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詩人切·米沃什曾感嘆: “我們越是靠近自己的時代，我們視野中的翻譯家的數量就越大。

我意識到，在一種語言的發展和變革過程中，翻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以來，外來翻譯文學對中國文學尤其是新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而深遠的。它不僅為現代白話文輸入了諸多養料，更促進了多種新文類的建立。在這一過程中，基督教傳教士及其助手為了便于傳教而使用中文創作的一系列敘述文本，也即“傳教士小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近年來也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在實際創作和譯介過程中，傳教士小說出現過一次非常明顯的轉向，也即預設讀者群從成人尤其是士大夫階層向兒童的重大轉換。關于這一點，美國學者韓南曾指出: “從 19 世紀50 年代到60 年代，有一種愈來愈強的傾向，即認為傳教士小說更多的是寫給兒童看的，而不是給成人看的。小說里充滿了虔誠兒童的模范行為，而不是關于基督教理的爭論”。他進一步闡發說: “早期作品的對象為成年人，甚至是文化程度頗高的成年人，作品中充滿爭論與游說。而晚期的譯作一般面向兒童，講述兒童是如何高貴地忍受苦難、如何勇敢和虔誠，而不是展現爭論與游說”。為何傳教士小說會在 19 世紀中后期出現這樣一種轉向，是一個十分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科學技術的刺激與助力

首先是源自基督教自身的變化。19 世紀，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科學理性對宗教產生了巨大的壓力，西方神學本身也處在巨大的變革之中，宗教的舊有形式已經出現了問題，需要在新的基礎上確立基督信仰的有效性，因而文學性的《圣經》詮釋方法成為西方宗教人士努力的方向之一。

事實上，這種來自科學的沖擊是如此之強大，甚至直接威脅到了基督教的根基，特別是打破了人與獸之間界限的生物進化論?！耙坏┪覀兣c其他種類的生靈之間的分界被打破，那至高的王權就受到懷疑。這時，在進化過程中，產生自無意識的意識就變得靠不住了。

從這時開始，相信一個不朽的靈魂，好像就變成了一種僭越之舉”。來自技術領域的沖擊就這般之大，更遑論對天主教神學沖擊更大的進化論哲學和進化論社會學。在如此深重的危機之下，固守原有的傳教方式無疑是自掘墳墓。因此，19 世紀后期在英美兩國本土的文學性宗教著作出現了明顯的增加，尤其是出現了大量預設讀者群為兒童的福音小說、童話和寓言故事。這些大量涌現的兒童宗教作品理所應當地吸引了來華傳教士的眼光，他們一方面從本宗文化中譯介了大量的兒童宗教作品，另一方面他們自己也結合傳教地的實際創作了大量的這類作品。這就促成了傳教士小說在 19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轉向。

其次，隨著 19 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傳教士們得以借助現代科技進行自己的“神圣事業”。

擁有強大運輸能力特別是優越行動能力的鐵甲艦以及具有強大火力的火槍，大大拓展了傳教士們的活動范圍，使得他們不再局限于對某一小塊地區進行傳教，而可以隨著鐵甲艦全球旅行。他們也不再被迫單槍匹馬地深入“未蒙王化”的不毛之地，而是可以大規模地團體行動。這在促進傳教事業拓展的同時，也大大地刺激了傳教士們的野心?！皞鹘痰哪繕酥饾u從單純的拯救個人靈魂轉而強調建立‘基督教化’的社會秩序，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改造世界文化，最后實現整個世界的西方化”。為了達到世界基督化、西方化的宏偉目標，世界觀、人生觀尚處在形成階段的兒童，很自然地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為了更迅速便捷地傳布西方文化，特別是基督教文化，傳教士們不僅建立了大量的教會組織，尤其是從初級到高級的各類教會學校，而且還譯述了大量的宗教兒童文學作品用作教會學校的教材，希望以此潛移默化地將西方的宗教和社會理念帶入兒童心中。在當時，教會學校上課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讀故事書。比如，閱讀《亨利實錄》、《天路歷程》、《閨娜傳》、《女訓喻說》、《安樂家》等小說，就被列為美以美會鎮江女塾第一年至第六年的科目，也就是初級教育階段的課程。所以，為了適應教學的需要而譯述出大量的宗教兒童文學作品，也促進了傳教士小說的轉向。

二、譯介主體的轉化

在傳教過程中，一些女傳教士的加入，促進了宗教兒童文學作品的發展。實際上，很多重要的宗教兒童文學作品的譯介者都是女性。比如: 最著名的敘事宣傳手冊《小亨利和他的果樹》，譯者是吉士夫人，于 1956 年以“亨利實錄”為名出版; 其他還有女傳教士佩森翻譯的《貧女勒詩嘉》，博美瑞的《閨娜傳》，以及童話譯介者季理裴夫人的《幼女遇難得救記》和亮樂月的《蒙養準繩》。早期的女傳教士多是作為傳教士妻子的角色進入中國的?；诋敃r中國“男女授受不親”的傳統，為了更好地與長期處于“深閨”之中的婦女及兒童接觸，這些傳教士的妻子們開始在赤縣神州從事傳教活動，承擔著向婦女和兒童宣教的主要任務?！半m然缺少她們為信徒施洗的文字記錄，但事實上她們向中國婦女及兒童傳教的確產生了社會效果，傳教過程中由婦女影響她們的丈夫，由兒童影響他們的父母，福音的種子開始在中國萌芽”。與此同時，這種“由兒童影響他們的父母”的社會效果也進一步加深了她們對于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社會功用的重視。

事實上，傳教士隊伍中女性的比率一直在上升，例如在 19 世紀 80 年代末的美國學生志愿海外傳教活動中，女性就占有很大的比率。據統計，1920 年在華外國傳教士 6 636 人，其中來自美國的就有3 305 人，而女性傳教士又達 2 104 人。

數量上的逐漸增多，慢慢帶動了整體文學趨勢的轉變。周作人認為，知識女性尤其適合從事兒童文學創作，因為她們“本于溫柔的母性，加上學理的知識和藝術的修養，便能比男子更為勝任”。而女性的角色身份也使得這些女傳教士非常關注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的發展，展現出有別于男傳教士的選擇取向?！芭詡鹘淌吭谶x擇作品時表現出了特有的性別取向，即側重女性作家以及孤兒題材的作品，有意識的引導中國女性、女童發揮她們的才能，同時鼓勵逆境中的孤兒堅強、勇敢”?？梢哉f，作為創作主體的女性傳教士的日益增多，促進了傳教士小說的兒童文學轉向。

另外，這些女傳教士中的許多人所受的并不是正規的神學訓練，她們并不具備專業的高深神學知識，而僅僅掌握了一些常識，如有的人只在與宗教有關的學校中選修過一些課程，有的人只上過兩年所謂的“圣經學?！?，因此她們更像是世俗的教育者而非神學學者和宗教思想家。

所以，她們更傾向于選擇那些論辯和理性色彩并不特別濃厚的小說尤其是趣味性更濃、語言更為簡潔易懂的兒童小說進行譯介。與那些正統的受過系統神學訓練的傳教士相比，女傳教士們所譯介的小說中，宗教色彩往往讓位于啟蒙教育色彩，那些枯燥乏味的神學爭論、游說逐漸淡化，代之以作為榜樣的模范兒童?！白髌犯嗟貜娬{兒童本位，側重于講述孤兒和流浪兒童的成長經歷，通過他們忍受苦難，憑借勇敢和虔誠而獲得救贖的故事，鼓勵個人奮斗，倡導博愛平等”。

三、鴉片戰爭的雙重作用

傳教士們在經歷了明末清初短暫的傳教活躍期之后，于 17 世紀中葉到 18 世紀中葉，在華耶穌會士之間及耶穌會士與羅馬教廷之間爆發了激烈的“禮儀之爭”，最終康熙皇帝在 1717 年諭禮部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教，傳教事業頓時跌入低谷，轉入了地下活動。傳教士小說由此也呈現出一種“適應”的狀態，大量地采用儒家理論、傳統章回小說形式，希望以此來打動封建士大夫，最終打開傳教市場，改善傳教地位。然而，發生在 1840 年的鴉片戰爭，迅速地改變了這一切。這場令清王朝帝國國門洞開的戰爭，全方位多角度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傳教士小說的轉向自然也不例外。1842 年以前，基督教傳教士不能以傳教名義進入中國內地，但在 1842 年簽訂《南京條約》以后，特別是 1843 年中法《黃埔條約》簽訂后，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通商口岸傳教的權利，傳教活動從地下轉入公開。1860 年英、法、美、俄強迫中國政府批準和簽訂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幾乎全部開放了西方傳教士的宗教特權。傳教環境的巨大轉變直接促使了傳教士小說的譯介策略，利瑪竇時代傳教士對于中國文化的崇敬逐漸被歐洲文化中心主義的自大所代替，譯介策略逐漸由“歸化”轉化為“異化”。文化優勢的自信讓傳教士們以基督教文化改造世界文化的野心得到了極大的刺激，因此對于具有極大可塑性、易于受影響的兒童和充滿異域情調、新奇色彩的兒童文學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從另一角度說，隨著鴉片戰爭的硝煙進入，外來傳教士也很難得到傳統士大夫的承認。和明末徐光啟等士大夫不同的是，晚清士大夫對于外來傳教士大多采取抵觸、排斥的態度，更遑論與他們建立良好的私人關系。一方面，外族的入侵導致了民族情緒的高漲，與帝國主義的擴張有撇不清關系的傳教士自然很難得到有良知的士大夫的認可。甚至還有人直接撰寫文章，當面指斥傳教士小說的荒誕不經，“署名‘天下第一傷心人撰’的《辟邪紀實》，卷中收錄《閱〈甲乙二友論述〉》，指斥這部小說荒謬不經，將矛頭直指基督教”。另一方面，這一時期主流士大夫的眼光還停留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派”階段，文化思潮依然固執地認為中華文化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所欠缺的只是技術領域。所以士大夫們將大量的目光投向科學技術書籍，對文學類書籍的翻譯少有涉獵，更別說空談義理、宣揚教義的傳教士小說。在這樣的情況下，傳教士們爭取士大夫的支持變得越來越渺茫，無可奈何之下，他們的預設讀者群只好逐漸轉向下層民眾和兒童，只能根據這些讀者群的特點創作一些容易為他們所接受的故事性更強，說理性、論說性更弱的傳教士小說來吸引他們的目光，以此來向其灌輸宗教理論和宗教觀念，最終達到傳教的目的。在這種背景推動之下，傳教士小說出現面向兒童文學的轉型也就不足為奇。

四、結 語

總之，傳教士小說在 19 世紀中后期向兒童文學的轉向，有著多種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本土傳教理念的轉變，在現代科技的刺激之下出現了一大批宗教文學作品和兒童文學作品，這自然影響到了譯介。

其次是“以基督教文化改造世界文化”的野心，也使得傳教士們將目光投向尚處于受教育階段的兒童。

再次，傳教士隊伍中女性的增加也促進了這種轉向，相對于男性來說，這些知識女性更喜歡將目光投向兒童，而女傳教士神學訓練的缺乏也讓她們更傾向于選擇論辯性不強的文學作品作為宣教手段。另外，發生在 1840 年的鴉片戰爭改變了傳教士的翻譯策略，使得他們譯介一些“異化”色彩更濃、更有異國情調的作品，為講求新奇性的兒童文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同時，由于長期得不到士大夫階層的承認，尤其是在鴉片戰爭之后反而受到士大夫階層更加激烈的抵觸和漠視，使得傳教士們不得不將目光轉向下層民眾尤其是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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