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路應該和交通有關吧。

確實如此。1916年，湖北督軍王占元決定在漢口花樓街與后城馬路間辟出一條道路，他最初的考慮的確就是想給繁榮的花樓街開辟一個更方便的出入口。
1916年興建的交通路，如今已經94歲了。對于人來說，94歲確是高齡了；但對于一條路而言，還很年輕。畢竟，在中國歷史上，很多的路都是從遠古走到了今天。

開街辟道書局匯聚香四溢

交通路的辟出，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時的陽夏戰爭。武昌起義之后，即將滅亡的清廷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派遣軍隊急赴漢口，試圖鎮壓革命。由此與民軍開始了激烈的陽夏戰爭。在最繁榮的商業重鎮漢正街，民軍們依靠巷道與清軍作戰。為了打擊民軍，清軍統帥馮國璋縱火焚燒民房，使得大漢口繁華之地――漢正街毀于一旦。
在陽夏戰爭中，五國租界未遭戰禍之擾。戰后，在漢口恢復重建的過程中，富商巨賈們便不再青睞漢正街，而把重心向租界邊緣轉移，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租界外圍建立起了不輸給租界的洋房公館和里份。像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里弄一樣，武漢也有市民聚居的建筑體，老武漢人稱之為里份。它體現了武漢“五方雜處”的“漢派”風貌。
在舊中國有租界的城市中，上海、天津都只有租界區獨享繁華，唯有武漢出現了租界和華界二元同步發展的格局。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就在于城市重新發展的時候，一大批有實力的華商借助西洋的建筑模式和管理方式，集聚租界周邊，仿租界樣式建立城市。交通路就是那時辟出來的。辟路之時，拆除了那一帶的棚戶區，在空出來的地方建成了這條寬10米、長約198米的新型街道。
毫無疑問，1916年前后是漢口城市大發展的時期，各種各樣的精美建筑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剛剛辟出的交通路毗連租界，一頭牽著花樓街，一頭掛著后 城馬路\\(今中山大道\\)，正是漢口的富商巨賈尋求租界保護的絕好地段。1918年，漢口的地皮大王劉歆生在交通路兩側投資建成了高質量的里份――生成南里和生成北里。
這兩個里份對于交通路成為文化街至關重要。交通路的書店大多集中在生成南、北里的街面上，里份內的房屋皆為磚混結構，建筑牢固，有別于鼓皮房和木結構的老民居，不輕易發生火災，且房租低廉。這正是經營書籍最合適的地點與倉庫所在地。因此，從20世紀20年代起，鼎鼎大名的中華書局就把其漢口分局遷到了交通路35號，世界書局漢口分局也在幾經遷址后，把地點定在了交通路37號。此后，陸續有一些大的書局開始在這里扎堆。
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產生和消失，都與大的歷史背景有關聯。交通路的崛起也與新興學校的大量出現相關聯。民國前后，武漢曾經有三條文化街：清末，依靠科舉興盛的武昌橫街頭由于科舉制度的不復存在迅速萎縮了，而以雜書為內容的漢口半邊街\\(后來稱為統一街\\)也逐漸沒落；只有以新興學校教科書為主的交通路，從興起那天起就長盛不衰。
20世紀30年代，交通路上的書店更是一家挨著一家。上海生活書店在交通路金城文具公司設特約發行所，后又改為漢口分店，也設在交通路上。世界書局、上海生活書店、東壁書社、上海雜志公司、現代書局、中國文化服務社、大東書局、湘芬書局、建國書店、漢華書局、兒童書店、中正書局、文化生活出版社、文風書局，等等，讓交通路書香四溢，名滿全國。

峰火歲月救國書刊抵萬軍

1937年底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武漢是全國的抗戰指揮中心，交通路便成為了中華民族文化抗戰的中心。當時，這條路上的書店幾乎每家都在編輯、出售抗戰書、報、雜志。交通路成為抗戰文化的集中地，這里的書籍源源不’斷地運往全國各地。在抗戰中，交通路成為鼓動全國人民奮起抗戰的精神食糧生產地，成為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這個戰場絕對不是只限于一兩個書店，每個書店都有一大批有血性的文化人在戰斗，在吶喊。全國的文化人，全國各類出版社，如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及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圖書都匯集到這里，《抗戰叢書》、《武漢留日同學會日本問題研究叢書》、《思想戰與宣傳戰》、《萍蹤寄語》、《津浦線抗戰記》、《論持久戰》以及在中國文學界享有盛譽的魯迅、巴金的文學書籍，這些鼓勵人們奮起抗戰的圖書，吶喊著源源不斷地向外界傳播。那時節的抗戰刊物也可謂如雨后春筍，遍及交通路。胡風主編的《七月》、葉淺予主編的《抗戰漫畫》、丁玲在延安主編的《戰地》、潘梓年主編的《群眾》、茅盾主編的《文藝陣地》等刊物影響甚大。
這當中，鄒韜奮主編了《抗戰》三日刊和《全民抗戰》三日刊。在交通路生活書店主持工作期間，鄒韜奮多次與中共長江局主要領導同志會面。周恩來也曾多次來到生活書店作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鄒韜奮被譽為中國杰出的政論家、出版家，他不僅作為文化名入上了郵票，而且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國韜奮出版獎”也是目前中國出版界的最高獎項之一。
正因為各書店全方位的努力，交通路的抗戰文化才空前繁榮，以至于抗戰勝利70年后的今天，人們仍然視交通路為抗戰文化的發源地。完全可以這樣說，抗戰期間的交通路，不論哪一家書店，都是中國抗戰的歷史見證者。
抗戰勝利后，西遷的文化機構陸續返回武漢，新的書店又源源不斷地進駐交通路。譬如，1945年底，聯營書店在交通路21號設立分店。這是中共地下黨開設的書店，是地下黨組織的聯絡點，負責接待轉運軍調小組中的中共人員、從中原軍區突圍的同志、中共桂林辦事處的人員等。因此，抗戰結束后，這里就成了共產黨與國民黨進行殘酷的地下戰爭的陣地。1947年，開明書店漢口分店也把營業地址遷到交通路25號。在短短的時間里，文化氣息又在交通路復燃，并延伸到了新中國成立。
交通路的書店多，出版社多，也連帶著有了相關的讀書用品業的扎堆效應。由于教科書的大量發行，文具用品、測繪儀器商店也在這條路上出現。民國時期，這類商店在交通路有近10家。一條交通路，幾乎把學校的各類用品全都包了下來。

建國伊始書香彌漫散全國

建國初期，交通路繼續彌漫著書香，并濃濃地向全國散發。位于生成北里13號的武漢通俗出版社，為新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業績。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在張鐵夫\\(山東兗州人\\)的帶領下，中原局機關報《中原日報》派出的先遣隊于5月22日到達武漢，當日接收了偽《武漢日報》，于次日便發行了毛主席題寫報頭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機關報《長江日報》。在此期間，張鐵夫、陳笑雨\\(司馬龍\\)和郭小川\\(丁云\\)三人以“馬鐵丁”的筆名合寫專欄《思想雜談》，每日一篇千字文，在《長江日報》連續發表近兩年，由于其思想敏銳，主題突出，短小精悍，針對性強而為廣大讀者所喜愛。不久由武漢通俗出版社集成11輯先后出版，并反復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