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吨袊鲃尤丝诎l展報告2012》顯示，目前我國2.3億的流動人口中農村戶籍流動人口即“農民工”已經達到80%，而且人口流動呈現家庭化趨勢，有近70%的流動人口與家庭一同流動；農村隨遷父母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農村流動人口將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持續增長。隨遷父母長期在農村生活，早已習慣了鄉土社會的生活方式；進入城市之后他們將面對生活環境的巨大改變，不僅要應對子女外出工作期間單調枯燥的家務勞動，同時由于社會資源貧乏和經濟能力低下而面臨社會適應與城市生活融入的巨大壓力。代際關系在農村隨遷父母的城市生活中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在城鄉二元的制度壁壘將農村隨遷父母阻擋于城市的社保福利之外的情況下；而家庭代際關系的好壞直接影響農村隨遷父母在城市的生活質量，關系到這些將要步入或已經處于晚年的中老年隨遷父母是否能夠在城市頤養天年。
目前有關隨遷父母的研究少之又少，已有的少量研究主要關注農村隨遷老人即農村隨遷父母中的老年群體的精神生活與社會融入，認為農村隨遷老人是一個亟須社會關注的群體。
在精神生活方面，相關研究從閑暇時間利用、社區活動參與、對社區的心理認同等方面描述農村隨遷老人的精神生活狀況，發現該群體的精神生活單調，主要表現為閑暇時間中的娛樂活動較貧乏、很少參與社區活動、對城市社區的認同度低。
在社會融入方面，農村隨遷老人在城市受到家庭、社區人際和社會政策等多層面的社會排斥，政策限制、文化差異、社會資本、個體特征等被認為是影響農村隨遷父母社會融入的重要因素。
隨遷老人從農村進入城市與子女生活在一起，如何適應與融入陌生的城市場景與社區生活、處理相對復雜的家庭關系，已經成為農村隨遷老人面臨的重大人生課題。
總之，學術界不僅對農村隨遷父母的研究少，同時關注面也較窄、鮮有深入的探討，農村隨遷父母的家庭代際關系需要被給予更多關注。
長久以來，我國家庭觀念濃厚，同時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傳統的孝道規范構成中國家庭的核心價值觀。然而我國經歷著重大社會變革，特別在當前快速城鎮化的背景下，代際關系的和睦團結和家庭中的養老敬老等面臨挑戰。子女的外出務工和父母的隨遷行為改變了農村父母的傳統居住安排模式，而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家庭代際關系可能展現出不同的圖景。同時，在中國從父居的父系家庭體系中，子女與父母的代際關系往往具有性別差異，兒子承擔主要的贍養責任，在城鎮化背景下，隨遷父母居住安排上的變動對傳統的家庭代際關系可能產生影響，不同居住安排下的隨遷父母與子女的代際關系性別模式可能發生重要變化。家庭內部的代際關系反映復雜的社會聯系，同時家庭成員由多種團結聯系起來，而代際團結是研究家庭代際關系的一種重要模式。本文將基于代際團結模式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
二、居住安排、子女性別與代際關系
（一）代際關系——基于代際團結的模式
Bengtson and Schrader于1982年提出研究家庭代際關系的團結模型。
作為一個多維的概念，代際團結包含六個不同的團結維度，分別是聯系性團結（associational solidarity）、情感性團結（affectionalsolidarity）、一致性團結（consensual solidarity）、功能性團結（functional solidarity）、規范性團結（normativesolidarity）和結構性團結（structural solidarity）。代際團結理論認為團結、凝聚力是家庭親子關系的核心，Bengtson和Silverstein等以此為基礎進行的一系列研究結果也支持此觀點。
盡管家庭多樣化導致代際關系具有更大的復雜性，團結模式仍被證實是有效的，被廣泛地用于指導代際關系的研究，成功地應用在不同國家的環境下，然而在中國的研究還很少。
在現代西方家庭中，子女在未成年時受父母撫養，在其成年特別是結婚之后，則搬離父母家庭，也不再有贍養老年父母的義務，是一種“接力式”的家庭代際關系。
在中國，孝道規范構成代際團結的核心要素，而向上的功能性交換被認為是踐行孝道文化傳統的表現，因此典型意義上的老年支持只涉及單向的老年父母對成年子女的依賴，傳統代際關系表現為子女為父母提供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這種代際支持行為履行了對老年父母的孝順責任。費孝通（1985）認為中國傳統家庭代際關系屬于“反饋模式”，即父母撫養未成年的子女，而子女成年之后要贍養年老的父母。
然而，或許正是因為過于強調子女的孝順責任，代際的情感互動、資源交換等其他團結要素往往被忽視。因此本文將通過代際團結模型提出的各個基本維度來彌補這個差距、探索代際團結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特別地本文將關注隨遷父母與子女的代際關系。
傳統上，與子女同住是中國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家庭養老是中國老年人的主要養老方式。在當前城鎮化背景下，為了照顧外出務工子女的家庭，農村父母隨遷到城市與子女共同居住生活。隨遷首先改變了農村父母傳統的居住模式，這種改變背后的家庭代際關系在現代社會的傳承與變遷是值得關注的。進一步地，在傳統父系家庭中，兒子和女兒與父母的代際關系的性別模式也可能因父母的隨遷而發生改變，隨遷父母與不同居住安排下兒子和女兒的代際關系在當今社會如何延續及變動同樣受到關注。相關文獻對居住安排、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子女性別與代際關系的研究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
（二）居住安排與代際關系
居住安排涉及不同類型家庭中的家庭動力學和代際關系，這種家庭代際互動的機會結構將會增強或限制聯系、情感和資源交換的頻率和類型。
代際同住仍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常見的居住安排模式，無論是這種居住安排模式本身還是對于代際關系均具有維護代際團結的積極作用。一方面，傳統上中國老人與子女的居住安排是以父系為主、以父母為中心的居住模式，這暗含著父母的需求和偏好比子女的更重要；同時同住時子女作為贍養者需要表現出對老一代家庭成員的尊敬、承擔贍養義務和做出自我犧牲，所以代際同住有助于踐行孝道的文化理想，被認為是一種明顯的養老支持形式。另一方面，代際同住的相關研究也表明同住對于家庭代際關系的促進作用。代際同住為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幫助和資源交換提供了便利的空間場所，因此與低水平的家庭沖突和強烈的支持性的互動相聯系，而同住比例的下降將減少家庭成員之間的支持。同時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子女能夠給予同住父母更頻繁的關照。
總體而言，同住時父母和子女之間表現出較為緊密的代際關系。
然而根據家庭現代化理論，隨著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家庭實踐將會越發偏離傳統，代際的凝聚力趨于減弱；而非經濟因素如人口模式、社會結構和文化等也會侵蝕傳統的家庭規范。
一方面，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為了更好地滿足現代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人口從同住的代際家庭中分離出來，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同住比率已經持續下降；而父母也隨著子女遷移到城市居住照料其家庭，這改變了傳統的以父母為中心的居住安排模式。雖然仍是代際同住，但是其代際關系則有待考察。另一方面，非同住的親子關系展現出不同的圖景。代際家庭的相關研究發現，即使父母和成年子女被巨大的地理距離所分隔，他們之間也沒有相互孤立而是頻繁地相互聯系和交換幫助，成年子女在分居父母的福利上扮演積極角色，代際的義務強度和正向關懷很少因地理分隔而減小。對老年中國移民的研究發現，盡管他們沒有和自己的子女同住，但是他們往往在心理上依賴這些子女、同他們有親近的關系；而同住的老年移民和子女的情感未必親近，他們依靠這些子女但是感到情感上與孩子相孤立，希望建立更加緊密的關系、獲取更多關心。
隨遷父母到城市與其農民工子女同住，他們和同住與非同住子女的代際關系如何變化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因此，在描述隨遷父母與其所有子女代際關系的基礎之上，本文將重點分析不同居住安排下的隨遷父母-子女關系。
（三）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子女性別與代際關系
經濟發展和人口流動不僅改變了隨遷父母傳統的居住模式，也可能對不同居住安排下隨遷父母與兒子和女兒的關系模式造成影響。除了代際同住的傳統居住安排以外，在中國從父居的父系家庭體系中，同住還往往具有較強的性別偏好。父母年老之后與至少一個已婚兒子同住并接受兒孫的贍養，被看作是傳統的家庭模式。臺灣20世紀80年代末的家庭研究也證實，與成年兒子同住依然是老人主要的居住模式，父母與兒子同住是履行孝道義務的重要形式。在代際支持上，兒子通常比女兒從父母那里獲得更多的投資，因而被期待承擔主要的支持老年父母的責任，而女兒在婚后被算作其丈夫家庭的成員而不再有贍養父母的義務。
先前在臺灣和中國農村的研究發現在代際支持上傳統的性別模式仍然適用，兒子在代際支持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代際支持的具體分工上，男性更多地被期待通過給家庭提供經濟資源來承擔其責任，而女性更多地做家務和照料家庭成員。就支持老年父母而言，兒子更可能提供經濟幫助，而女兒更可能涉及家務瑣事、情感慰藉和日常照料；同時，兒子更可能從父母處獲得家務幫助。
然而伴隨著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經濟確立以及現代性思潮對中國鄉村社會的影響，中國農村家庭養老模式發生變化，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社會變革和快速增長的經濟影響了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傳統關系模式。
一些學者發現代際支持上的性別差異在縮小，已婚女兒和兒子相比能給父母提供更多的經濟資源，在部分地區的農村家庭出現養老女兒化的跡象，認為傳統的規范在中國農村不再有效。西方家庭理論者常常堅持女兒在代際支持中的重要作用。對西方代際分居的家庭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代際關系的維系和傳承上扮演重要角色，由于女性和男性經歷不同的社會化過程，女性比男性更傾向于維持家庭成員之間的代際關系。女兒往往更多地給父母提供幫助特別是工具性支持，在與父母的情感互動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老年父母的女兒越多，孩子聯系和拜訪他們的頻率就越高。
然而按居住安排的情況來討論中國父母與兒子和女兒的代際關系的研究不多，特別是對非同住模式下的父母與子女關系的研究更少。本文在分析不同居住安排下隨遷父母與子女的代際關系之后，將進一步分同住和非同住的情況來探討隨遷父母與兒子和女兒的代際關系，探討城鎮化背景下傳統家庭代際中兒子和女兒與父母代際關系上的性別差異是否已經發生變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構建了研究隨遷父母的家庭代際關系的分析框架。在描述隨遷父母與其所有子女代際關系的基礎之上，將重點分析不同居住安排下的隨遷父母-子女關系，進而將同住和非同住情況下隨遷父母與兒子和女兒的代際關系進行比較分析。
三、數據、變量與分析方法
（一）研究數據
本文所用數據來自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于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區進行的農村隨遷父母抽樣調查。深圳地處高城鎮化率的中國東部地區，P區是快速城鎮化的地區，下轄23個社區，受到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輻射，其戶籍人口僅占常住人口的5.54%并且已完成城鎮化，對外來農村人口的市民化成為P區城鎮化的主要任務；同時，外來農村人口舉家遷移、家庭整體流動的現象在區內比較普遍，使得P區成為研究中國農村流動家庭及其隨遷父母問題的理想地之一。本次調查的對象為戶口不在本地、具有農村戶籍、子女在深圳打工的父母。與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調查沒有對父母的年齡限制，而是考慮到農村隨遷父母子女這一人群的特點，特別強調了在深圳的子女處于打工狀態。
為了最大限度抽取到P區的各類農村隨遷父母樣本，本次調查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了多種抽樣方法：首先，采取等比例抽樣與便利抽樣相結合的方法，抽取在社區散居的農村隨遷父母，由調查員對農村隨遷父母進行問卷調查的面訪；其次，由于農村隨遷父母隨遷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幫助照料年幼的孫子女，本次調查采取整群抽樣方法，選取了農民工子女就讀較多的兩所民辦幼兒園，由就學的農村隨遷兒童將問卷帶回給農村戶籍的祖父母在家自填問卷。課題組在調查執行和數據錄入的各個環節都采取了相應措施來保證數據質量：首先，在調查前對調查員進行培訓；其次，在調查過程中對調查員進行隨機跟訪，及時糾正調查員處理不當的問題，并針對特殊情況確定處理辦法；再次，對回收問卷進行審核、更正與復訪；最后，進行數據錄入質量控制與邏輯檢錯。對數據質量的分析結果表明，數據雖然存在一定誤差，但均在可接受的水平上，數據質量較高。剔除不合格樣本后，本次調查最終獲得292個農村隨遷父母樣本，其中在社區收集的樣本占76.71%，在幼兒園收集的樣本占23.29%；農村隨遷父親占39.31%，農村隨遷母親占60.69%；農村隨遷父母的平均年齡為58.13歲，以50~59歲的中年為主，占48.75%，60~69歲的低齡老人占29.39%；從來源地看，東部地區的隨遷父母最多，占45.26%，中部地區的占42.11%，西部地區的占12.63%。
由于居住安排（“您現在和這個孩子一起住嗎？”）和子女性別是本文的重要視角，本文分析中剔除了這兩個關鍵信息缺失的樣本。調查不僅詢問隨遷父母與子女的個人信息，同時詢問隨遷父母與其每個子女的代際關系情況，最終獲得包含277個隨遷父母和656個子女信息的樣本。調查發現，隨遷父母到城市居住的時間較長（平均6.51年），健康狀況良好，給孩子提供經濟和家務上的幫助（56.41%）、照料孫子女（68.13%）、為了家庭親情與和睦（35.16%）是最主要的隨遷原因。隨遷父母平均有2.56個子女，其中49.54%的隨遷父母與子女同住，50.46%的與子女不同住。在同住的子女中 ，兒 子 占 71.38% ，女 兒 占28.62%；在非同住的子女中，兒子占 41.69%，女兒占 58.31%。
樣本的人口學特征如表 1 所示?！?】
（二）變量測量
Bengtson and Roberts于1991年歸納了代際團結測量的六個維度及其實驗測量指標（見表2），Silverstein and Bengtson（1997）、Gaalen and Dykstra（2006）均使用此模型內的指標，并發現這是一個有用和有效的跨文化的研究工具?！?】
本文所使用的問卷參照Bengtson and Roberts（1991）提出的研究框架，具體的變量測量如下：
結構性團結：結構是一個限制或增強家庭成員之間互動的機會維度。盡管它通常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地理距離，但在相關的研究中也多使用居住安排。居住安排也是本文的一個重要視角。本文把結構性團結操作化為隨遷父母的居住安排，即在問卷中詢問：您現在和這個孩子一起住嗎？答案選項為“是”和“否”。
聯系性團結：本文把聯系性團結操作化為隨遷父母與子女的聯系頻率，并將其二分類為“高”（每天、一周1次、一周幾次）和“低”（一月1次、一月幾次、一年幾次、從不聯系）。
情感性團結：從各方面考慮，您覺得和這個孩子（感情上）親近嗎？總的來講，您覺得自己和這個孩子相處得好嗎？當您想跟這個孩子講自己的心事或困難時，您覺得他愿意聽嗎？答案采用三級測量，將各問題得分加總，分值范圍為3~9，得分越高表示隨遷父母與子女的情感關系更好。
一致性團結：本文把一致性團結操作化為隨遷父母與子女在同一事物上的看法相似性，二分類處理為“比較相似”（非常相似、比較相似）和“較不相似”（一般、不太相似、很不相似）。
功能性團結：功能性團結用隨遷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雙向經濟支持和家務幫助來測量。經濟支持指在調查前12個月里隨遷父母從子女處獲得以及他們給子女提供錢、食品或禮物的情況，答案選項為“是”和“否”。家務幫助指在調查前12個月里隨遷父母從子女處獲得以及他們給子女提供家務幫助的頻率，處理為“多”（每天都做、每周至少一次）和“少”（每月幾次、很少、沒有）。規范性團結：通過詢問“這個孩子孝順您嗎？”來測量隨遷父母與其子女的規范性團結，答案選項二分類為“比較孝順”（非常孝順、比較孝順）和“較不孝順”（一般、不太孝順、很不孝順）。
（三）分析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的方法，具體包括LR檢驗和t檢驗。首先，為了分析城鎮化背景下流動家庭的代際關系，描述代際團結各個維度上的總體情況；其次，分析隨遷父母與同住子女和非同住子女的代際關系，比較二者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最后，在不同居住安排的視角下，分別引入子女的性別視角進一步地分析隨遷父母與子女的代際關系，對隨遷父母與同住、非同住的兒子和女兒的代際關系進行比較分析。
四、城鎮化下農村隨遷父母的代際關系
（一）農村隨遷父母與子女的代際團結
表3給出了隨遷父母與子女的代際團結情況。大部分隨遷父母與子女有較高的聯系頻率，他們更可能接受子女的經濟支持、較少地獲取子女的家務幫助，同時較少給子女提供經濟支持和家務幫助；但相對而言，家務幫助的主要流向是從父母流向子女?？偟膩砜?，隨遷父母更多地從子女處獲得經濟支持，隨遷父母與子女之間表現出“較強的向上經濟支持和較強的向下家務幫助”的代際交換互惠模式，這種模式有助于維持代際的和諧關系。隨遷父母與子女有較高的情感親近度，超過一半（52.59%）的隨遷父母與子女在對同一事物的看法上具有相似性，同時超過3/4的隨遷父母認為其子女是比較孝順的?！?】
（二）居住安排視角下的農村隨遷父母與子女的代際團結
從居住安排的視角來看，除了規范性團結之外的其他四個團結維度均存在顯著的差異，同住的隨遷父母-子女關系的各項指標均顯著好于非同住的（見表3）。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子女在日常照料和情感慰藉方面能夠給同住父母更頻繁的關照，而空間上的分離會降低工具性幫助的可能性，不利于代際家庭的團結。與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居住安排沒有改變隨遷父母對子女的孝順認同，同住和非同住的隨遷父母均認為子女有孝心，二者的比重均超過76%，不存在顯著的差異。
對于與子女同住的隨遷父母而言，他們更可能從子女處獲得經濟支持和家務幫助（62.77%），但同時他們給子女提供了更多的家務幫助（75.69%），而經濟支持則較少，這可能反映了中老年父母隨遷的原因和隨遷后經濟來源的變動。與全部樣本結果相一致，隨遷父母與子女的代際功能性團結表現出較強的向上經濟支持；不同的是，代際的家務幫助更多，向下的家務幫助更加顯現，從而同住的隨遷父母與子女之間顯著地表現出“以家務幫助換取經濟支持”的代際交換互惠模式，這與一些代際交換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由于隨遷父母和子女同住，他們之間具有更高的聯系頻率。同住的隨遷父母更多地與子女維持親近的情感，在對事物的看法上也具有較高相似性。
另一方面，非同住的隨遷父母與子女之間傾向于維持典型的傳統意義上的代際關系。隨遷父母認為非同住的子女同樣具有孝心，在代際的資源交換上，他們更可能接受而不是提供金錢和物質上的支持與幫助，這與傳統的孝行相一致。具體地，沒有與子女同住的隨遷父母接受子女的經濟支持（81.87%）和家務幫助，與此同時他們給子女提供較少的經濟支持（24.47%）和家務幫助。鑒于隨遷父母在代際交換過程中是最終受益的一方，這種向上支持的代際交換實際上踐行了傳統的孝道文化。同時由于家庭成員之間地理距離的擴大和未能長期共同生活，隨遷父母與其子女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態度趨于分離，對同一事物持相似看法的比重不足一半，這可能導致代際的沖突，限制代際的聯系和情感互動，損害非同住的隨遷父母-子女關系。
總之，同住和非同住隨遷父母之間的比較表明了這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應該注意到，非同住的子女保持了和同住子女一樣的較高水平的孝道規范，這使得他們克服地理上的不便利性盡可能地為父母提供各種幫助，這一事實或許反映了傳統期待和客觀限制之間的妥協。不同于非同住的子女竭力維持傳統的代際關系，同住的隨遷父母-子女展現出另一種代際關系模式，隨遷父母為子女提供家務幫助來換取經濟支持。隨遷父母為同住子女的辛苦付出和非同住子女對隨遷父母的盡孝，可能是導致隨遷父母對不同居住安排下子女的孝順評價沒有差異的原因。隨著城鎮化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農村父母隨著子女到城市生活，這種模式可能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隨遷父母與同住子女之間的關系處于持續的變動之中。因此，接下來的分析將對比同住和非同住下的隨遷父母與兒子和女兒的關系，重點關注隨遷父母與同住的兒子和女兒代際關系之間的差異。
（三）子女性別視角下的農村隨遷父母與子女的代際團結——對不同居住安排下的分析
除了給子女提供經濟支持之外，同住的隨遷父母與兒子和女兒在代際團結的各個維度上均具有較高的水平（見表4），顯示了同住的家庭具有較強的代際團結和家庭凝聚力；但是隨遷父母-子女關系僅在接受家務幫助、提供經濟支持、情感親近度和看法相似性上具有顯著的性別差異，女兒比兒子與同住父母的凝聚力更強。具體地，72.04%的隨遷父母從女兒處獲得較多的家務幫助，高于兒子的59.05%，隨遷父母給女兒提供經濟支持的比重高于兒子，同時與女兒的情感更為親近、對事物的看法也更為相似?！?】
對于非同住的隨遷父母-子女關系，兒子和女兒僅在提供家務幫助上具有顯著差異，隨遷父母更可能給兒子而非女兒提供家務幫助。這與傳統的家務性別分工模式相一致，即女性更多地承擔家務勞動；同時在代際團結的其他維度上，隨遷父母與非同住的兒子和女兒的代際關系沒有顯著差異。不同居住安排下隨遷父母與兒子和女兒的代際關系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這更加表明了隨遷導致的代際居住的分離對傳統代際關系性別模式的沖擊。
在中國傳統的父系家庭體系中，子女的地位和角色因其性別不同而存在差異，兒子被期待承擔主要的贍養父母的責任。本文未取得與以往研究相一致的發現。同住的兒子和女兒在對隨遷父母的孝順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系規范的弱化。在隨遷父母獲得經濟支持上，兒子并沒有表現出比女兒更大的可能性，這可能是外出務工的女性農民工經濟能力提升的反映，Song 和Feldman（2012）研究發現外出務工后女兒與老年家庭成員的關系作用得到增強。女兒更可能給父母提供家務幫助，父母-女兒的情感更加親近，這與以往的一些研究相一致。除了傳統上家務性別分工的影響之外，父母-女兒情感紐帶也可能是增強隨遷父母與子女之間功能性交換的原因。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利用代際團結模式作為理論框架，初步分析了農村隨遷父母與外出務工子女的代際關系。在城鎮化背景下，盡管傳統的孝道規范持續發揮重要作用，但是隨遷父母與其子女的代際關系已經發生了許多改變。無論是居住模式還是代際關系模式，在某種程度上都反映出傳統的孝道觀念在現代社會的延續和變遷。父母是否與子女同住以及子女對父母的社會支持，既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又受現實環境的制約，這進一步影響到隨遷父母家庭的代際關系。與外出務工子女同住增強了隨遷父母家庭的代際團結，未與外出務工子女同住導致代際團結相對減弱；傳統家庭代際關系的性別模式也發生改變，女兒在代際關系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首先，父母隨外出務工子女到城市共同居住，增進了流動家庭的代際團結和家庭凝聚力，同住的隨遷父母與子女在功能性交換上表現出典型的短期互惠交換模式。同住增進了父母-子女的代際關系，這與以往的研究相一致。
隨遷父母與子女同住的目的多是給外出務工子女提供家庭照料，這些中老年隨遷父母普遍在經濟上依靠子女。同住的隨遷父母與子女在功能性交換上表現出典型的短期互惠交換模式，即父母給子女提供家務幫助和孫子女照料以換取子女的經濟支持，這在中國的相關研究中都有所證實。
短期互惠交換模式在中國農村流動人口家庭代際功能性交換上表現得尤為顯著，反映了子女經濟地位上升對傳統家庭代際關系的重大影響，代際關系變得更加以交換為主。
在同住的流動家庭中，無論父母和子女哪一方的依賴性更強，這種新興的家庭形式都是代際團結增強的一種表現，盡管這更多的是基于實際需要而非傳統觀念。
其次，與子女分開居住并沒有減弱隨遷父母對子女的孝順期待，但是代際團結相對較弱。代際經濟支持和家務幫助的方向主要是從子女流向父母，這體現著中國傳統孝文化的延續，而不同于西方“接力式”的代際關系模式。但是，由于客觀上居住空間的拉大，隨遷父母與非同住的子女之間家務幫助的功能性交換上互動較少，接受經濟支持的可能性也顯著小于同住子女。隨遷父母在城市生活平均超過6年，長期與子女分居導致隨遷父母與子女在價值觀念上差異更大，親子情感也趨于減弱。這些發現證實，代際團結的不同方面是相互聯系的，破壞家庭團結某一方面的社會因素往往也會抑制其他方面，這些負面影響通過家庭系統成倍地弱化代際團結?？紤]到與子女分開居住的隨遷父母家庭可能隨農村流動人口一起增長，預示著未來農村隨遷父母與外出務工子女的代際關系的凝聚力有可能趨于減弱。
再次，子女在代際關系上的性別模式正在發生變化，女兒的重要性有所增強，兒子和女兒在給父母提供經濟支持上差異的減小表明了傳統性別規范的弱化。作為孝文化的主要繼承者和孝行為的主要踐行者，兒子并沒有比女兒給予隨遷父母更多的經濟支持，隨遷父母也并沒有認為兒子比女兒表現得更孝順。兒子在代際經濟支持的傳統性別分工上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但外出務工也可能增強女兒為父母提供經濟支持的能力，這為她們實現對父母的孝心提供了現實基礎。女兒更可能為父母提供家務幫助，這與以往的研究相一致，同時女兒比兒子更為體貼、敏感，她們在情感上與父母更親近，這些都會增進同住隨遷父母的心理福利。這些結果表明，盡管老年父母居住安排上的性別偏好意味著女兒不是滿足父母需要的主要人選，中國家庭養老模式仍然存在傳統性別分工，但隨著城鎮化背景下外出務工子女社會經濟地位的改善，女兒的重要性已經凸顯，中國農村父系家庭代際關系模式正在發生變化。
最后，在城鎮化背景下依靠子女養老已經難以滿足農村隨遷父母的現實養老需求，社會養老成為農村隨遷父母的養老選擇之一。本文的研究發現，農村隨遷父母在代際關系的功能性交換上更多地是為子女提供家務幫助而接受的家務幫助相對較少；在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影響下，隨遷父母為支持子女外出務工而更愿意與兒子同住，但隨遷父母一般與兒子在情感上更為疏遠，并沒有感受到兒子更多的孝心，隨遷父母對其子女高水平的孝順評價與其實際感受的孝順行為之間似乎并不一致，這可能對隨遷父母的心理福利產生消極影響。與此同時，盡管孝順父母的傳統價值觀依然普遍存在，子女仍是家庭養老的主要支持來源，但是居住安排的變化不可避免地會在某種程度上削弱家庭的贍養功能，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已經逐漸難以滿足隨遷父母家庭的現實需求。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的廣覆蓋能夠減少老年人對成年子女的經濟依賴，但是長期離開家鄉游離于農村社保之外的隨遷父母因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性排斥也難以享受到流入地的老年福利保障。流入地政府與社會對農村隨遷父母及其家庭的困難和需求還較少關注，如何改善農村隨遷父母的生活福利、實現農民工及其家庭在流入地享受到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應該在制定有序推進城鎮化與農民工市民化的國家公共政策體系創新中給予足夠重視。
總之，本文是將代際團結模式分析應用于中國農村隨遷父母代際關系研究的有益探索，研究結果表明，代際團結模式對于中國家庭關系（特別是隨遷父母與子女的代際關系）研究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框架。由于傳統儒家孝文化的影響，團結往往是家庭代際所期望的，但是這種情況會在城鎮化過程中隨著家庭的遷移流動和家庭成員經濟能力增長而發生變動，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代際關系。傳統的儒家孝文化在城鎮化過程中依然發揮重要作用，農村隨遷父母與外出務工子女之間較高水平的規范性團結促使非同住的子女超越地理空間的限制為父母提供可能的支持；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弱化了子女在傳統家庭代際關系模式上的性別差異，同住的女兒獲得了與兒子一樣的經濟自主性，從而有能力為父母提供更多支持。中國的城鎮化催生了流動家庭，也將繼續改變流動家庭的代際關系模式。由于樣本選取于城鎮化高度發展的中國東部地區，本文的研究發現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相關的研究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示中國其他地區流動家庭代際關系在未來城鎮化過程中的發展趨勢。
本文基于代際團結模式，初步探索了城鎮化背景下農村隨遷父母的代際關系，但還存在著一些不足，需要在未來的研究中給予關注。首先，為深入研究城鎮化背景下農村隨遷父母的代際關系，代際團結的測量指標需要進一步改進，如采用聯系的模式而非頻率測量隨遷父母的聯系性團結、采用經濟支持的具體金額而非是否提供分析經濟支持的質量、使用多分類而非二分類的團結指標等。其次，代際團結作為一個多維的概念，能夠較全面地描述復雜的家庭代際關系的各個方面。但是，通過對代際團結六個維度的潛在類別分析歸納出代際關系的類型，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家庭代際關系的本質。最后，考慮到本文發現流動家庭的代際關系模式已經發生變化，為了反映城鎮化進程和家庭流動對代際關系的影響，未來的研究需要使用縱向數據、納入一般的非流動家庭作為參照項，在時間和空間特征上加以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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