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是伴隨著一種新的兒童文學觀念于五四前后從日本傳入我國。作為兒童文學的一個重要門類---童話，更是從西方，尤其是日本獲得了成長的資源。孫毓修在1916年出版的《歐美小說叢談》一書中將英文“Fairy Tales”（童話）一詞，譯為“神怪小說”,并注釋為“狐鬼之談，感人尤易，故恒以語小兒，為蒙養之基，小兒亦樂其誕而愛聽之”.[1]這里的“狐鬼之談”其實就是一種“鳥言獸語”.自此以后，“鳥言獸語”大量出現在童話等兒童文學中。綜觀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發展史，我們發現，“鳥言獸語”不僅僅關涉現代兒童文學的題材內容與表現手法，更與啟蒙話語、政黨政治、時代風潮等多重場域具有明顯的關聯與互動。

一

在我國傳統教育中，對于兒童的教育十分講究“教育性”.也就是說，無論我們給兒童什么教育內容，都應當有微言大義存之其中，都要按照成人的教育目的和教育任務來展開。我們的兒童教育基本圍繞著背誦理解《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幼學瓊林》等儒家啟蒙著作而進行。在這個教育過程中，兒童的個性問題被忽略甚至不在我們考慮之中。但在清末民初，隨著西學東漸的不斷深入，西方有關以兒童為本位的教育思想陸續傳入我國，對我國兒童教育理念有了很大影響。早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前，周作人就開始了探索兒童“個性”的歷程。

1912-1913年，他在家鄉的《紹興教育月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童話研究》《兒童問題之初解》《個性之教育》《兒童研究導言》等。周作人認為，兒童是未來的國民，事關重大，應該順應兒童本性，教育應“以兒童為本位”,將兒童看做獨立的“人”.1920年，周作人應邀前往孔德學校發表演講《兒童的文學》，這次演講中他首次正式使用了“兒童文學”這一概念，并倡導有志之士組成“小團體”,著手研究兒童文學。與此同時，余尚同《國語教育的新使命---養成文學趣味》（1921）、嚴既澄《兒童文學在兒童教育上之價值》（1921）、林玉京《兒童文學的研究》（1930）、魏冰心《藝術化的小學國語教學法》（1930）陸續發表在各種教育雜志上，他們一致認可兒童文學在小學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梢哉f，在五四啟蒙話語---“人的發現”的時代大背景下，兒童的發現應該是其中應有之義。

1920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兒童的文學》，文章指出，“兒童相信貓狗能說話的時候，我們便同他們講貓狗說話的故事，不但要使得他們喜悅，也因為知道這過程是跳不過去的……等到兒童要知道貓狗是什么東西的時候到來，我們再可以將生物學的知識供給他們?！盵2]（P683）這是“五四”時期周作人等人積極提倡“兒童本位論”的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他們重譯了梁啟超、包天笑、林紓等人翻譯的“載道”兒童文學，直譯了大量“仙女精靈、小貓小狗”之類的“無意義之意義”的童話、小說、故事。隨著童話、兒歌等漸漸被引入啟蒙教育，知識分子開始轉而關注兒童文學的利弊得失，教育界關于童話中的“精怪魔鬼”故事是否給兒童成長帶來不良的影響的討論也開始零星展開。

1924年2月周作人署名荊生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童話與倫?！?，公開指責“某大學文化史教授”,因為這位教授說：“現在小學校里所用的教科書，不是貓說話，就是狗說話，或者老鼠變成神仙這一類的神話。對于中國的五倫，反是一點不講，實在是大錯特錯。因為兒童不終是兒童，當他們幼時，僅讀這些神話的教科書，他們由國民學校畢業之后，固然不配做世界上的主人，更不配做中國的國民，豈不是要變成貓化狗化的國民么？”[2]（P719）根據后文提示“我很愛讀某教授的那篇講演《什么是中國文化》”,可以推測這位教授當是柳詒徵。

當時柳詒徵正在南京任教，和吳宓兩人堅持“學衡派”觀點，①反對兒童文學中大量的“貓話狗語”.周作人等對“學衡派”的觀點針鋒相對地予以反駁：“某教授生怕兒童讀了童話更要貓化狗化，因為童話里多有貓狗說話，其實這是杞憂。狗貓講話，乃是貓狗的人化，怎能反使別人貓化狗化：理由一。聽貓狗講話之無害正如聆聽某教授的高論之未必有益，因為人非貓狗，即使聽了他們的話，茍非同氣，不會被其同化；理由二。---其實人類外表雖與貓狗迥異，但其天命之性未嘗無相同之點，便是道學家的日常生活里也何嘗沒有許多行動與貓狗一致的（這件事決不能說壞），所以我覺得‘人非貓狗’一句話實在用得不很妥當……”[3]（P720）平心而論，周作人雖占據理論上風，但反駁失之油滑，“理由一”說“人非貓狗”,“理由二”卻又承認人與貓狗天命之性相同，調侃有余而邏輯不足，顯然有點不屑認真與之辯駁的意味。

周作人受西方和日本的影響，秉承“兒童本位”的價值理念，特別強調兒童愉悅的重要性。因此在他看來，喜歡童話、神話等是兒童的一種天性?！皩τ谏癞惞适轮嫉囊?，長在我們的血脈里，所以《山海經》《十洲記》《博物志》之類千余年的著作，在現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種新鮮的引力：九頭的鳥，一足的牛，實在是荒唐無稽的話，但又是怎樣的愉快呀?！盵4]（P785）同時，周作人還認為兒童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畢竟和大人不同的，這里面的差異要引起我們的重視。他說：“嬰兒不會吃飯，只能給他乳吃；不會走路，只好抱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精神的情形，也正同這個一樣。兒童沒有一個不是拜物教的，他相信草木能思想，貓狗能說話，正是當然的事；我們要糾正他，說草木不思想，貓狗是動物，不會思想或說話，這事不但沒有什么益處，反是有害的，因為這樣使他們的生活受了傷了。即使不說兒童的權利那些話，但不自然的阻遏了兒童的想像力，也就所失很大了?！盵2]（P684）據此，周作人反對在幼童讀物中過分強調“文以載道”,即反對將成人世界中的大道理塞給小孩子。對于這些大道理，兒童既不理解，也不需要，同時更無法消化，不但不能促進兒童成長，反而破壞了兒童獨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可謂有百害而無一利。

但傳統儒家文化更為強調儒家倫理道德的教化功用，認為對幼兒進行倫理綱常的教育是天經地義，而大量“鳥言獸語”的童話“對于中國的五倫，反是一點不講”,這樣不能培養出現代化的國民。而周作人則提倡尊重兒童的天性，反對“載道”童話，認為隨著兒童的成長，這些社會意識會逐步為兒童所接受學習，不用刻意學之。如果我們聯系五四前后思想界的“新舊之爭”,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場爭論與其說是童話的內容和表現手法之爭，不如說是以“‘五四’新文化為中心的新式小學教育，同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的‘讀經教育’之間的矛盾在兒童文學教育領域中的某種映射”.

二

1930年代，隨著政治局勢的日益緊張，“鳥言獸語”之爭逐漸與政黨政治有了關聯。

1931年湖南省主席何鍵下令禁止“鳥言獸語”的童話書刊發行，并呈請南京教育部通令全國查禁。

3月5日《申報》“教育消息欄”以《何鍵咨請教育部改良學校課程》為題發布如下“通訊”:“今日課本，每每‘狗說’、‘豬說’、‘鴨子說’、以及‘貓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詞，充溢行間，禽獸能作人言，尊稱加諸獸類，鄙俚怪誕，莫可言狀。尤有一種荒謬之說，如‘爸爸，你天天幫人造屋，自己沒有屋住?！秩纭业娜^大，臂膀粗’等語。不啻鼓吹共產，引誘暴行，青年性根未能堅定，往往被其蠱惑。此種書籍，若其散布學校，引為課程，是一面鏟除有形之共黨，一方面仍制造大多數無形之共黨。雖日言鏟共，又奚益耶？”何鍵陳述的兩個理由，第一條認為動物低賤，不配冠以“小姐”等尊稱，“鄙俚怪誕，莫可言狀”,這與“學衡派”的保守復古思想是一致的，算是老生常談，沒有新意，也不可能引起重視。而第二條理由是“殺手锏”,是國民黨痛下決心查禁童話的真正原因。革命黨人借助童話傳播革命思想，包括無產階級思想，即“鼓吹共產，引誘暴行”.此種文化界清除工作是與蔣介石“鏟共”行動配合一致的。陳果夫、陳立夫等人也隨聲應和，國民黨教育部如臨大敵，立刻下令查禁印行的“鳥言獸語”童話，張天翼等人的童話隨機遭到厄運。

面對國民黨的“文化圍剿”,魯迅首先旗幟鮮明地站出來為童話，也為革命兒童文學辯護。

4月1日，魯迅在為孫用所譯的匈牙利民間故事詩《勇敢的約翰》寫的“校后記”里，針鋒相對地說：“對于童話，近來是連文武官員都有高見了；有的說貓狗不應該會說話，稱作先生，失了人類的體統；有的說是故事不應該講成王作帝，違背共和的精神。我以為這似乎是‘杞人之慮',其實倒并沒有什么要緊的。孩子的心，和文武官員的不同，它會進化，決不至于永遠停留在一點上，到得胡子長老了，還想騎了巨人到仙人島去做皇帝。因為他后來就要懂得一點科學了，知道世上并沒有所謂巨人和仙人島?！盵5]（P355）魯迅在這里的觀點與周作人1920年《兒童的文學》中的主要論點一致，認為禁止“鳥言獸語”是“杞憂”,等到孩子長大后，有了相應的科學知識，自然會辨別哪些是童話里的虛構哪些才是現實。

由此，在教育學界和兒童文學界展開了激烈的“鳥言獸語”之爭，很多學者參與其中，包括尚仲衣、吳研因、陳鶴琴等人。一般認為“初等教育家尚仲衣先生應和何鍵取消’鳥言獸語‘的主張，從理論上一再為這一謬論辯護?！盵6]（P151）其實，這是缺乏依據的說法。尚仲衣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先后獲教育科學學士、教育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

1929年歸國，即被中央大學聘為教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