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蜀文化的戰略位置
重慶是蒙古騎兵西征時，以合川釣魚城之役，改變文藝復興以前世界史進程的英雄城；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以堅韌的膽魄承受日本無區別的狂轟濫炸，陷大量日軍于中國泥潭而改變世界格局的英雄城。李白有《送友人入蜀》，講的是從劍閣山路進入四川盆地：“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云傍馬頭生?！?/p>
展示了巴蜀文化之古老和巴蜀地勢之險要。李白又有《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敝v的是對巴蜀山水明月的留戀，以及出川的痛快淋漓。在如此一個有英雄城把守，有險峻可拱衛，有江流可進取的地方，談論地域文化與文學，材料不難隨手拈來，實在令人體驗到“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的得其所哉。筆者近年一直在探討“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的學術工程，之所以用“地圖”這個概念來講中國文學，就是講求在文學發展的完整性上展開其巨大的運行空間，展開其地域文化脈絡的豐富性，展開其中的民族、家族、作家個人及其群體的生存流動聚散等等空間上的聯系，從而動員更加豐富生動的資源，探討我們民族文學發展過程中完整、豐富、異彩紛呈的文化精神譜系。
在重繪中國文化地圖的命題中，重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生命持續發展，沒有中斷，跟巴蜀地區非常有關系，而且是一種關鍵性的關系。蜀中也為中國文學的盛世輸送了司馬相如、李白、蘇軾等足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大家。李白《蜀道難》算得上是“蜀中第一詩”,賀知章一見，就稱贊李白為“謫仙人”.他一開口就用川江號子或開山謠的高調門，高呼：“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毙Q叢、魚鳧時代政治雖無與中原“通人煙”的記載，但文化消息已有所交流。廣漢三星堆祭祀坑及成都平原大量的古蜀文化遺存，足以令人驚心駭目。那幾乎等人高的純金卷包的金杖，幾乎兩人高的青銅人像，似乎高聳云天的太陽鳥青銅神樹，以及眾多的突眼、巨耳、聳鼻、闊嘴的青銅面罩，都令人想起晉代常璩《華陽國志》的記載：“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兄苤?，限以秦、巴，雖奉王職，不得與春秋盟會，君長莫同書軌。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敝挥欣畎啄欠N雄奇不羈的詩性想象，才能與之匹配。清人顧炎武《日知錄》說：“李白《蜀道難》之作，當在開元、天寶間。時人共言錦城之樂，而不知畏途之險、異地之虞，即事成篇，別無寓意。及玄宗西幸，升為南京，則又為詩曰：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渭水，天回玉壘作長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時為之矣?！边@種詩歌題旨的轉折，說明巴蜀地理區塊足以牽系整個國家的安危。清代放開眼光看世界的湖南邵陽人魏源，受了蜀人李白神奇想象的啟發，也作《蜀道行》：“君歌《從軍行》，我唱《行路難》；君奏《巫山高》，我彈蜀國弦。蜀國周遭五千里，女媧遺石橫南紀，共工怒首觸不開，水束山盤自終始。魚鳧四萬八千歲，不與人間共天地。不遭洪水辟九州，堯禹豈識開明帝！神丁鑿山山忽摧，鱉靈劈江江水開。望帝高飛云表去，秦兵一夜從天來。金牛道，木牛蹂，白帝城，赤帝守，蛙聲不斷鵑聲又。萬古劍門與夔門，惟見千夫荷戈走。書生不用嘆征袍，英雄失路同兒曹。變化風云長頭角，時窮天地皆荊茅。君不見，六國龍擾劫灰日，青牛紫氣函關客。神龍首尾何有哉，流沙一去無消息。蜀國弦，弦以哀，問君西游何時回？”想象馳騁于天地之間，思考著國家、蜀道與人的命運。
巴蜀在中華民族生存發展中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與其險峻的高山四周環抱，中間展開廣闊豐饒的平原，以天府之國的富庶，作為中原地區的后院；又以雄踞長江上游，俯窺江南，居兵家用武之要的地理形勢，具有深刻的關系。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六（中華書局版）如此分析道：“四川介在西偏，重山疊嶺，深溪大川，環織境內，自相藩籬。且渝、夔東出，則據吳楚之上游；利、閬北顧，則連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馬、湖、敘、瀘以扼南僰，自昔稱險塞焉。秦人并巴蜀，益以富強。漢開西南夷，邊壤益斥?！w東南噤領，嘗在巴蜀矣。后唐同光初，荊南帥高季興入朝，唐主問季興用兵于吳蜀二國何先。季興曰：宜先伐蜀，克蜀之后，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宋牟子才言：重慶為保蜀之根本（此就江道言之），嘉定為鎮西之根本，夔門為蔽吳之根本。然而巴蜀之根本，實在漢中（詳陜西漢中府總論）。未有漢中不守，而巴蜀可無患者也。故昔人謂東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漢中。宋人保東南，備先巴蜀。及巴蜀殘破，而東南之大勢去矣?！吨尽贩Q蜀川土沃民殷，貨貝充溢，自秦漢以來，迄于南宋，賦稅皆為天下最。又地多鹽井，朱提出銀，嚴道、邛都出銅，武陽、南安、臨邛、江陽皆出鐵?！敝袊渌赜蚩梢杂衅渌赜虻膬瀯?，但是巴蜀地區這種天然屏障、雄踞上游、土沃民殷的優勢，卻是其他地域難以兼備和代替的。
因此，中華民族于秦漢開拓大一統的格局之后，在二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生命過程中，往往重復著“誰兼并巴蜀，誰就贏得大一統”的現象，這一點為多次改朝換代、南北沖突融合所證明。為什么中國五千年文明不曾中斷？過去很多學者專門從概念上講儒釋道交融互補的價值和功能，但實際上的問題恐怕不是這么簡單和空泛。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華民族除了擁有黃河文明之外，還擁有一個長江文明，有這“兩河文明”的相互推移和交融。在中世紀的北方崛起了一個“草原帝國”,其疆域從興安嶺一直到歐洲。在冷兵器時代，草原騎兵縱橫馳騁，驍勇善戰，如“秋風掃落葉”,很多古老的農業民族都被它摧毀了。但是唯有中華民族還奇跡般地堅守著，百折不撓地發展著?！度辶滞馐贰纷鳛椤靶ㄗ印钡牡谝换?，開場詩中有一句：“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前朝樹?！苯又€追問：“自古及今，那一個是看得破的？”要看得破，就要思考“前朝樹”吹倒了，為何根基不拔，“后朝樹”的新芽為何又在原來的根上茁壯地生長出來？就是因為中華民族由黃河、長江這兩條母親河哺育。這兩條江河具有豐富的生存屏障、眾多的資源和人口、多姿多彩的文化智慧以及廣闊的回旋余地。比較起來，古埃及文明只有一長條的河谷綠洲，所以阿拉伯人來了，馬其頓人來了，它就缺乏回旋余地，容易中斷。中東的古巴比倫也有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這兩河流域，但中華民族的黃河、長江這兩河流域比它大了七倍，腹地很大，底氣就很足，這在民族博弈和發展中，提供了進退的余地和回旋應對的彈性，從而以海納百川的姿態包容了本來的文化和新來的文化，并在更高的層級上進行兼容創新。
在此巨大的江河腹地及其周邊，地理狀貌和氣候的差異，形成了游牧、旱地農業、稻耕農業等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古代中國大規模的民族沖突融合，主要表現為南北民族碰撞和疆土推移。北方少數民族進犯中原，在平常的時候長城是可以抵擋一下的。有此長城雄關駐兵設防，想破關南下，是要付出代價的。在邊境平靜的時候，可以開關貿易，互通有無。但是當北方少數民族真正強大到極點，建立大面積的統一帝國之后，長城就難以招架了。在中原國力不振，節節敗退的歲月，什么東西擋住了北方騎兵的鐵蹄呢？是長江。有所謂“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于茲者”;又所謂“長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中國出現過一而再、再而三的南北朝，試設想一下，如果沒有長江“天塹”,中華文明就可能失去地理屏障，為馳騁萬里的鐵騎斬斷了。明人楊慎《廿一史彈詞》中有《臨江仙》（廿一史彈詞第三段說秦漢開場詞）唱道：“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贝嗽~為毛宗崗評點《三國演義》時，作為卷首詞。又作為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的主題歌，唱遍大江南北。
而在長江天塹的攻防中，雄踞上游的巴蜀之地，是其關鍵與要害處。清·吳之振等《宋詩鈔》之《止齋詩鈔》載陳傅良《聞葉正則閱藏經次其送客韻以問之》寫道：“順水去吳會，逆水來夔門。萬古逆順舟，以斗占旦昏?！遍L江三峽的夔門，直通中游及下游的三吳之地。因此，明朝洪武年間的馬德華賦有《蜀山圖》一首：“翠壁蒼壓峭入天，雨余芳草帶春煙。錦江東去夔門險，劍閣西來鳥道懸。丞相舊圖砂磧里，文翁遺廟夕陽前?；乜雌ヱR經行處，似有猿聲到耳邊?！敝灰戏匠⒛軌蚬淌亍板\江東去夔門險，劍閣西來鳥道懸”的巴蜀地區，占領黃河流域的游牧民族的戰爭壓力，就有可能依憑長江天塹被化解。
二、民族共同體與英雄城
正因為有了長江的阻隔，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時，漢族的一些大家族遷移到長江流域，把長江流域發展得比黃河流域還發達。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浸染中原的漢族文明，住在未央宮比住在帳篷里舒服吧，所以它就逐漸地被漢化或華夏化了。中華民族向來有一種維護國家統一的向心力，人心不死，自然會趨于新的統一與融合?！妒勒f新語·言語篇》記載了一個東晉初期發生在吳地丹陽新亭的著名故事：“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對于這個新亭故事，明代戲曲《玉鏡臺記》第十二出“新亭流涕”中，作了如此唱詞和對白上的發揮：“自羯虜窺覦神器，胡塵四塞迷。頃刻把中原板蕩，冠履倒置，黎民無孑遺?！呛螘r，從頭收拾山河舊，天外重將落日揮。仰見三辰失位，神京九鼎移。（自從虜馬飲江，滄桑遷變，指顧江山，漫非舊日之景?？蓚?，可傷。）攜手憑高睇盼，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擦鳒I介〕……我與你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乎！……國破裂，君難急，青衣之恥猶未雪，逋臣此恨何時竭？壯懷激烈，甘為嵇侍中血。天柱折，地維缺，一江南北乾坤別，遙看朔漠心如噎。只愿江左群寮，心孚契結。徇國忘家，忠肝似鐵。收疆土，恢帝業，麟閣圖形，燕然勒碣。寸心迫切，衷腸似火濆，聽取江流，聲如哽咽?！边@些充滿激情和憂患的對白和唱詞，是幾個人物輪番說出，或合唱的，從而表明在“一江南北乾坤別”的民族危機中，收拾山河，克復神州，重整乾坤，是南渡過江的中原士大夫的意志和共識。
百折不撓地將這種追求統一、反抗分裂的民族意志，注入長江、黃河的文明腹地，這就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生存史上氣壯山河的南北“太極推移”,你推過來，我推過去，越來越深地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在南北對峙之后，出現了更高程度的南北融合。巴蜀在二千余年的南北對峙交融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堪稱“太極推移”中的“太極眼”.歷史上被稱為“天府之國”的地方，頗有幾處：一是長安所在的關中?！妒酚洝ち艉钍兰摇酚涊d，留侯張良討論定都的時候說：“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免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倍墙?、元、明、清定都的北京。明人謝肇淛《五雜俎》說：“今國家燕都可謂百二山河，天府之國，但其間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給東南耳?！?/p>
清代福格《聽雨叢談》說：“自來論形勢者，必曰關中負山面河，不啻拊背扼吭，足以鞭撻四裔。其次則河、洛居天下之中，金陵有長江之險。蓋皆因仍而言，未必具有獨識也。燕京之地，《戰國策》已稱其天府之國，富弼稱其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得其心可以為用，失其心可以為患?！鼻宕煲妥?、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五說：“是邦（幽燕）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于天下，誠天府之國也。究其沿革，唐虞則為幽都，夏、殷皆入冀地，周封堯后于薊，封召公于燕，正此地也。厥后漢曰廣陽，晉曰范陽，宋曰燕山，元曰大興，國朝初謂之北平，而為燕府龍潛之地，尋建為北京，而謂之順天焉?！鼻迦藚情L元《宸垣識略》卷一引述：“明謝肇淛云：燕都稱百二山河，天府之國?！比堑胤饺耸糠Q其故土?！侗饼R書·唐邕傳》稱并州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泵鳌ね辣井彙堕}中海錯疏》說：“閩故神仙奧區，天府之國也，并海而東，與浙通波，遵海而南，與廣接壤，其間彼有此無，十而二三耳?！彼氖前褪裰?，“天府之國”的稱呼，于此獲得更廣泛的認可?！度龂尽な駮ぶT葛亮傳》記傳主與劉備作《隆中對》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鼻濉ざa等《全唐文》卷二百十五記載，陳子昂《臨邛縣令封君遺愛碑》說：“夫蜀都天府之國，金城鐵冶，而俗以財雄；弋獵田池，而士多豪侈?！北绕痍P中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燕京的“燕都稱百二山河，天府之國”,并州的“金城湯池，天府之國”,閩中的“神仙奧區，天府之國”,巴蜀的“天府之國”另是一番景象。有若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一“太祖平夏，元順帝至正十五年春，徐壽輝將明玉珍據成都”條記載：“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使者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險，北有劍閣棧道之阻，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富利饒，實天府之國?！?/p>
素稱“天府之國”的巴蜀以“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歷史上?？傻於ㄒ淮巴鯓I之基”.秦始皇統一中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他登基前半個世紀，秦人就占領了巴蜀。巴蜀的開發，使秦國的土地和國力增加了一倍。他們利用巴蜀的財富源泉，支撐戰爭，收買列國重臣，勢如破竹地兼并山東六國，統一天下。漢高祖擊敗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除了善于收羅、駕馭和使用杰出人才之外，依恃的也是關中的兵，巴蜀的餉。漢以后出現了三國，晉朝統一全國也是首先拿下了蜀國。原先曹操與孫權打仗，曹操進攻孫權，曹操必敗，孫權進攻曹操，孫權必敗，因為一者長于陸戰，一者長于水戰。但是一旦拿下蜀國和襄陽，就雄居長江上中游，可以建樓船，練水師，一旦東吳有變，就順流而下，統一全國。劉禹錫《西塞山懷古》詩所寫的“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就是展現這番情景。隋朝結束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也是由于隋據有巴蜀。南朝梁發生侯景之亂，西魏乘機占領荊襄、巴蜀，北周取代西魏之后又滅北齊。此時的南朝陳只有三峽以東、大江以南的土地，因此隋文帝篡奪北周帝位，消滅陳叔寶也就水到渠成了。正如清人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三十所說：“以勢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雖下，巫峽、夔門之險，水陸兩困，仰而攻之，雖克而兵之死傷也必甚。故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必先舉巴蜀，順流以擊吳之腰脊，兵不勞而迅若疾風之埽葉得勢故也?！?/p>
宋太祖陳橋兵變，向南方用兵，也是乘亂進入長江中游，又消滅后蜀，才從長江的上中游進攻下游，消滅了南唐李后主的小朝廷的。宋人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記載：“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愿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志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于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陛對，彬辭才力不迨，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
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圣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边@就是著名的“雪夜訪普”的佳話，也見于《宋史·趙普傳》。一代開國君臣必須認真思考“南征北伐，成算所向”的戰略方向。宋初開國，先用“王全斌平蜀”,再以曹彬平江南，然后回師滅北漢，中原、荊蜀、江南統一之后，才用全國之力，承擔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壓力。其中，荊、蜀之地成為首選的入手處，這是值得深思的。
長江下游江面開闊，靠近南方朝廷的心臟區域，必有重兵把守，必遇殊死搏斗，北方的騎兵、步兵貿然過江容易失去優勢，面臨嚴重的危險。金與南宋對峙，金兵在西線遇到吳玠、吳璘的有效抵抗，一直未能進入巴蜀，這對南宋能夠保持偏安局面起了重要的支撐作用。這樣金兵只能直接跨長江，而直接跨長江就吃敗仗。金主完顏亮屯兵四十萬，在采石磯對岸的和州，要跨長江滅南宋。有個四川書生叫虞允文，是跟張孝祥、范成大、楊萬里同科的進士，他搜集零散的士兵和船只，以一萬八千人就把金兵打敗了?！端问贰び菰饰膫鳌吩敿氂涊d蜀中隆州仁壽人虞允文指揮的這場長江采石磯之戰：“金主（完顏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并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完顏）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后則兒女子爾?？〖磽]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鰍船沖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后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尸凡四千馀，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馀人。
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咨?，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閘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鰍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為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沖，以苗定駐下蜀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愿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哀謝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為其下所殺?！笨梢娪菰饰挠谒蠎鹨壑姓{度自如，其智謀竟然壓倒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代梟雄。驕橫的金主完顏亮不諳水戰，鋒芒屢挫，撤兵途中就被部下暗殺了，這就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端问贰㈣焸鳌酚州d：“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與金人戰。允文過鎮江，謁锜問疾。锜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劉锜是一代中興名將，竟然對為一介儒生的虞允文在長江水戰上的作為贊不絕口，這是儒生的威風，還是長江天塹的威風？
與巴蜀、與重慶有重大關系的，是13世紀蒙古帝國滅金之后，四十年才滅南宋。他們都到哪里去了呢？
除了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西征，一直打到伏爾加河之外，在中國土地上的蒙古大軍向西打破襄陽、成都，忽必烈從隴西穿越二千里山谷，乘羊皮囊下金沙江，襲破大理國。當時的蒙古騎兵被羅馬教皇稱為“上帝的鞭子”,但蒙哥汗親率十萬大軍進攻重慶合川釣魚城的時候，被飛丸擊中而死，使釣魚城成了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上帝折鞭”的英雄城。釣魚城本是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余玠，采納播州（今遵義）士人冉琎、冉璞的建議，搬遷合州及石照縣于釣魚山上，屯兵積糧，修墻建堡而成?！端问贰肪戆耸拧さ乩碇镜谒氖d：“合州，中，巴川郡，軍事。淳佑三年（南宋理宗年號，公元1243年），移州治于釣魚山?！鄙絼蓦U峻，環以嘉陵江、渠江、涪江之水，成了“鎖鑰三江”的巴蜀屏障。筑釣魚城五年后，蒙古軍分三路進攻南宋，蒙哥汗（即元憲宗）親率主力，攻陷成都及川西北諸府，對釣魚城招降受拒。此年，即蒙哥汗九年（宋理宗開慶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軍攻城，均被守將王堅擊退。六月，蒙古前鋒將領乘夜攻破西北外城馬軍寨，與增援的守軍激戰。戰爭間歇時，蒙方前鋒將領勸降喊話，為滾木礌石擊中身亡。七月，蒙軍在對面馬鞍山筑臺立桅，以窺釣魚城虛實。蒙哥汗登桅了望，為釣魚城上巨炮發射的飛丸擊傷，留下可“克城盡屠”的遺詔而亡。蒙哥汗死訊傳出，西征埃及、敘利亞和歐洲，以及南攻趙宋的蒙古貴族返回本土，展開長期的汗位爭奪戰，在內訌中消磨了摧枯拉朽的擴展勢頭。草原帝國本被喻為“上帝的鞭子”,而釣魚城之戰成了“上帝折鞭”之役，改變了中古世界局面和世界史進程。合州有被稱為“鄒忠介公”者，作《釣魚城跋》云：“吾聞得國于北者，恃有黃河之險，得國于南者，恃有長江之險。而蜀實江之上游也。敵人得蜀，偏師可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敵人與我共之矣，故守江尤在于守蜀也。而釣魚城又據蜀之上游。冉氏兄弟，首劃城釣魚山之策，王堅、張玨，且戰且守，豈非有見于此歟？向使無釣魚城，別無蜀久矣；無蜀，則無江南久矣。宋之宗杜，豈待厓山而后亡哉?！鼻迦硕≈翁摹妒穗[齋涉筆》摘錄此跋之后，評論說：“文僅二百馀言，天下大勢，了如指掌，大手筆也。釣魚城有石刻四字，云獨釣中原,或云忠介公題?！贬烎~城憑借天然險峻，在蒙古大軍包圍下，堅守三十余年，直到南宋滅亡之后。如郭沫若在抗戰時期的摩崖題詩所云：“魄奪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縈。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壯甲兵。卅載孤撐天一線，千秋共仰宋三卿。貳臣妖婦同祠宇，遺恨分明未可平！”釣魚城堅守前后，蒙古軍已占領襄陽、成渝、大理，實際上已從上中游渡過長江，因而回師東南，滅宋已成摧枯拉朽之勢。這就是說，元朝統一中國，也印證了先得巴蜀、后成統一的歷史通則。
現代的巴蜀在支撐國家命脈和完成統一、獨立的大業中也發揮了無以代替的作用?？谷諔馉帟r期，北平、南京、武漢相繼淪陷，重慶成了戰時陪都，被譽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司令部。而且新中國建國的十大元帥中，巴蜀出了四個---朱德元帥、陳毅元帥、劉伯承元帥、聶榮臻元帥，他們在全國解放統一中立下彪炳史冊的功勛。在巴蜀可以找到一個極佳的立足點和精神關注點，總覽維系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生命的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沖突融合，總覽中國歷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且往往是“誰得巴蜀，誰得一統”的歷史進程。關注巴蜀文化，實際上是關注中華民族發展合力的一個關節點。
三、巴渝歌舞與竹枝詞
重慶近年隨著三峽水庫的修建，搶救發掘出大量巴人文化的遺存，建立了巴文化博物館。重慶、川東一帶，古稱“三巴”:渝州為巴中，綿州為巴西，歸、夔、魚腹、云安為巴東。晉代常璩《華陽國志》卷一述及三巴的政治建制：“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劉）璋乃改永寧為巴郡，以固陵為巴東，徙羲為巴西太守，是為三巴.”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州郡”五則解釋三巴得名的緣由：“渝州（今理巴縣）古巴國（《左傳》西巴師侵鄾,注云：巴國今江州縣也。其爵曰子），謂之三巴（《三巴記》曰：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謂三巴）?！薄度陀洝纺耸駶h大臣譙周所著，因而他對地理形勢是熟悉的。蜀人李白有《宣城見杜鵑花》（一作杜牧詩，題云《子規》）詩云：“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p>
三巴是巴人的原住地，在《左傳》中，他們多次以“巴子”“巴人”的身份出現，與楚國或聯盟，或相爭。在戰國七雄稱王時，巴亦稱王。至于他們的起源，大概是來自巴人的口頭傳聞，如《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馀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馀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卑托U的分支，有板楯蠻，有別名為賨人。這個以白虎為圖騰的部族，是能歌善舞的。還是《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如此說：“至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樸、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馀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珍。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薄杜f唐書·音樂志》也證明這一點：“漢高祖與項籍會于鴻門，項莊劍舞，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云公莫害沛公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之遺式也?！栋陀濉?，漢高帝所作也。帝自蜀漢伐楚，以版盾蠻為前鋒，其人勇而善斗，好為歌舞，高帝觀之版盾蠻為前鋒，其人勇而善斗，好為歌舞，高帝觀之曰：武王伐紂歌也。使工習之，號曰《巴渝》。渝，美也。亦云巴有渝水，故名之?！?/p>
巴人的歌舞崇尚勇武風氣。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別本》（卷六·蜀錄/文淵閣四庫叢書本）記載：“巴人謂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及高祖為漢王，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不愿出關，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卑陀逦枋前腿说拿?，因與改朝換代時期的開國雄主相聯系，影響相對深廣。晉代常璩《華陽國志》卷一如此記述：“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屬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啟，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會諸侯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彼未鴳V《類說》則說：“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巴渝之美》?！币坏┕谏现芪渫?、漢高祖的名頭，巴渝樂舞就成了全國性的樂舞，由俗入雅，獲得貴族的青睞。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四十一·樂部一/四庫全書本）涉及漢代風俗：“《鹽鐵論》曰：貴人之家，中山索女，撫流徵于堂，與鳴鼓巴渝交作堂下?！钡搅肆?，梁簡文帝有《蜀國弦》樂府詩，稱贊巴渝舞姿之妙：“銅梁指斜谷，劍道望中區。通星上分野，作固下為都。雅歌因良守，妙舞自巴渝。陽城嬉樂盛，劍騎郁相趨?！绷汉單牡塾钟小段栀x》曰：“酌蒲桃，坐柘觀，命妙舞，徵清彈……奏巴渝之麗曲，唱碣石之清音，扇才移而動步，鞞輕宣而逐吟?！痹谶@位以“文”為謚號的帝王心目中，巴渝樂舞簡直成了妙舞麗曲的代名詞了。巴渝歌舞由漢高祖稱贊的“武王伐紂歌”,蛻化成妙舞麗曲，也可見南朝文學風氣趨勢之一般。
無論是崇尚勇武也罷，妙舞麗曲也罷，既然巴渝歌舞上連周武王，下連漢高祖，便不能不引起歷代史志的談論和探討。宋代鄭樵《通志·樂略》稱：“按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斗，好為歌舞，帝觀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舞》。其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句讀。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帥而得歌之本意，故改為《矛渝新?！贰跺笥逍赂！贰肚_新?！贰缎修o新?！匪母?，以述魏德。其舞故常六佾，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啟增滿八佾。梁復號《巴渝》?！痹ゑR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八“樂考”,則判定巴渝樂屬于“武樂”,并探討其體制：“巴、渝鼓員三十六人（師古曰：巴，巴人也。渝，渝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渝人，并趫捷善斗，與之定三秦，因存其武樂也。巴、渝之樂，因此始也）?！倍拍琳f得很干脆：“巴渝夷俗，慷慨豪健，形于樂曲……”明人楊慎《送樊九岡副使歸新繁》寫得很深情：“別君于南云碧雞之澤，追君于東城金馬之坡。酌君以蓮蕊清曲之酒，侑君以竹枝巴渝之歌?！鼻宄醯膮莻I提起巴蜀，就在《閬州行》中發了如此感慨：“四坐且勿喧，聽我歌閬州。閬州天下勝，十二錦屏樓。歌舞巴渝盛，江山士女游?！鼻宕型砥诘拿晒牌烊?、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柏葰，宦游巴蜀，作了《重慶府》詩云：“十七門樓壓翠鬟，西南一線走嚴關。波濤交匯三江水，井邑高凌萬仞山。吳楚帆墻來日暮，巴渝歌舞艷人間。時平不用夸形勝，戍鼓無聲白晝閑?！辈还苁欠Q“盛”,還是稱“艷”,巴渝歌舞流傳了二三千年，依然是巴渝地區的文化符號之一。
究其原因，巴渝歌舞是汲取民間營養，始終接上“地氣”的。周朝采詩，未及巴渝與楚之江南，反而在這些地方為《楚辭》和巴渝歌舞留下了發展空間，此之謂“邊緣活力”.因此，巴渝歌舞又生長出《竹枝詞》的分枝。唐人顧況《竹枝小序》說：“《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貞元中，劉禹錫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騷人《九歌》作《竹枝》新辭九章，教里中兒歌之，由是盛于貞元、元和之間。禹錫曰：竹枝，巴也。巴兒聯歌，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睢舞，其音協黃鐘羽。末如吳聲，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焉?！碧迫嘶矢λ伞吨裰Γㄒ幻陀遛o）》卻采取七言二句為一首的形式，其一是“檳榔花發鷓鴣啼，雄飛煙瘴雌亦飛”;其二是“木棉花盡荔支垂，千花萬花待郎歸”;其三是“芙蓉并蒂一心連，花侵槅子眼應穿”;其四是“筵中蠟燭淚珠紅，合歡桃核兩人同”;其五是“斜江風起動橫波，劈開蓮子苦心多”;其六是“山頭桃花谷底杏，兩花窈窕遙相映”.明萬歷年間的俞彥又有一種同樣奇特的《竹枝》，謂“孫光憲、皇甫松俱有此體”,詩云：“巴江迎神（竹枝）打鼓鼙（女兒）。山花紅英（竹枝）女巫衣（女兒）?！屯瘣鄢ㄖ裰Γ┌陀迩ㄅ畠海?。巫神夜歸（竹枝）巫廟宿（女兒）?！边@些《竹枝》歌詞，通俗甜膩，語意雙關，在心照不宣中別具風情。
清人王士禎等的《師友詩傳錄》，又對《竹枝》《柳枝》一類來自民間的詩歌形式，大發議論說：“問：《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而《竹枝》、《柳枝》，亦有分別，請問其詳？阮亭答：《竹枝》泛詠風土，《柳枝》專詠楊柳，此其異也。南宋葉水心又創為《橘枝詞》，而和者尚少。歷友答：《竹枝》本出巴、渝。唐貞元中，劉夢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詞九章，教里中兒歌之。其詞稍以文語緣諸俚俗，若太加文藻，則非本色矣。世所傳“白帝城”以下九章是也。嗣后擅其長者，有楊廉夫焉；后人一切譜風土者，皆沿其體。若《柳枝詞》，始于白香山《楊柳枝》一曲，蓋本六朝之《折楊柳》歌辭也。其聲情之儇利輕雋，與《竹枝》大同小異，與七絕微分，亦歌謠之一體也?！吨裰Α?、《柳枝》詞，詳見《詞統》?！蓖跏康澰趽P州作有《論詩絕句》三十首，其中一首寫道：“曾聽巴渝里社詞，三閭哀怨此中遺。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雁哀猿和竹枝?！逼渲屑茸匪萘恕吨裰υ~》的巴渝根源，以及文人采風中由俗入雅的過程；又展示了《竹枝詞》在超地域的傳播和寫作中，被賦予“泛詠風土”的功能；并且將源于“巴渝里社詞”的《竹枝詞》，與屈原的“三閭哀怨”相聯系，從而形成二千余年發源于巴渝、南楚的、具有深刻的民間因緣的“男音”系統。
三巴之地，本以民間歌詠風氣極盛而馳名。宋玉《對楚王問》說：“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彼斡竦囊馑荚谟凇扒吆凸选?但是翻轉一面看問題，在巴渝之地是“曲俗和眾”,而且這種帶著巴人徽記的俗曲，竟然在楚國首都，已經獲得了超過任何歌曲的眾多知音了。宋玉在無意中，為巴渝俗曲的魅力，作了極好的證明。
唐代詩翁杜甫漂泊西南，進入巴蜀之后，也聽到這種魅力動人的俗曲了。杜甫《暮春題西草堂》詩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倍鸥途影褪?，找到了安頓詩心之所。先是“五年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在成都浣花溪畔草堂，記留下他客居的憂慮，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也留下了他村居的寧靜，如《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讲辉壙蛼?，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吓c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馀杯?！彼谶@里作了一組《漫興》和《江畔獨步尋花》絕句，“罵春色”“罵春風”“罵燕子”“又罵桃柳”,心情放松得有點“顛狂”,人生能有幾回如此心境？明·李東陽《麓堂詩話》（知不足齋叢書本）說：“杜子美《漫興》諸絕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詩人蹊徑?！笨梢姸鸥τ诖艘哺腥玖税陀甯栉璧牡貧?。
杜甫《水檻遣心》詩云：“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
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睂τ诖嗽?，宋代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下說：“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雨細著水面為漚，魚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唯微風乃受以為勢，故又有輕燕受風斜之語?！庇纱擞致撓氲蕉鸥υ陂L安時寫《曲江二首》的一聯詩句：“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為之，便當如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蓖鯂S《人間詞話》，將杜詩的這番感受納入他的“境界說”,謂“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閑掛小銀鉤,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可見進入巴蜀的杜甫，已經喚醒了詩性敏感的新深度，而以精細的格律與宇宙動靜進行怡然自得的微妙對話了。
金代曹之謙《寄元遺山》如此評議杜甫的詩歌變化：“詩到夔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辟缰?，即今重慶奉節，漢代公孫述建白帝城于此。李白受永王李璘事件牽連，流放夜郎，途經白帝城，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遇赦東歸，作《早發白帝城》詩云：“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倍鸥τ谟捞┰辏ü?65年）離開成都，次年春夏間移居夔州，距李白遇赦東歸已經七年，而且李白已經在當涂逝世四年。杜甫居夔州二年，作有《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秋興八首》《登高》《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等著名詩篇，共計成詩四百三十余首，幾近今存杜詩的三分之一，成為他的詩興集中爆發而登峰造極的時期。
明人陳繼儒《筆記》卷二描述了杜甫寓居夔州的蹤跡：“杜少陵自成都來夔門，欲下三峽，達荊襄，以向洛陽，漸圖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復遷西，后徙居東屯。東屯稻田水畦，延袤百頃，于是卜居。今有杜工部草堂?！倍鸥υ谫缰?，已是遠離政治中樞與政治事件的漩渦，他卻沉下心來，觀看歷史，觀看國家的命運，觀看自己內心深處，體驗著一種深刻而酸澀的“孤城感”.清人吳喬《圍爐詩話》由杜甫的《詠懷古跡五首》談到他的《秋興八首》，認為：“唐人謂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
今看右丞詩甚佳，而有邊幅，子美浩然如海。子美群山萬壑赴荊門等語，浩然一往中，復有委婉曲折之致。
……《秋興》首篇之前四句，敘時與景之蕭索也。淚落于叢菊,心系于歸舟,不能安處夔州，必為無賢地主也?？偛贿^在秋景上說，覺得淋漓悲感，驚心動魄，通篇筆情之妙也?！袷医洿?、段等兵事，夔亦不免騷動，故曰孤城.又以窮途而當日暮，詩懷可知。依南斗而望京華者，身雖棄逐凄涼，而未嘗一念忘國家之治亂?！奶翇{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言兩地絕遠，而秋懷是同，不忘魏闕也?！菥淤玳T，進退維谷。其曰白頭吟望苦低垂,千載下思之，猶為痛哭?！?/p>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甫的那首《登高》七律絕品：“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睂Υ嗽娮髁诉x句細讀的，有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乙編·卷五），他指出：“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凄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边@首七絕名篇曾經引起明清兩代關于古今七律孰為第一的議論。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認為：“何仲默取沈云卿獨不見,嚴滄浪取崔司勛《黃鶴樓》，為七言律壓卷。二詩固甚勝，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為第一也。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愛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秾麗況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的微乖耳。然竟當于四章求之?！彼岢龆旁娍晒┢呗傻谝坏暮蜻x篇章中，四首竟有三首出自夔州詩，除了這首《登高》之外，另兩首出自《秋興八首》。胡應麟以依附王世貞得名，只是它特別推崇這首《登高》，其《詩藪》內編五認為“杜風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沉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法、句法、字法，前無昔人，后無來學。微有說者，是杜詩，非唐詩耳。然此詩自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元人評此詩云：一篇之內，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亦似識者）”.說得同樣鐵板釘釘的，還有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八：“嚴滄浪謂崔郎中《黃鶴樓》詩為唐人七律第一，何仲默、薛君采則謂沈云卿盧家少婦詩為第一。人決之楊升庵，升庵兩可之。愚謂沈詩純是樂府，崔詩特參古調，皆非律詩之正。必取壓卷，惟老杜風急天高一篇，氣體渾雄，翦裁老到，此為弁冕無疑耳?！庇纱丝梢?，杜甫雖然居留夔州僅二年，但這是非同尋常的二年，他在此期間拓展了詩的胸襟和境界，提升了詩的文化含量和藝術含量。夔州是有幸的，它由于有了杜甫的居留，成了中國詩歌史上一個值得紀念的亮點地方。
四、現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三個回歸”
我曾到日本名古屋、京都、神戶等地講學，講了兩個題目：一個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現代文學研究》，另一個是《中國現代文學與東北亞人文地理》。后一個題目涉及東北亞中、日、朝、韓近百年的地理因緣、民族命運和文化選擇，文學在其間成了民族精神的宣揚和民族悲憤的申訴。這對于梳理中華民族在面臨危機和苦難時，不屈不撓的精神意志的脈絡，提供了許多可歌可泣、有血有淚的材料。前一個題目，揭示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理論維度和精神空間的擴展。在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重大收獲，在于精神空間擴展的基本標志，體現為以“中國現代文學”這六個字命名的這個學科，要返回到它的本體和本質，在本體和本質上生長出新的學理維度和思想深度。這就是深入地追問：何為“中國”?何為“現代”?何為“文學”?這三個犖犖大端的問題解決好了，就可以給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一個返本歸真的、可靠扎實的，而不是東倒西歪的出發點。
首先，“文學”要回到“文學”.自從梁啟超主張“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以后，文學的社會政治功能就受到超出常規的高度重視。發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現代文學，政治品格就非常突出。近代中國嚴重的民族危機，要求文學從政、文學從軍，以拯救和更新民族為己任。文學的承擔使之產生許多剛健進取，充滿血性，甚至可歌可泣的作品，同時也導致其缺乏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從容不迫地思考自身的本質、人性的深度和審美的創造。文學，在相當長的時間中，沒有以平常心反思一下“何為文學”.在國家政權的更迭中，文學政治學受到了現實政治以文學作為材料，進行的愈來愈嚴峻的政治裁決。這種透過文學的政治沖擊波，使許多作家變成政要、社會名人、受改造者或流亡海外者。其后文學領域的歷次政治運動，往往把作家當成“斗士”或“被斗士”,甚至把他們過去的作品看作隱藏著政治態度的特殊檔案，被簡單地進行“香花和毒草”的評判。文學因此不同程度地迷失了自己。
改革開放以后的思想解放潮流，使一大批作家作品從政治或階級斗爭的附庸中分離出來，作為時代與人的審美文化的表達和想象來對待。文學當然要關心人民的心聲、民族的命運，但一個現代大國應該以博大的胸懷，鼓勵和推動文學按照文學的本質和方式，給人民的心聲和民族的命運以豐厚而深刻的回響。文學是天地之間，對人的生命的審美表達，是一種以人的生命、情感、心靈、想象和情趣為中心和基本維度的審美文化。有偉大的文學杰作的時代，才有人的尊嚴，才稱得上是有亮色的時代。在以原創精神建立具有現代中國特色的文學空間的需求下，以開放心胸接納外來的批評流派的話語智慧，必然推進文學研究的空間變得更加開闊，維度、方法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堅持自主原創精神而有空間、有維度、有方法，文學就會生氣勃勃地返回自身的本位。這一點，檢閱一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現代文學研究，在諸多學科中首當其沖地撥亂反正、守正創新，層出不窮地涌現出一批根底扎實、氣象清新的文學史和專題著作，資料建設也取得長足的進展，就是極好的苗頭?，F代文學研究領域，至今一年的論著的數量，幾乎就相當于建國初期的十七年，這都是把文學當作文學而帶來創造空間大拓展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現代回到現代”.現代文學的發展，是率先在新文學、新文體、新的白話語言形式上取得突破的，沒有這“三新”,就談不上真實存在的現代文學。
同時，文學領域的“現代”的整體性，具有多維度、多層面的文化構成。既然要談“現代性”,就有必要認清現代性是一個歷史范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既有與歐美相通之處，又有其作為和貢獻的獨特及獨到之處。沒有這種獨特和獨到的一面，就稱不上是一個具有深厚的歷史資源的現代大國文學。曹禺的現代性雖然很鮮明，但是談中國戲劇的“現代性”,如果忽視曹禺和梅蘭芳共同構成的復調式的“現代性形態”,就可能失去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考察的深刻性。過去現代文學研究中把這種“現代性”的復調形態，刪除得只剩新文學甚至革命文學一根桿兒，這就可能失去大文學觀所提倡的文化研究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歷史所以深刻，正因為它復雜，在復雜的挺進、承傳、悖謬、纏扭中推動歷史曲曲折折又豐富多彩地前行。改革開放要恢復“現代”的本來面目，就不可回避地發現現代文學除了有新文學、新小說之外，還有通俗小說。蘇州大學在這方面作出突出的建樹，追尋“新體”“俗體”比翼齊飛。至于除了新詩之外還有傳統詩詞，雖有學者進行了相當系統的梳理和闡釋，但響應者尚屬寥寥，二者都應進入文學史寫作，就至今還存在分歧。民國年間的舊體詩如果進行全面清理，不在十萬首以下。不僅老文人、教授、書畫家、政治人物寫舊體詩詞，新文學家中的不少人雖在公共空間寫新詩，卻把私人空間留給舊體詩詞，成為他們精神獨白和人際交往的特殊形式。這都是任何一位有深刻文化意識的文學史家，應該認真反思的。
新詩的發展就能截然割斷傳統，或者痛快地割斷傳統，新詩就能騰飛嗎？蔡元培、魯迅、陳獨秀、胡適、茅盾、郁達夫，都是提倡新文學的大人物，但他們都寫著舊體詩，甚至有人沒有寫過新詩，蔡元培還主張新舊體詩并存。毛澤東到重慶山城來談判的時候，如果不是拿出舊體詩詞《沁園春·雪》來，而是拿出類似胡適發表的第一首新詩“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這樣的詩來，那就成了大笑話，當年就有譏笑胡適為“黃蝴蝶”的教授。
《沁園春·雪》宣示了一種分量、一種修養、一種雄視千古的氣象，是一般的新體詩代替不了的。當然舊體詩對于一些現代生活、事象、心理、感受，也有描述不了，或者抒寫不精細的，它必須進行改造，必須容納新的詩歌形式和詩歌語言。五四時期想打倒舊體詩，近百年過去了，但舊體詩依然未倒，至今舊體詩的各種作者還以百萬計。詩是文學中的文學，語言中的語言，它是抗拒翻譯的。似乎沒有哪位西方詩人讀了唐詩宋詞的外文譯本，模擬作詩，就說是在寫唐詩宋詞。而中國的某些新詩作者，讀了幾本西方詩的也許并非第一流、而是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譯本，就不顧中國語言的特點和滋味，就放言在寫作西方某派某體詩，不知人們讀后作何感想？明智的做法，應該是新詩舊詩并存，相互取長補短，融合創新，共同開拓現代詩歌形式。就像現代戲劇除了曹禺，還有梅蘭芳一樣，如果中國詩壇被胡適大呼一聲，整個舊體詩詞的大廈就轟然坍塌，都變成新詩一枝獨秀的天下，這就不是有著世界上罕有其匹的詩歌傳統的中國了。新詩有佳作，也存在著大量的不入流的作品；舊體詩詞存在著大量半通不通的作品，也不乏佳品。作詩需懂詩，研究詩同樣需懂詩，二者都是創造性的活動。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存在著一個復雜、豐富、源遠流長的文學經典體系，這就注定了它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型，展示著一種多維度、多層面、多形式的精神文化圖譜。如果我們的文學史不能展示如此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圖譜而高談什么“現代性”,那么就可能浮在歷史文化的表層，就很難說已經深入到文學現代過程的真實脈絡和深刻學理之中。
第三個問題，“中國回到中國”.中國文學要還原它的完整版圖，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學都應有專門的研究、比較研究和相互關系研究。臺港澳文學要研究，京派、海派文學要研究?？箲鹞膶W由于戰爭割裂了地域，出現了大后方文學，大后方有重慶、昆明、桂林、香港等文化重鎮，都出現一些文學群體，展現各自不同的文學生產傳播體制的地域特點。解放區延安文學往前延伸著產生共和國文學的理念和體制，以及戰區的硝煙氣氛，以及淪陷區文學的分化、探索和回歸鄉土，都出現了一些獨特的文化生態和文學方式。如此眾多的領域，在改革開放三十年間都重新搜集材料，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出現了不少地域文學研究的專集和叢書。我編寫的三卷本現代小說史與其他文學史的有所差異之處，除了文化研究和審美體驗的視角轉換之外，很重要的一點進展是在大量原始材料基礎上展開豐富的空間維度、地理維度。東北流亡作家群、四川鄉土作家群、京派海派、華南作家群、東北淪陷區、華北淪陷區、孤島、還有香港臺灣，一些領域都是以往文學史未曾言或言之不甚詳的，但本人的小說史是將它們納入文學發展過程的完整的立體的結構之中，以許多可靠的材料論述了它們的獨特地位、發展脈絡和審美文化價值。許多作家第一次在文學史上回歸位置，展示風貌，這不是由于本人有何等過人的高明，而是受了改革開放、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研究空間拓展之賜。
空間問題，地域文化問題，應該成為我們開展研究的一個新關注點，實際上也是現代國際文化研究領域中新的精神取向。記得前幾年在蘇州開一個國際漢學研討會，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問我正在作什么研究，我說：“我就是在大家習慣的文學研究的時間維度上，增加并且強化空間維度?！彼浅８锌?，認為歐美所謂后現代就是用空間的多維性來瓦解唯一中心的封閉性。這使我聯想到阿拉伯《天方夜譚》（今譯為《一千零一夜》）中那個《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故事，雖然文學不是“懂暗語的石門”,但空間意識的深刻介入，往往使我們如念了“芝麻，開門”的暗語一樣，使得文學意義之門豁然洞開，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里面金光燦爛的秘密。研究地大人眾、地域文化資源特別豐富的中國文學而不關注空間，不關注人文地理，不關注民族和家族問題，往往會像沒有掌握“芝麻，開門”的暗語一樣，石門當道，難曉珍藏于其間的意蘊奧秘。自文學和地理打交道后，出現了一種新的學術原則，新的學術開發的可能性。如果只有時間維度，注意的是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等思潮的演進，是先進與落后、革命與反動、階級與大眾一類社會價值判斷。這些維度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強化空間維度的介入，就會關注民族、家族，作家和作家群體的遷徙，以及信仰、風俗、制度在地域間的展示、流動和相互關系，從而形成一種地域、民性、文學的三維空間，調動浩繁的文獻、知識考古和田野調查的材料，展示豐富多彩的文化脈絡，考察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及其精神譜系。地域文化是一種綜合的文化，它囊括著特定區域的自然環境到人文環境，民間習俗到精英投影，不同類型的地方人物和家族群體洋溢著特殊的生命形態和生命基調，對于曾經生于斯、長于斯、游于斯、寓于斯的作家眼光和世界視鏡，都存在著潛隱而深刻的影響，往往以獨特的鄉土情感和角度，解讀生命的特質和形式。語言是文學的衣裳，文學由于語言而色彩斑斕。他們喜歡披著土地的黃色、森林的綠色、江海的藍色等等語言外衣，走近鄉土或城市世界人物的心靈，津津樂道地拉扯著飽含“地域要素”“文化風貌”和“鄉土認同”的家常，體悟著此天、此地、此人的道之根、道之性。魯迅筆下的魯鎮，老舍筆下的北平胡同茶館，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李劼人筆下的成都及鄉下，沙汀筆下的川西北農村，張愛玲筆下的香港的上海女人，都給現代文學抹上一筆濃濃的色彩，令人傾慕，令人慨嘆，令人沉思如此的中國及其命運。
魯迅說：“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保ā吨玛悷煒颉罚┑ぜ{曾認為：“作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保ā端囆g哲學》）要開拓地域文學研究的深度，重要的是引入文化人類學的思想方式，考察其中的地理風貌、區域民俗與語言，人群構成及其思考問題的方式，以及蘊于其深處的生存哲學。俄國作家果戈理說：“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寫農婦穿的無袖長衫，而在表現民族精神本身。詩人甚至在描寫異邦的世界時，也可能有民族性，只要他是以自己民族氣質的眼睛、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觀察它。只要他的感覺和他所說的話，他的同胞們覺得，仿佛正是他們自己這么感覺和這么說似的?！保ā蛾P于普希金的幾句話》）別林斯基將這種具有民族氣質的眼光和感覺，用理論概念表述為“理解事物的方式”,以透視某地人物特有的靈魂。他認為：“每一民族的民族性秘密，不在于那個民族的服裝和烹調，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保ā秮啔v山大·普希金的作品》第八篇》）語言表達形態和滋味也很重要，必須采用適當的鄉話、方言、俚語，熬出濃濃的地域風味。魯迅說：“方言土語里，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里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匯，更加提煉，使他們發達上去的，就是?；?。這于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币缘赜虻纳酱L貌、人文景觀為歷史現場，以民風民俗為生活方式的場景，以家常話和方言俚語為伴奏，以理解世界的特別方式為靈魂，復合而成地域文學的審美敘事形態，使讀者如臨其境，對特定地域的人生形式可觀、可感、可夢、可思。地域文學彰顯的文學的多樣性，有多樣性才能稱文學，才能使文學扎根于廣袤的充滿生命力的中國。
五、巴蜀民性民風與現代文學
四川是現代中國文學的大省，出現了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蕪、林如稷、何其芳、周文、羅淑、陳翔鶴等一批重要作家。若從地域文學的標準衡量，李劼人、沙汀屬于地域色彩較重的一端，巴金、郭沫若則屬于地域色彩相對淡薄的另一端。都是川籍作家，由夔門奔向時代思潮，或逆向地由夔門重返鄉土，在二者的張力的彈射之間，作品的滋味甚是有別?？妓鳟a生此種張力的原因，是由于巴蜀并非全國文化的中心，或文化的中原，而是文化的內陸盆地，掙脫者用力過猛難免變形，返回者資源雄厚，另有創獲。其間有兩個時間點值得注意，一是辛亥革命前夕，并且作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四川保路運動；一是五四運動及其后的左翼思潮和無政府等一類外來思潮。第一個時間點之前，出現了留日的巴縣青年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使當日讀者“雖頑懦之夫，目睹其事，耳聞其語則罔不面赤耳熱心跳肺張，作拔劍砍地奮身入海之狀。嗚呼！此誠今日國民教育之一教科書也”.魯迅談及他對辛亥革命的輿論宣傳作用，認為：“倘說影響，則別的千言萬語，大概都抵不過淺近直截的革命軍馬前卒鄒容所做的《革命軍》?！倍硪粋€時間點的前夕，吳虞奮起與成都閉塞、頑陋風氣宣戰，激烈地抨擊孔學禮教，被胡適稱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二人印證著“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后治”的具有革命色彩和冒險精神的巴蜀民性。歷史上稱夷蠻戎狄為“四夷”,大體上夷、蠻屬于農耕民族，戎、狄屬于游牧民族。鄒容、吳虞之流的激進文化沖擊波，帶有一點“巴蜀蠻”的野性。
而與這種馬前卒、急先鋒角色不同的，是“文學四川”的實力派老將李劼人。1915年秋，李劼人任《四川群報》主筆；1918年7月，李劼人任《川報》發行人兼總編輯，他以報人的敏感，成為推動白話小說降生的人物之一。早在1912年，李劼人創作的第一篇白話小說《游園會》，發表在上?！冻跨妶蟆飞?。從1915年到1918年間，他先后在報刊上揭載了短篇小說百余篇，其中鞭撻官僚政客丑行、揭露社會黑暗的系列小說《盜志》有四十余篇，以及《做人難》《續做人難》《強盜真詮》等篇什。時人評論說：“惟有那老懶君（李劼人筆名）的膾炙人口的小說，一名《盜志》，一名《做人難》，這兩種小說，是人人都稱贊它好得很，因為這是實寫社會的緣故?！庇捎诶顒氯税自捫≌f問世極早，近二十年發生了“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屬于誰？”的爭論。這里存在著一個時空標準的選擇。李劼人的作品發表在川報，影響只及地方；陳衡哲的早期作品發表在留學生刊物，影響只及海外特定的留學生圈；而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作品，則刊發在新文化中心刊物《新青年》上，以高度的藝術力量打開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大門，啟動了一個全國性的歷史進程。因此，論白話小說發表的時間，李劼人、陳衡哲略先；論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進程，魯迅居于奠基者的主將位置。
本人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曾以萬字的篇幅為李劼人專設章節，說“不僅比沙汀、艾蕪早開始小說創作近二十年，而且是新文學作家中最早試作白話小說的一人”;并且將李劼人與沙汀、艾蕪、周文、陳銓列為“四川鄉土作家群”,專立一章。這些都是以往文學史所沒有這樣做的，受到唐弢先生的贊揚。我發現，李劼人是1930年代屈指可數的具有宏大藝術氣魄的作家，他將鄉土小說和近代史小說融合成一種新的藝術思維方式，在《死水微瀾》上創造了“近代風俗史小說”,在《暴風雨前》上創造了“近代思潮史小說”,在《大波》上創造了“近代政治史小說”,而且三部長篇互相勾連、疊疊遞進，形成了氣勢恢宏的“大河小說”系列。對其小說中一幅幅獨特而親切、熱鬧而古樸的成都地區鄉土風俗畫，尤為稱賞。李劼人筆下的川味菜肴，如“下里巴人”的牛腦殼皮、牛毛肚子、麻婆豆腐之類，都寫得使人仿佛聞到一種麻辣濃香的氣味。他在《漫談中國人之衣食住行·飲食篇》中，談及成都北門外陳興盛飯鋪，專為推大油簍的嘰咕車夫，做既嫰且滑，滿夠刺激的“麻婆豆腐”.《大波》第二部就讓進城打聽消息的顧三奶奶（即鄧幺姑），專程繞道北門。又讓掌柜娘向她夸口說：“我媽懂得那些（車夫）大哥是出力氣的人，吃得辣，吃得麻，吃得咸，也吃得燙。因此，做出豆腐來，總是紅冬冬幾大碗，又燙，又麻，又辣，味道又大?！覌屇樕嫌袔最w麻子，大家喊不出我們的招牌，---我們本叫陳興盛飯鋪。---卻口口聲聲叫陳麻婆豆腐，活像我們光賣豆腐，就不賣飯。直到眼前，我媽骨頭都打得鼓響了，還有好多人---頂多是城里的一些斯文人---割起肉來，硬要找陳麻婆給他做肉焯豆腐，真是又笑人，又氣人?！弊骷胰绱瞬幌ЧP墨地寫飲食文化，由于他要表現“中國人好吃的整個性格”.他有一種見解，覺得“中國人對于吃，幾乎看得同性命一樣重”.《死水微瀾》中用了許多筆墨描述川西壩的豬肉：“成都西北道的豬，在川西壩中又要算頭等中的頭等。它的肉，比任何地方的豬肉都要來得嫩些、香些、脆些，假如你將它白煮到剛好，切成薄片，少蘸一點白醬油，放入口中細嚼，你就察得它帶有一種胡桃仁的滋味，因此，你才懂得成都的白片肉何以是獨步的?！痹谡劤灾?，李劼人已經滲入了成都人對飲食文化的理解和享受方式。他不是在編飲食詞典，而是在透視飲食世界中的人心。
李劼人出生于教私塾、行中醫的下層夫子家庭，少年時常到茶館聽說書。父親以些微積蓄“捐”了一個江西小吏，李劼人遂隨母親到了南昌，不久母親染疾偏癱。他經常出入當鋪與藥鋪，典當衣物為母冶病。不久，父親到一些縣衙門做收錄、文書等差事，使李劼人有機會目睹縣太爺升堂審案，往往對窮苦百姓毒刑鞭笞、敲詐勒索，對紳士財主百般袒護、狼狽為奸。父親客死宦所，他四處托人求資，伴著殘疾的母親，扶柩回成都，寄居舅家，靠祖傳藥方制“朱砂保赤丸”,李劼人常走街串巷叫賣，對成都的街道、傳說、風情了如指掌。入成都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就以愛講故事的“精公”綽號為同學們簇擁。二十八歲，赴法勤工儉學，譯有福樓拜的“外省風俗”小說《包法利夫人》，成為我國最早譯介法國文學者之一。因此，當李劼人動手將巴蜀風俗引入《死水微瀾》的時候，就妙筆生花，寫得地道而多滋味。
巴蜀在清初“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以后，“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的民間生存哲學，衍生出形形色色的民間秘密結社，尤其以哥老會、即“袍哥”為主，組織嚴密，勢力強大。辛亥革命前后，袍哥在四川遍地開花，形成仁、義、禮、智、信五大“堂口”.仁字堂者以士紳為多；義字堂以商人為主；禮字堂多有匪盜、地痞和士兵；智字堂多為農民、船夫、車夫、手藝人；信字堂屬于下九流，匯集賣唱、搓澡之徒?！端浪憽穼懗隽伺鄹鐐儍春莸膱髲?，強梁的情義。成都近郊天回鎮上相貌丑陋、老實木吶的蔡傻子繼承了父親的雜貨店，靠著袍哥表兄羅歪嘴的撐腰，娶得鮮花也似的鄧幺姑。羅歪嘴好聊得，一個沒有正當職業的跑灘匠竟能走官府，進衙門，打官司準能贏，濫帳準能收回，到處呼風喚雨，“縱橫四五十里，只要羅五爺一張名片，盡可吃通”.袍哥即在畸形社會和民間蠻風中孵化，小說也需將之融入風俗中表演，才算高明。成都東大街元宵燈會寫得何其光華燦爛，市聲盈耳，花燈火炮和對聯門神交映生輝，游人醉客與玉椽金簪擁擠沖撞。此時的鄉下士紳顧天成到省城捐官的親戚，卻被羅歪嘴設賭局剝光銀兩，還挨一頓毒打，就帶上刀客，在燈會人叢中與羅歪嘴，耍刀惡斗。
顧天成落敗而逃，又丟失了愛女，便改奉洋教，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之時，誣陷羅歪嘴參與搗毀教堂，害得羅歪嘴倉皇逃命，蔡傻子受牽連，鋃鐺入獄，自己卻在討價還價中將“蔡大嫂”變成“顧三奶奶”.《死水微瀾》寫得最出彩的人物，除了袍哥羅歪嘴，就算天回鎮小雜貨鋪的掌柜娘蔡大嫂，此人認為“人生一輩子，這樣狂蕩幾下子，死了也值得”,是帶點包法利夫人氣質的農家女兒。天回鎮數一數二的老店招牌雖然暫時滿足了她的虛榮心，但是陪伴著蠢豬般不解風情的丈夫，到底滿足不了她血管里滾燙騷動的熱血，唯有在剽悍豪俠、跑流跳灘的羅歪嘴身上，才能品味到愛情的顛顛倒倒的滋味。作家筆下的女性，已不再是虛幻的天使或惡毒的妖女，而是情欲真切、血氣旺盛的凡俗女流。她面對男性強勢，隨之沉浮，也在抗爭，在兩性情欲中，她不再是被動的獵物，她是積極主動的母獸。蔡大嫂不惜放下良家婦女身份親近妓女劉三金；在與情人擁抱親昵時，目空一切，不顧是否招風惹雨，偷情也不偷偷摸摸，散發著真真切切的“川辣子”氣味。在羅歪嘴成了“教案逃犯”,蔡興順也成囚徒之后，害得她家破人亡的顧天成上門提親，陷入困窘的蔡大嫂幾乎不假思索就答應改嫁顧天成，實現了自己少奶奶夢?；橐隹梢远嘧?，活著就追求“更好地活著”,她向顧天成提出十二個條件，使這個有錢有勢新任丈夫成了掌中之物。
“婦女能頂半邊天”,她們實實在在地頂起了小說世界的“半邊天”.不管是白天黑天，晴天陰天，這類充滿野性生命力的女性具有“禮教豈為吾輩而設哉”的直率和倔犟，成了男人如何生活，如何認識和對待情欲，如何欣賞和享有女人滋味的指導者及引路人。郭沫若說：“古人稱頌杜甫的詩為詩史,我是想稱頌劼人的小說為小說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說的近代《華陽國志》.”但是此史此志所載的并非貞節列女傳，而是開發著下層女性的心靈，開發著她們是如何以強悍的生命力支撐著巴蜀社會。
地域是文學發生的現場，那里存在著說明文學意義的文化之根。地域文化有兩項指標：一是人地關系，二是地域差異與文化共同體的關系。前者涉及地域文化的歷史生成，后者涉及地域文化的理論定位。地域、國家、全球化，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地域文化現象中有著“三位一體”的價值整合，有助于總覽和透視現代文學中地域文化構成及意義。地域文化是作家們的精神母乳。各地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規約著文學的地域性，但是所謂的地域文化差異則是中國文化“同體之異”,有限定之異。此中存在著許多影響其變化的參數，空間的變化造成了文化姿態的變化，時空交叉，又內化為新的文化心理結構。地域文化首先作為一種集體潛意識形態而存在。它影響到文學敘述焦點和視角的調度，社會結構層面的截取，民俗事像的選擇，方言土語資源對言語風格的著色，自然風光對文學構成的投影。作家當然不應沉溺于地域文化不可自拔，而應入乎其里，出乎其表，以全國的和世界的眼光反觀地域性，實行地域文化的結構和“解構”的雙向互動，既能夠以地域內部豐富鮮活的諸多類型的社群組合，向籠而統之的所謂“中國社會”或“地域社會”的空洞概念提出挑戰；又能夠以全球視境和人類關懷，對傳統地域性進行深度的歷史理性的反思。思想是在挑戰和反思的碰撞中深化的。
應該強調的是，地域文學研究必須有全國眼光、全球視野，才能在總體和分別的參合中發現新問題，開掘新意義，達到新境界。比如，重慶是戰時陪都，利用自身特有的資源，開展抗日戰爭時期正面戰場文學的研究，就是在參合正面戰場和敵后游擊戰場兩個不同空間的過程中，對抗戰時期的文學史做出改寫?？箲饡r期陣亡的將軍有一百多位，對于他們為國捐軀的事跡和精神，共產黨的報刊、國民黨的報刊和自由派的報刊，都有及時的報道。但是不同黨派的報刊對同一陣亡將軍的敘述，無論事跡的角度、重點和修辭，都存在著微妙的差異。這就使得對其敘事策略的研究，帶上某種新歷史主義的特征。只要把這些原始材料搜集齊全，加以比照，就可以梳理出關于這百位名將敘事的一系列異同點，從而透視抗戰文學跟政治的關系、官方文字跟民間輿論的關系、歷史真實和歷史解釋（對戰爭勝負之原因及責任的解釋）的關系等等，這些問題都會引發人們對歷史潛流、動向和各類人等的嘴臉的深度認知?？箲鹞膶W研究還有許多待開發的領域，比如對當事人回憶錄或口述歷史的比較研究，報刊文獻和歷史檔案的參證研究。學術在思路的放射和碰撞中，開拓新的視野和新的深度，于此我們充滿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