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存在著一個廣闊的天地，沒有很好地予以區別、辯證與融通。"成長"母題恰恰具有縫合兩種文化板塊的功能，它架起了一個貫通期間的文化紐帶。曹文軒將"成長小說"與"少年小說"混用，他認為"成長小說"的命名將會給兒童文學帶來一個新的天地，并且它的存在，會使其他門類更加明確自己，因為自己永遠是在與他人的比較中而看到自己的[1].
在這里，曹文軒肯定成長之于兒童的變化，在時間的變動中審視和認識自己。通過時間視角審視兒童的成長軌跡，可以圖示兒童與社會文化整體的關聯，進而開掘兒童反成長的中國根源，由此實現與時代話語、國家話語的對接。
一 社會化演進與"反成長"的兒童文化心理
兒童主體的命運關聯著國家的走向，也表征了中國形象的生命狀態。通過觀照兒童的成長軌跡，五四知識分子呈示了"兒童形象"與"中國形象"的深刻關聯，以及兒童向國家認同融合的話語實踐，體現了他們想象中國的獨特眼光，反映了兒童文學研究中一種不無策略性而又關乎其本體的學術意識。首先，兒童作為"人"成長的起始階段，這一階段潛在地表征了人的基本生命形態和社會文化特征，用"成長"的視野來關注，能在一個時間進程體系中探究人的發生、發展脈絡。其次，"成長"命題還是檢視"兒童-成人"的社會角色與社會文化之間不可或缺的思想方法，它呈現出成人與兒童主體認同的社會根源，亦提示著社會文化建構主體造就代際間角色分工的事實。再者，兒童的成長關聯著民族與國家的未來，以成長的角度去探究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主體構成及文化形態是中國想象的核心要義。
對于兒童而言，其成長的過程是人身心得以完善的體現，是其自然性與社會性由原初的析離狀態逐步走向融合的階段。自然性與社會性的沖突與互動是兒童成長的常態，兩者的此消彼長表征了兒童成長的一般軌跡。然而，在兒童文學界的諸多研究者過分強調兒童的"自然性",而盲視兒童成長過程中的"社會化"特征。確實，在兒童文學的"兒童化"或"成人化"的優劣取舍問題上，學界多有分歧，這也影響了兒童文學"想象中國"問題的思考。1980 年代班馬提出了"兒童反兒童化"這一看似充滿了悖論的觀點，在他看來，過分強調兒童情趣，實際是忽略兒童"極欲擺脫童年而向往成年的心情"[2]113,忽略他們"暗暗準備著走向未來的社會實踐，從而渴求認識現實生活的那種強烈愿望"[2]114.這一觀點深刻地契合兒童成長的必然規律，那些試圖將兒童與成人社會隔離開來的觀點勢必會造成兒童的自我封閉。
"成長"是兒童由"兒童世界"向"成人世界"的轉變過程，那么成長主體、兒童世界與成人世界就是成長的 3 個要素，其中"兒童世界"與"成人世界"構成了"成長敘事"的兩極，兒童就是在這兩極的互動中完成自己的社會化過程。因而，研究兒童的成長問題，我們可以作如下兩方面的梳理與考察： 一是通過時間階段的比較，縱向梳理兒童伴隨歷史發展變化而呈現出的嬗變歷程； 二是在考察兒童嬗變軌跡的基礎上，橫向考究生成這種變化的內外根由。毋庸置疑，由于中國傳統社會中無處不在的父權思想和成人聲音，兒童的地位受到了長期的壓制，對于兒童的成長關注非常薄弱，這也成為五四兒童文學先驅極力批判的地方。
皮亞杰指出，社會化是兒童由自然人轉換成社會人的過程。成長既是一個社會化的歷史，也是一個個人化的過程，并在這一互動中平衡發展，兒童的成長即為其走向社會與尋找自我的雙重建構。冰心小說《一個憂郁的青年》的主人公意識到兒童社會化的成長蛻變，在兒童自足階段，"無論何事，從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問題，也都沒有問題"[3]124,但當他融入成人社會的時候，"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成了問題，滿了問題"[3]124,前后兩個階段的情形大相徑庭。從現在與過去的對照可以窺見兒童社會化所滋生的諸多問題，這些社會化的成長沖擊著兒童相對稚嫩的精神王國，也給他們帶來不少困惑，"不想問題便罷，不提出問題便罷，一旦覺悟過來，便無往而不是煩惱憂郁"[3]124.
對于兒童而言，"煩惱"是其成長中的必然現象。
生活于自足世界之中的兒童是很難想見的，因為他們還沒有真正遭遇社會。社會會讓兒童脫離其原有的精神世界，逐漸認識自我及與他人的復雜關系。
解讀五四時期的兒童文學作品，不難發現： 上述成長的煩惱較為缺乏，兒童成長缺失其作為"人"而存在的主體價值。換言之，兒童人格的內在成長和自我主體意識較為薄弱，呈現出一種"反成長"的精神軌跡。所謂"反成長"是指兒童的主體意識無法在時間發展中貫徹，或中斷、或倒退，在壓制中呈現出一種錯位的成長態勢。以冰心的小說《莊鴻的姊姊》為例，莊鴻和姊姊很小就失去了父母，跟隨祖母和叔叔一起生活，兩人都在一所高等小學讀書。尤其是姊姊，"她們學校里的教員，沒有一個不夸她的，都說像她這樣的材質，這樣的志氣，前途是不可限量的"[4]76.而且姊姊也自命不凡，私下里對"我"說： "我們兩個人將來必要做點事業，替社會謀幸福，替祖國爭光榮。你不要看我是個女子，我想我將來的成就，未必在你之下。"[4]76應該說，冰心刻畫的這個兒童有著現代意識，與其他兒童也拉開了距離，是一個獨異的兒童形象。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大人眼中的叛逆者，卻以死亡的方式終結了其成長歷程。深究其因，她依然無法擺脫來自社會與家庭所施加的重壓。由于"中交票"大跌，叔叔的薪水無力支撐整個家庭，盡管莊鴻的姊姊是塊讀書料，但祖母卻說： "一個姑娘家，要那么大的學問做什么？ 又不像你們男孩子，將來可以做官，自然必須念書的。"[4]76姊姊輟學后，她非常失落和無助，無奈只能將希望寄托于莊鴻身上。就在莊鴻到外地求學時，姊姊心無所依，在無所寄托的壓抑、絕望中死去。"死"與"生"既是時間段中的兩極，同時又對立統一、密不可分。探討死亡問題雖名為談死，實則論生，或毋寧說它是人生哲學或生命哲學的一種深化、延續和擴展。這其中明顯地滲透了現世的生命關懷，同時不放棄對現世人終極意識的叩問。因而"知死"實為"知生",由生與死生成的文化意義及生死之間的轉化關聯是時間意識重要的哲學內涵。在這里，冰心絕不是簡單的悲劇人生體驗，而是在"死"的"臨界處境"中反觀"生"的存在困境，這種"臨界處境"是人面對痛苦、絕境和死亡時的一種意識狀況。在雅斯貝爾斯看來，正是由于這種存在處境才使人們有體己的震驚，因為"在我們的實存的邊緣上被感受到、被體驗到、被思維了的處境，把實存的內在矛盾、二律背反統統展現出來了"[5].可以說，這種"臨界處境"就是時間的重要中介點，處于這一關節點上的主體面臨著重大的生命轉折，其思維意識在這一特殊瞬間、場景中被釋放和播撒。莊鴻的姊姊在彌留之際陷入虛無，她沒有任何的反抗，默默地接受了一切的安排。
"在死亡的感知中，個人逃脫了單調而平均化的生命，實現了自我發現； 在死亡緩慢和半隱半現的逼近過程中，沉悶的共性生命變成了某種個體性生命。"[6]換言之，主體在逼近自己死亡之際，能對生有相對深刻的思考。然而，這種死亡臨界點上"生"的發現對于莊鴻的姊姊來說沒有太多意義，最多不過是本能的反應或是加快其死亡到來的心理要素罷了。盡管在小說的最后，冰心借莊鴻之口質問道： "我不明白為什么中交票要跌落？ 教育費為什么要拖欠？ 女子為什么就不必受教育？"[7]
但是，這種質問并非主體自覺的體現，而是作家跳出文本而闡發的觀念。
二 時間思維與盲視現在的成長模態
對于兒童而言，成長意味著與過去告別。在自我意識的尋找中，兒童啟悟了新的認知，其身心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成人眼中的"異常"和"叛逆"恰是兒童成長中的自然表現。除了書寫兒童過早夭亡的身體死亡之外，五四兒童文學中還大量出現兒童精神死亡的現象，這是"反成長"的重要表現。精神死亡的一個共同點是虛無，它是肉體存活精神卻已死亡的本質表現。由于成人文化和兒童根性的合謀，很多五四兒童陷入了精神危機或精神死亡的狀態之中。反抗思想的倒退、現代思想的退場、意義的虛無等均是其精神死亡的主要表現。這種反成長的時間軌跡背后潛藏著諸多文化奧秘： 五四兒童用"折回"或"遠眺"的方式切斷了他們"直面"現實的路徑。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意識中，"過去"的時間是屬于帝王將相、達官貴人的，是"現在"的人輝煌的"過去"和"現在"既得地位的根源，是他們"現在"和"將來"應沿襲的思想基石； 而"將來"的時間則是"神"許諾的未來前路，為消弭痛苦和不幸，可以進行超脫現實的廉價想象。強調過去時間的"圣賢之治"和將來時間的"黃金世界"都是對"現在"時間中人生困境的精神逃逸，因為"過去"時間和"將來"時間的不在場性，被方便地為怯懦者提供時間歸所。于是，我們可以沿此理路來洞悉五四兒童文學時間意識的內涵。
一是通過描摹兒童持存的"過去"心理來探究其內在的精神困境。由于歷史的慣性，兒童無法排斥傳統觀念的影響，呈現出一種"向后看"的思維態勢，牽引著他們理性的價值判定和行為意向。
我們可以在二兒（ 《白旗子》） 、阿鳳（ 《阿鳳》） 、國樞（ 《兩個小學生》） 、義兒（ 《義兒》） 、小?。?《寂寞》） 、阿美（ 《阿美》） 、小全（ 《紅腫的手》） 等兒童身上發現他們依然持存著過去封建倫理道德思想，這是他們永劫不復的思想桎梏。由于無法辨析和區別"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差異，他們誤將過去的強勢話語等同于現在的認同和判定。換言之，當他們難以找到現實行動的依據時，過去觀念中的"通行"話語就被援用，成為解決現實問題的方式。有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些兒童會不約而同地將自我的救贖意識投向過去呢？ 對此，法國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的一番話也許可以回答這一問題，他認為過去的記憶源于現在的社會壓力和痛苦境遇，對"過去"的回憶是通過"現在"而得以重構的。"過去"和"現在"最大的不同在于，"過去"是確定的，而"現在"是處于一個正在運作的不確定當中。"因為約束只有運作才能被感覺到，而根據約束的定義，過去的約束已不再發揮效力，所以，昨日社會里最痛苦的方面已然被忘卻了。"[8]
無疑，一個沒有約束力和消解了痛苦的"過去"必定被人們長久記憶，而在"過去"的溫情記憶中，個人現時所遭受的困境卻被忘卻。這也能很好地解釋國人"好古"、"信古"、"尊古"的心理傾向。在這里，兒童對于"過去"的依賴心理有自愿和被迫之別，但不管哪種，都凸顯了作為國家未來主體的兒童在面對現實的困境時的精神狀態。應該說，要使兒童擺脫做奴隸的命運，就必須切斷他們對"過去"太依賴的心理，站在"現在"的時間點上思考人的生存和發展，這是五四兒童文學先驅的啟蒙工程的起點問題之一。
二是通過敘述兒童的"將來"向往來透析其虛空的精神質素。兒童對于"將來"的期許應建構在現實的土壤里，否則有可能會陷入虛幻的夢想之中。五四兒童作家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曲終奏雅"和"大團圓"的"將來神話"是持批判態度的，在他們看來，這種"瞞"和"騙"的時間神話只能造成讓人逃避現實境域的惡果。在《除夕的夢》一文中，冰心闡釋了這一實質。在篇首，冰心寫道： "我和一個活潑勇敢的女兒，在夢中建立了一個未來的世界。"[9]131這個未來的世界給予人一種莊嚴的光明，然而，"一陣罡風吹了來，一切鏡像都消滅了，人聲近了，似乎無路可走，無家可歸"[9]131.于是，"我"和女兒用自殺的方式彰明對于"未來黃金世界"的不信任，"將來的黃金世界在哪里？ 創造的精神在哪里？ 奮斗的手腕在哪里，犧牲的勇氣又在哪里"[9]166,破除"未來黃金世界"的夢幻體現了冰心執著現在的時間意識。錦明的《小岔兒的世界》也是一例。小岔兒是一個窮人家的孩子，他有著超越現實苦痛的童心，他的心靈世界純凈無塵。當處于生活底層的成人懼怕寒冬時，他卻渴望寒冬的到來，因為寒冬是其枯燥無味生活的亮色； 他不懂得世俗社會的交換規則，用洋糖換了自己喜歡的卡片； 路上學堂同齡人深深地吸引了他，他無法理解他們的冷眼和悲憫； 當爺爺不允許他再出門做買賣時，他卻用將來"我可是還得進城上學"[10]予以回駁。小岔兒的這句童言無忌的話中隱藏著他所不能預料的遐想。當兒童在現實中無法找到他們的期待的時候，他們很容易將其視野撤離現在的時域，期待在將來的夢幻中尋找自己的棲息之所，以此來慰藉現實的痛苦。于是，當現實的重壓一步步朝向這些兒童時，翠兒（ 《最后的安息》） 、小順（ 《湖畔兒語》） 、六一姊（ 《六一姊》） 、霍君素（ 《紀夢》） 、陸方（ 《陸方的夢》） 等借助"將來"這一"心造的幻影"來作短暫的療傷。然而，這種廉價的想象并非永久的避難所，最終他們還是難以逃脫現實的重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