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 我國流動人口規模日益遞增， 反過來流動人口也會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影響。 不論學界、 政府還是媒體都對該群體給予特別高的關注。 學界關于流動人口的研究可以說是浩瀚如云， 盡管已經取得了如此豐富的研究成果， 但歸納起來， 人口遷移流動的研究主要有三個切入點， 即流入地視角、 流出地視角和流動過程三個方面的研究。 具體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中的某一方面進行深入分析， 也可以將三者作為一個體系綜合地研究。 目前， 從流出地視角進行的研究還相對薄弱， 而從流入地視角的研究較為豐富。 如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社會融合 （雷敏等， 2007； 任遠等， 2012； 余運江等， 2012； 陳湘滿， 2013）、 就業狀況 （段成榮，2007； 宋健 ， 2010）、 社會保障狀況 （鄭成功 ， 2007； 張曉杰 ， 2014）、 居住狀況 （ 葉蘇 ， 2005；蔣耒文等， 2005； 段成榮等， 2006； 侯慧麗等， 2010； 何炤華等， 2013）、 流動人口衛生與計生服務 （侯建明， 2012； 陳雷等， 2014； 王謙， 2014）、 流動人口的孩子教育問題 （劉珍珍， 2005； 謝寶富， 2013） 等方面。 而從流出地視角的分析， 目前主要是對留守人口的研究， 如留守兒童 （周國華， 2010； 朱海雪等， 2014）、 留守老人 （盧海陽等， 2014； 陳元剛， 2014） 以及留守婦女的生存與發展狀況 （許傳新， 2009； 鐘斌， 2013）。 此外， 也有關于農村人口流動對農村勞動力資源規模與結構以及農村經濟發展影響的分析 （鄒湘江等， 2013； 廖少蘭， 2013）。
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 相對于流入地的研究而言， 以流出地為切入點的研究還遠遠不足， 將流出地與流入地相結合的綜合分析就更少。 一個地區時時刻刻都有人口流入與流出， 在實際的研究中， 為了方便， 很多時候人口流動系統被人為地分開。 從研究的角度看， 這無疑是一種可行的辦法， 但現實生活中是難以做到真正的孤立。 人口的流出與流入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 當前我國主要流出大省的農村人口是否還會繼續大規模地流出？ 流出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會， 那么他們將會流入到哪些地區？ 又有哪些因素影響他們的流動意愿與行為？ 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是， 當前返鄉流動人口的返鄉原因是什么？ 他們與沒有流動經歷人口之間的流動意愿是否存在差異？ 回答以上問題對我國流動人口的研究， 尤其是從流出地角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
二、數據與方法
（一） 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數據來自國家衛計委 2014 年 1－2 月在安徽、 四川、 河南、 湖南、 江西、 貴州六個流出人口大省選取樣本點進行流出地監測調查。 調查對象： 六個流出人口大省抽中村或村民小組的所有戶籍家庭戶、 戶內符合條件的返鄉流動人口及所在村委會負責人。 調查內容： 流出地人口流動遷移情況、 流動人口公共衛生和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情況、 返鄉流動人口健康、 參保和就醫情況。 調查方法： 采用典型調查方法在每個省選擇 3 個縣， 每個縣選擇 3－4 個村作為監測點進行調查， 每省調查約 4000 戶， 此次調查樣本容量為 24424 戶。 雖然此次調查對象是以戶為單位，但本文的分析僅根據接受調查者本人的情況進行分析， 同時考慮到遷移流動人口的年齡選擇特性，選取了年齡在 15－60 周歲之間的被調查者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最終符合選定的總樣本量為18662 人 ， 其中既有返鄉回來 的流動人口 （該樣本 7572 人 ， 占 選定樣本的 40．57％）， 也包括截止調查時點沒有跨越鄉鎮范圍半年以上的戶籍人口 （該樣本 11090 人， 占選定樣本的 59．43％）。 因此可以進行很好的比較分析， 二者的樣本量均非常大， 避免隨機波動帶來的不穩定性。
（二） 方法說明
本文主要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方法和推斷性統計分析方法進行研究。 描述性統計分析方法主要用于描述樣本整體特征和雙變量之間的獨立關系， 而推斷性統計分析方法主要用于探討主要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獨立關系。 本文擬從是否外出以及外出地域的選擇兩個方面對我國主要流出省份的農村人口的外出意愿進行分析。 模型 1 中的因變量為， 是否打算在未來 （調查時點） 半年內外出流動， 由于因變量是一個二分類的變量， 打算外出賦值為 1， 不打算外出賦值為 0， 所以二分類的 Logistic 回歸模型是最佳的模型； 模型 2 中的因變量為外出地點選擇， 由于外出地點具有一定的地域梯級變化特征：外省、 外市、 外縣與本縣其他鄉鎮， 所以運用序次 Logistic 回歸模型為最佳的模型。
三、結果與分析
（一） 農村流動人口返鄉原因分析
自從上世紀 80 年代末 “民工潮” 現象出現以來， 農民工流動就已經成為我國工業化、 城鎮化和現代化過程中的最顯著的經濟現象。 進入新世紀以來， 人口流動日趨活躍， 流動人口規模由2000 年的 1．21 億增加到 2012 年的 2．36 億， 年均增加 958．3 萬人②。 龐大的流動人口規模為流入地提供了充裕的勞動力資源， 可是從 2004 年開始， 在我國珠三角個別地區及個別企業開始鬧起了“民工荒” 的戲劇， 然而在 2008 年年底， 卻由 “民工荒” 演變成了 “民工慌”， 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各地經濟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也對中國的制造業帶來了嚴峻的挑戰， 在這一過程中， 農民工 （或流動人口） 首當其沖， 來自內地的農民工陸續返鄉。 2009 年初的 “2000 萬返鄉農民工” 引起了政府和學者的極大關注。 可是不到半年， 又峰回路轉， 據有關調查表明， 因金融危機失業造成的農民工返鄉并留在農村老家的人并不多， 另一方面， 回城農民工也沒有出現失業的現象， 甚至個別地區還再次出現了 “民工荒” 的現象 （段成榮等， 2012）。 農民工甚至流動人口返鄉現象成為一件撲朔迷離的事情， 非常有必要弄清楚他們返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這對流動人口自身的生存以及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有研究認為， 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縮小， 是農民工不愿意遠距離流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國家計生委， 2011）。 本文在此利用 2014 年流動人口衛生計生服務流出地監測調查數據， 對六個流出人口大省的流動人口返鄉原因進行詳細地分析， 其結果如表 1 所示。
從表 1 的統計結果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總體來看， 我國當前流動人口的返鄉原因 （這里包括臨時性的返鄉和返鄉定居兩種情況）， 主要不是經濟性的因素所導致， 而是社會性的因素在發揮作用。 因探親而返鄉的流動人口占了主體， 其比例高達 83．5％， 其次是照顧家庭， 占 10％左右，其他幾項合計不到 10％， 尤其是因經濟原因而返鄉的流動人口比例非常低， 不到 1％。
具體來看， 返鄉流動人口的內部差異極其明顯。 首先， 男性流動人口與女性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 雖然兩者均以回家探親為主， 但是他們的返鄉原因有很大的不同， 男性回家探親的比例比女性較高， 而女性由于照顧家庭、 婚喪嫁娶、 生育、 健康而返鄉的比例較高。 這實際上是我國“男主外， 女主內” 的社會性別分工模式在流動人口身上的體現， 女性流動人口回家主要是為了顧家， 而不是其他的因素， 但男性不同。 雖然我國流動人口出現了家庭化的趨勢， 根據段成榮教授提出的流動人口 “四階段論” （段成榮等， 2013）， 當前正處于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過渡和轉變， 即由夫妻二人向夫婦攜帶孩子的核心家庭轉變。 但其中也不乏還有很多是處于第一階段的單個外出的起步階段， 而且隨著流動人口內部代際結構轉變， 80 后一代的很多新生代流動人口大多還處于未婚的生命歷程階段。 據全國總工會研究室 2009 年的調查資料顯示， 新生代農民工的未婚比例在 80％左右， 他們將在外出期間解決婚戀等一系列的重大人生問題 （常蕾雷， 2012）。 因此，未婚流動人口返鄉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回家探望父母等其他親屬群體。
其次， 從受教育程度差異來看，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返鄉原因差異也特別明顯。 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 因探親返鄉的比例逐漸增加， 而因健康因素與照顧家庭返鄉的比例降低。 這與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力資本高低有關， 受教育程度是人力資本的重要內容， 而人力資本高低又會制約著人們各種社會經濟等活動， 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后致性資源， 通常與其職業地位、 收入高低呈正相關關系 （葉文振， 2009）。 受教育程度越高， 在城市有更多的機會找到好工作， 職業穩定性也較高， 并且在城市落戶可能性也會相對較高， 所以回家的頻率就會較低，他們回家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探望親人。 另外， 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流動人口， 他們從事的職業地位較高， 對健康的威脅較低， 再加上自己較高的健康保健意識， 所以他們因健康回家的比例也會較低， 并且即使存在健康方面的問題， 他們在城市就可能享受到城市的社會保障待遇， 而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流動人口所從事的職業健康系數與安全系數均較低， 容易導致很多健康問題的滋生，而城市高昂的醫療費用又沒有各種保障， 所以大多數選擇回家治療， 農村現在除了農村合作醫療外， 農村的藥價也比城市低。
（二） 未來半年內農村人口的外出意愿特征分析
前面分析的是返鄉的流動人口。 一般來說， 返鄉流動人口的發展方向主要有三個： 第一， 回家后不再外出， 在家鄉務農或從事非農業經濟活動； 第二， 繼續外出到原流入地； 第三， 選擇新的外出地域。 本部分集中從農村人口③未來半年內是否打算外出以及外出到何地兩個方面的外出意愿分析， 其結果如表 2 所示。 為了進一步分析遷移流動經歷對外出意愿的影響， 本文還將返鄉回來的流動人口和一直在老家從未流動過的農村戶籍人口的外出意愿進行了比較， 以揭示先前流動行為對后來流動意愿的影響。
從表 2 可以看出， 農村流動人口的外出意愿不論從是否打算外出， 還是外出地域的選擇， 均與調查對象的年齡、 性別、 婚姻、 受教育程度以及外出經歷有密切的聯系， 但戶口因素只會影響外出與否的考慮， 而不會對外出地點的選擇產生影響。
其基本特征： 就性別來看， 男性的外出意愿較高， 并且他們在跨省和跨市的遠距離流動選擇方面的趨勢比較明顯， 女性的外出意愿相對降低， 她們的外出地域趨于市內的跨縣和跨鄉鎮的近距離流動， 這與雷文斯坦的遷移規律比較符合。 著名的英國統計學家雷文斯坦在 《人口遷移規律》（ the Laws of Migration） 一 文 中 明 確 指 出 “ 女 性 以 短 距 離 遷 移 為 主 ” 的 遷 移 規 律 （ E． G．Ravenstein， 1885）。
就年齡來看， 打算外出的平均年齡為 40 歲， 而不打算外出的平均年齡為 46 歲， 二者的差距非常明顯； 在地域范圍選擇方面， 隨著年齡的增加， 越傾向于選擇就近流動， 這可能與不同年齡的個體身體健康以及流動帶來的預期收益有很大的關系。 年紀較輕者身體健康狀況相對較好， 適應新環境的能力較強， 同時帶來的預期收入較高， 他們更愿意冒險到較遠的地方。
就婚姻狀況來看， 是否打算外出以及外出地點的選擇也具有明顯的選擇性。 沒有配偶 （包括未婚與離婚） 的人群打算外出比例較高， 初婚群體在選擇到外省流動的比例明顯較高。就教育程度來看， 受教育程度越高， 打算外出的比例也越大， 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群體，幾乎一半以上的人都會打算在未來半年內準備外出； 在地域范圍方面的選擇， 選擇外省的比例并沒有隨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但是省內外市的比例卻隨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與各省的人才引進有關。 有研究發現， 改革背景下的人口遷移流動， 不僅對性別、 年齡以及婚姻狀況具有明顯的選擇性， 也對人口的文化程度具有選擇性 （閻蓓， 1999）， 國外的移民研究也發現移民的受教育程度較高的特點。
就戶口性質來看， 不同戶口類型的群體， 在打算是否外出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別， 但至于選擇外出何地卻不會受到戶口性質的影響。就外出經歷來看， 曾經是否有過跨鄉鎮半年以上的流動經歷對他們的外出意愿具有特別明顯的影響。 有外出經歷者在未來半年內會打算繼續外出的比例高達 85．5％， 而沒有外出經歷者打算外出的比例不到 1．5％， 二者差異極其明顯； 就外出地域選擇而言， 有流動經歷者選擇大范圍的跨省流動比較明顯， 而沒有流動經歷的農村流動人口選擇省內流動的特征比較明顯。 因此， 可以看出先前流動經歷對后來流動意愿甚至流動行為都可能產生重要的影響。
（三） 農村人口未來半年的外出意愿影響因素分析
由于本文主要從是否打算外出以及外出地點的選擇兩個方面對安徽、 四川、 河南、 湖南、 江西、 貴州六個人口流出大省的農村人口外出意愿進行分析， 所以在對外出意愿的影響因素分析時也將從這兩個方面分別建立模型。 首先， 對農村人口是否打算外出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其結果如表 3 所示。
從模型 1 的回歸結果看， 農村人口在未來半年內是否打算外出不僅受個人因素的影響， 如年齡、 性別、 受教育程度、 戶口性質、 就業狀況、 流動經歷等； 也會受家庭條件的影響， 如承包土地耕管現狀、 家庭土地面積、 過去一年的家庭總純收入④、 家庭農業總收入以及外出務工經商收入。 可見， 人口的遷移流動不完全屬于個人的選擇， 還會受到家庭條件的影響。 新經濟遷移理論認為， 遷移主要是為了實現家庭利益的最大化。
年齡與是否打算外出具有負向影響作用。 年齡越大， 打算外出的可能性越低， 年齡越小， 打算外出的可能性越高， 這顯然符合人類的遷移規律。 遷移活動具有明顯的年齡選擇性， 主要是年輕的人口。 隨著年齡的增加， 由于健康、 體力等各種因素將會導致遷移的勢能減弱。 據本文的研究發現， 年齡每增長 1 歲， 他們打算外出的可能性會降低 2％左右。
性別與外出意愿的關系。 與男性相比， 女性打算外出的意愿較低， 這可能與女性本身的生命歷程和社會性別分工有關。 因為女性承擔生育子女的責任， 導致她們在考慮外出時不得不考慮生兒育女帶來的阻礙。 另外， 除先天的生理因素， 后天的社會分工， 將女性大多限制在家庭的領域，而男性大多被分到了社會的領域， 這種 “男主外， 女主內” 的社會性別分工模式無疑加劇了已有的分化， 所以女性的遷移勢能比男性弱。 但是這種分化將會隨著社會性別的平等化而不斷縮小。
現代社會中， 越來越多的女性走入了社會， 同時也有很多男性進入了 “家庭活動” 的領域， 所以遷移人口的性別選擇性可能趨于弱化。 段成榮 （2008） 根據我國歷次人口普查與小普查的數據計算發現， 改革開放以來， 流動人口的性別結構出現了均衡化的趨勢， 90 年代以前流動人口性別比不斷攀升， 1982 年為 84， 1987 年為 94， 1990 年達到了頂峰 125， 此后流動人口性別比一直下降，2000 年為 107， 2005 年為 101。 根據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 2013》 的數據計算 ， 雖然 2012 年 有所升高， 達到了 112 （1．24 ／ 1．1）⑤， 但也遠遠低于 1990 年的峰值水平。
土地耕管現狀與外出意愿的關系。 土地是農民生存與發展的最根本的保障， 在很多農村地區，土地還是一個家庭致富的主要生產資料， 土地多的家庭一般比較富裕， 而土地少的家庭很多年份連基本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 這種情況在 90 年代以后才有了改觀， 因為被長期束縛的農民可以暫時離開土地， 進入城市獲取非農業收入， 提高生活水平與質量。 但盡管他們人在城市， 卻心在農村， 家鄉的土地依然是他們永不忘記的根本， 還舍不得轉讓那一畝三分之地。 因此， 對承包土地的耕管方式不同， 也會對其是否外出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 與自己耕種相比， 其他雇人耕種代耕、 親屬耕種、 轉租、 撂荒或者根本沒有承包土地相比， 外出意愿明顯增加。 這一結果反映了農民與土地的深厚感情， 土地是農民生存與發展之根本， 但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管理制度不盡合理，因此可能成為農村流動人口真正實現城鎮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受教育程度對農村人口外出意愿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受教育程度越高， 在未來半年內可能打算外出的比例越大。 與未上過學相比， 其他各級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外出意愿均較高。 這與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具有開放的思想觀念和較高的人力資本有很大的關系。
不同戶口性質雖然對農村人口是否打算外出有一定的影響， 但這種影響作用并不十分突出，與農業人口相比， 非農業人口的外出意愿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 這可能與非農業人口所從事的職業和收入有關， 非農業人口的外出的 “推力” 較小， 而 “拉力較大”， 導致他們的外出意愿存在差異。
從當前的就業狀況來看， 與在家務農的相比， 失業和無業的人口外出的可能性更大。 當前失業和無業的農村人口， 為了找到工作， 他們可能選擇去外地打工也不太愿意繼續留在農村一輩子務農， 這反映的可能是我國當前新生代流動人口的一種主要發展態勢， 他們外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擺脫了為了生活的基本階段， 而更多地可能是為了將來更好的發展。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個人因素， 流動經歷對外出意愿的影響。 眾所周知， 人生很多事情都需要一個過程和經歷， 個人經驗或知識的淀積對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遷移流動行為也如此， 對于一個從來沒有流動過的人， 在跨出第一步的時候總會出現左顧右盼、 瞻前顧后的多重心理， 一旦邁出了第一步， 后來的遷移流動行為就會比較容易發生。 從此次調查的結果來看， 與有遷移流動經歷相比， 過去一直沒有發生跨越鄉鎮半年以上的農村人口外出意愿低了 99％， 可見二者的差異之大。
除個人因素以外， 家庭的經濟狀況也會對是否打算外出產生重要的影響。 主要有家庭的總收入、 農業收入以及非農業收入中的外出務工經商收入等都會對外出意愿有所影響。 但是家庭收入與農業收入作為農村流出地的 “拉力” 作用阻礙著人口的流出， 即家庭收入、 農業收入越高， 外出意愿越低， 而外出務工經商收入作為城市流入地的 “拉力” 作用牽引著農村人口的流入， 即外出務工經商取得的收入越高， 外出的可能性越大。
在分析了農村人口是否打算外出的影響因素后， 還有必要深入分析選擇外出的群體中， 他們將會選擇流動到什么地方去？ 在此通過序次 Logistic 模型回歸進行分析， 以進一步找出影響農村人口外出地域選擇的因素， 其結果如表 4 所示。
從模型 2 的回歸結果來看， 農村人口在未來半年內打算外出的地域選擇， 只會受其個人因素的影響， 包括年齡、 性別、 受教育程度、 就業狀況和外出流動經歷， 而不會受家庭經濟條件的制約。 這說明流動人口在外出地域選擇方面更多地體現了個人的意愿。
首先， 年齡對地域范圍選擇的影響具有負向的作用。 年紀越大， 相對于選擇外省流動來說，他們選擇省內 （省內外市＋外縣＋外鄉鎮） 流動的可能可能性越高； 相對于外市 （外市＋外?。?流動來說， 選擇市內 （市內外縣＋外鄉鎮） 流動的可能性越大， 相對于外縣 （外?。馐校饪h） 流動來說， 他們選擇縣內流動的可能性越大。 為了簡單說明問題， 下面的分析僅以外省流動作為參照系。
其次， 性別對地域范圍選擇的影響也具有顯著的影響。 和男性相比， 女性在選擇省內近距離流動的比例相對較高， 這與女性的近距離遷移優勢相關。
再次， 受教育程度對地域范圍選擇也具有顯著的影響。 與未上過學的低文化程度相比， 文化程度較高者選擇省內流動的比例相對較高。 根據前面 （表 1） 的分析可知， 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們選擇省內外市流動的比例增加比較明顯， 這可能與較高文化程度受各地的人才回流吸引政策的影響， 導致他們并不一定非得選擇遠距離的跨省流動。
第四， 當前就業現狀對外出地域選擇的影響。 與在家務農的農村人口相比， 失業和無業人口選擇省內流動的可能性更高。
最后， 流動經歷對外出地域選擇意愿具有重要的影響， 流動經歷促進了他們選擇大范圍的遷移流動。 與曾經跨越鄉鎮外出半年以上者相比， 沒有流動經歷的農村人口選擇在省內小范圍流動的可能性越高， 而選擇遠距離的跨省流動的可能性越低。 這反映了先前流動行為對后來流動意愿的影響， 流動行為與人類的其他行為活動類似， 也需要一定的經驗積累的過程。
四、結論與討論
（一） 主要結論
（1） 流動人口返鄉的主要原因不是經濟因素 ， 而是社會性因素 。 因為探親和照顧家庭回家較多， 因經濟因素返鄉的比例不到 1％。 流動人口返鄉因性別、 受教育程度而有所差異， 雖然兩者均以回家探親為主， 但返鄉原因有明顯的不同， 男性回家探親的比女性多， 而女性由于照顧家庭、婚喪嫁娶、 生育、 健康而返鄉的比例較高。
（2） 農村人口是否打算外出不僅受個人年齡 、 性別 、 受教育程度 、 戶口性質 、 就業狀況和流動經歷的影響， 也受其家庭承包土地耕管現狀、 面積以及家庭收入的影響， 這說明人口遷移流動受個人與家庭條件的共同制約， 流動行為是個人與家庭共同決策的結果。
（3） 農村人口的外出地域選擇只受個人年齡 、 性別 、 受教育程度 、 就業狀況和外出流動經歷等個人基本特征的影響， 而不受到家庭條件的影響。 這說明人口遷移流動意愿雖然會受到家庭條件與狀況的影響， 但流動人口個人也具有自主發揮的空間， 選擇去哪兒更多地體現的是個人的意愿。
（二） 幾點思考
（1） 本研究發現， 農村承包土地的耕管方式不同 ， 對外出意愿具有顯著的影響作用 。 與自己耕種相比， 其他雇人耕種代耕、 找親戚耕種、 轉租、 撂荒或者根本沒有承包地相比， 外出意愿明顯增加， 這一結果反映了農民的 “鄉土氣息” 非常濃厚， 土地是農民生存與發展之根本， 老家土地是外出流動的一個障礙。 因此， 為了促進流動人口的健康發展， 今后關于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進程中一個不可跳躍的 “大坎”。
（2） 本研究還發現， 受教育程度對農村人口外出流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 因此， 應該積極發展農村教育， 提高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 改變相對保守的思想觀念， 以促進人口遷移流動并在流入地有機會找到待遇較好的工作。
（3） 通過比較農村具有一定流動經驗的返鄉流動人口與從未流動過的戶籍人口之間的流動意愿差異發現， 流動人口不僅具有 “移民網絡” 擴散效應， 還具有明顯的 “累積效應”。 移民網絡的擴散效應主要是指人口遷移流動通過社會關系網絡的擴散， 進一步促進遷移流動人口規模的增加與范圍的擴展， 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越滾越遠， 輻射半徑越來越大。 移民網絡的發起者Massey D． S （1994） 根 據歷史統計資料發現 ， 在墨西哥移民遷入美國的過程中 ， 社會資本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 Portes （1995） 對國際移民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移民網絡” 理論雖然揭示了人口遷移流動行為對潛在移民的影響作用， 但沒有考慮到對流動人口自身二次遷移的影響， 所以后來有學者對此進行補充和完善 （Sanders J ＆ Nee， 1996）。 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米爾達爾認為移民行為有其內在的自身延續性， 當移民行為內化為超越意識控制的、 具有衍生性的 “慣習” 時， 即使最初導致移民的客觀環境發生變化， 移民行為仍將持續 （華中科技大學課題組，2012）。 雖然 ， 岡納·米爾達爾考慮了遷移行為的自身延續性 ， 但他只考慮了行為方面 ， 忽視了意愿方面。 本文結合國內流動人口的實際情況， 選擇了中西部地區流出人口規模較大的省區， 從流動意愿的角度對我國流動人口的流動意愿進行研究發現： 流動人口遷移流動行為還會對自身后續的流動意愿產生影響， 為了彌補移民網絡理論的不足， 本文將人口遷移流動經歷對流動人口自身后續遷移決策所產生的影響作用稱之為 “累積效應”。 “累積效應” 與 “移民網絡” 理論相互補充， 分別從流動人口對自身與其他潛在流動人口群體兩個方面揭示了人口遷移流動行為的影響作用， 在流動人口 （或移民） 研究中具有一定的理論參考價值。
［參 考 文 獻］
【1】雷敏，張子珩，楊莉．流動人口的居住狀態與社會融合［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4）：31－34．
【2】任遠，陶力．本地化的社會資本與促進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J］．人口研究，2012（5）：47－57．
【3】余運江，高向東，郭慶． 新生代鄉－城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研究———基于上海的調查分析［J］．人口與經濟，2012（1）：57－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