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現代中國，美國扮演著雙重角色： 它既是值得效仿的師傅，備受艷羨，也因為參與了給中國制造困境的歷史實踐，成為被仇恨的對象。就現代文學而言，既有作家將美國美化成地上樂園，也有作家將它妖魔化成人間地獄。當然，更多的作家游移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看到了美國自身的復雜性，傳達了對美國更為復雜矛盾的情感。無論現代作家對美國的情感態度如何、構建出的美國形象如何，蔚為壯觀的美國書寫、豐富多彩的美國想象與敘述，構成中國現代文學中一道承載著豐富歷史、文化信息的亮麗景觀。

當下的中國已經踏上了追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征程，但“中國夢”的實現還需要健康有序的文化環境。如何想象和敘述美國，依然是中國的逐夢征程中不可輕視的問題。以史為鑒，是中國的優良傳統。因此，立足當下語境，重新審視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美國書寫問題，其價值不僅僅在于學術層面，而且在于現實層面。從美國書寫的角度切入研究，不僅能夠拓展現代文學研究的空間，豐富其研究內容，而且有利于使其與當下中國的文化建設產生深刻的意義關聯。然而，要深入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美國書寫，美國形象構建就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中國現代作家對美國的跨語際、跨文化書寫，實際上關涉著他們通過想象和敘述，呈現自己心目中的美國，以個性化的方式構建美國形象。

從根本上講，文學是用各式各樣符號建立起來的辨認世界、表意世界的體系。中國現代作家構建出的美國形象，實際上就是一套非常復雜的符號體系?，F代作家在特定時空語境中的想象方式、敘述策略、個性特征、生存體驗、家國意識等，直接影響了美國形象在中國的復雜建構過程和多元建構結果，而美國形象構建既發揮了重要的社會文化引導功能，又映照出現代文人遭遇他者、認知自我的復雜心靈狀態，還見證了中國現代文化的艱難選擇和中美關系的曲折變化。研究現代文學中的美國形象構建，需要著力考察過程、結果、特點、動力和作用等五個密切相關的問題。文章主要以 1911 年至 1949 年這一時段為研究素材，因為這短短三十多年的時間，在中國的美國形象建構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二

鑒于“美國形象”這一概念較為抽象，先有必要對其作一簡要說明。美國學者科特勒（ P. Kotler） 指出： “形象指人們對某一對象形成的信念、觀念和印象?！盵1]

這一定義雖然非?；\統，但揭示出了形象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特征。從這個維度來看，國家形象就是一個具有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綜合體，既基于一個國家的物質、精神、制度等事實層面，也是經過人的認知和加工構建出來的結果。美國學者馬?。?I.M. Martin） 等人就認為，國家形象就是一個“多維度”的建構，是“關于某一具體國家的描述性、推斷性、信息性的信念的總和”[2].與此同時，國家形象既是自塑的結果，也是他塑的結果。相對于美國自身的形象構建，中國現代文學就是一種從外部構建美國形象的重要載體?，F代作家構建出的美國形象，盡管與歷史或現實中的美國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這種形象并不是異國形象現實的復呈，而是形象塑造者根據自己的理解和欲求創造出來的”[3].而且，他們構建出的是一個與自己的國度迥異的異國形象，這一形象事實上也成為作家“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過程中得到的對異國認識的總和”[4].文學畢竟是語言的藝術。中國現代作家參與美國形象構建時，不會直接告訴讀者一些有關美國的抽象概念，而是通過人物塑造、情節架構等手段，間接傳達自己對美國的認知和感受。敘述本身是一門藝術，敘述的過程中必然會摻雜著情感和想象。因此，我們在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美國形象構建問題時，既需要注意到作家構建出來的美國與客觀存在的美國之間的區別與聯系，又需要重視作家想象美國的方式、敘述美國的策略，還需要深入考察美國形象的多元構建結果、復雜構建過程及其呈現出的特點。然而，形象的構建過程、結果和特點緊緊纏繞在一起，正是通過具體的構建過程，結果才得以呈現，而構建的特點，也體現在復雜的過程和多元的結果當中。要將這三個問題截然分開，其弊端顯而易見，因此，本文對它們加以綜合考察。

1911 至 1949 年這一時段往往被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但這一時段內部本身存在復雜性和差異性，它并不是一個均值的、統一的整體，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因此，研究這一時段文學中的美國形象構建，我們既需抓住 1911 和 1949 這兩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時間節點，也需細致考察這一時段內美國書寫的復雜過程。

將兩個時間節點的美國書寫加以對比，我們會發現，美國形象在現代中國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

1911 年爆發的辛亥革命，效仿美國革命模式是其顯著特征。盡管這一時間節點前后的中國作家，因為民族意識的覺醒，對美國的帝國主義侵略行為流露出憤懣情緒，但他們卻對華盛頓等偉人和美國革命建國之后確立的各種制度，不無激情贊美和烏托邦想象。他們構建出的美國形象，盡管摻雜著一些負面因素，但總體來看，積極的因素居多。1949 年成立的新中國，明確拒絕了美國，選擇了向蘇聯“一邊倒”.就整體來看，這一時間節點前后的許多中國作家，對美國的想象與敘述充滿了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將美國竭盡全力妖魔化成為當時文學中的重要話語形態。因此，就整體來看，與 1911 年前后相比，1949 年前后中國作家構建出的美國形象一落千丈，對美國的負面書寫和否定性評價基本成為新時代的主導性聲音。

然而，如果僅僅注目于這兩個時間節點，我們大概只能形成現代文學中的美國形象出現了戲劇性變化這樣非常膚淺的印象，既無法看到這種變化發生的具體過程及其內在邏輯，也無法領略到中國現代文學構建出的美國形象的多元性和構建過程的復雜性。文學的發展變遷雖然有其自律性特征，但外在條件的變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文學的進程。因此，根據中國社會情態的變化，將這一時段大體分成辛亥革命至 20 年代末、30 年代、抗戰及戰后三個階段，既歷時把握美國書寫的變遷，又共時考察時段內部的差異，依然很有必要。

第一個階段的南社文人、“鴛蝴派”文人、“新文化派”文人、《學衡》派文人，第二階段的左翼文人、自由主義文人、親國民黨文人，第三階段的延安文人、國統區文人、“孤島”文人、淪陷區文人，都積極參與了美國書寫，并且構建出了形態各異的美國形象。因為世事變遷和作家個性特征、生存體驗、政治文化立場、家國意識等方面的差別，不僅不同時段的作家對美國的想象與敘述大相徑庭，而且就算是同一時段內，情形也非常復雜。比如，在第一時段，分屬于“新文化派”的胡適和《學衡》派的吳宓，盡管都有留美的背景，都在努力思考借鑒西方資源實現中國現代文化重建的策略，但二者對美國的態度存在明顯差異。前者高度贊美美國的民主制度和現代文明，構建出了積極陽光的美國形象，而后者對其基本持否定態度，構建出的是墮落灰暗的現代美國形象。

再比如，冰心與聞一多盡管都屬于“新文化派”,但前者幾乎將美國想象成了人間樂園，而在后者的筆下，美國卻是“蒼鷹底領土”.另外，還有兩種情況不容忽視。其一，不同時段構建出的美國形象可能存在趨同性。就看取美國的態度而言，“崇美”和“仇美”兩種情緒在不同時段的文學中一直構成競爭和對話關系。比如，辛亥革命時期的高旭等南社文人，非常崇尚美國的華盛頓等開國功臣； 到了 30 年代，林語堂對美國現代文明艷羨不已； 再到抗戰時期，艾青在《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等詩作中，更是對美國民主制度極盡溢美之辭。再比如，同樣是南社的高旭等人，對現實中美國侵華、排斥華人深惡痛絕； 到了 20 年代的朱湘，跟郁達夫創作《沉淪》的心態幾乎一樣，更是把個人在美國的“屈辱”體驗上升了民族/國家受難的層面； 再到 30 年代的左翼文人，盡管出于階級認同的需要對美國下層人民不無同情，但對美國國家深惡痛絕； 最后到 40 年代，美國和國民黨簽訂了《中美商約》，再加上美國兵在中國屢施暴行，一批“進步”文人更是將“反美”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

其二，同一作家對美國的想象與敘述本身存在復雜性和矛盾性。只要一個作家長期參與了美國書寫，要讓他/她始終如一地堅持一種方式想象美國、一種策略敘述美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就算是對美國極盡贊美之辭的林語堂，對美國文明的態度也曾明顯發生轉變。他的小說《唐人街》勾勒出了美國的許多“新質”,而在《奇島》中，這種“新質”的光彩基本蕩然無存。[5]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就不難看出，這一時段文學中的美國想象與敘述呈現出歷時性變遷和共時性差異、構建出的美國形象具有多元性、構建過程具有復雜性等特點。然而，除此之外，還有六個特征不容忽視。

第一，現代文學中有多種文體參與了美國形象構建，既有林語堂的小說《唐人街》、聞一多的詩歌《孤雁》等虛構性文本，也有胡適的日記、冰心的散文、鄒韜奮的游記等紀實性更強的文本。

第二，現代文學中參與美國形象構建的作家，除了魯迅、老舍、沈從文、林語堂、冰心、聞一多等經典作家，還有黃裳、靳以、司馬文森等大量非經典作家。就他們創作的文本而言，既有《孤雁》《寄小讀者》等經典文本，也有大量的作品尚未被經典化，但它們對考察現代作家的美國書寫同樣重要。

第三，涉足異域與立足本土，構成現代作家想象美國的兩種基本位置?，F代文學中參與美國書寫的許多作家有旅美背景。比如，胡適、冰心、吳宓、聞一多、林語堂等是留美生，而鄒韜奮、蕭乾等曾以記者的身份赴美。當然，還有更多的現代作家是在中國本土，通過形形色色的方式遭遇了美國。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遭遇美國，直接影響著他們對美國的形象構建。

第四，意識形態化與烏托邦化、細節化與符號化等是現代作家敘述美國的基本策略。中國現代作家既有將美國想象成天堂的，也有將其妖魔化成地獄的。將美國意識形態化和烏托邦化這兩種傾向，在現代文學中同時存在。冰心從美國的風土人情等細節入手，展開對美國的敘述，而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因為“反美”情緒作祟，明顯將司徒雷登高度符號化、漫畫化了，使其成為承載美國丑陋形象的抽象符號。

第五，留美生是現代作家構建美國形象的重要載體。老舍的《犧牲》和《文博士》、沈從文的《新摘星錄》、凌淑華的《資本家之圣誕》、許地山的《三博士》和《玉官》、張聞天的《旅途》、錢鐘書的《圍城》等，刻畫了一大批留美歸國的學生形象。在這些作品中，作者往往通過留美生的視角或者行為舉止，間接構建著美國形象。

第六，現代作家在構建美國形象的同時，也在反思和想象著自我形象，這導致寫作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明顯的間性互動。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現代作家思考和想象中國問題的重要參照，而突出中美在現實和文化層面的差別，往往成為他們面對中國問題發言的重要策略。在一些“美化”美國的作品中，這種傾向體現的最為明顯，將美國幾乎描繪成天堂，就是為了襯托中國是多么哀鴻遍野、餓殍滿地、干戈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