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
90年代我國語言學界的索緒爾語言理論研究呈現出進一步繁榮發展的態勢，具體表現為：
（1）與索緒爾理論有關的專著增多；（2）闡述某一方面理論觀點的專論是這一時期的主流；（3）出現兩次與索緒爾語言理論有關的爭論，一次是關于語言與言語區分問題的爭論，一次是關于語言符號任意性的爭論。（4）1993年12月18日，江蘇省語言學會召集南京大學和南京師范大學部分語言學家召開以紀念索緒爾去世80周年為主題的“現代語言學在中國”座談會，會后整理發表了署名郭伯康的會議紀要《索緒爾的語言觀在中國的傳播與中國現代語言學的發展》（《語言文字應用》1994.3）。
（一）著作類
（1）1990年1月，高名凱《高名凱語言學論文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論文集收錄與索緒爾語言理論有關的論文5篇，其中包括關于言語語言問題論文4篇，還有《德·索緒爾和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述評見前文。
（2）1990年2月，學林出版社出版徐志民《歐美語言學簡史》。該書第六章《現代語言學的開創者———索緒爾》，從“索緒爾的研究活動”“索緒爾語言理論要點”“索緒爾和現代語言學”“索緒爾的魅力”四個角度介紹了索緒爾和索緒爾理論。作者根據法文第一手資料和對索緒爾理論長期研究的積累，對索緒爾理論做了比較全面深刻的闡釋，批駁了一些錯誤認識，如根據索緒爾花大量時間精力研究換音造詞和尼伯龍根之歌等語言現象，說明他對外部語言學的強烈興趣，等等。作者認為索緒爾理論“包含不少辯證法因素”“索緒爾的魅力正是來自他的理論原則和方法論方面的光輝思想”“他提出現代語言學所應用的一系列術語，成為現代語言學的關鍵術語，并被其他學科接受移植，成為許多學科的重要術語?！?/p>
（3）1990年6月，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方光燾《語法論稿》。該書是陸學海和方華根據方光燾1959年以后的語言學和語法理論課堂筆記整理的。與索緒爾語言理論有關的是《索緒爾〈一般語言學教程〉選講》之一（1962）、之二（1963）；《評索緒爾的語言和言語的區分》（1959）《涂爾干的社會學與索緒爾的語言理論》（1959）《語言的記號性問題》（1959）和作為附錄的根據日文本選譯的《索緒爾〈一般語言學教程〉》。這些內容都是第一次公開出版的。兩部分《選講》選取的內容是《教程》的緒論和共時語言學部分；第三篇論文內容如題，認為索緒爾的錯誤在于取消了語言的物質性，把存在于人大腦中的語言知識看做是本質的，是本末倒置。第四篇論文對比了涂爾干和索緒爾理論，認為索緒爾以前者理論為基礎，盡管一些見解是正確的，但“有唯心主義的東西”。第五篇論文主要闡述對索緒爾和茲維金采夫對語言符號的看法，但認為語言符號不僅有示差、對立也有質的同一，不能把共時歷時對立起來，任意性是語言符號的重要特征但不能把語言符號的全部特征歸結為任意性。方光燾的兩次《教程選講》是國內最早刊出的關于索緒爾語言理論的講座材料。這本書與方光燾生前發表的論文編成的《方光燾語言學論文集》（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后來一起編入商務印書館1997年出版的《方光燾語言學論文集》。
（4）1991年8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許國璋論語言》。該論文集包括與索緒爾語言理論有關論文4篇，這些發表于80年代的論文篇目和內容述評見前文。
（5）1995年4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劉潤清的《西方言語學流派》。其中第四章標題為《索緒爾現代語言學的開端》，包括“索緒爾語言學產生的背景、關于比較語言學、語言的特征、共時語言學和歷時語言學、符號學、索緒爾的影響”6節，共計39頁篇幅。該書有一個特點是，對美國語言學家惠特尼語言理論對索緒爾的影響介紹得比較多。
（6）1995年12月，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劉耀武《普通語言學教程》。該書的眉題是“國家教委八五規劃項目‘當代國外語言學研究———索緒爾研究’成果”。該書14章共322頁，其中有關索緒爾理論部分占6章共131頁。
“第四章索緒爾語言學”包括“索緒爾生平”“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基本概念”“普通語言學教程與原始資料”“索緒爾及其時代”和“教程的影響和索緒爾學說”共5節內容；“第五章索緒爾理論的繼承與發展”介紹了對音位學（該書標題寫作“語言學”）哥本哈根學派、社會語言學、符號學、哲學等的影響；“第六章索緒爾的語言哲學”認為索緒爾思想來自社會學家涂爾干，是“社會學主義”和“心理主義”；“第七章索緒爾在語言學中的比喻”；“第八章索緒爾對喬姆斯基的影響”，主要說明索緒爾的語言言語區分對喬姆斯基語言能力和語言運用的影響；“第九章關于索緒爾的重要文獻”，介紹國外關于“教程”和索緒爾思想研究的一些著作。
該書索緒爾研究部分的最大優點，是索緒爾生平介紹很詳細；其次是國外相關研究介紹得比較多，令不能接觸外文資料的學者了解到更多的信息。最大的缺點，是印刷錯誤極多；其次是語言表述有些混亂；第三是沒有吸收語言學的通行譯名，沒有關注漢語語言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對中國語言學史不熟悉；第四是對《教程》主要概念有誤解；第五，缺乏論證直接做結論，或論證不充分，難以服人，如認為索緒爾的哲學基礎是社會學主義和心理主義。
（7）1999年10月，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出版吳為章《新編普通語言學教程》。作為方光燾的60年代初的研究生，吳為章比較充分吸收了語言學界相關的研究成果，以一種贊賞的態度介紹索緒爾語言理論。書中有兩部分內容與索緒爾理論有關。第一章普通語言學史包括三節，其中第二節為“索緒爾和現代語言學”，包括兩部分內容：“一、索緒爾和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二、索緒爾的巨大反響”，用占第一章一半，共19頁的篇幅介紹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及影響、語言學界對索緒爾語言理論的研究。第二章題目為“語言和言語”，包括“第一節語言與言語的區分；第二節語言與語言系統；第三節言語與言語環境”，用48頁的篇幅單獨論述索緒爾的區分和語言學界的爭論，語言和語言內部系統，以及語言運用。
這在語言學教科書中是絕無僅有的。只是有一處錯誤，就是把索緒爾的外部語言學歸入言語語言學：“言語的語言學研究語言的‘外部要素’，因此可以稱為‘外部語言學’?！?/p>
（8）1999年6月，海潮出版社出版了徐德江的《索緒爾語言理論新探》。徐德江在從1993年到1996年連續四年的時間在他主編的《漢字文化》上發表10篇以《漢語文教學與索緒爾的貢獻和局限》為副題的論文，分專題對索緒爾語言理論進行述評，其后又將在1998年發表的《漢字與普通語言學》與上述10篇文章合編為正文，外加一篇《德·索緒爾和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作為附錄，編成此書。該書出版后，伍鐵平、岑運強和聶志平等著文對其進行了批駁。徐德江的索緒爾研究，充滿了對索緒爾的誤解和歪曲，混淆語言和文字概念，亂用語言學術語，亂造術語，表達邏輯混亂。
（9）1999年8月，新華出版社出版了王寅《論語言符號象似性———對索緒爾任意說的挑戰和補充》。該書是王寅在90年代發表關于語言符號象似性的系列論文的基礎上形成的。該書匯集了國內外學者對任意性批評（主要是外語學界）和國外關于句法象似性研究成果，并以皮爾斯符號三分的理論為基礎，來論述語言符號的象似性。他把象似性定義為“符號在音、形或結構上與其所指之間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現象”。從定義上看，作者沒有像一般對符號的理解那樣，把符號看做能指與所指的符合統一體。
該書的論證邏輯有些混亂，把需要證實的東西或者根本不能成立的東西直接拿來作為論據，想當然的東西比較多，并且混淆語言和文字的區別?！叭绻柵c其所代表的對象之間存在某種映照性相似現象，則該符號就具有象似性。象似性是與任意性相對的。任意性具有‘人為’性質，指語言符號與其所指之間由人所約定俗成的關系，其間沒有什么理據可尋；象似性具有‘自然’的性質（Verhaar1985:22）因此象似性是語言符號的自然屬性?！蓖跻纳鲜稣摂嘀?，首先對任意性的理解不對，任意性不等于約定性；其次，更主要的是，語言符號有沒有象似性是需要證明的，而作者不經證明，直接越過這個重要環節，由象似性具有“自然”的性質，（以他人的說法作為論據），就直接過渡到“象似性是語言的自然屬性”，而且兩個“自然”內涵還不一致。關于英語“象形造字”，王寅分作四類：簡單取形造詞，直接用字母形狀來表示事物：I-bar（工字鋼）；會意取形用某些字母與事物符號的相似之處，經思考加工而后構成的詞語：doubleO（仔細檢查，字母O表示兩只瞪圓的大眼睛），wrong-O（壞蛋，字母O表示蛋）；隱形構詞，將與某事物相似的個別字母隱蔽地嵌入在單詞（多為單詞的首字母），如water（水，字母W象水波）；借形構詞，用其它文字的字母來象形構詞，如用希臘字母構成的詞：ε-type（山字形）。
對此，我們認為，如果沒有后邊的bar，何人知道I是工字鋼？這不是“直接用字母形狀來表示事物”；同理，如沒有前邊的詞語，O到底像眼睛還是像雞蛋，是像車輪還是像燒餅？如果W在water“像水波”，那么在widget（小部件，裝飾物，按鈕，等）里像什么？總不能說它像曲線吧？那么，ε又是什么山形？作者認為，“即使拼音文字，在其發音和拼寫上與它們的所指之間也存在很多相似之處”（P36）。這種說法讓人感到匪夷所思。而國外語言學從認知語言學角度對象似性論證最好的句法結構的象似性的研究，在本書中作為一章占全書1/3的篇幅，但這種象似性又與作者對象似性的界定不相符，因為句子或句法結構不是語言符號。而作為該書的最后一章《象似性與文體學》中認為，“象似性原則亦可反映文體特征”，也與作者對象似性的定義無關。
（10）1998年11月，東方出版社出版了W·特倫斯·戈爾登文、阿貝·盧貝爾圖、詠南譯的《索緒爾入門》（西方文化漫畫集成本）。這是一本用圖文并茂的形式比較全面地介紹索緒爾理論及其對語言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影響的通俗的入門讀物。
此外，與索緒爾語言理論有關的還有1994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李幼蒸《理論符號學導論》。這是一部64萬多字的大部頭著作。該書分總論、語言符號學、一般符號學和文化符號學共4編，其中語言符號學部分比較準確地介紹了索緒爾對符號（書中稱為“記號”）、語言和言語、共時和歷時以及組合關系和聚合關系等理論觀點，在相關領域擴大了索緒爾理論的影響。
（二）專論
1990年到1999年國內發表索緒爾理論研究論文95篇，譯文2篇。因本階段有關于言語語言和任意性理據性的兩次爭論，所以對與此有關的文章及觀點的述評，放到下文。
聶志平1990年發表兩篇論文《論語言共時態和歷時態的區分》（《蘭州大學學報》1990.3）《語言：語法系統句段關系與聯想關系———索緒爾語法學思想初探》（《齊齊哈爾師范學院學報》1990.5）。前者闡述索緒爾語言共時歷時理論并批駁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國學者對索緒爾的錯誤認識（主要是針對徐思益1980年論文），認為語言的演變來自語言系統內部的自我調整，一般所謂的語音演變規律，不過是語音演變的條件，而不是演變的動因。后者首先從對立差別角度論述了對系統的理解，認為系統除了皮亞杰論述的整體性、自調性和轉換的規律性之外，還應該有共時性。索緒爾的系統理論體現了深刻的辯證法思想，而后主要從語言符號系統角度闡述索緒爾語法思想，并從漢語語法角度做了發揮。此外，在1998年第3期《大慶高專學報》發表的《有關索緒爾語言理論的三個問題》，通過對學術思想史的考察，認為人們言之鑿鑿索緒爾受格式塔思想影響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作為格式塔出現的標志關于似動性的研究成果出現于索緒爾1912年停止講課之后。結合漢語研究闡述索緒爾思想的還有嚴戎庚的《共時歷時學說與現代漢語詞匯研究》（《新疆大學學報》1990.2），以及王希杰的幾篇以語言言語區分為理論原則研究“位”與“體”及區別語言規范性和言語的得體性的論文（述評見下文）。
劉耀武1990、1991相繼發表《索緒爾二題》和《索緒爾在語言學中的比喻》，前者包括《索緒爾生平》和第二篇論文的內容，對索緒爾的生平作了迄今為止最為詳細的介紹。兩文內容收入其《普通語言學教程》（1995）。皮鴻鳴1992、1994年發表《索緒爾語言觀的層次》（《武漢大學學報》1994.2）和《索緒爾語言學的根本原則》（《武漢大學學報》1994.4）。前者認為索緒爾語言理論有符號-系統觀、形式-價值觀和二重價值的結構觀三個理論層次，其間有深刻的內在邏輯關聯；后者認為符號關系原則和共時結構原則是索緒爾語言理論根本性的方法論原則。
徐德江在1993年至1996年的四年時間里，在其主編的《漢字文化》中連續發表10篇以“論漢語文教學與索緒爾的貢獻和局限”為副題的論文，這些論文1999年編入《索緒爾語言理論新探》。述評見上文。對徐德江此類研究，最早著文批評的是伍鐵平，文章標題很醒目：《不要胡批索緒爾》（《外語教學與研究》1995.4）。
索振羽1994年連續發表3篇論文：《索緒爾的語言共時描寫理論》（《語文研究》1994.1）、《索緒爾及其〈普通語言學教程〉》（《外語教學與研究》1994.2）和《索緒爾逸聞趣事三則》（《語文建設》1994.7）。索振羽認為，索緒爾的系統學說使20世紀語言學成為真正的科學，索緒爾提出從語言系統中劃分出單位的科學理論和方法，以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理論為語言的靜態分析奠定了科學的基礎。索緒爾的重大貢獻在于構建了語言研究的整體框架，出色地解決了一系列重大問題，對于相對次要的問題也在理論框架中預留出合適的位置，給后輩語言學家以有益的啟示。索振羽先生對索緒爾語言理論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
樂眉云1994年和1997發表兩篇論述索緒爾符號學說的論文《索緒爾的符號學語言觀》（《外國語》1994.6）和《再論索緒爾的符號語言觀》（1997.4），集中討論了索緒爾的語言符號學思想。這一時期介紹國外索緒爾語言理論研究成果的有信德麟《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札記〉（俄文本）評價》（《國外語言學》1993.4）和戚雨村《索緒爾研究的新發現》（《外國語》1995.6）、《索緒爾在世界和中國》（《中國文化與世界》第4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和魏育鄰《丸山圭三郎對索緒爾語言學手稿等原始資料的研究》（《解放軍外語學院學報（洛陽）》1999.3）《索緒爾語言學理論的文化人類學意義：日本著名學者丸山圭三郎的索緒爾研究綜述》（《東方叢刊》1999.4）信德麟論文對斯柳薩列娃根據1990年整理出版的恩格勒評注本《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札記》進行述評。戚雨村前篇論文介紹了戈德爾、恩格勒和斯柳薩列娃的研究成果，索緒爾《關于青少年時期和求學年代的回憶》，以及根據這三種文獻澄清了對索緒爾有關語言言語、共時歷時、內部語言學外部語言學3組概念論述的一些誤解；后文介紹了索緒爾理論在法國、德國、蘇聯、美國、英國和我國的影響。此外，索緒爾《關于成立修辭學教研室的報告》被張學曾翻譯成中文（《修辭學習》1992.3）。
姚小平的《索緒爾語言理論的德國根源》（《外語教學與研究》1993.3）是一篇引人注目的論文。該文從系統觀、社會心理觀、語言與思想的關系，以及句段關系聯想關系等四個方面，比較詳細地比較了索緒爾與洪堡特、保羅語言理論的相似之處，論證了索緒爾與后者所代表的德國語言學的淵源關系。
90年代后期，我國的語言學者還關注了國外剛出版不久的《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張紹杰、王克非著文進行介紹并與通行本《教程》進行比較研究，發表論文《索緒爾兩個教程的比較與詮釋》（《外語教學與研究》1997.4；張紹杰、王克非）《追尋索緒爾語言學思想：讀《索緒爾第三次普通語言學教程》（《外國語》1997.4；王克非）。這表明我國索緒爾語言理論研究者眼界的擴大。在2001年，張紹杰將該書翻譯出版。
（三）第二次關于語言言語問題的討論
90年代開展的第二次關于語言言語問題的爭論，起源于王希杰、劉叔新對語言言語區分和對該理論在語言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強調以及在漢語具體研究中的應用和范曉對王希杰的批評。
早在1983年，王希杰發表1982年他參加中年語法學者討論會時選讀的論文《語言的語法分析和言語的語法分析》（《南京大學學報》1983.4）。在這篇得到呂叔湘贊賞的文章中，王希杰根據語言言語區分的原理，主張把句子分為語言的句子和言語的句子，認為前者是一般的、抽象的、概括的模式，同客觀現實不發生直接關系，是屬于全社會的；后者是語言中句子的實現形式，同現實發生直接關系，并具體論證了兩類句子的不同分析方法。除了上文外，還有《略論語言的詞匯和言語的詞匯》（《杭州大學學報》
1993.1）《抽象的詞和句與具體的詞和句》（《廣西師大學報》1993.3）《語法研究中的靜態與動態》（《語法研究和探索》七，1995）《論顯句和潛句》（同上，八，1997）《語言的規范性和言語的得體性》（《語言教學與研究》1998.1）等論文。王希杰把屬于語言的，叫“句位“、“詞位”，把屬于言語的，叫“句體”、“詞體”，是語言單位在使用中的體現。從中可以看出，王希杰是把語言言語的區分當做語言研究的一般性的方法論原則，并把它貫徹到語言分析的其他方面?？梢钥闯?，王希杰的“位”和“體”的區分與高名凱在《語言論》中區別“位”與“素”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無論是從語言理論還是具體研究實踐角度，這種認識和實踐都是應該予以肯定的。
1992年劉叔新發表論文《語言和言語問題的重新認識》（《語言學通訊》3、4合刊；也載《劉叔新自選集》199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評價語言言語討論中對語言言語的理解，基本上還是站在斯米爾尼茨基的立場，認為“語言和言語的正確劃分，對于語言學各部門的研究對象及研究內容、方法的合理確定，起巨大的、決定性的影響作用”。
在1994年第3期《漢語學習》上，范曉發表論文《語言、言語和話語》，其中主要包括兩部分內容，一個是對語言言語的理解，一個是對王希杰區別語言的句子和言語的句子的批評。范曉認為言語是一種行為，說（或寫）出的句子叫話語，“話語是由兩個互相依存的部分組成的，一個部分是話語內容，也就是言語者表達的思想內容；另一個部分是話語形式，也就是言語者借以表達思想的形式，這種形式就是語言，這是一種現實的、具體的語言，是族語的個別形態，是族語存在的形式”，語言是話語的形式，是語言學研究的對象。而針對王希杰的觀點，范曉認為“是把語言的語法研究架空，搞亂和迷糊了語法研究的對象”。范曉對語言和言語的認識，不同于語言學界通常的理解。
針對范曉的批評，王希杰在同年第5期《漢語學習》發表《語言和言語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表明接受朋友轉達的范曉希望諒解的意見，但沒有從正面對范曉進行反批評，只是說此前發表的論文已對此做了預答復以及1982年論文發表后呂叔湘、王維賢等的支持態度，呼吁對語言言語問題進一步研究。而岑運強針對范曉論文1994、1996年發表兩篇論文《語言和言語、語言的語言學和言語的語言學》（1994.4）和《再談語言和言語、語言的語言學和言語的語言學》（《吉安師專學報》1996.3），依據索緒爾對語言言語區分以及相互關系的理解，把言語看做說話行為和其結果話語的總和，批駁了范曉對語言和言語的理解。岑運強對言語的理解，來自索緒爾，也是自高名凱以來我國多數語言理論學者的理解。
（四）關于任意性問題的爭論
在語言學界對索緒爾語言符號任意性提出質疑的主要有兩類學者，一類是古漢語研究界的，一類是外語學界的。前者以南京師大的李葆嘉為代表，后者以上文做過述評的許國璋和王寅為代表。
李葆嘉在80年代開始就對任意性進行質疑，在華中師大主辦的《語言學通訊》1985年第3期和1987年第4期上發表的論文《國外對索緒爾符號任意性原則的批評》和《索緒爾任意性原則的含義是什么》，此外還有全國首屆青年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論語言符號的可論證性》。這三篇論文的觀點反映在1994年連續發表的兩篇論文《論語言符號的可論證性、論證模式及其價值》（《江蘇教育學院學報》1994.2；）和《論索緒爾符號任意性原則的失誤和復歸》（《語言文字應用》1994.3）中。
李葆嘉認為，語言符號具有可論證性，“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原則實際上是個虛構的原則，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命題實際沒有任何意義”；索緒爾從任意性出發，到把任意性一分為二為絕對任意性和相對任意性，再從把相對任意性解釋為可論證性，到把絕對任意性解釋為可論證性的轉移，索緒爾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任意性的反面；索緒爾任意性的失誤在于：（1）對能指和所指的關系不加歷史的探討，而以“任意性”一言以蔽之，（2）以不同的語言系統之間能指和所指結合關系的差別來證明同一語言系統之內能指和所指結合關系的任意性，（3）把符號的歷時演變性與符號的不可論證性混為一談；“符號任意性原則的要害就在于將語言主體在具體的認知活動中的歷史主動性一筆抹殺，用“共時”之劍斬斷了語言的源流關系”；而“把語言內部演化運動的標志闡述為不斷地由論證性過渡到任意性和由任意性過渡到論證性，則是任意性原則向可論證性原則的全面復歸”。
李葆嘉認為，符號的可論證性是指在某一符號系統內\\(可能涉及與之有親緣關系的系統\\)進行歷史性溯源所揭示的、隱藏在語詞符號內部的理據性，它只能存在于某一系統之中。世界諸語言之不同，是在歷史過程中形成的，可論證性可以通過追溯某個符號最初的構成來獲得。
直接著文反駁李葆嘉的是索振羽和聶志平。索振羽在《語言文字應用》1995年第2期上發表《索緒爾的語言符號任意性原則是正確的》，著眼于索緒爾對任意性、絕對任意性、相對任意性或可論證性的理解，對李葆嘉總結的索緒爾任意性的三個失誤進行逐一反駁，認為李葆嘉對語言符號任意性的否定是不能成立的。
聶志平在1997年第3期《學術交流》上發表《論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和理據性———兼與李葆嘉先生商榷》，也基于索緒爾對語言符號的認識，認為任意性是指符號能指所指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相對任意性或可論證性與絕對任意性不是一個層次，除了極少數象聲詞以外，是指語言符號與語言符號之間的關系，包括復合詞與構詞語素之間、根詞與派生詞之間以及同源詞彼此之間的關系，因此可論證性并不能構成對任意性的否定，李葆嘉認為根詞來源于“象聲”也是不可證的。
與60年代語言學界的討論相比，90年代關于語言言語和語言符號任意性的討論，參與者不多，直接針對對方學術觀點的批駁與反駁很少。在某一個理論問題上，盡管有不少文章，盡管觀點有差異，但交鋒不多，許多是自說自話。作為語言學的一個基本理論，關于語言任意性以及與此相關的理據性、象似性問題討論的文章所占比例是最大的，一直延續至今。1999年張紹杰在北京外國語大學還完成了以任意性研究為主題的英文博士論文。作為90年代的關于任意性問題爭論的尾聲，王寅在一系列論證象似性的論文的基礎上，于1999年出版專著《論語言符號的象似性———對索緒爾任意說的挑戰與補充》（關于該書的述評見上文）。而關于語言言語以及延伸出來的一個問題———關于言語語言學問題的討論，還導致2002年在武漢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該會議論文集出版于2005年。
參考文獻：
[1]聶志平.徐德江索緒爾語言理論研究中的兩個問題[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02（6）.
[2]李宇明等.語言、言語和言語語言學或言語學[M].崇文書局，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