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故事學人而言，從事中國民間故事研究具有很多優勢：一是隨著三套集成工作的完成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深入，大量在民眾口頭流傳的民間故事文本被記錄下來；二是在一些農村地區，傳統的講故事活動依然存在，為故事講述活動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三是中國典籍豐富，筆記小說、佛教、道教等典籍中保存了大量的民間故事文本資料。研究對象的豐富、多樣及鮮活為從事中國民間故事研究提供了廣闊空間。
進入 21 世紀以來，中國民間故事研究在民間故事史、講述研究等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在民間故事史的梳理方面，自劉守華 1999 年出版《中國民間故事史》引來學界廣泛好評后，祁連休、顧希佳兩位學者潛心研究古代民間故事數十年，厚積薄發貢獻了《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研究》[1]、《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長編》[2]兩部對中國故事學具有重要價值的著作。在故事講述研究方面，近年來故事學人對講述人、講述空間、敘事傳統、表演、村落等語境因素日漸關注，涌現出不少優秀成果，如江帆的《口承故事的表演空間分析---以遼寧講述者為對象》[3]、《民間敘事的即時性與創造性---以故事家譚振山的敘事活動為對象》[4],林繼富的《民間敘事傳統與故事傳承---以湖北長陽都鎮灣土家族故事傳承人為例》[5]、《孫家香故事講述研究》[6]、祝秀麗的《村落故事講述活動研究---以遼寧省遼中縣徐家屯村為個案》[7]等。
本年度發表的民間故事論文 150 余篇，其中博士論文 4 篇，碩士論文篇 10 余篇，專著 2 部，研究范圍涉及故事學理論、比較研究、文化研究、故事講述研究等多個領域，成績可觀，以下分別敘述相關成果。
一、故事學理論研究
顧希佳的《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是本年度故事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該書兼有工具書和專著特點，上編是“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表”和“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下編是作者撰寫的關于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研究的系列論文。該書首次把散見于浩瀚典籍中的故事文本搜檢出來，加以認定，并進行系統分類、編碼，為故事學人查找古代民間故事文本提供了極大便利。此外該書在故事類型的增設及對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中類型命名的改進方面等方面成績顯著。
（一）增設新的故事類型《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中的類型表及編碼基本采用 AT 分類法體系，這樣方便國內外學者查閱。凡是在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和金榮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中有明確故事編碼的，一般沿襲采用，有的故事類型名稱則有所調整。凡是新增訂的故事類型，一律暫時不設編碼，在該類型面前加“○”.作者增設的類型有近 380 則，呈現了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的豐富性。在“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中先列出每個故事類型的情節概要，然后以時間為序列出不同時期見諸典籍的相關故事文本，對當代還有傳承的故事文本予以說明。對所列的故事類型名稱，與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金榮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和祁連休《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研究》中所列不一致的予以說明，供學者對照使用。
（二）對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命名的改進顧希佳對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中類型的分類做了些變動，使之更符合邏輯。如AT1 - 299 型，在丁乃通的故事類型索引中是命名為動物故事，實際上所列的故事中有植物故事、身體兩個部分不和等類型故事。顧希佳將 AT1 -299 型統一命名為動植物及物品故事，這樣的命名更加準確。此外，他把丁乃通的 AT850 -999 傳奇故事（愛情故事）命名為生活故事，在生活故事大類下設選女婿和嫁女兒的故事（AT850 - 869）、娶親和巧媳婦的故事（AT870 - 879）、戀人忠貞和友人之 真 誠 的 故 事 （ AT880 - 899）、有 用 的 話（AT910 -919）、聰明的言行（AT920 - 929）、命運的故事（AT930 -949）、盜賊和謀殺的故事（AT950- 969）、其他生活故事 （ AT970 - 999），把愚蠢妖魔故事（AT1000 - 1199）更名為惡地主和笨魔的故事。通過對丁乃通民間故事類型索引表的重新命名和增設新的故事類型，凸顯了該書的工具書價值和科學性。類型索引是從事民間故事研究非常重要的工具書，顧希佳幾十年潛心中國古代故事文本的鉤沉爬梳，為故事學的基礎建設添磚加瓦，令人欽佩。隨著三套集成工作的完成，《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研究》、《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長編》和《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的出版為編撰一部全面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戶曉輝的《麥克斯·呂蒂的童話現象學》介紹了瑞士學者麥克斯·呂蒂的童話理論。呂蒂通過將童話與歐洲民間傳說比較分析童話的特征，發現童話具有一維性的特點，在一個平面上朝單線發展，童話抽掉深度，把母題空洞化，使母題和現實脫離關聯，進入童話自身的世界，童話是抽象的藝術，進入童話的人、物和母題都被抽象化，變成平面的圖形。一維性、平面性和抽象化也就導致了孤立化。孤立化表示人和物只具有情節意義。
童話中的人物可以隨時發生新的聯系，帶來了童話的含世界性。呂蒂的目的在于尋找是什么東西使童話成為童話并且觀察童話如何獲得本質。呂蒂認為童話是一種純正的文學藝術作品，童話不可能是老百姓最初自己創造的，老百姓是童話的傳承人和守護者。童話的本質是通往人的形象和存在[8].美國學者林恩·斯克印克和玻利維亞學者波利歐·喬克合寫的論文《景觀、性別與社區：安第斯山脈的故事》運用人類學“景觀研究”方法討論在玻利維亞的阿爾蒂普拉諾高原上的兩座山峰及其中一座山峰之旅程的故事，分析地形地貌是如何在時間和空間中被當地民眾建構，它又如何被鐫刻上諸如社會性別這樣的特性？ 作者試圖將遍布于故事之中且被故事講述者群體所強調的景觀主題、社會性別主題和身體主題聯系在一起，在過程中注意到景觀被賦予生命的程度以及人類是如何與有生命的景觀相互作用的[9].這篇論文對國內故事學人運用“景觀研究”來處理民間故事文本有一定啟示意義。
曹成竹的《敘事輔助和語言游戲：歌謠在民間故事中的兩種功能》認為歌謠在民間故事中有兩種比較突出的功能：一是作為敘事的必要輔助，一是作為純粹的語言游戲。前者以故事為核心，歌謠所起的作用是修辭性的，有推進情節發展、作為文化中介、促進故事生成等作用，是使得民間故事更加精彩和引人入勝的必要手段；后者以歌謠本身為核心，歌謠所起的作用是文化意義上的，通過語言的自我凸顯來促人發笑，營構出民間文化特有的詼諧和狂歡化語境[10].王遠明的《芻議母題研究的反思與重建》認為湯普森關于母題查找的指標性分類是以文學性為指標的，缺乏社會性和實踐性的支撐，應建立一個關于母題的層級分類體系，第一層級指標體系是社會性、實踐性指標體系，第二層級指標體系是文學性的指標體系[11].
類型研究是民間故事研究的傳統研究方法，這種研究方法對其他文類的研究能否打開新的空間？ 李琳的《故事視角下的古代英雄傳奇》嘗試解決這一問題。作者借用故事類型研究法以《說岳全傳》為個案從故事角度看古代的英雄傳奇，發現兩者都有模式化的敘述方式、敘事觀念民間化。
作者運用故事類型研究法將英雄故事分成“出生”“征戰”“婚戀”“死亡”等幾個大的核心故事系，在每個核心情節單元之下又有若干更小的情節單元。以岳飛故事為例，如出生故事包含“大鵬鳥轉世”“出生異兆”“棄子不死”等。認為每個故事有不同版本和演變歷程，其情節演變在不同時代、不同作品中皆有或多或少的變異，從中可以探討異文變化及其意義，這是縱向角度的研究。而將眾多英雄傳奇故事如楊家將、薛家將、岳家將等故事視作一個整體，尋繹出其相同的故事類型，以同一故事類型為中心，將不同異文匯集起來進行比較研究，探討其內在意義，這是橫向角度的研究。若從兩種角度對古代英雄傳奇進行故事類型的系統整理和研究，則能夠開辟出英雄傳奇新的研究空間[12].
笑話研究為故事學人較少關注。崔若男的《另一種幽默：作為口頭文類的冷笑話》認為冷笑話作為新興的口頭文類通過口頭、書寫和媒介實現了三維傳播，作者結合日常生活中講述冷笑話的經驗，嘗試把冷笑話作為一種“表演”置于語境中研究[13].郭建萍的碩士論文《〈古今譚概〉笑話研究》對明代笑話集《古今譚概》的成書背景、版本流傳、人物塑造藝術、結構情節藝術、諷刺藝術及在笑話文學史上的地位進行了較全面系統的研究[14].
二、民間故事的比較研究
本年度，民間故事的比較研究成為熱點，相關論文數量最多，論文大多通過文獻考證對中外民間故事進行跨國、跨民族比較。
（一）《鸚鵡故事》研究
陳崗龍的《論印度〈鸚鵡的故事〉在中國各民族中的傳播》對古代印度梵語故事集《鸚鵡的故事》在中國的傳播情況進行分析后認為《鸚鵡的故事》很早就傳播到中國，不過傳播的途徑和來源不盡相同。唐代詩人元稹的《有鳥二十章》敘述的故事和梵語故事集中的“鸚鵡和商人妻子的故事”是相似的，表明“鸚鵡和商人妻子的故事”作為獨立的故事類型可能隨著佛經翻譯流傳到中國來了。
而《鸚鵡的故事》中包含的幾十個故事中的不少故事則隨著漢譯佛典廣泛流傳在中國漢族中。作者考察了印度《鸚鵡的故事》在中國漢族、藏族、蒙古族和維吾爾族、哈薩克族中翻譯和傳播的情況后得出結論：（1）古代印度的梵語故事集《鸚鵡故事七十則》沒有完整地被翻譯成漢語，這主要和漢文佛典翻譯傳統有關系，但是其中的一些故事很早就隨著佛經翻譯被翻譯成漢語了；（2） 印度的《鸚鵡的故事》在藏族和蒙古族等信仰藏傳佛教的民族間流傳過程中與《王子變鸚鵡講佛經》的故事類型粘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復合故事類型；（3）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等信仰伊斯蘭教和深受波斯文化影響的新疆兄弟民族是通過波斯語的《鸚鵡的傳奇》接受印度《鸚鵡的故事》的，并且在翻譯和傳播途中也根據伊斯蘭教思想對原來的故事進行了過濾[15].阿布都外力·克熱木《論維吾爾文版〈鸚鵡故事五十二則〉的主題思想和結構特點》，認為《鸚鵡故事五十二則》源于印度的《鸚鵡故事七十二則》，是由波斯文譯成維吾爾文的故事匯編，沿襲了女性不忠的主題思想，以散文敘事為主，韻文抒情為輔，采用連貫串插式結構[16].畢桪的《〈鸚鵡故事七十則〉與〈鸚鵡傳奇〉》認為哈薩克文《鸚鵡傳奇》淵源于印度《鸚鵡故事七十則》，從印度《鸚鵡故事七十則》到哈薩克文《鸚鵡傳奇》，其間經過多次翻譯、轉譯和編譯，甚至經過多次改動和替換，哈薩克文《鸚鵡傳奇》已經同原作有了很大的區別，但依然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同《鸚鵡故事七十則》的聯系[17].潘珊的《“以弱勝強型”故事之比較研究》對印度的梵語故事集《鸚鵡故事七十則》中的“兔殺獅”型故事和阿拉伯及珞巴族、錫伯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的同類故事進行比較，從故事發生的地點、出現的動物、故事情節設置等方面進行分析，發現該故事的深層心理結構是：獅子或老虎是一種處于在鏡中無法分清自我和他者，對自我的認知處于較低階段，所以在較量中輸給了運用他者視角來認知事物的兔子等小動物[18].120
（二）《五卷書》的研究
滿達的《論〈五卷書〉在蒙古地區的傳播---以〈如意鑰匙〉為例》選取《蘇布喜地》的注疏《如意鑰匙》為例，發現《如意鑰匙》中共有 11 篇故事與《五卷書》中的相同，作者對梵文原本、藏文、蒙譯本三個版本的《婆羅門與三個惡漢》故事進行比較分析，發現有結構簡略化、內容變異、教育目的不同，《如意鑰匙》將《五卷書》故事的主旨簡化，改成適合蒙古文化[19].金勇的《論五卷書在泰國的傳播及特點》運用扎實的文獻資料指出泰國傳播的《五卷書》不是直接來自梵文原版而是異文版本《娘丹德萊》的故事，這個版本保留了原故事中連環穿插的框架形式，但在主干故事、穿插故事的內容和數量上均有較大的改動，增刪了不少內容，新插入的故事都是在泰國流傳的佛本生故事和本土的民間故事，有濃厚的佛教訓諭色彩，有強烈的泰國民間文學特征[20].桑吉東知的《印度〈五卷書〉與藏族寓言故事》分析了印度的《五卷書》在藏族地區流傳的三種途徑，再將《五卷書》中的與《薩迦格言注釋》、《甘丹格言注釋》、《修生論眾生養育滴注釋》等文獻中的動物寓言故事依次比較，發現有的保持了原作的風貌，有的發生了蛻變，有的在原素材基礎上進行了再創作[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