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覺地進行學術反思，在我有著現實的迫切性。我的兒童文學本質理論研究和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在一些重要的學術問題上，面臨著有些學者的質疑和批評，它們是我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我愿意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問題。
其中最為核心的是要回答本質論（不是本質主義）的合理性和可能性這一問題，而與這一問題相聯系的是中國兒童文學的歷史起源即兒童文學是不是“古已有之”這一問題。
這兩個問題，是兒童文學基礎理論建設和學科建設上的重大問題，需要研究者們進一步重視，充分地展開思想的碰撞和學術的討論。
本文倡導建構主義的兒童文學本質論，并借鑒?？碌闹R考古學方法以及布爾迪厄的“文學場”概念，對“兒童文學”這一觀念進行知識考古，以深化本人對中國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這一問題的思考，同時也期望目前走入困局的對這一文學史問題的討論，能夠另辟蹊徑，柳暗花明。
一、建構主義本質論：兒童文學史論的一種方法
對于文學史研究來說，理論方法非常重要。按照愛因斯坦的說法，理論決定著我們所能觀察的問題。討論中國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這一文學史的重大問題，必然涉及到研究者所持的兒童文學觀。對兒童文學本質論的認識和思考，是討論這一問題的學術基礎。
近年來，有的兒童文學研究者接受西方后現代主義理論的一些觀點，發出了反本質論（有時以反本質主義的面貌出現）的批判聲音。我想，我的本質論研究也在被批評之列。甚至毋寧說，由于我出版了《兒童文學的本質》一書，理所當然地首當其沖。我自認為，自己的研究盡管含有一定的普遍化、總體化思維方式，但是，基本上不是本質主義研究而是本質論研究，努力采取的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姿態。在反本質論的學術批評中，吳其南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學者。他在《20 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一書中說：“這些批評所持的多大（大多）都是本質論的文學觀，認為現實有某種客觀本質，文學就是對這種本質的探知和反映；兒童有某種與生俱來的‘天性’，兒童文學就是這種‘天性’的反映和適應，批評于是就成了對這種反映和適應的檢驗和評價。這種文學觀、批評觀不僅不能深入地理解文學，還使批評失去其獨立的存在價值?！?/p>
〔1〕（P6）“本質主義的文學理論不是文學本質論的代名詞，不是所有關于文學本質的理論闡釋都是本質主義的。本質主義只是文學本質論的一種，是一種僵化的、非歷史的、形而上的理解文學本質的理論和方法?！啊苯嬛髁x不是認為本質根本不存在，而是堅持本質只作為建構物而存在，作為非建構物的實體的本質不存在?！?/p>
〔2〕但是，吳其南的上述論述是將本質論和本質主義不加區分地捏合在了一起，他要否定的是所有“本質論的文學觀”。從“兒童有某種與生俱來的‘天性’，兒童文學就是這種‘天性’的反映和適應”這樣的語氣看，他似乎連“兒童有某種與生俱來的‘天性’”也是反對的。吳其南是經常操著后現代話語的學者，他的反本質論立場，我感覺更靠近的是激進的后現代理論。但是，我依然認為，吳其南積極借鑒后現代理論，探求學術創新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盡管我依然堅持兒童文學的本質論研究立場，但是，面對研究者們對本質主義和本質論的批判，我還是反思到自己的相關研究的確存在著思考的局限性。其中最重要的局限，是沒能在人文學科范疇內，將世界與對世界的“描述”嚴格、清晰地區分開來。有意味的是，我的這一反思，同樣是得益于后現代理論。
后現代哲學家理查德·羅蒂說：“真理不能存在那里，不能獨立于人類心靈而存在，因為語句不能獨立于人類心靈而存在，不能存在那里。世界存在那里，但對世界的描述則否。只有對世界的描述才可能有真或假，世界獨自來看———不助以人類的描述活動———不可能有真或假?！啊闭胬?，和世界一樣，存在那里———這個主意是一個舊時代的遺物?！?/p>
〔3〕（P13-14）羅蒂不是說，真理不存在，而是說真理不是一個“實體”，不能像客觀世界一樣“存在那里”，真理只能存在于“對世界的描述”之中。正是“對世界的描述”，存在著真理和謬誤。
著述《語言學轉向》的羅蒂對真理的看法，源自他的“語言的偶然”這一觀點：“如果我們同意，實在界（reality）的大部分根本無關乎我們對它的描述，人類的自我是由語匯的使用所創造出來的，而不是被由語匯適切或不適切地表現出來，那么我們自然而然就會相信浪漫主義‘真理是被造而不是被發現的’觀念是正確的。這個主張的真實性，就在于語言是被創造的而非被發現到的，而真理乃是語言元目或語句的一個性質?！?/p>
〔3〕（P16）其實，后結構主義也揭示過“所指”的“不確定性”。用德里達的話說：“意義的意義是能指對所指的無限的暗示和不確定的指定……它的力量在于一種純粹的、無限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一刻不息地賦予所指以意義……”〔4〕（P23）連批判后現代理論的伊格爾頓也持著相同的觀點。他說：“任何相信文學研究是研究一種穩定的、范疇明確的實體的看法，亦即類似認為昆蟲學是研究昆蟲的看法，都可以作為一種幻想被拋棄?！薄皬囊幌盗杏写_定不變價值的、由某些共同的內在特征決定的作品的意義來說，文學并不存在?！?/p>
〔5〕（P27）其實，伊格爾頓是說文學作為一個“實體”并不存在，文學只作為一種建構的觀念存在。這一觀點的哲學基礎是語言不是現實的反映，而是對現實的虛構。語言里沒有現實的對應實物，只有對現實的概念反應。
雖然作為“實體”的兒童文學不存在，但是作為兒童文學的研究對象的文本卻是存在的，盡管范圍模糊并且變化不定。面對特定的文本，建構兒童文學的本質的時候，文本與研究者是一種什么關系呢？吳其南說：“‘現實作者’和‘現實讀者’是在文本之外的。而一篇（部）作品適合不適合兒童閱讀，是不是兒童文學，主要是由文本自身決定的?！?/p>
〔1〕（P2）這仍然是把兒童文學當做是具有“自明性”的實體，是帶有本質主義思維色彩的觀點。本質論研究肯定不是脫離作為研究對象的文本的憑空隨意的主觀臆想，但一部作品“是不是兒童文學，主要是由文本自身決定的”這一說法，從反本質主義的建構主義觀點來看，恐怕是難以成立的。文本無法“自身決定”自己“是不是兒童文學”，因為文本并不天生擁有兒童文學這一本質。
作品以什么性質和形式存在，是作家的文本預設與讀者的接受和建構共同“對話”、商談的結果，建構出的是超越“實體”文本的嶄新文本。在這個嶄新文本的建構中，讀者的閱讀闡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我讀某位作家的一篇文章，將其視為描寫作家真實生活的散文，可是，作家在創作談中卻說，是當作小說來寫的。假設我永遠讀不到那篇創作談（這極有可能），在我這里，那篇作品就會一直作為散文而存在?？梢?，這篇文章是什么文體，并不“主要是由文本自身決定的”。再比如，安徒生童話并不天生就是兒童文學。試想一個沒有任何兒童文學知識和經驗的成人讀者，讀安徒生的童話，閱讀就不會產生互文效果，自然也不會將其作為兒童文學來看待。一部小說，在某些讀者那里，可能被看作歷史文本。一部歷史著作，在某些讀者那里，也可能被看作小說文本。本質并不是一個像石頭一樣的“實體”，可以被文本拿在手里。本質是一個假設的、可能的觀念，需要由文本和讀者來共同建構。在建構本質的過程中，特定的文本與研究者之間，肯定不是吳其南所說的“‘現實讀者’是在文本之外”這種關系，而是在社會歷史條件下，在文化制約中，研究者與文本進行“對話”、碰撞、交流，共同建構某種本質（比如兒童文學）的關系。
我相信，持上述建構主義的本質觀，能夠將很多從前懸而未決、甚至糾纏不清的重要學術問題的討論發展、深化下去。比如，建構主義的本質論可以成為兒童文學史論的一種方法，有效處理在中國兒童文學史發生問題研究上出現的是否“古已有之”這一爭論。到目前為止，主張中國的兒童文學“古已有之”的王泉根（觀點見《中國兒童文學現象研究》）和方衛平（觀點見《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與主張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的我本人（觀點見《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之間的討論，可以說是彼此都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本質主義思維的圈套，從而處于一種解不開套的困局的狀態。但是，如果引入建構主義的本質理論，也許可以走出山窮水盡，步入柳暗花明。
二、觀念的知識考古：“兒童文學”并非“古已有之”
王泉根認為：“中國的兒童文學確是‘古已有之’，有著悠久的傳統”，并明確提出了“中國古代兒童文學”、“古代的口頭兒童文學”、“古代文人專為孩子們編寫的書面兒童文學”的說法。
〔6〕（P15-24）方衛平說：“中華民族已經擁有幾千年的文明史。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兒童文學及其理論批評作為一種具體的兒童文化現象，或隱或顯，或消或長，一直是其中一個不可分離和忽視的組成部分?！?/p>
〔7〕（P28）我則不同意上述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的觀點，指出：“兒童與兒童文學都是歷史的概念。從有人類的那天起便有兒童，但是在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里，兒童卻并不能作為‘兒童’而存在?！谌祟惖臍v史上，兒童作為‘兒童’被發現，是在西方進入現代社會以后才完成的劃時代創舉。而沒有‘兒童’的發現作為前提，為兒童的兒童文學是不可能產生的，因此，兒童文學只能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它與一般文學不同，它沒有古代而只有現代。如果說兒童文學有古代，就等于抹煞了兒童文學發生發展的獨特規律，這不符合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p>
〔8〕（P54）盡管我提出了兒童文學是“歷史的概念”，卻沒有意識到，在方法論上，要用對古人如何建構兒童文學這個觀念的探尋，來徹底取代對那個并不存在的兒童文學“實體”的指認。
陷入討論的僵局狀態，是因為雙方都在拿“實體”（具體作品）作證據來證明自己的觀點的正確性。王泉根說，晉人干寶的《搜神記》里的《李寄》是“中國古代兒童文學”中“最值得稱道的著名童話”，“作品以不到 400 字的短小篇幅，生動刻畫了一個智斬蛇妖、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形象，熱情歌頌了她的聰穎、智慧、勇敢和善良的品質，令人難以忘懷”〔6〕（P24）。我則認為：“《李寄》在思想主題這一層面，與‘臥冰求鯉’、‘老萊娛親’一類故事相比，其封建毒素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罴臄厣摺@個故事，如果是給成人研究者閱讀的話，原汁原味的文本正可以為研究、了解古代社會的兒童觀和倫理觀提供佐證，但是，把這個故事寫給現代社會的兒童，卻必須在思想主題方面進行根本的改造?！?/p>
〔8〕（P82-83）方衛平把明代呂得勝、呂坤父子的《小兒語》和《演小兒語》看作是兒童文學的“兒歌童謠”，我卻贊同周作人的觀點：“……如呂新吾作《演小兒語》，想改作兒歌以教‘義理身心之學’，道理固然講不明白，而兒歌也就很可惜的白白的糟掉了?！?/p>
〔9〕（P548）“他們看不起兒童的歌謠，只因為‘固無害’而‘無謂’，———沒有用處，這實在是絆倒許多古今人的一個石頭?！?/p>
〔10〕（P112）涂明求的《論中國古代兒童文學的存在———以童謠為中心兼與朱自強先生商榷》一文，是一個典型的把兒童文學作品當作“實體”的存在來指證的研究。涂明求例舉我的一些動情地贊美童謠的感性化文字，說這里面有一個“詩人朱自強”，然后將從文學歷史學、文學社會學立場出發，否定中國兒童文學“古已有之”的我，稱之為“概念朱自強”，說“這個清輝遍灑、童心本真的朱自強”“駁倒了‘概念朱自強’”。
〔11〕在我內心中和研究中的確存在“詩人”（感性）和“概念”（理性）這兩個“我”，但是，涂明求將我的不同語境的研究中出現的兩者對立起來，是沒能理清不同的學術維度。涂明求的論文有一點是正確的，那就是我對現代社會的“‘兒童’的發現”和“兒童文學只有‘現代’，沒有‘古代’”的論述，的確是一種“概念”辨析。
如果我們在本質論上，不是把兒童文學當作一個“自在”（方衛平語）的存在，而是當作“自為”（朱自強語）的存在，①即不是把兒童文學看作是客觀存在的、不證自明的“實體”，而是作為一個建構出來的“觀念”來認識把握的話，再面對中國兒童文學史研究中存在的是否“古已有之”的爭論，就可以另辟蹊徑來展開討論，使各自的理論言說得到拓展和深化乃至修正。
上述爭論雙方都是把所謂古代兒童文學的存在，當做一個“實體”來對待?？墒?，兒童文學偏偏又不是一個客觀存在的“實體”，不像面對一塊石頭，一方說這就是石頭（兒童文學），另一方也得承認的確是石頭（兒童文學）。判斷一個文本是不是兒童文學，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客觀標準。你拿你所持的兒童文學理念來衡量，說這是兒童文學作品，而我所持的兒童文學理念與你不同，拿來一衡量，卻說這不是兒童文學作品。這樣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討論不光是很難有一個結果，更重要的是這樣的討論學術含量、學術價值很低，也很難形成學術的增值。
依據建構主義的本質論觀點，現在我認為，作為“實體”的兒童文學在中國古代（也包括現代）是否“古已有之”這一問題已經不能成立！剩下的能夠成立的問題只是，在中國古代，作為一個建構的觀念的兒童文學是否存在這一問題。對這一問題，方衛平似乎已經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雖然把古代稱為兒童文學的“史前期”，把古代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看作是“前科學形態”，但是，行文中還是出現了“……在明代以前……圍繞著童謠起源、本質等問題所形成的種種解釋，也就成了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的濫觴”〔7〕（P38）這樣明確又肯定的觀點。而在介紹了呂得勝的《小兒語序》和呂坤的《書小兒語后》兩則短文之后，也有這樣的評價：“呂氏父子的這兩則短文，單從理論批評的角度看，自然還顯得粗淺谫陋；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它們在中國古代兒童文學批評史上，卻寫下了不可忽視的一頁?！?/p>
〔7〕（P43）這里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在方衛平的《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一書引用的古人文獻里，都沒有出現過“文學”和“兒童文學”這兩個詞語。不過，古代文獻里，比如《南齊書·文學傳論》、《南史·文學傳序》出現過“文學”一詞，有的解釋與現代意義的“文學”有相通之處。但是，古代文獻里從未出現過“兒童文學”一詞，可見古人的意識里并沒有“兒童文學”這一個概念。
在此，我想針對作為觀念的兒童文學在中國古代是否“古已有之”這一問題，引入布爾迪厄在《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與結構》一書中提出的“文學場”這一概念進行討論。布爾迪厄認為，要理解和闡釋“什么使在博物館展出的一個小便池或一個瓶架成為藝術品”，“這需要描述一整套社會機制的逐步出現，這套社會機制使藝術家個人作為這個偶像即藝術品的生產者成為可能；也就是說，需要描述藝術場（分析家、藝術史家都被包括在當中）的構成，藝術場是對藝術價值和屬于藝術家的價值創造權力的信仰不斷得到生產和再生產的場所”〔12〕（P275）?！八囆g作品的意義和價值問題，如同審美判斷的特定性問題，只能在場的社會歷史中找到它們的解決辦法，這種歷史是與關于特定的審美稟賦的構成條件的一種社會學相聯系的，場在它的每種狀況下都要求這些構成條件?！?/p>
〔12〕（P273）兒童文學的生產，也需要歷史的、社會的構成條件，是以“一整套社會機制”來進行實踐的。所以，對探討中國兒童文學是否“古已有之”這一問題，我在《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中說，“面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產生這一重大文學史事件，我們不能采取對細部進行孤證的做法，即不能在這里找到了一兩首適合兒童閱讀，甚至兒童也許喜歡的詩，如駱賓王的《詠鵝》，在那里打到了一兩篇適合兒童閱讀，甚至兒童也許喜歡的小說，如蒲松齡的《促織》，就驚呼發現了兒童文學。中國兒童文學絕不是在上述那些平平常常的日子里，零零碎碎地孤立而偶然地誕生出來的。古代封建社會的‘父為子綱’的兒童觀對兒童的沉重壓迫，使中國兒童文學這個胎兒的出生變得格外艱難，需要整個社會來一場轟轟烈烈的變革來助產（正如歐洲關于‘人’的真理的發現，需要啟蒙運動來幫助擦亮眼睛一樣），因而中國兒童文學呱呱墜地的那一天，就成了中國歷史上的重大節日。不過，我所說的這個節日并不是生活感覺中的某一天，而是歷史感覺中的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中國兒童文學誕生的證據在整個社會隨處可見：在思想領域有舊兒童觀的風化，新兒童觀的出現；在教育領域有教育體制、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的革新；在文學領域有為兒童所喜聞樂見的新的表現方法的確立；在出版領域有成批的兒童文學作品問世等等。這樣一個兒童文學的誕生已成瓜熟蒂落之必然趨勢的時代，只能出現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之中?！?/p>
〔8〕（P57-58）日本也是同樣情形。日本兒童文學誕生于明治時代，也是因為明治時代新的兒童觀的出現為兒童文學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明治建立并普及了現代小學校這一教育制度，同時，印刷技術革命，資本主義經營和中產階級為主的購買層的出現等等，這些條件結構在一起，成為日本兒童文學誕生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
我認為，如果要論證兒童文學理念“古已有之”，同樣像布爾迪厄所說的，“需要描述一整套社會機制的逐步出現”的狀況，有這樣“一整套社會機制”，才能形成布爾迪厄所說的那個“社會慣例”———“社會慣例幫助確定了一直不確定的并在簡單的用品與藝術作品之間變動的界限”。
〔12〕（P271）如果對假設存在的古代的兒童文學“場”進行描述，將會出現什么情形呢？在思想領域，有占統治地位的朱熹那樣的成人本位的兒童觀；在教育領域，有對儒家經典盲誦枯記的封建私塾；在文學領域，有重抒情輕敘事、重詩文輕小說的文學傳統；在出版、經濟流通領域，印刷技術水平低下，文學作品難以作為商品流通。如果我的上述描述反映的是古代社會的普遍性，那么，它與我在前面描述的兒童文學得以產生的那個現代社會是完全異質的。是否可以這樣說，如果我們將在現代社會中產生的某些特定的文本稱為“兒童文學”，那么，我們就不能將與現代社會性質相反的古代社會里的某些特定的文本稱為“兒童文學”。
事實上，方衛平在《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史》里，對古代的“社會空間”作了這樣的描述：“與傳統文化對兒童特點和精神需求的扼殺比較起來，這些在傳統兒童觀頑石的夾縫中偶爾生長起來的理論小草終究還是難以為中國古代兒童文化領域帶來哪怕是些微的春色，難以改變歷代兒童不幸的生存地位與精神境遇?！?/p>
〔7〕（P35）在方衛平所指出的古代歷史和社會條件下，說能孕育出兒童文學（這個兒童文學只能是一個現代人的概念），其間必然出現邏輯上的斷裂。
針對兒童文學這一觀念在中國古代（也包括現代）是否存在這一問題，我還想引入?？绿岢龅臍v史學研究的“事件化”方法?！霸诟？驴磥?，有總體化、普遍化癖好的歷史學家常常熱衷于發現普遍真理或絕對知識，而實際上，任何所謂普遍、絕對的知識或真理最初都必然是作為一個‘事件’（event）出現的，而‘事件’總是歷史地（的）具體的?！薄斑@樣，事件化意味著把所謂的普遍‘理論’、‘真理’還原為一個特殊的‘事件’，它堅持任何理論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時期、出于特定的需要與目的從事的一個‘事件’，因此它必然與許多具體的條件存在內在的關系?！?/p>
〔13〕（P141）某一知識（比如兒童文學）作為一個“事件”的出現，都會具有一定的確定性，就如?？滤f：“不具有確定的話語實踐的知識是不存在的，而每一個話語實踐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識來確定?！?/p>
〔14〕（P203）吉登斯也說道，“確實存在著歷史變革的一些確定性事件，人們能夠辨認其特性并對其加以概括?！?/p>
〔15〕（P5）我認為，在人類歷史上，“兒童文學”這一觀念的創造，就是?？滤f的“具有確定的話語實踐”的知識，就是吉登斯所說的“歷史變革的一些確定性事件”之一，對其“特性”，“人們能夠辨認”“并對其加以概括”。
如果我們把古代“兒童文學”觀念（假設有）的生成“事件”化，會出現什么情況？結果顯而易見：古人的文獻里，從來都沒有出現過“兒童文學”這一語匯，主張兒童文學“古已有之”的現代學者的相關研究，目前還無法將“兒童文學”在古代事件化，無法將“兒童文學”描述成“確定的話語實踐”，無法梳理兒童文學這一知識（假設有）在古代的建構過程，更沒有對其“特性”進行過“辨認”和“概括”。
一個概念，必有它自己的歷史。在古代社會，我們找不到“兒童文學”這一概念的歷史蹤跡，那么，在哪個社會階段可以找得到呢？如果對“兒童文學”這一詞語進行知識考古，會發現在詞語上，“兒童文學”是舶來品，其最初是先通過“童話”這一兒童文學的代名詞，在清末由日本傳入中國（商務印書館 1908 年開始出版的《童話》叢書是一個確證。我曾以“‘童話’詞源考”為題，在《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一書中作過考證），然后才由周作人在民初以“兒童之文學”（《童話研究》1913 年），在五四新文學革命時期，以“兒童文學”（《兒童的文學》1920 年）將兒童文學這一理念確立起來。也就是說，作為“具有確定的話語實踐”的兒童文學這一“知識”，是在從古代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清末民初這一歷史時代產生、發展起來的。
有研究者拿周作人“中國雖古無童話之名，然實固有成文之童話”一語，作為中國古代已有兒童文學（童話）的依據，其實，這個例子恰恰是對古代已有兒童文學這一觀點的駁斥。周作人是這樣說的：“中國雖古無童話之名，然實固有成文之童話，見晉唐小說，特多歸諸志怪之中，莫為辨別耳?！薄?6〕（P340）在這段話里，“莫為辨別”一語特別重要。
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沒有接受者，作品將不會存在。因此，當《吳洞》這樣的作品被古人“歸諸志怪”來接受，而不是被當做由現代概念判定為“童話”的這種作品來接受，我們就不能說古代存在過“童話”，而只能說存在著“志怪”。
現代的“童話”概念里有著“給兒童的故事”這一含義，而古代的“志怪”，毫無疑問地沒有“給兒童的故事”這一含義。
可見，“志怪”與“童話”這兩個語詞，無論是能指還是所指都是不同的。我認為，對古代的民間文學（包括童謠）也應該以此理論之。
古人“莫為辨別”的還有古代童謠。周作人說：“自來書史記錄童謠者，率本此意，多列諸五行妖異之中。蓋中國視童謠，不以為孺子之歌，而以為鬼神憑托，如乩卜之言，其來遠矣?！薄?7〕（P294-295）到了現代人周作人這里，方“視童謠”“為孺子之歌”：“兒歌之用，亦無非應兒童身心發達之度，以滿足其喜音多語之性而已?！薄?7〕（P300）中國古代盡管出現了“童謠”這一語匯，但是，這一語匯完全不能與作為“知識集”（佩里·諾德曼語）和“文學場”（布爾迪厄語）的“兒童文學”這一現代概念劃等號。也就是說，即使能證明古代存在“童謠”理論，但是卻不能由此而得出古代存在“兒童文學”理論這一結論。我想，我的這一觀點也是對涂明求上述與我商榷的論文的一個回應。
需要辨析的還有“自覺”與“非自覺”這兩個修飾語。主張兒童文學“古已有之”的學者（比如王泉根和方衛平），為了將所謂的古代兒童文學與現代兒童文學相區別，往往說古代兒童文學是“非自覺的兒童文學”，現代兒童文學是“自覺的兒童文學”（可見論者自己也知道兩者不是一個東西）。但是如前所述，如果不是把兒童文學看做一個“實體”，而是當作一個理念，所謂現代兒童文學是“自覺的”，古代兒童文學是“非自覺”的這一觀點就不能成立。因為古代如果存在兒童文學這一“理念”，作為理念，就不可能是“非自覺的”，而必然是“自覺的”。
另外，“現代意義的兒童文學”也不是科學的、邏輯一致的表述，因為這一表述是以存在“古代意義的兒童文學”為前提。古人從沒有建構過任何意義的兒童文學觀念。如果進行知識考古，很顯然，“古代意義的兒童文學”這一概念產生于現代人這里，是他們在現代社會，拿著根據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等現代作品建構起來的“兒童文學”觀念，回到古代，代替不作一聲的古代人來指認某些文本就是兒童文學。也就是說，“創造”了“古代兒童文學”的不是古代人，而是現代人，所以，還是只能說，兒童文學是現代人創造的現代文學，兒童文學只有“現代”，沒有“古代”。
對作為觀念的兒童文學的發生進行研究，要問的不是兒童文學這塊“石頭”（實體）是何時發生、存在的，而是應該問，兒童文學這個觀念是在什么時候，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語境）下，出于什么目的建構起來的，即把兒童文學概念的發生，作為一個“事件”放置到特定的歷史語境中進行知識考古，發掘這一觀念演化成“一整套社會機制”的歷史過程。而且，如果如羅蒂所言，“只有對世界的描述才可能有真或假”，那么，我對兒童文學這一觀念的現代發生的描述，和一些學者對兒童文學這一觀念的古代發生的描述，兩者就很可能一個是“真”的，另一個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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