使用和心理描寫兩個方面入手。
首要的就是語言的問題。陳伯吹在談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兩個兒童文學選集時指出：“……兒童文學作品的讀者是兒童，由于特定的讀者對象的心理的、文化的條件，語言更處于特殊重要的地位?！钡褪窃谶@最關鍵的地方，兒童文學工作做得非常不夠，尤其是語言的“兒童化”方面，要么是大人腔，要么事自然主義的模仿。
該如何做到語言文字的兒童化呢？賀宜認為，兒童化的問題，就作品的語言文字方面來說，一不是學小兒語，二不是容許作者的語言文字能力跟小孩子一樣低?！谡Z言文字的運用上，能夠做到純潔，健康，規范化，充份、完美、準確地表達作品的思想。歐外鷗在強調語言的純潔的同時，還提出兒童文學作品的語言不能呆板、貧乏、枯燥、晦澀，而應該按照兒童年齡所能接受的程度提供豐富的詞匯。
在漢語規范化背景下，兒童文學有責任為語言的規范健康作出貢獻。這就要求兒童文學作品語言“消滅不適當的古語和官樣文章；要求肅清富有感傷色彩的言語殘余；要求善于不以辭藻的堆砌來寫作”，不能濫用方言土語。于貞一、茅盾等也分別在文章中強調了兒童文學語言規范化的重要性。
兒童語言表現不準確也是兒童文學語言運用方面的最大問題。栗毆禾通過對鄂華作品 《水晶洞》 的分析，認為這篇作品在語言使用方面的主要問題就是不準確，作品里充滿了“難懂的句子，費解的詞，冷僻的生字”，其結果就是“等于不要人看，不要人聽”。關于如何如何正確地使用語言，栗毆禾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一般說來，兒童的語言句型少變化，句子短小，少用修飾語，不善于間接描寫 （如雙關、借代、鋪張），很少用俚諺俗語，不會用文言、成語、典故、等等。
除了正面要求語言文字的“兒童化”，批評家對語言文字使用中出現的庸俗主義做法提出了嚴厲批評。再有就是如何描寫兒童的心理活動。在《談談兒童心理活動的描寫———兒童文學札記》 一文中，劉厚明指出了當前兒童文學創作重視情節編織而忽略心理描寫的傾向。他認為，人物心理的描寫和外部狀態動作的描寫，以及故事情節的敘述，都為表現主題思想和塑造人物形象服務，它們之間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描寫兒童心理就應該熟悉兒童心理，不能以成人的想法去代替兒童的想法，沒有心理活動，就沒有兒童性格的發展變化，就容易造成人物的單一和單調，而合理的、符合兒童年齡特點的心理描寫則能夠塑造出真實的兒童形象，并能傳達出教育意義。
批評家認為，進行兒童心理描寫要避免兩種傾向。一、不能將兒童內心世界簡單化。宋凝批評了一篇兒童來稿 《勇敢的李小毛》 中的心理描寫：“……如果前一秒鐘還在考慮自己的衣裳會不會弄臟的問題，看了紅領巾之后馬上連生命也置之度外，那就很難叫人置信了?！倍?、不能將兒童內心世界夸大化。小安批評了文學作品中的這一類現象：“例如寫孩子拾金不昧，總是寫他經過一番劇烈的內心斗爭才把錢交出，好像不這樣就不生動似的?！边@樣做的后果是：“非刊︶總第187期常容易把本來是活潑可愛的兒童寫得死氣沉沉?！?/p>
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寫法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公式：“就是先讓兒童犯一個錯誤，然后用這個錯誤來折磨他，全篇都看不到孩子的稚氣的笑臉和天真活潑的行動，作者津津樂道的是孩子們怎樣為認識這個錯誤而沉思、而苦惱、而內疚，他們的舉動就像一個老夫子背著手在屋里踱方步那樣斯文典雅?！?/p>
通過以上對十七年兒童文學批評的回顧，可以看出，批評家們在要求兒童文學政治正確的前提下，更多地強調了文學作品的藝術性。借助于“兒童”這一特殊對象，兒童文學批評獲得了更大的言說空間。大部分批評家能夠認識到兒童文學的特殊性、讀者對象的特殊性，強調從生活出發、反對清規戒律，有限度地將兒童文學從意識形態框架剝離。也許，與文學創作比起來，兒童文學批評更能體現一種“文學的自覺”。但它終不能扭轉兒童文學創作質量下滑的趨勢———當然，這樣說未免夸大了文學批評的作用，文學創作質量下滑畢竟是諸種合力的結果。但無論如何，十七年兒童文學批評還是在政治壓力下展示了文學自主的獨立精神，從這一點而言，十七年兒童文學批評的意義也許比其所發揮的作用更值得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