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社會生活與文化的復雜性，分化出了中國當代童年生存境況的復雜性
在短短三十余年的時間里，我們的孩子們從一個相對單純的生長年代進入到了另一種充滿復雜性和變數的社會生活環境中。這個環境的若干顯在表征包括：中國獨特的現代化進程對于當代城市和農村兒童生活及其精神面貌的持續影響和重塑；主要由經濟方式變遷導致的中國社會分層和流動對于傳統童年生活方式的根本性改變；迅速發展變更中的新媒介文化施加于兒童群體和個體的日益廣泛的影響；以及所有這些因素之間的交互影響和協同作用導致的更為復雜的各種當代童年生存問題。
中國當代兒童文學亟須對這些獨屬于中國童年的新現象和新命題做出回應?；蛘哒f，對于中國式當代童年的關注和思考，應該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的一個核心藝術話題。這一話題不只是關于中國兒童文學應該寫什么的問題的思考，它也在衍生出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藝術發展而言具有重大意義的新的美學問題?？梢韵胍?，這樣的思考和實踐拓寬的不只是中國兒童文學藝術表現的疆域，更將提升這一表現的藝術層級。
童年生活的“新現實”與兒童文學寫作的新話題
我在《童年寫作的厚度與重量》一文中曾談及當前兒童文學寫作的兩個主要趨向：一是幻想題材的創作，二是童年現實的書寫。我在這里所說的童年現實，在當代兒童文學的書寫中又表現為一種比較狹隘的現實，它實際上是以一批當代暢銷童書為代表、以輕松怡人的城市中產階級兒童生活為主要對象的現實。在這些作品中，一大批兒童和他們的生存現狀被遺忘在了兒童文學藝術世界的邊緣。
也許可以說，當代兒童文學總體上缺乏一種深厚的現實主義精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到中國社會文化轉型思潮的影響，中國兒童文學也曾經歷過一次面向兒童生存現實的創作轉型?！墩l是未來的中隊長》《祭蛇》等一批在當時引發熱議的作品的面世，表達了兒童文學想要在真實的社會情境中書寫兒童生存的狀況、想要思考對當代童年成長來說休戚相關的現實問題及其出路的愿望。這一富于文化責任感的愿望在童書創作和出版高度市場化的今天，已經很難再成為作家們的一致追求。很多時候，兒童文學作家們選擇書寫的現實，往往不是對當代孩子來說最具普遍性和最重要的現實，而是最受市場認可和讀者歡迎的一類現實。由此形成的創作與市場間的彼此循環，進一步加劇了這一文學生態的單一化趨向。我從未否定商業和市場經濟因素在現代兒童文學藝術拓展進程中發揮的積極作用。但我認為，童書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作為其重要構成乃至支撐力量的兒童文學，正亟須一次新的現實主義的洗禮，以使其超越市場化的狹隘現實，走向更為開闊、深遠、腳踏實地的中國童年現實。
這一現實應該包括：約一點六億中國當代農村兒童的生活現實，逾六千萬農村留守孩子的生存現實，超過三千五百萬中國城鄉流動兒童的生存境遇與狀況，等等。這些數量龐大的兒童群落分布在中國城市和鄉村的各個角落，卻是兒童文學中遠未受到充分關注的群體。2012年11月發生在貴州畢節的流浪兒童死亡事件，2014年5月發生在北京奶西村的留守兒童惡意欺凌與被欺凌事件，2014年6月發生在河北蔚縣的留守兒童遭圍毆致死事件，以及近年頻發于城鄉各地的留守或流動兒童校園被虐事件，這樣一些新聞事件所指向的當代童年生存現實，不要說遠遠超出了當下兒童文學筆墨的表現范圍，也挑戰著我們對童年現實的既有期望和理解。對兒童文學來說，它們揭示的不僅僅是關于兒童生存的某種特殊現實，更是一個尚未被觸及、關注和理解的當代中國兒童的現實世界。
但兒童文學面對的“新現實”也不能被狹隘地理解為處境不利兒童的生活現實。當代童年生活的內外變遷是全方位的。例如，除了迅速告別傳統童年成長模式的農村兒童外，城市兒童的生活也經歷著同樣巨大的變遷。中國特殊的城市化進程迅速改寫著城市生活的傳統面貌，也改變著城市兒童的生活觀念及日常文化。一方面，他們有著自己明確的亞文化圈，這個圈子對成人來說是空前陌生、前位和獨立的。另一方面，他們又以孩子特有的能力快速接收和消化著都市成人世界的各種生活方式，其生活邊界因而越來越與成人相接壤。盡管我們今天擁有大量描寫都市童年生活的兒童文學作品，但真正切入這一生活的內在肌理并包含了對于它的總體觀察和深入思考的作品，則并不多見。因此，發生在當代都市環境下的各種新興童年生活現象，在兒童文學領域還存在著有待填補的巨大寫作空間。此外，城市與農村兒童、城市不同階層兒童之間特殊的生活交匯與碰撞，也構成了上述“新現實”的重要內容。
所有這些“新現實”為當代兒童文學提供了大量新的寫作素材和藝術話題，這些素材和話題烙有顯在的中國印記；而如何以文學的方式處理這些現實，則顯然缺乏可以直接借鑒的藝術先例。這或許是導致這類現實在兒童文學寫作中較少受到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較少受到關注”，不僅僅是指我們的兒童文學作品中缺乏相應的文學筆墨或文學形象指涉這些現實。以留守和流動兒童為例。實際上，近年來，這些兒童的生活也在陸續進入一些兒童文學作家的寫作視野，在不少長短篇兒童小說中也都可看到這些中國式童年的身影。例如，翻閱2009—2013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年度兒童文學”系列，其中涉及農村留守兒童或城鄉流動兒童形象及其生活的作品幾乎從未缺席。
不過，迄今為止，這些孩子的文學形象和他們的日常生活還沒有給讀者留下過特別深刻的印象。談到兒童文學作品中的都市兒童，我們會很容易聯想到秦文君筆下的賈里、賈梅，楊紅櫻筆下的馬小跳等。談到過去的鄉村童年，則有曹文軒的《草房子》這樣的作品。而在當代留守和流動兒童生活的書寫中，還沒有出現令人過目難忘的文學形象或生活故事。在一些作品中，這類形象是應小說表現“另一種”生活的觀念需要并作為次要角色被安排入故事進程的。這些孩子的性格往往是單薄的（普遍的自卑與沉默寡言），他們的形象則大多是模式化的（衣著落后，舉止過時，總是被他人輕視、誤解，性格中因此帶有某種“問題”傾向）。在另一些作品里，這些孩子雖然成為小說的主角，但他們的故事在記錄一種特殊的童年生活的同時，卻往往缺乏能夠打動我們的文學力量。很多時候，這樣的寫作主要是作為一種文化承擔的姿態和責任，而不是作為一種藝術上引人注目的拓展和突破，得到作家、出版者和讀者的共同關注的。
然而，對于當代兒童文學的藝術思考而言，中國式童年的話題關系到的不只是對于當下中國兒童特殊生存現實的關注，更是如何以兒童文學的獨特藝術方式，來思考和呈現這些現實。因為唯有這樣的思考和呈現，才能賦予它們所關注的童年現實以獨特的文學質感和強大的藝術力量，從而真正把我們帶進關于這些中國孩子及其生活的深度認識、體驗、關切和思索中。
有關“新現實”的寫作思考：
“寫什么”與“怎么寫”文學應當反映生活的現實，這是一個古老的藝術命題。然而，在紛繁多樣的生活版圖中，一種文學創作活動選擇表現什么樣的現實，則取決于寫作者本人的文學觀念和藝術趣味，當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關系到這一寫作行為本身的價值。在當代中國兒童文學的藝術語境中，選擇那些尚未受到充分關注、卻代表了當代中國孩子基本生存狀況的童年生活現實作為書寫對象，本身即包含了一份值得肯定的童年關懷與憂思。在當下，這樣的寫作無疑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
然而，從文學的規律進一步看，這一現實素材的選擇其實還只是寫作的起點。在文學反映生活的理念背后，還有一個隱含的命題，即文學乃是以“文學自己的方式”來反映生活，它使文學在根本上有別于同樣具有敘事性的新聞、歷史等語言作品。文學是以虛構的敘事來書寫現實，這一虛構盡管建立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之上，但卻需要對這一素材進行文學化的處理，以使其具備文學作品特有的感染力和洞察力。因此，對于文學創作來說，最后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作家選擇哪一類現實作為寫作表現的對象，而是面對這些現實，作家能夠通過什么樣的文學表現途徑和方法，來思考、書寫和呈現這一現實。正是這一點體現了文學作品有別于其他敘事文體的獨特藝術價值。
這樣，我們實際上回到了另一個古老的文學命題中，即對于文學創作而言，最重要的不只是寫什么的問題，更是怎么寫的問題?；蛘哒f，文學作品所采用的藝術手法比它的表現內容更決定著作品的表現力和藝術價值。今天，人們的思考進一步超越這一簡單的二分法，認為文學的“怎么寫”其實不是游離于“寫什么”之外的藝術命題，它就是文學“寫什么”的必要構成部件。也就是說，對于文學而言，僅僅談論它的現實生活摹本還遠沒有解決它“寫什么”的任務———文學作品“怎么寫”，最終也決定著它將寫出什么。
就此而言，當代兒童文學缺乏的其實不是對童年生活現實的關注，而是關注這一現實的合適而成熟的藝術表達方式，后者能夠賦予作家筆下的現實———比如留守孩子的生活———以文學生動的表現力和深刻的感染力，并且是以這樣的文學表現力和感染力，而不是某種道德或倫理的理性要求，引發人們對這一童年群體生存現狀及命運的關切和理解。舉例說，在關注農村留守兒童生活題材的兒童文學寫作中，能否出現一部真正從文學表現力的層面征服讀者的作品，比關注這一現實素材的作品數量的增長，或許具有更重大的意義。
乍看之下，“怎么寫”首先是一個文學技法的問題，它包含怎么構思作品、怎么結構篇幅、怎么塑造角色、怎么講述故事、怎么安排語言等一系列子問題。尤其對于兒童文學的寫作來說，這些技法的因素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作品的可讀性。假使一個兒童文學作品能夠把一則童年生活故事真正講得生動流暢而又跌宕有致、引人入勝，它所表現的那種童年生活也就自然而然易于引起人們的興趣和注意。然而，一個通常并不被言明的事實或許是，對于那些以較少受到關注的兒童生活為表現對象的兒童文學作品，我們很可能出于對其寫作素材價值的認同而在潛意識中放低了對它們的文學技法要求。
或者說，面對這樣的作品，我們的期待主要放在題材本身還鮮有人關注這一事實上，從而自覺不自覺地傾向于對它們采取一種藝術上的寬容態度。這樣的作品最易于在各類兒童文學評獎中得到特別的關注，但至于出版后，究竟有多少讀者閱讀它，傳播它，受到它的感染和影響，則并不在上述考量的范圍之內。
當然，這里面有一個很大的現實困難，那就是面對當代中國獨特的童年生活現實，我們的兒童文學寫作越來越發現自己缺乏可資借鑒的藝術經驗。新時期以來為中國兒童文學發展提供了豐富而重要的藝術營養的19、20世紀西方經典兒童文學傳統，主要是一個屬于相對富足的中產階級童年的藝術表現傳統。在商業時代中國兒童文學的美學突破和轉型中，這一藝術傳統發揮了顯而易見的啟蒙功能。巴里筆下沒心沒肺的彼得·潘，林格倫筆下埃米爾式的淘氣包，凱斯特納筆下聰慧機靈的小偵探等等，這些童年文學形象的藝術趣味及其美學內涵被迅速吸收入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的表現框架，并催生出一批受到小讀者青睞的活潑、機敏、富于創造力的中國式中產階層兒童形象。
但這樣的趣味、蘊涵以及由此形成的一套文學表現技法似乎并不屬于這一群體之外的童年。例如，一旦進入當代鄉村留守或城鄉流動兒童的生活書寫（不包括傳統鄉村童年生活題材的作品），這樣的輕盈、流暢、稱手的感覺就不見了，不少作品從形象、故事到語言都變得凝滯無比。面對另一種往往充滿沉重感的童年生活現實，作家手中的筆就像他們筆下的兒童形象一樣，難以沖破生活籠罩于其上的那張無形的經濟之網。這其中，大部分作品完成的主要是圖解生活的初步任務，它們以作家所觀察或聽聞到的現實為摹本，致力于表現特定兒童群體生活的現實艱難乃至苦難。正如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一個以留守兒童生活為題材的短篇小說創作感言中所說：“說起來，這篇作品的創作沖動，緣于我在某報紙上看到的一張新聞照片：一群孩子，大概七八個吧，正在高樓大廈的背景下，被一群衣衫不整的大人緊緊地摟在懷里，淚流滿面。下面的說明是：在某商家的贊助下，一群農村的留守兒童正和他們在城市打工的父母相聚……看到這里，我腦子里不由自主就想起我農村老家的那些孩子們，他們的父母也多是在城市打工的?！偃缒成碳乙材芟氲剿麄?，也能給他們提供一次這樣的機會，他們卻是很難見到他們的父母的?！?/p>
實際上，這些作品在誕生之初往往就帶著一個明確而單純的目的，即要把這些不被關注的兒童的生活呈現在世人面前，并使其他人（尤其是優裕生活條件下的孩子）知曉他們的苦難：“世界上總有一些人，他們身上集中了全人類的苦難，是最最不幸的一個群體?！?/p>
至于如何使這些孩子以及他們的生活同樣富于文學表現的力量，或者追溯到更初始的源頭，如何發現、書寫這些孩子以及他們童年生活中最獨特、最打動人的藝術趣味，則尚未成為這類兒童文學寫作的自覺追求。
而這已經不是單純的文學技法可以解決的問題了。
從“現實”的童年到“真實”的童年我們已經談到，如果兒童文學作家僅僅把反映某種童年生活的現實作為寫作的基本目標，而未能就這一現實的文學表現技法展開成熟的思考和有效的實踐，相應的作品自然就缺乏優秀作品應有的藝術品質，進而也就體現不出其作品作為關于當代童年的文學而非紀實的獨特價值。反過來，文學作品運用什么樣的技法，在某種程度上也取決于作品所面向的現實，或者，更確切地說，取決于作家對這一現實的觀察和理解。例如，如果作家僅僅把留守孩子的童年理解為一種有別于正常童年的不幸社會現實，繼而，僅僅把這一現實的書寫理解為一種別樣生活的呈現，他的書寫自然難以越出鏡像表現的限制，傳達出屬于這一童年現實的獨特而深刻的美學蘊涵。
因此，當代兒童文學要在上述新現實書寫的文學技法上有所突破，還需要帶著文學的目光，來重新反觀它所面對的現實。我們要看到，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不僅是以文學的方式敘說一種現實，它還應當帶我們穿越現實生活的迷障，發現比“現實”更透徹、深刻的生活的真諦；或者說，優秀的文學作品應當能夠帶我們從生活的“現實”進入生活的“真實”。這一看似有些饒舌的表述，實際上關乎文學作品內在的真理性價值———文學不是對現實的客觀摹寫，它的核心價值在于穿透現實的表象，發現其中內藏的有關現實的真理判斷。當亞里士多德說“詩比歷史更真實”時，他所強調的正是文學藝術的這一真理性意義。相對于那些如實記錄生活的文字作品，包括文學在內的藝術作品還告訴我們生活應該是什么樣的，這個“應該”揭示了唯有人類精神才具有的認識能力和價值維度。文學當然要關注客觀的“現實”，但它更需要在對現實的思考、把握中，發現和呈現對生活來說最“真實”的價值。我們不妨借德國哲學家本雅明對于“經驗”的反思來進一步理解“現實”與“真實”的上述區別，他這樣說道：“假如至今我們所有的考慮都是錯誤的，那么真理還是客觀存在；或者說，假如至今的我們誰都是不誠實的，那么誠實這個品質，還是應該守衛的。我們不能把這意志奉獻給經驗?！?/p>
本雅明所暗示的“經驗”與“真理”的區別，也正是“現實”與“真實”的區別。它讓我們看到，現實的不一定是對的，客觀的不一定是真實的；越過客觀的“現實”，走向內在的“真實”，才體現了文學之為文學的最大價值。
落實到兒童文學的問題上，我們也有必要區分“現實”的童年和“真實”的童年之分。簡單地說，“現實”的童年是指我們眼中見到的童年生活的模樣“；真實”的童年則是指我們看到一種童年生活現在的模樣，同時更從中發現它最“應該”是的模樣，進而從它的“現在”中寫出“應該”，從它的現實中寫出“真實”。這“真實”揭示的是對兒童和兒童文學來說最重要、最有價值的童年精神。
為了更具體地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仍以留守或流動兒童的童年生活題材為例，來看一看“現實”的童年與“真實”的童年在兒童文學寫作中的不同表現層級。在現實生活中，這些身處弱勢的孩子面臨的首先是一種經濟上的處境不利，他在生活中承受的各種超越一般孩子耐受力的委屈、壓迫和不幸，主要也由這一經濟的主因衍生而來。對此，我們的不少兒童文學作品往往傾向于將關注和表現的重心放在其生活中各種處境不利的事實以及孩子如何艱難然而懂事地應對這些生活不利狀況的過程上。如果我們觀察這些作品中的兒童主角，往往會發現他們身上有著與其年齡不相宜的自卑（自尊）和早熟，它是特定生活境遇塑造下童年的特殊面貌。這固然是這些孩子中的許多人生活于其中的現實，但是，對于兒童文學的藝術而言，寫出這樣的現實就足夠了嗎?
我們應該看到，童年最“真實”的精神內涵之一，在于兒童生命天性中擁有的一種永不被現實所束縛的自由精神。即便在最沉重的生活之下，童年的生命都想要突破它的囚籠，哪怕在想象中追尋這自由的夢想，除非童年自身被過早地結束。這是童年有別于成年的獨特美學，也是兒童有別于成人的獨特生命體驗。然而，閱讀上述類型的作品，我們會強烈地感覺到個中孩子為生活的重負所累的沉重，卻很少看到童年的精神如何沖破生活的網罟，向我們展示童年生命獨特的應對、駕馭進而飛越現實的力量。很多時候，作品中的這些孩子實際上被描寫為了早熟的小大人，受生活所迫，他們過早獲得了與成人差不多的生活觀念和能力，并帶著這些觀念和能力，過早地進入了一種成人式的生活。
這并不是說，這類寫作可以不顧現實自身的邏輯，為了童年的飛翔而把生活的沉重遠遠地拋在身后，而是說，當童年生命與這樣的現實相遇時，它對此做出回應的方式，應該體現屬于它自己的最獨特的生命美學。我想舉一個具體作品的例子，它所書寫的童年生活有別于我們談論的這些中國式童年，但它寫到的童年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化解生活的痛楚，如何在對苦難的敏感中仍然憑著天性飛翔的精神，對我們的寫作或許有著一定的借鑒和啟示價值。
它是巴西作家若澤·毛羅·德瓦斯康塞洛斯的自傳體小說《我親愛的甜橙樹》。小說中的男孩澤澤生在一個巴西貧民家庭，父母拼命工作仍難以維持家中日用，圣誕節更買不起給孩子們的小禮物。像許多貧苦家庭的孩子一樣，澤澤的生活中充滿了窮困潦倒的艱辛、挨揍受罰的淚水以及各種各樣令人難過的誤解和失望。小說毫不回避這一艱難的生活現實對澤澤的壓迫，以及它在這個天性頑劣的孩子身上造成的貧窮家庭孩子特有的生活敏感。然而，再苦難的生活都沒能吞沒童年精神的自由，窘困中的澤澤總能發現屬于他自己的快樂。他擁有一棵可以和他對話、游戲的甜橙樹明基諾，擁有一個隨時能夠變成動物園或野性亞馬遜叢林的后院，而這一切都是他用想象力為自己造出的世界。他生活得如此沉重，卻又玩得如此灑脫而盡興，這兩者的結合賦予小說的敘事以一種奇妙的韻味，它是沉重的，同時又是輕盈的，是引人落淚的，同時又是令人微笑的。在經歷了無數打罵之后，一次莫名其妙的委屈挨揍看上去成了壓垮澤澤的“最后一根稻草”，并促使他萌生了撞火車“自殺”的念頭。他帶著這個念頭去和唯一的好朋友老葡道別“：真的，你看，我一無是處，我已經受夠了挨板子、揪耳朵，我再也不當吃閑飯的了……今天晚上，我要躺到‘曼加拉迪巴’號下面去?！焙唵蔚脑捳Z傳達出一個敏感孩子對生活的徹底失望。老葡試著安慰他，并告訴他，自己準備星期六帶他去釣魚，這時“，我的眼睛一下亮起來”，“我們笑著，把不開心的事情全都丟到了九霄云外”。最后，作為大人的老葡帶著成人的關切和細心看似不經意地順便問道“：那件事，你不會再想了吧?”作為孩子的澤澤的回答卻令人忍俊不禁：“那件什么事?”
他曾經那么認真地咀嚼過的悲傷，現在又被完完全全的歡樂所取代。這是一個孩子真實的世界，他對生活的苦難懷著最深切的敏感，也對生活中微小的幸福報以最燦爛的笑容，后者使童年的生命擁有了一種超出我們想象的承載力。讀著澤澤的故事，我們會由衷地感到，生活這樣充滿不幸，童年卻在深深領受這不幸的同時，這樣創造和吸收著屬于它自己的生命歡樂與溫情！直到駕著汽車的老葡在“曼加拉迪巴”事故中過世，對澤澤來說，生活的苦難才終結了這童年才有的歡樂。一場大病過后，他的想象力消逝了，明基諾也離他而去，只留下無言的甜橙樹。澤澤的童年結束了。但我們知道，他的確曾經擁有一個童年，它留下的悲傷而甜美的記憶，是童年時代留給生命的最寶貴的禮物。
有意思的是，澤澤的故事結束的地方，恰恰是我們許多關于現實童年的敘事剛剛開始的地方。這些作品里的孩子被過早地投入到了一種成人式的生活憂思和勞煩中，孩子自己的世界、童年自己的精神則被生活重重地遏制住了。從這些作品里，我們經常讀到類似的“小大人”形象“：在學校里，他不僅是個品學兼優的三好生，還是班里的學習委員呢；在家里，他是個勤快懂事的好孩子，小小年紀，就已經能做許多只有大人們才能做的事情了?！?/p>
這雖然也反映了兒童正在經歷的一種現實生活，卻沒有真正進入童年獨特的感官和它真實的精神，也就沒有寫出童年生命帶給我們的最重要的審美力量。
閱讀這樣的作品，我們往往更多地感受著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心和同情感（實際上，這種同情的喚起，在很多時候也成為作家創作這類作品的主要目的），卻不像閱讀澤澤的故事那樣，為孩子獨特的生活感覺和蓬勃的生命力量所全然迷住。
毫無疑問，中國當代兒童有著屬于他們自己的生活現實，這現實帶著中國社會和文化自己的特殊烙印，也因此區別于其他任何文化圈內的童年。但對于兒童文學的美學表現而言，有一點是相通的：中國兒童文學對于中國式童年的關注，不應只停留在某類童年生活的現實表象層面，而需要進入這一表象內部，去發現和揭示童年最獨特的生命精神，書寫和呈現童年最真實的審美內涵。在這里，兒童不是作為早熟的大人，而是作為兒童自己，向我們展示唯有童年時代才擁有的看待世界、擁抱生活的姿態和力量。做到了這一點，關于中國式童年的文學書寫將不再僅僅是關于中國當代童年生活現狀的記錄，也將最終創造出可以走向世界的中國式童年的獨特美學。
最后，我想說，兒童文學不但書寫著童年的現實，更塑造著這一現實。我們選擇什么樣的方式表現童年，不但意味著我們想要把一種什么樣的童年生活告訴給孩子，也意味著我們想要把一種什么樣的童年精神傳遞給這些孩子。如果作品僅僅停留在現實記錄的層面來書寫童年，孩子從閱讀中接收到的主要也是一種生活現狀的描述，他看不到童年以自己的方式超越這一現實的可能（相反，他們能做的唯有屈從于現實，即成為現實要求他們成為的樣子，比如早熟的大人）。而如果能夠從現實的把握中進一步寫出童年真實的精神，寫出人的幼小的生命在被現實生活馴化之前的獨特力量和美感，則通過這樣的閱讀，孩子們也將獲得一種真正能夠提升他們自己生命感覺的力量，進而通過這最初的文學塑造，走向一種更美好、更有力量的童年。
這不正是我們對一切兒童文學書寫懷有的最高期望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