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學科的命名、理念、及知識體系的建構都是繁復的，且是源遠流長。以“新文學”和“現代文學”兩者而言，如果去探究它們之間是哪一個概念最先使用的？是哪一個人最早提出來的？恐怕十分艱難，也似乎不會有定論。記得錢玄同曾說，創造新文學的第一人是梁啟超：“梁任公實為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雖其政論諸作，因時變遷，不能得國人全體之贊同，即其文章，亦未能盡脫帖括蹊徑，然輸入日本新體文學，以新名詞及俗語入文，視戲曲小說與論記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說》，《新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皆用全力為之，未嘗分輕重于其間也。）此皆其識力過人處。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及梁君?！雹偌毤氶喿x，又很有趣，“新文學”與“現代文學”兩個概念同時出現了?？梢?，文學史的學科命名、學術理念及知識體系的建構之中確有頗多的課題值得人們去探討。
一、“新文學”與“現代文學”的概念辨析
在文壇、在各大專院校、在學術界，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新文學兩個概念的認知和使用常常是互通、互換的，多數人認為兩者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都是指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30年間的文學發展史。但如果進行深入的探究，兩者之間確是存在著太多的不同和差異、太復雜的交叉滲透乃至發展嬗變。
大家的共識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建置始于建國初期。據王瑤先生介紹，1948年北京解放時，他正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漢魏六朝）”,學生要求將課程內容改為“五四”至“現在”的文學史。第二年，1949年，清華大學增設了“中國新文學史”課程。隨后，1950年5月第一次高等教育會議召開，同時教育部頒布了《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規定“中國新文學史”作為全國各大專院校中文系的一門主要基礎課程，并規定課程的內容：“運用新觀點，新方法，講述自五四時代到現代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史，著重在各階段的文藝思想斗爭和其發展狀況，以及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評述?！雹跒榱诉m應各大專院校的授課需要，一系列相關教程和研究性、資料性著述相繼問世。李何林等人著《中國新文學史研究》于1951年7月北京新建設雜志社出版，王瑤著《中國新文學史稿》上冊于1951年9月開明書店出版、下冊于1953年8月新文藝出版社出版，蔡儀著《中國新文學講話》于1952年11月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丁易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略》于1955年7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張畢來著《新文學史綱》（第1卷）于1955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劉綬松著《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于1956年4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等。于是，中國新文學史或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一門課程、一個學科便成為建國以來全國綜合類大專院校中文系的基本設置。
在建國初期至1957年前后出版的現代文學史中，王瑤著《中國新文學史稿》頗具代表性。一方面，此書的書寫模式、體例結構以及研究方法，都可謂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自中國新文學史誕生以來的一次厚重的學術積淀、一次本學科研究成果的歷史性整合。其內容豐富、史料翔實、風格嚴謹，如溫儒敏教授說：“著者敢于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去正視現代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一切重大文學現象，實事求是地分析和反映這些現象?！茏⒅厮囆g分析，力求對各個作家創作的主要風格特征作出簡明而又準確的概括?！雹哿硪环矫?，此書作為新中國第一部完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從文學性質、指導思想、歷史分期、寫作格局幾個方面又為建國后的現代文學史書寫奠定了一種基本模式。即：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為指導思想，以“五四”文學革命作為開端，以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文學為性質，以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進程為依照分為四個歷史階段。于是，全書的縱向排列是四編：第一編，偉大的開始及發展（1919-1927），講五四文學革命和新文學傳統的建設；第二編，左聯十年（1928-1937），講以魯迅為代表的左聯革命文學活動；第三編，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1937-1942），講抗戰文藝；第四編，沿著《講話》指引的方向（1942-1949），講抗日戰爭中后期和解放區的文藝。
全書各編的橫向分布基本一致，每編分別為五章，第一章為文學運動、文學論爭、文學思潮和文學社團的概述，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依次為詩歌、小說、戲劇和散文。隨后，陸續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大都沿襲了王瑤先生著《中國新文學史稿》所建構的學科理念、文學性質和知識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說，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它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指出了兩個方向：一個是“新文學”,另一個是“現代文學”或“民主主義文學”.即：“由五四開始的中國現代文學，人們一向習慣稱為新文學.這個新的意義是與主要產生于封建社會的舊文學相對而言的，說明它從思想到形式都與過去的文學有了不同的風貌?！斘覀兛疾煳逅囊詠憩F代文學創作的前進道路的時候，應該首先看到它是在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革命的歷史發展中來具體反映現時生活的，是隨著革命的步伐一同前進的，這才是五四革命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真正含義?！雹苡幸馑嫉氖?，王瑤在此書中常常同時使用“新文學”和“現代文學”這兩個概念，或許正是這種混用，呈現出以“新”為指向的中國新文學與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指向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兩種不同性質、不同內涵，并因此使今天的學者們糾結其中。同時，也正是這種混用，使《中國新文學史稿》既繼承了1949年前的“新文學”的文學史理念，又開拓了1949年后的“現代文學”的文學體系。
梳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寫歷史，也可以看這種從“新文學”到“現代文學”的發展嬗變。如前面所述，在50年代前期、中期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大多以“新文學”命名。以1957年為界，其后出版的現代文學史就多以“現代文學”命名了。如：孫中田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吉林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編寫組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1960年出版；復旦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組學生集體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79年；等等。劉綬松曾講述所著文學史的出版情況：“《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初版于1956年。1958年至1959年著者曾修改一遍，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在我校內部印行?！雹菘梢?，這種從“新文學”到“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也是潛移默化的，且滲透著太多的時代因素和政治話語。
二、“現代”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知識體系
在中國大陸上，建國后陸續出版的現代文學史大都沿襲了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模式中的“現代文學”一脈。即，文學史性質為“中國新文學的基本性質：它是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服務的，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的文學?！?/p>
⑥源于這一基本性質，著者們依據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建構起各自的文學史格局。蔡儀解釋其《中國新文學講話》，其指導思想“不是敘述一般新文學運動的史實，只是考察幾個新文學史上的問題，卻想通過這幾個問題，去認識新文學運動的大致情形，并且進一步去理解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如何英明地把握了新文學運動史的主導方向，解決了當時新文學工作中的基本問題?！?/p>
⑦于是此書主要講述新文學運動的發生發展、新文學運動和革命運動的關系、新文學運動的團結和斗爭、新現實主義的精神、大眾化的傾向等。劉綬松解釋其《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目的“僅僅是想給讀者提供一點了解我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的參考資料?！?/p>
⑧于是此書除依照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模式書寫各歷史階段的文學運動、各種體裁的文學創作之外，特別增加了“思想戰線上的對敵斗爭”、“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老根據地的文學運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巨大收獲”等章節內容。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和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繁榮，豐富多樣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相繼問世，乃至不計其數。
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應該是“現代文學”歷史發展階段的一部標志性成果，它規模大、實力強、編撰時間長，擁有眾多此學科的著名學者。編委會成員里面有文學研究所的唐弢、樊駿，北京大學的王瑤、嚴家炎，武漢大學的劉綬松，北京師范大學的李文葆、楊占升，山東大學的劉泮溪，廈門大學的萬平近，華中師范學院的等諸多權威學者?！氨M量吸收學術界已有的研究成果”,⑨可謂是該書的突出成就。雖然此書在文學史性質、指導思想、歷史分期等方面還是沿襲了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基本理念，并主要以政治思想與階級觀念評判文學運動、文學思潮、文學創作，即：“在這多種復雜的文學成分中，居于主導地位、占有絕對優勢并獲得了巨大成就的，則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亦即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學?！?/p>
⑩但是，其研究視域明顯地擴大，文學性因素也明顯地增強。它擺脫了以往文學史以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四大文體為基本結構的書寫模式，而是以作家作品為本位來著史立傳。它依據文學性因素或文學史貢獻，突出了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著名作家的價值地位。它使很多曾經被忽略或因某種原因不能被入史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真實地再現出來，如郁達夫等創造社作家及浪漫主義一脈作家們，如象征派詩歌、孤島文學、沈從文、張恨水、路翎，等。因而，此部文學史也成為新時期影響最大的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被大多數高等院校長期列為教材。
真正使中國現代文學史進入“現代”理念和“現代”知識體系的是錢理群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該書于1987年8月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受到學術界與高校中文系師生的高度認可，于1991年、1996年兩次重印，1998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又出修訂本。此時，該書進一步明確定位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在本書的歷史敘述中，現代文學同時還是一個揭示這一時期文學的現代性質的概念。所謂現代文學,即是用現代文學語言與文學形式，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學.”
由于“現代”的性質所決定，中國現代文學史便依據“文學的現代化”知識譜系而生成、存在、發展，并因此在中國社會全面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發揮著促進“思想的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的特殊作用。如果說，唐弢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突破了文體研究的結構模式，創立了以作家作品為主體的文學本位研究，那么，錢理群等著《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既突破了自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以來長期將新文學隸屬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政治話語下的文學“性質”,也突破了唐弢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作家作品研究模式，拓展了作家生平創作道路、作品思想內容、作品藝術特色的順序、單一的研究思路。在這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思想流派、作家作品、文學現象及文學內部的題材主題、情節結構、語言形式等都不是彼此孤立的個別存在，而是一個經緯相連的有機整體，它們的生成和發展都孕育在現代性譜系的各種矛盾、張力之中。例如，在對五四文學社團的闡述，既從世界文學的視角闡述外國文藝思潮對它的影響，使它能夠在這一世界文學史上罕見的“中西文化大的撞擊”中問世，又從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來談“發難者”如何依據時代的需要、也依據個體自我的需要來“介紹”、“選擇”外來文藝，因此形成創作傾向不同的作家群體。例如對作家作品的分析，既注重考察中國現代文學與世界文學、與中國古代傳統文學的聯系，也特別注重研究每一個作家作品各自的獨到價值。在魯迅一章，既從文學發展的廣闊空間來考察魯迅的文學思想和文學創作如何“達到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高峰”,又從小說發展的縱向脈絡來分析魯迅小說如何構成了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也建構了中國現代小說成熟的標志，因而，“中國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又在魯迅手中成熟”.
不容置疑，從“文學的現代化”出發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是深刻的，它把我們的文學思考引向了一個更為寬闊、更為開放的視域。它從文學和政治、文學和生活、文學和人以及文學內部自身發展規律等諸者之間的關系出發，更深刻地梳理、探索了中國現代文學在其現代性歷史進程中的諸種外部和內部之間關系及發展軌跡，特別是文學理論和文學作品在價值取向、創作宗旨、文學模式、表現方法等一系列方面的發展、嬗變、轉型及其規律特點。
三、“新”與中國新文學的學術內涵
去探索任何一種學術理念和知識體系的發展源頭，追溯其孕育、生成的原初模式，可謂是對其進行的另外一種路徑的更為深入的研究。相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中國新文學史的發展版圖相對薄弱一些。但，其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原初模式則更符合歷史的真實性，它的原創性意義也似乎攜帶著更多的科學性，它在某種意義上幾乎孕育著其后來文學史發展的全部信息。
一般說來，中國新文學學科的初創是在1920年代末期，中國新文學作為一門課程先后在一些學校開設。在此期間，朱自清1929年在清華大學開設“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楊振聲1930年在燕京大學講授“現代文學”課程，蘇雪林1932年在武漢大學擔任“新文學”課程，王哲甫1932年在山西省立教育學院開設“新文學”課程。隨后，一些相應的新文學史著作陸續出版。這些著述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中一類是有些“附驥”性質的，通常是在書中前面的主要篇章講述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演變，在最后部分引申出中國新文學的誕生。例如：趙祖拚著《中國文學沿革一瞥》（上海光華書局1928年）、譚正璧著《中國文學史大綱》（泰東書局1924年）、趙景深著《中國文學小史》（上海光華書局1928年）、王羽著《中國文學提要》（上海世界書局1930年）、陳子展著《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上海光華書局1936年）等幾十部，都是在最后部分加了“民國成立以來的文學”、“現代文學與將來的趨勢”、“十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等章節。另一類則是新文學史編撰的自覺行為，是比較系統的從五四文學革命到“當時”（或是30年代或是40年代）的文學發展史。例如：王哲甫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北平杰成印書局1933年）、伍啟元著《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現代書局1934年）、陳仲甫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料》（光明書局1934年）、王豐園著《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北平新新學社1935年）、吳文祺著《新文學概要》（上海亞細亞書局1936年月）、李何林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生活書店1939年）、李一鳴著《中國新文學史講話》（上海世界書局1943年）、任訪秋著《中國現代文學史》（河南前鋒報社1944年），也有幾十部。于是，中國新文學這一學科無可爭辯地誕生了，也被社會廣泛地接受了。
那么，什么是新文學？新文學的先驅們有諸多的見解：胡適從歷史進化論出發，認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古人造古人的文學，今人造今人的文學，古人的文學是死文學，今人的白話的、國語的文學才是活文學：“所以我以為我們提倡新文學的人，……盡可努力去做白話的文學?！敝茏魅藦娜说乐髁x立場出發，認為新文學應該是人的文學：“我們現在應該提倡的新文學，簡單的說一句，是人的文學,應該排斥的，便是反對的非人的文學?！?/p>
李大釗依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提出應該充分發揮文學作為意識形態推動社會進步的功能：“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是以博愛心為基礎的文學，不是以好名心為基礎的文學；是為文學而創作的文學，不是為文學本身以外的什么東西而創作的文學?！鄙蜓惚鲝垼骸拔膶W是人生的反映?！惫糁鲝垼骸罢嬲奈膶W永遠是革命的前驅?！钡鹊?。顯而易見，不同學者以各自不同的主張使新文學的理論內涵從不同渠道都匯集到一個“新”字上，這是竭力地以不同方式去區別自身與舊文學、舊傳統不同的“新”.在這里，“新”可以作為一種學術理念，也可以作為一種文化傳統，可以作為一種研究視域，也可以作為一種文學性質的規定。于是，以“新”作為文學的性質，來編寫、研究中國新文學史，可以攜帶著更多的理論上的科學性、視域的開闊性、方法的多元性，也可以使新文學史獲得更多無可替代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在這里，“新”作為一種視角，可以形成一種“新”與“舊”的對照，可以衍生一種“進化論”的文學史觀。新文學史家們常常以進步、發展、演進等學術理念來處理文學史的動態過程，他們堅信歷史、文學史都有其自身的生成、發展、成熟、衰落的內在邏輯，并且是不可逆轉的發展規律，同時這些文學史的發展樣態也大多以“新”與“舊”的矛盾區別表現出來。即：“新文化是對舊文化而言，……新文化運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新文化運動要注意創造的精神。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我們不但對舊文化不滿足，對于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p>
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便是以“新”為立場來闡釋進化論的文學史觀，書中雖然只在第十部分講“這五六年來的文學革命運動”,但其態度十分鮮明：中國文學發展的本質在于從“古文文學”到“白話文學”的歷史演變，古文使中國文學在兩千年前就成了死文學，真正白話文學的勝利只在于科舉制度廢除后，在于“1916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方才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個運動老老實實的攻擊古文的權威，認他做死文學.”
即使是那些編寫中國古代文學史的著者們，也不能不去正視五四新文學的發生，不能忽略、回避文學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從“舊”到“新”.他們之中一部分著述是遵循歷史發展的時間順序來寫文學史的進化，如，周群玉的《白話文學史大綱》（上海群學社1928年）、胡云翼著《中國文學史》（上海北新書局1932年）都是從先秦、兩漢開始，直到宋、元、明、清，依次講下來，最后一章為“當代文學”或“最近十年的中國文壇”;另一部分著述則更去突出“古”和“新”,如，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無錫國專學生會1932年）、胡行之著《中國文學史話》（上海光華書局1932年），都只把文學史分為“古文學”和“新文學”、“過去傳統文學的評介”和“中國民眾文學之史的發展”兩大部分；還有一部分是講述文學體裁、文體形式從“舊”到“新”的發展演變，如陳炳堃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太平洋書店1930年）主要講述文體的發展演變，講述“古文的演變與新文體的發生”等。
在這里，“新”還可以作為一種文學性質，它既可以確定、規定文學在思想內容、形式風格、藝術手法等方面的表現，還可以在更大范圍、更高視域去影響、制約文學歷史的發展?；蛘哒f，“新”的特質不只表現在“新”與“舊”的區別之上，“所謂新文學的新,乃是重新估定價值的新，不是通常所謂新舊的新.新文學在時間性上說，它是時代的先驅，超越于普通社會的思想的而有永久性的?！诙挛膶W在空間上說，它是為大多數人所能享受的很普通的作品?！?/p>
王哲甫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便是從這樣一種“新”的文學性質出發，在時間和空間、橫向與縱向等領域建構起來中國新文學史的原初模式。其中有：新文學理念的介紹和闡述、新文學革命運動的之原因、新文學革命運動之經過，以及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體裁形式的新文學創作，書后還有以魯迅為代表的36位作家傳略、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等文學社團的始末、作家筆名一覽、新文學創作書目一覽等史料附錄。如果說，朱自清遺稿《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的三種原稿本都是鉛印本、油印本，當時都沒有公開出版，都只是講課所用的講義。那么，王哲甫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作為第一部公開出版的系統的中國新文學史著作，其中的思想指向、學術理念、內容形式等，都為中國新文學史奠定了一種原初的學術理念和知識體系。
這樣一來，可以將新文學的“新”與現代文學史的“現代”兩者的學術理念進行比較。關于后者，關于現代性的概念，大家經常引用經典定義是：“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边@個定義的指向在于現代性的過渡性、變化性等特征。關于前者“新”,我們似乎找不到任何一個相對權威的觀點，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種創新意識、一種創造精神。由此說來，“新”似乎比“現代”更能為研究者提供一種更為開闊的、多元的思維空間。因為，每一個“過渡”“短暫”的歷史進程中都有其“新”處所在，是“新”的思想理念和“新”的時代需求推動了歷史、文學史的“過渡”性的進程，“新”是動因，“新”也是結果?！拔膶W的現代化”的學術理念以及《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知識體系也同樣是源于這樣的“新”的立場。如著者所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正醞釀著突破。為了突破，不僅需要在學科前沿陣地進行新的探索，而且要求及時地把已有的成果用文學史教材的形式肯定下來，……我們廣泛吸收了近年來最新研究成果，……提供經過嚴格選擇的新的知識，新的信息?！@示出我們對學科研究的一些新的觀點?！o人以某些新意?！?/p>
四、“漢語”與漢語新文學的理論探索
文學史的研究和學科體系的發展都是遞進的，新的學科理念也總有其得以問世的時代意義和歷史價值。朱壽桐教授主編《漢語新文學通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又為我們建構了一種新鮮獨到的學科理念和知識體系。它從“漢語”出發，來書寫中國新文學史，可謂在“新”與“現代”兩者各自的優勢之上又一種“新”的開拓。
“漢語新文學”的學術理念凸現出來兩個關鍵詞：一個是新文學，一個是漢語。前者，攜帶著上面所闡述的諸種以“新”為本位的學術思想。后者，以“中國人”的語言來定位，無疑地是從空間領域橫向地拓展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學存在和文學研究的視域，把香港、臺灣、南洋地區等地華人的文學活動從世界的四面八方匯集到漢語這樣一個共同體之中。因而，在理論探索與文學實踐等方面都使中國現代文學的學科理念、知識體系有了新的視域、新的認知。
首先，現代漢語可以作為一種立場。以語言的立場來研究文學，使文學有了更為堅實的立足之本。無論是傳統語言學的研究，還是后現代語言學的基本取向都一致認定，語言，不是一個自足、自立的封閉系統。語言作為人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根植于其賴以生存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之中的，它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現實、一種行為規范、一種思想結晶?！皾h語新文學”的現代漢語的研究立場，使現代漢語的內涵超越了語言本身的孤立性、符號性的靜止狀態，使它已經作為一種“言語”而存在了。在這里，一方面，現代漢語與新文學之間建構起了一種同一性的關系，兩者互相依存，共處于一個統一體中，兩者都不是孤立的個體，都以對方的存在為自己存在的條件。新文學以白話的現代漢語為起點，并通過現代漢語為載體表現出來，現代漢語既是傳達新文學思想內容的工具，也是創造新文學藝術的形式，它與新文學相輔相成、水乳交融地融會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新文學史上，語言與思想之間的關系是不可分割的，因為語言只能通過思想而存在，思想也只能通過語言來表達。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現代漢語本身也是一種思想、一種理念、一種思維方式、一種行為規范，或者說是置于現代漢語之中的思想，或者說是用現代漢語進行的思考、言說。
其次，現代漢語可以作為一種文學的先導。語言革命往往是構成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乃至文學革命的先導。在中國，新文學的發生同樣是以語言變革為突破口的。20世紀初，黃遵憲提出“我手寫吾口”、“言文合一”,裘廷梁提出“崇白話而廢文言”,這些語言形式改革的理論，為“五四”文學革命拉開了序幕。隨后，在五四運動中，胡適提出“白話文學”論，強調只有白話寫成的文學才是活的文學，只有白話文學才應該是文學的正宗。同一時期，臺灣的《臺灣青年》、新加坡的《新國民雜志》、泰國的《文苑》、印度尼西亞的《新報》等雜志和很多海外華人也都積極地做“同聲相應”,共同加入了這場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新文化運動大潮之中。歷史的實踐證明，如此波瀾壯闊的白話文革命的價值和意義是深遠的。一則，語言革命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語言的自身，由語言指向了文學。即：只有誕生了白話的現代漢語，才可能誕生以白話為載體的白話小說、白話新詩、白話戲劇等各種體裁的新文學，才可能有突破舊文學樊籬的中國新文學的發展。二則，語言革命的意義既超越了語言也超越了文學，指向了更為寬廣的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并以此獲得了其現代性意義的生成。在五四文學倡導者看來，語言本身是與政治生活、思想信仰、人格尊嚴相依相生的，文言是封建權利建制的工具，許多荒謬的思想都滲透在古代漢字之中。五四白話文運動的目的不只是推倒文言文，更是要推倒以文言話語為代表的一整套權利機制，要打倒社會上的階級對立，打倒士大夫階級對知識和文學的壟斷，從而實現思想、文化乃至文學的自由發展，實現人的個體生命的自主和主體自我的解放。
再次，現代漢語還可以是一種更為開闊的研究視域。從現代漢語的視域來審視文學，擴大了文學存在和文學研究的空間，拆除了政治、文化、國家、地域等樊籬，使文學世界的分離狀態被重新整合、統一起來。這既是地理范疇中身處海外的華裔文學寫作的數量上的增加，也是不同視角寫作的作家作品在政治、文化、文學等層面的思想價值和審美體驗的拓展與重組。一方面，現代漢語當然是華人的語言，是中國的話語，新文學史作為“中國人的”文學史自然應該包含一切用漢語來言說來創作的文學。另一方面，海外華人的文學寫作也始終與大陸文學保持著相同的節奏旋律，共同譜寫著“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的漢語新文學發展史。在《漢語新文學通史》一書中可以看到，在五四運動時期，臺灣、南洋地區的張我軍、賴和等人的文學活動表現出對大陸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呼應；在抗戰時期，在“文協”“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下，臺灣、港澳以及東南亞地區也都相應地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愛國救亡活動；在大陸十七年紅旗下的社會主義文學時期，臺灣文學也彌漫著“軍中文藝”、“戰斗文藝”、“懷鄉文學”;當大陸文學經歷著從文學解凍到先鋒文學到文學邊緣的煉獄洗禮時，港臺等地的華人文學也同樣沿襲著從現代主義到后現代主義的歷史腳印。于是，現代漢語也可謂是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情感的一種象征。以現代漢語書寫的新文學史，使身處海外的華裔文學家找到了思想、文化、情感的歸宿，這些身處異域的作家們也以自己獨特的地理位置、時空背景和文化記憶給大陸文學增添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總而言之，現代漢語無論是作為一種學術立場，還是一種作為一種文學載體，無論是作為文學革命的先導，還是作為文學研究的視域，都鮮明地凸現出其自身諸多的新鮮特質以及無可替代的厚重內涵，特別是當它與文學、與新文學結合后所衍生的諸多“新”的學術理念、“新”的文學品格以及“新”的知識體系，使中國新文學的學科理念、學科建構真正走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如《漢語新文學通史》所說：“漢語新文學概念與其他概念相比較，其優勢正是在于最大限度地超越乃至克服了國家板塊、政治地域對于新文學的某種規定和制約，從而使得新文學研究能夠擺脫政治化的學術預期，在漢語審美表達的規律性方面建構起新的學術路徑?！?/p>
注釋:
①錢玄同：《寄陳獨秀》，《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3月1日。
②黃修己、劉衛國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上冊第490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③溫儒敏：《重讀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讀書》1983年1期。
④王瑤：《“五四”新文學前進的道路》，《中國新文學史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
⑤劉綬松：《修訂再版書后》，《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⑥王瑤：《緒論》，《中國新文學史稿》，上海：開明書店1951年。
⑦蔡儀：《序·中國新文學史講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2年11月。
⑧劉授松：《后記·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⑨唐弢：《序·求實集》，《求實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
⑩《緒論》，唐弢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