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獻回顧
通婚圈是指適婚青年可能選擇配偶的范圍或者擇偶的自由度。一般可以從地理距離（通婚半徑）、地域范圍和族群范圍三個方面來進行考察。［1-2］李若建認為在制度性的擇偶中，擇偶范圍被稱為通婚圈，并將其分為地理通婚圈和等級通婚圈。［3］翟振武等認為通過分析夫妻戶口登記地情況也可以看出通婚圈的大小。［4］本文由于數據限制，只能從配偶或者意愿中的配偶家庭所在地與本人家庭所在地是否跨越某一行政區域來度量通婚圈的大小，本文通婚圈是指地域范圍。國外學者在研究婚姻匹配時提出趨同論，認為個體趨向于選擇那些與自己年齡、居住地、受教育程度、種族等屬性相近的異性為配偶。美國社會學家古德也認為“一切擇偶制度都傾向于同類匹配，即階級地位大致相當的人才可結婚”。［5］1990年法國290萬移民組成的家庭中，有1/3以上已經婚配的移民，其配偶均不是移民，但夫妻雙方均為移民的多數為族內婚（即夫妻雙方均來自同一國家），其婚配概率為90%。［6］國內學者對通婚圈的研究主要有三個方面：通婚圈發展態勢判斷、變化原因和社會影響。學者們對通婚圈發展態勢存在四種判斷：第一，通婚圈擴大。代表學者有：段成榮、劉傳江、王金玲、黃佩芳、李富強、史清華等。［7-12］第二，通婚圈縮小。代表學者有：邱澤奇、吳重慶、新山等。［13-15］他們認為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婚嫁距離急劇縮短，通婚區域快速內卷，通婚村減少，婚入和婚出出現了地域上的不對稱性。第三，通婚圈沒有發生顯著變化。雷潔瓊于1987~1988年對全國6省市2 799個農民進行戶主與其配偶婚前兩家的距離調查發現，近距離通婚是一種普遍現象，各年齡組通婚圈大致相同。［16］第四，通婚圈呈現擴大與內卷并存。唐利平認為農村通婚圈總體比較狹小，但有擴大也有縮小的情況，通婚圈的變化和社會結構變遷一樣經歷著轉型的過程。［17］韋美神認為我國農村地域遼闊，通婚圈出現“內卷”和“擴大”共存的現象。［1］通婚圈演變主要因素包括社會制度因素與經濟因素，但二者在不同地區影響不一致。馬宗保等對寧夏通婚圈的研究發現，通婚圈會受到所在地區的生活條件影響。［18］曹錦清等認為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有利于人口流動，社會流動空間的擴大促使人們婚配對象選擇的空間也增大。［19］另外，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加上戶籍制度的松動，人口遷移流動席卷了全國，隨著交際圈的迅速擴展，通婚圈也在逐漸擴大，人口遷移流動對婚姻和生育造成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尋找配偶和維持婚姻關系穩定性上。［20］通婚圈擴大的影響：首先，大范圍的跨省通婚可以簡化婚禮儀式、節約成本，但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姻親關系。［21］其次，通婚圈擴大可能會形成騙婚現象，因為人口遷移流動范圍擴大，如果夫婦雙方婚前互相了解很少，婚姻風險會增大。［22］再次，通婚圈擴大增大了女性婚后社會適應的重要性。［23］最后，通婚圈擴大導致區域之間婚齡人口性別比失衡的程度加劇。如王家寶認為，上海市男子娶了外來妹使得陰陽趨于平衡，但是某地的男女比例必然會更加失衡。［6］通婚圈縮小帶來的影響主要是對后代人口素質的影響。有研究認為通婚圈內卷盡管不是近親結婚，若通婚距離太小也會對后代的遺傳素質產生影響，可能因為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或過度攝入而導致發育不良，影響人口身體素質的提高。［24］縱觀已有的研究發現，學者們對通婚圈變化態勢判斷出現了很大分歧，但認為通婚圈在擴展的觀點是主流，出現這種差異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基于農村或者局部區域來分析，而很少從城市和全國范圍來研究，關于原因的分析也主要從宏觀社會經濟因素簡要地泛泛而談，有關遷移流動對通婚圈的影響主要是定性的描述，而很少通過定量方法來深入研究。在我國鄉村人口不斷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背景下，從城市區域視角來研究通婚圈的變化特征與規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鑒于此，本文將聚焦城市青年通婚圈的研究。
二、數據來源與方法說明
（一）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自2009年11月14日~12月14日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城市青年狀況調查”課題組在北京等地進行的抽樣調查。由于該調查依托中國人民大學“985”工程《中國獨生子女狀況調查分析》項目來完成，所以調查區域主要選擇與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計算得到獨生子女比例（31.58%）比較接近的河北、湖北和陜西三個省，進一步選擇與各省平均水平比較接近的城市，北京因地緣優勢和直轄市特性被補充進來。最后確定調查區域包括北京7個城區、河北省保定市16個街道、湖北省黃石市11個街道、陜西省西安市13個街道。調查對象為1975年1月1日~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現有人口（本文“青年”年齡界定為20~34歲）。樣本量3 832，其中北京820，黃石829，保定813，西安820，四個省市樣本量基本均衡。調查內容主要包括人口學基本信息、就業與經濟狀況、婚姻與情感、生育意愿與行為、家庭成員及關系幾個方面。經課題組對原始數據清理檢驗，改正錯誤數據，刪除無效數據，該數據質量比較高，同時四個城市具有一定的區域代表性。北京為直轄市、河北省和北京市為東部地區、湖北省為中部地區、陜西省為西部地區，地理區域覆蓋了全國東、中、西部地區，其代表性較好。若無特別說明，本文所有分析數據均來自該調查。
（二）方法說明
本文首先采用常用的單變量描述統計和雙變量交叉分析，此外在已有通婚圈研究成果和雙變量交叉分析的基礎之上建立回歸模型以進行推斷統計。由于未婚人群的通婚圈調查只是一個主觀意愿，與未來的實際通婚圈可能會存在一定差異，所以在此將城市未婚青年的通婚圈定義為“意愿通婚圈”，相應地將已婚者通婚圈定義為“實際通婚圈”，分別研究人口遷移流動與意愿通婚圈、實際通婚圈的關系，以便更好地把握通婚圈的發展變化趨勢。
原始的意愿通婚圈變量總共分為5類：分別是希望配偶家庭所在地與自己父母家“1=在同一縣/市”、“2=在同省不同縣/市”、“3=在不同省份”、“4=無所謂”、“5=其他”；但只有兩個被調查者選擇了“其他”，該類單元格頻數太少，因變量的變異很小，為了避免影響結果的可信性，所以將其剔除。因此，意愿通婚圈模型中的因變量最終只有前4類。
實際地域通婚圈測量共分為4類：分別是初婚配偶家庭所在地與自己父母家“1=在同一縣/市”、“2=在同省不同縣/市”、“3=在不同省份”、“4=其他”，但在有效樣本中沒有選擇“其他”選項，所以實際地域通婚圈模型結果只有前3類。因為因變量不論是意愿通婚圈還是實際通婚圈，其取值都在3~6個之間，所以選擇多項式Logistic回歸模型比較合適。
三、中國城市青年的基本特征與通婚圈發展變化
目前有關通婚圈的研究主要以農村為切入點，而專門以城市為對象的研究相對薄弱，而且從農村研究得出的結論分歧較大，在流動人口不斷由農村向城市遷移的過程中，不僅對農村青年的擇偶行為產生影響，對城市青年擇偶行為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因此以城市為切入點對中國通婚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會現實意義。
（一）中國城市青年的基本特征
從此次調查的樣本來看，女性青年偏多，每一年齡組的女性青年都比男性人數多，樣本性別比僅為65，明顯低于總人口性別的正常值域（95~102）；年齡結構以20~24歲（1985~1989年出生隊列）較多；低齡青年和高齡青年較多；另外，由于調查對象的居住地特性和年齡特性，導致樣本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未上過學和小學文化程度所占的比例非常低，大專及以上所占的比例非常高；同時由于該調查區域為城市，所以非農業戶口的比例較高，占3/4左右，而農業戶口的比例只占1/4左右。從人口的遷移流動情況來看，大概只有1/3的城市青年有過流動，而2/3的城市青年從未流動，一直居住在本地?；橐鰻顩r中未婚和初婚各占一半，再婚、離婚和喪偶三者合計不到1%。我們根據調查對象的婚姻狀況，將通婚圈分為意愿通婚圈與現實通婚圈。所謂的“意愿通婚圈”主要是針對未婚群體而言，根據他（她）們對未來配偶家庭所在地的期望進行判斷。對意愿通婚圈的分析可以掌握未來通婚圈的發展變化趨勢和方向?！艾F實通婚圈”是針對已婚城市青年而言，根據他（她）們初婚配偶家庭所在地來確定。盡管二者的對象不一樣，沒有直接的比較意義，但從總體上可以看出未來通婚圈可能的變化情況。通過比較意愿通婚圈與現實通婚圈發現，未來城市青年的通婚圈會有擴大的趨勢，未來小范圍的同縣市通婚圈比例比已經形成的同縣市通婚圈低，而大范圍的跨縣市甚至跨省比例可能增加。未來城市青年的通婚圈變化趨于擴大。從城市青年結婚相識的途徑來看，主要是通過朋友介紹認識或者在工作、學習中認識，其他途徑所占的比例很低。
（二）中國城市青年通婚圈的變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人口遷移流動日漸活躍。開始主要是以鄉鎮企業為目的地的就近就地轉移，即所謂“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鐘擺式流動，這是人口流動的第一次浪潮。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發展，80年代后的新生代流動人口逐漸活躍，他們不局限于老一代的就近就地臨時性轉移，而是常年外出到沿海發達地區，這是第二次流動浪潮。目前，我國流動人口又出現了長期性的舉家式遷移，由單個勞動力外出向舉家式遷移轉變，他們在流入地平均居留時間比較長，2013年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時間超過5年，這是我國人口流動的第三次浪潮。人口流動出現三次浪潮，除在流入地居留時間延長外，另一個明顯的特點是流動地域范圍和距離也在不斷向外擴展，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空間的擴展，人口不斷從農村流向城市，城鄉交流趨于頻繁，目前正處于婚齡期的新生代流動人口，他們從學校畢業后沒有從事農業生產活動，而是進入城市打工，在多年的外出流動中，不斷擴大自己的社會交往圈子，結識很多異地朋友，這種朋友圈子具有強烈的擴散效應，不斷放大青年的社會關系網，這種關系網的擴散效應不僅僅表現在流動人口內部，也會展現在流動人口與城市本地人口之間，城市青年人口的圈子也會得到擴大。人們社會關系網絡的變化必然會對未婚青年的擇偶范圍產生影響，從此次調查的數據來看，自90年代以來，城市青年的跨省通婚在穩定增長。中國1994~2010年城市青年的地理通婚圈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城市青年同縣市和同省跨縣市通婚比例都在降低，而跨省通婚在持續穩定地增加。十年內跨省通婚的比例由5.61%迅速增長到14.29%，為什么城市青年通婚圈會出現如此迅速的增長？下面將進一步對城市青年通婚圈變化的影響因素進行論證分析。
四、中國城市青年通婚圈變化的影響因素分析
（一）中國城市青年遷移流動與通婚圈的關系
人口遷移流動最明顯的變化是人口在空間地理位置上的變動，與此同時還會帶來很多附帶社會關系的變遷與交叉。比如居住圈的鄰居關系、工作圈中的同事關系、娛樂圈中的朋友關系都會發生變化，在家為兄弟姐妹或朋友關系到了流入地可能變成同事關系。人際關系的變遷與交叉，對未婚青年的擇偶將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據此次調查資料顯示，城市青年結識結婚對象的途徑主要通過朋友介紹或者在工作、學習中認識，可以推斷遷移流動必然會促進通婚圈的擴展。據相關研究顯示，我國人口外出流動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因素，外出務工經商占了很大的比例。［25］筆者根據2013年流動人口動態數據計算也發現88%的流動人口本次外出原因為務工經商。從這個意義上說，流動人口外出基本都是為了獲取一份工作，同時在工作中又可以結識很多異地的朋友，很多流動人口直接與流動中認識的異性朋友戀愛結婚，或是通過流動中認識的朋友給自己介紹對象。因此，隨著人口遷移流動規模的不斷增加和流動地域范圍的擴大，通婚圈也會不斷得到擴展。下面結合“中國城市青年狀況調查”數據對城市青年是否有過遷移流動與地域通婚圈的關系進行分析，其結果如表2所示.
表2統計結果顯示，人口遷移流動經歷對初婚者的現實通婚圈和未婚者的意愿通婚圈都會產生顯著的影響。有遷移流動經歷的城市青年配偶（或希望配偶）的家庭所在地與自己在同一個縣市的比例均比沒有遷移流動經歷的低，而其配偶（或希望配偶）的家庭所在地與自己在同省但不同縣市和跨省份的比例均偏高。這說明遷移流動對城市青年的通婚圈擴展起到促進作用，從現實通婚圈的差異中更能體現遷移流動的效用，尤其促進跨省通婚圈的作用非常明顯，有遷移流動經歷的城市青年跨省通婚的比例是沒有流動經歷的3倍多。因此，不能忽視遷移流動對通婚圈的影響。
（二）中國城市青年家庭成員與通婚圈的關系
人類的婚姻既有自然屬性的特點，又有社會屬性的特點?；橐霾粌H是兩個個體之間的結合，也是兩個家庭甚至家族之間的聯合。因此，個體婚配對象的選擇除了婚姻當事人以外，還會受到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員的影響。即便在現代社會中，傳統“父母包辦”婚姻已經蕩然無存，但父母對子女婚姻的選擇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他們雖然失去了決定權，但沒有放棄“參謀權”，父母對子女結婚對象選擇的影響比其他家庭成員大。而且不同代際或同一代際在不同的歷史年代對婚姻選擇所考慮的因素可能存在一些差異或變化，有的父母比較反對遠距離的通婚，尤其是跨省通婚，擔心結婚以后各種文化習俗的不適應、語言不通、兩個家庭具有姻親關系家族成員交往不方便，導致姻緣關系弱化等。更為嚴重的看法是，父母認為女兒嫁到很遠的地方以后，和沒有養育女兒一樣，“遠嫁”就等于“沒生”。這種思想在一些偏僻的農村地區尤為突出，在城市也存在，有的家庭還因此鬧得家庭不和睦。所以當父母對子女有強烈的通婚地域限制時，通婚圈也可能會受到影響。從此次調查資料來看，城市青年和父母所考慮的比較重要的前三個因素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同代際都把對方的人品作為擇偶最先考慮的因素，其次是考慮對方的能力，第三個擇偶因素是對方的健康狀況，擇偶因素既包括個體因素，也包括與家庭有關的因素。個人因素主要有性格、人品、學歷、能力、年齡、身高、外貌、經濟狀況等；家庭因素主要有家庭所在地、家人態度、家庭條件和戶口性質等。不同代際對擇偶因素的選擇差異如表3所示。
從表3可以看出，不同代際對擇偶首要考慮的幾個因素比較一致，但其他方面的因素卻存在不同，其中對家庭所在地的考慮兩代人之間有所不同，父母一代比子女一代考慮得更多。一般情況是父母的思想趨于保守，希望子女選擇配偶時考慮地理距離比較近的對象，尤其是父母對女兒的對象選擇更為明顯，父母不放心把女兒嫁到很遠的地方，擔心自己老了以后就沒有能力去看女兒，女兒也沒有時間和金錢頻繁地回家探望父母，但就子女本身而言，對配偶的家庭所在地可能受到較少限制，他（她）們考慮更多的是配偶的能力、人品、健康等個人因素。一旦青年人口發生了遷移流動之后，他們與家庭的互動和聯系就會大大削弱，在流入地建立新的社會關系網絡，而且交往的對象也主要是同輩群體，隨著人際關系變化與更新，青年人受父母思想觀念的影響也會隨之減弱，而受同輩群體的現代化思潮影響更為迅速，大城市的現代化生活方式立即映射到青年人的潛意識中，并促使他們不斷調試自己原有的行為，婚戀事件是青年人的重要生命歷程，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和沖擊。
家庭成員對婚姻的影響，除父母外最重要的就是兄弟姐妹的影響。首先，是兄弟姐妹的看法和建議，有時候同輩群體甚至比父母的影響力更大，屬于同輩群體之間不存在代溝，容易在心理上達成共識，但本次調查沒有涉及與此相關的數據，因此還有待證實。其次，兄弟姐妹的數量與出生順序也可能會對通婚圈產生影響。一般兄弟姐妹數量越少（尤其是獨生子女），其通婚圈可能越小。在中國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和十分重視家庭感情紐帶環境中，獨生子女的通婚地域擴展可能會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約束；另外，過去許多家庭喜歡將出生較晚的子女留在父母身邊，所以出生較晚的孩子被留在父母“身邊”的可能性越大，其通婚圈就會相對較?。ㄒ姳?）。
從表4中的統計檢驗結果可以發現，不論對已婚者的現實通婚圈還是未婚者的意愿通婚圈來說，獨生子女的地域通婚圈明顯小于非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在本縣市內通婚的比例明顯偏高，而跨縣市和跨省通婚的比例較低。但通婚圈的發展與兄弟姐妹的數量沒有必然的聯系，不會因為兄弟姐妹數量的變化而發生明顯的變化。配偶是否是獨生子女也對通婚圈產生顯著的影響?？梢缘贸鼋Y論：獨生子女通婚圈小于非獨生子女的通婚圈，非獨生子女的通婚圈不會因為兄弟姐妹的數量變化有明顯的差異。
目前我國獨生子女的比例較高，尤其是在城市地區?！爸袊鞘星嗄隊顩r調查”課題組根據2005年全國抽樣數據計算得到全國獨生子女比例高達31.59%，全國大約平均每3個城市孩子中就有1個是獨生子女。許多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省區超過了50%，天津市的獨生子女比例高達60%，最低的廣東省也超過了12%。這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啟示：家庭的“二孩生育”應該成為國家生育政策的最終歸宿，獨生子女的減少可以促進通婚圈的擴展。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決定》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從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出發，做出了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決策部署，強調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盡管很多專家認為“單獨二孩”對我國長期人口總量影響不是很大，但未來幾年可能會出現一個小的出生高峰?！皢为毝ⅰ鄙叩恼{整必然會減少未來獨生子女的比例。結合本文研究結論可以判斷：在獨生子女比例減少的同時還會帶來通婚圈的擴展，通婚圈的擴展又可以促進人口健康素質的提高。人口通婚范圍日益擴大，有利于人口素質提高和社會進步，可以促進地區之間經濟交流與文化融合。從這個意義上說，“單獨二孩”的啟動不僅是數量的調控，更是一次以數量調控為契機的人口均衡發展戰略部署?！皢为毝ⅰ鄙叩恼{整只是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邁出的第一步，由于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和孩子機會成本導致城市育齡群體的生育意愿不高，僅有“單獨二孩”生育政策對促進獨生子女降低作用可能比較有限，如果未來實踐證明政策的效用力度確實不夠，那么還需要配合其他措施以降低獨生子女的比例，實現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與人口-社會-經濟-資源-環境人口內外均衡發展的社會目標。
由于城市獨生子女比例比農村和欠發達地區高，在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口遷移流動，就可適當降低城市獨生子女“雙獨匹配”的概率和機會。所以從這個角度講，人口遷移流動也可以起到促進通婚圈擴展的作用。
（三）中國城市青年通婚圈變化的影響因素分析
從以上雙變量交叉分析可知，城市青年通婚圈與遷移流動、是否是獨生子女都具有一定的相關關系，但僅從雙變量來分析問題還不夠，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我們采用了多項式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分別根據未婚者的理想通婚圈和已婚者的現實通婚圈進行模型對比，以便發現哪些因素會影響通婚圈的變化以及具體是怎么影響的。在本研究中，我們以同一縣市的地域通婚圈作為參照類，來分析省內跨縣市通婚以及跨省通婚分別受哪些因素的影響。通婚圈模型回歸結果如表5和表6所示。
現實通婚圈模型回歸結果顯示：具有遷移流動經歷對城市青年省內跨縣市通婚、跨省通婚都具有顯著的影響。與沒有遷移流動相比，有遷移流動經歷的城市青年跨縣市通婚高出同縣/市通婚的2.94倍，跨省通婚高出同縣/市通婚的4.18倍。由此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因素影響的情況下，遷移流動仍然對通婚圈擴展具有顯著的影響，尤其是對跨省通婚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這主要與我國大規?？缡×鲃尤丝谙嚓P，城市是主要的流入地，尤其是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對全國各地人口都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全國各地的流動人口聚集于大城市，導致城市與鄉村間的物質、文化、信息人才等各種形式的交流，因此促進通婚圈的擴展。
城市青年通婚圈還會受到戶口性質的影響。與農業戶口相比，非農業戶口的城市青年選擇跨縣市通婚比縣市內通婚高55%左右，但在跨省通婚中，二者沒有明顯的差異。受教育程度的影響與戶口的影響相反，在跨縣市通婚中沒有影響，但在跨省通婚中具有顯著的影響，說明受教育程度對通婚圈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大范圍的通婚圈上面，與未上過學的城市青年相比，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年跨省通婚比例明顯比同縣市通婚高。
從模型中發現，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本人是否為獨生子女對通婚圈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是配偶是否為獨生子女對通婚圈仍然具有顯著的影響。配偶為非獨生子女的城市青年選擇跨縣市通婚的比例比同縣市的通婚高出66.45%，但對跨省通婚沒有影響。
從意愿通婚圈模型回歸結果發現，遷移流動對未婚群體的擇偶圈同樣具有重要的影響。與沒有遷移流動的城市青年相比，有遷移流動經歷的城市青年未來選擇跨縣市通婚、跨省通婚的可能性更高。在意愿通婚圈模型中除人口遷移流動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均不明顯。結合已婚者的現實通婚圈與未婚群體的意愿通婚圈可以歸納出：城市青年是否有過遷移流動經歷對其地域通婚圈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
五、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本文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中國城市青年狀況調查”課題組抽樣調查數據從中國城市青年的地域通婚圈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結論：1.人口遷移流動經歷對通婚圈具有顯著的影響，流動后結婚比流動前結婚的通婚圈明顯變大，尤其是對跨省通婚的促進更加明顯。城市青年認識結婚對象的途徑主要依靠朋友或在學習工作中認識，所以在遷移流動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社會關系網絡會對通婚圈產生影響。2.人口遷移流動經歷對意愿通婚圈和現實通婚圈都有明顯的促進作用，未來的地理通婚圈可能會進一步擴展。在擇偶因素中，首要的幾個因素父母一代和子女一代具有高度一致，主要是對方的人品、能力和健康，但在一些次要的因素中兩代人之間存在差異。如對配偶家庭所在地的考慮父母要高于子女。3.城市青年家庭中的同輩群體也會影響通婚圈的發展，獨生子女的通婚圈比非獨生子女小，這可能受我國傳統的家庭養老和注重家庭感情紐帶發展的影響。但在有兄弟姐妹的城市青年通婚圈中，其通婚圈與兄弟姐妹數量沒有必然的聯系。4.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下，本人是否為獨生子女對通婚圈沒有顯著的影響，但配偶是否為獨生子女仍然會對通婚圈產生顯著的影響，獨生子女的通婚圈比非獨生子女小。
（二）討論與思考
基于本文分析結論，獨生子女的地域通婚圈比非獨生子女明顯偏小，而兄弟姐妹的數量增加又不會對通婚圈變化擴展產生顯著影響，這提示我們“二孩生育”應該是我國生育政策的最佳落腳點和最終歸宿。相關研究認為，通婚圈過小不利于人口素質的提高，而獨生子女比例偏高不利于通婚圈的擴展，但這并不是說兄弟姐妹數量越多通婚圈就越大。因為通婚圈的變化與兄弟姐妹的數量沒有必然的聯系，兄弟姐妹數量對通婚圈的影響只是在有無之間有差別，不存在多少之間的差別。所以可以推出：有兄弟姐妹但又不太多的“二孩生育”既可以控制人口數量，又可以促進通婚圈的擴展，提高我國人口素質?！岸⑸笔嵌喾嚼娴慕Y合點，是我國未來人口與家庭持續健康發展的方向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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