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性的邏輯框架中，“兒童”身上的“新質”品格逐漸彰顯其勾聯中國現代轉型的本體價值。將“兒童的發現”理解為“人的發現”的重要組成部分，已成為五四時期學界的共識。周作人就曾指出：“一國興衰之大故，雖原因復雜，其來者遠，未可驟詳，然考其國人思想視兒童重輕如何，要亦一重因也?！盵1]

兒童“新民”身份在國家話語中的確立，為兒童謀求新的身份認同提供了廣闊的話語空間?，F代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的使命是將兒童從成人的知識背景中解放出來。如果兒童置身于成人或其他強權意識的價值構建之中，那么“個人”的主體就被拘于既定歷史邏輯之中而被預先設定?；诖?，中國兒童文學以“兒童”的本體訴求為起點，破除“以長為本”觀念的束縛，開創了以“兒童本位”為主旨的現代兒童文學傳統。質言之，中國兒童文學的創構離不開外國資源的滋養。

在譯介這些資源時，中國兒童文學先驅并非生吞活剝地“橫向移植”,而是基于本土文化的立場，對其進行了中國式的接受。傳統資源與外國資源互為他者，世界性與民族性的沖突與互動被納入到兒童話語與成人話語的動態結構之中，制導著兒童作家對傳統資源的化用。然而，這種接受外國資源的本土立場太注重思想顯效的取向，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五四兒童文學的藝術傳達。

一、“兒童的啟蒙”與譯介的現代性

中國傳統的兒童讀物以儒教倫理秩序和道德規范為訓誡核心內容，嚴重地桎梏了兒童接受現代思想。在接受了“收放心”、“養德性”的蒙學教育之后，兒童漸漸“習成溫恭端默氣象”,初步由具有各種自然天性的童稚狀態邁向老成持重的社會化成人狀態。作為兒童的教育者，家長或私塾的先生們“偶然從文字堆中---掘出一點什么來，聊以充腹”[2],這種忽視兒童認知特點和審美愛好的教育方式，顯然無法達到啟蒙兒童的目的，反而造就了“一大班的少年老成',---早熟半僵的果子，只適于做遺少的材料”[3].為了獲取真正適合兒童的現代讀物，兒童文學的先驅們將視野轉向中國之外的西方，期冀用西方現代的兒童資源來改變中國兒童的閱讀現狀及教育方式。在此情勢下，“翻譯當先”的文化策略體現了中國人主動接受外來資源的文化姿態。此間的文化“習語”與文化“失語”并存而在，但前者占據了主導位置，有效地推動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

應該說，翻譯實踐從來都不是單純的，它必須將某一文化、語言語境的文本意義導入另一文化語境，并在不同文化之間的空隙中找到可以兼容與觀照的立足點。換言之，翻譯行為勾聯著不同文化間的“互視”與“對話”,翻譯者的文化選擇隱喻了本土文化無意識深處微妙的感受與想象。自五四之初興起的兒童文學翻譯大潮始，以譯介國外兒童文學理論、兒童文學名著為主要內容，成為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趦和瘑⒚?、兒童救國的時代訴求，中國知識分子對外國資源的選擇與過濾，呈現出較為濃厚的政治色彩和民族意識。他們將“意譯”與“直譯”結合起來，注重兒童文學資源翻譯的功利性。鄭振鐸就曾呼吁，“翻譯家呀！請先睜開眼睛看看原書，看看現在的中國，然后再從事于翻譯”[4].對于翻譯者來說，翻譯行為必須要考慮本土文化的特點及訴求。

由于注重翻譯的現實性和功利性，中國兒童文學譯介有著較為集中和單一的價值取向，即本民族兒童人格的鑄造和培育。具體而言，兒童文學譯介在內容的選擇上主要呈現出如下三種路向：一是翻譯兒童科幻作品，寄予“科學救國”的理想。在“科學”觀念涌入中國的過程中，五四啟蒙者意識到傳授現代科學知識給兒童，有助于培養兒童創造力，激發兒童的智力成長。在論及譯介《月界旅行》的目的時，魯迅坦言，“破遺傳之迷信，改 良 思 想，補 助 文 明，勢 力 之 偉，有 如 此者！”[5]（P164）在他看來，科學是救治中國的一劑良方，“要救治這幾至國亡種滅的中國……只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6]（P318）當然，魯迅也意識到單引進科學還不夠，還要有真正接受科學的心志，對兒童而言更是如此。與魯迅一樣，茅盾也非常重視外國兒童作品中“科學文藝”思想的翻譯和引入。他認為，“科學知識乃是一切知識中之最基本的，尤其對于小朋友們”[7].茅盾篤信“科技救國”的方法可以救亡圖存，翻譯那些富于想象力和冒險精神的西方科幻小說，可以啟迪群智、鼓舞民眾、破除迷信、培養國人的科學精神，從而達到挽救瀕危中國的目的。其翻譯《三百年后孵化之卵》等科學小說目的就是用兒童科學讀物來激發兒童的興趣和機體，使之成為不閉視聽的現代兒童。

二是譯介英雄色彩濃厚的兒童文本，彰明“人”的主體價值。茅盾選擇兒童文學譯本的一個重要要求是：要能給兒童認識人生。在他看來，“兒童是喜歡那些故事中的英雄的，他從這些英雄的事跡去認識人生，并且構成了他將來做一個怎樣的人的觀念”[8].這成為五四翻譯界選擇兒童譯本的重要標準，與啟蒙兒童的話語建構不謀而合。在這方面，周作人譯介俄國作家梭羅古勃的《童子Lin之奇跡》最具代表性。小說塑造了一個勇敢、叛逆、無畏的小孩子Lin,在強大的外族羅馬兵面前，他大膽地指出了羅馬兵殺害老百姓的事實，為了保護他，其他的小孩子大聲哭喊，想壓低他的聲音，還有幾個來拉他的手，想拖他回去，然而他卻勇敢地站出來抗爭。他盡管“手沒有力，也尚未長大”,但他的詛咒讓強大的羅馬士兵感到了恐懼，在羅馬士兵看來，這是“叛逆的種子”,“倘若后來長大，便可要聯合了作亂”.小孩子Lin的勇敢赴死表征了兒童所具有的精神美德是成人無法壓制的，這種死正如周作人在翻譯前的序言所言，“然非丑惡可怖之死，而為莊嚴美大白衣之母；蓋以人 生 之 可 畏 甚 于 死，而 死 能 救 人 于 人 生也?！盵9]在翻譯外國兒童文學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想借西方已經覺醒的兒童來教化中國尚未覺醒的兒童。為此，他們選用了中國兒童身上最缺少的自由、幻想、獨立、奮進等精神來告誡或啟蒙，通過提升兒童的精神來承擔拯救民族國家存亡的使命。

三是引入弱小民族的文學，積聚啟蒙弱者的精神氣度。在《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中，周作人闡明了自己對中國早熟文化的批判和對少年新生的推崇：“我們總還是老民族里的少年，我們還可以用個人的生力結聚起來反抗民族的氣運，因為系統上的生命雖然老了，個體上的生命還是新的，只要能夠設法增長他新的生力，未必沒有再造的希望”[10].反映在兒童層面，就是要塑造兒童健全的國民性，以英雄、勇敢的神話人物為范型，在孩子們的心里播下敢于抗爭的希望之種。魯迅選擇的兒童文本集中在正處于“專制與革命對抗”的俄國和“抵抗壓迫、求自由解放”的東歐諸國。他認為這些國家更富有時代的革命色彩，想引進同樣處在被壓迫、被奴役地位的“斯拉夫民族”覺醒反抗的呼聲來振作“國民精神”,喚起沉睡中的中國人，以求挽救國運，“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 和 激 發 國 人 對 于 強 權 者 的 憎 惡 和 憤怒”[11]（P237）。通過《狹的籠》、《小彼得》等童話的譯介，魯迅發掘其超越單純兒童趣味的成人化的啟示，并將外國童話中的批評與諷喻感同身受地置于中國的境地之中：“當我旁觀他鞭責自己時，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來卻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涼藥”[12]（P269）。這樣一來，翻譯一個外國文本的意義就超越了對外國風土人情的了解，而躍升至中西文化相遇及融合的境界了。

在譯介外國兒童文學理論與作品的過程中，外國兒童文學理論與作品勢必會對中國兒童文學產生強大的異化作用。對此，中國兒童文學先驅主張對照、轉換與歸化這些外國兒童文學資源，強調因地制“義”.正如茅盾總結五四時期的童話譯介情況時所言，“我們翻譯了不少的西洋的童話來，在尚有現成的西洋童話可供翻譯時，我們是老老實實翻譯了來的，雖然翻譯的時候不免稍稍改頭換面，因為我們那時候很記得應該中學為體的?！盵8]

不管是由外而至的異化，還是由內而外的歸化，中外文化的交流對于包括兒童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都是很有裨益的。這種基于中國本土文化訴求的譯介，可能會過濾一些如周作人所謂“有意味的沒有意思”的兒童文本，但面對著兒童集體失語的境地，中國知識分子強調對兒童的教化影響也是迫不得已。當然，如果完全盲視兒童的本真訴求，過多添加成人化的功利色彩，也 勢 必 會 影 響 兒 童 正 常 的 閱 讀、認 知 及接受。

二、中國情境與理論資源引入的融通

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過程中，西方兒童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兒童文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對此，鄭振鐸曾指出，“一切世界各國里的兒童文學的材料，如果是適合于中國兒童的，我們卻是要盡量的采用的。因為他們是外國貨而不用，這完全是蒙昧無知的話”[13].在眾多兒童文學資源中，杜威的“兒童中心主義”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觀念的生成影響最大。在周作人、魯迅、鄭振鐸、葉圣陶等人的努力之下，“兒童本位”成為五四兒童文學界普遍認可的現代觀念。然而，外國資源中兒童自然性與社會性的曖昧、雜糅，引發了五四兒童文學界關于兒童本位的“童心崇拜”與兒童本位的“民族隱喻”的論爭?？梢哉f，多元的外國兒童文學資源以及中國本土文化的過濾機制，是造成中國兒童文學“錯位”或“變異”地接受外國資源的深刻根源。

外國兒童文學資源的引入不是發生在一張白紙上，而是要通過中國文化的內應來起作用。文化間的傳播從來都不是暢通無阻的，它必定要受到接受方的文化過濾。這種現象在“兒童本位”理論的接受中多有體現，以冰心為例析之。受杜威、泰戈爾等人的影響，冰心以“母愛”、“童心”、“自然”為旗幟極力禮贊兒童的純美品格，并力主將兒童從成人世界中析離出來。在她看來，成人不應該干預兒童，兒童也可以不理會成人的世界，“他們的事，我們不敢管，也不會管；我們的事，他們竟是不屑管”[14]（P14）。不幸的是，這種純粹而美好的兒童想象在中國很難找到現實的依托。對此，茅盾指出，當“心中的風雨來了”時，冰心只能躲到“母親的懷里”去。她這“天真”,這“好心腸”,何嘗不美，何嘗不值得稱贊，然而用以解釋社會人生卻一無是處。[15]

對于這種批評，冰心并非沒有意識。

她承認，“半個世紀以前，我曾寫過描寫兒童的作品，如《離家的一年》、《寂寞》，但那是寫兒童的事情給大人看的，不是為兒童而寫的”[16]（P3~6）?！皩憙和氖虑榻o成人看”表明了冰心兒童文學創作保持著與五四文學主潮緊密的關系，依然難以擺脫成人話語的制約。她對于自己這樣的“慰安”之作，她知道是“自欺、自慰，世界上哪里是快樂光明？”但是她“已經入世了，不希望也須希望，不前進也是前進，……走是走，但不時地瞻望前途，只一片的無聊乏味”[17]（P228~229）。冰心的這種理性沉思和創作遭遇道出了中國兒童文學作家的心聲，即無法平衡兒童“自然性”與“社會性”的張力沖突，也反映了他們化用國外理論資源的尷尬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