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藏區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居民的文化消費具有濃郁的地域特點和民族特色。在四川藏區，群眾信教比例較大，宗教氛圍在全國藏區中最為濃烈，宗教消費占整個消費的比例高于其他藏區。但在全球化、市場化的沖擊下，四川藏區農牧民非宗教文化消費在整個消費中的比重迅速上升，消費內容多元化，消費結構不斷提升，但受制于四川藏區經濟起點低、市場化進程緩慢等多重因素，發展仍然相對滯后。

當前學者對四川藏區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區域經濟發展路徑、產業結構、城鎮化建設、金融深化、居民收入增長等方面，對四川藏區的文化研究則多是從歷史學、宗教學、民族學、社會學等視角展開，缺乏以經濟學觀點為支撐、以四川藏區獨特的文化內涵為基礎、以居民文化消費結構及非宗教文化消費發展為內容進行的系統研究。本文認為，揭示四川藏區非宗教文化消費的特殊性和變遷規律，對于提升藏區居民生活水平、促進經濟增長與社會和諧將發揮重要作用; 對于研究制定文化產業發展規劃，優化文化產業結構，提高民族地區生活水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一、四川藏區經濟發展與居民消費現狀

\\( 一\\) 四川藏區與四川省其他地區經濟發展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四川藏區的工業、交通、能源等非農牧業經濟得到較快發展，改變了長久以來單一、粗放經營的農牧業產業形態，生產力不斷提高，但與四川其他地區的差距仍然明顯。

1. 經濟增長速度相對較慢

改革開放以來，四川藏區經濟增長速度相對四川其他地區較慢，經濟總量規模仍然較小、在全省 GDP 中比重持續下降，兩項指標在四川地市級排名中多年靠后: 1978 年甘孜州、阿壩州 GDP 總量分別為 2． 72 億、3． 58 億，在全省 GDP 中比重為1． 47% 、1． 94% ，位居各地市級城市最末兩位;2013 年甘孜州、阿壩州 GDP 總量為 201． 22 億、233． 99 億，在全省 GDP 中比重為 0． 77% 、0． 89% 。

四川藏區與其他地區相比，經濟發展仍然較慢。

2. 產業結構單一化特征明顯

藏區市場化進程緩慢、配套基礎設施不健全、資金人才匱乏，發展只能依靠勞動力的投入; 受到當地自然、社會等方面因素的制約，四川藏區生產效率較低，大量勞動力滯留在第一產業，阻礙了勞動力生產要素在產業間的轉移。2012 年末甘孜州、阿壩州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比重分別為 74．46% 、57． 75% ，而同期四川全省水平為 41． 5% 。

勞動力要素被束縛于第一產業，無法順利在產業間轉移，影響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3. 自有生產要素缺乏流動

四川藏區缺乏形成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流動的土壤，經濟的發展只能更多地依賴外部資源的流入，而僅有可利用的生產要素也存在相互間流動緩慢的問題。封閉的社會網絡和高同質的認知，一方面決定了藏區居民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超穩定性，同時也制約了經濟文化的發展進步。以阿壩州為例: 2005 年至 2012 年間，阿壩州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產值比重略有下降，第二產業產值比重上升; 但三次產業就業人員比重變化甚微，如表 1 所示?！颈?】


生產要素自身形成不足、相互間流動緩慢，制約了生產要素的進一步高效利用，使得四川藏區必須過度依靠外部生產要素和資源的流入，經濟內生力量不足。

4. 政策資金支持偏重于基礎設施

四川藏區歷年獲得的政策、資金、人才等資源的支持力度遠大于四川省其他地區。財政支持主要集中于農業、交通、教育及一般公共服務等領域。以甘孜州為例，2012 年與文化消費有關的幾項財政支出中，交通運輸占 30． 68% \\( 全省該項財政支出占總支出比為 5． 93%\\) ，對基礎設施領域的投入力度遠大于其他領域。此外，自 2009 年起在藏區進行的以“牧民定居行動計劃暨帳篷新生活行動、‘9 +3’免費教育計劃和衛生事業發展計劃”為主要內容的藏區“三大民生工程”，截至 2012 年來，財政投入 100 多億元，著重解決藏區居民要求最為迫切的住房、教育、醫療衛生等生存性、發展性、安全性民生問題。

\\( 二\\) 四川藏區居民消費現狀及特征

1. 財富增長快且來源多元化

2005 年至 2013 年間，四川藏區城鎮與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率均快于四川省全省水平。藏區居民持有的銀行存款、債券股票等金融資產數額雖然較少，以甘孜州為例，2013 年末全州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為139. 63 億元，僅占全省的 0. 62% ; 人均存款為1. 23 萬元，約為全省平均水平的 43. 99% 。但四川藏區居民的實物財富相對豐裕很多，居民家養的豬、雞、牛、羊也成為其財富很重要的一部分。

農牧產品也成為家庭財富的一部分。收入較快增長、財富來源多元化都為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與改善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2. 消費水平提高、結構優化、質量改善、領域拓寬

人均消費支出較快增長，平均消費傾向下降。

2005 年至 2013 年甘孜州城鎮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分別為 14． 61 %、17． 40%，快于四川省全省水平，阿壩州則與四川全省基本持平。如表 2、3 所示:【表2-3】


消費水平隨收入增加而提高的同時，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 APC\\) 也在逐漸下降，以阿壩州為例，2013 年城鎮居民 APC 值為 0． 61，比 2006 年下降 0． 15; 農村居民 APC 值為 0． 60，比 2006 年下降0． 3。

恩格爾系數下降，消費結構優化。以農村居民消費結構變動為例: 2013 年甘孜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 60． 37%，比 2005 年下降了 15． 13 個百分點，從貧窮階段進入到了溫飽階段; 2012 年阿壩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 53． 9%，比 2005 年下降了 2． 6%，但食品支出比重仍高于 50%，在農村居民生活性消費支出中，維持基本生活需要的支出占比仍較大，用于教育、醫療保健等發展和享受性支出、服務性支出比重仍較小。

3. 低收入人口比重大，收入不穩定

2012 年四川藏區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征繳率約達到 95% 以上，與四川全省水平基本持平甚至更高，城鎮居民的社會保障基本完善。但低收入人口比重大，甘孜州 2012年低保人數占總人數比重約為 25%，阿壩州約為24． 3% ，四川全省約為 6． 8% 。四川藏區居民收入不確定性較大。其中原因包括: 農牧業抵御自然災害能力弱，農產品市場流通渠道不暢，居民實物財富受季節影響明顯等。這會使得居民即使在現有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后仍會對未來收入形成悲觀預期，制約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消費結構的改善。

4. 城鄉二元化突出影響消費增長

近年來四川藏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縮小趨勢，但差距仍大于四川省全省水平。以甘孜州為例: 2005 年甘孜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000 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 1309． 8 元，收入比為 5． 34: 1，同年四川省全省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 99: 1。2013 年甘孜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21418 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5435 元，收入比為 3． 94: 1，同年四川省全省收入比為 2． 83: 1。

四川藏區城鄉居民在消費能力方面的二元化特征也更為顯著。從城鎮與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絕對額和支出比值來看，2013 年四川省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6343 元、農村居民為6127 元，二者支出比為 2． 67: 1; 甘孜州三項指標分別為 14917 元、3852 元、3． 87: 1; 阿壩州為 14163 元、4058 元、3．49: 1。

四川藏區的城鎮化進程不僅具有一般城鎮化的特征，還具有許多由民族、宗教等因素帶來的非經濟特征: “城鎮的發展與政權建設密不可分、城鎮化缺乏工業化進程、城鎮功能弱小”。中心城鎮的功能更偏向于政治性而非經濟性; 城鎮化缺乏工業化進程，對勞動力吸引力不足、吸納能力弱，農牧區勞動力不愿流入城鎮。藏區城鄉相互割裂，無法建立起緊密的經濟聯系，二元化特征愈加明顯，消費的改善依然受制。

二、四川藏區非宗教文化消費的趨勢特征

隨著整體消費水平的提升，四川藏區居民的文化消費也迅速發展。進入新世紀后，隨著藏區經濟社會的進步，居民的宗教價值觀出現世俗化傾向，宗教文化生活兼有豐富、自由等特點; 非宗教文化消費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宗教與非宗教文化消費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傳統文化消費和現代文化消費在這一地區交融變遷，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尤其是非宗教文化消費的變化，對四川藏區經濟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深刻地影響了藏區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

\\( 一\\) 消費總量增大、種類增多

從總量上來看，接受現代科學教育的人數大大增加，醫院就診人次明顯上升，更多居民選擇在工作之余進行多樣化的娛樂休閑活動。從種類上來看，許多新興的文化產品及服務逐漸傳入，如手機、互聯網、休閑廣場、KTV、網吧、電影院等，豐富了當地居民文化消費類型。無線通訊網絡與手機的普及滿足了居民的基本通訊要求，為居民提供了新興多媒體移動服務，如“農信通”、手機報等，極大豐富了居民文化生活內涵。中心城鎮興建的大型商業中心、生活廣場等一體化消費中心為居民多樣文化消費提供了綜合性平臺。文化消費的數量與種類迅速增加，內容日趨豐富，居民生活質量極大提升，非宗教文化消費開始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 二\\) 消費呈現跨區域承接形態與綜合化趨勢

四川藏區文化產品與服務的普及擴散基本呈現出跨地域承接的趨勢，即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轉移，或從非宗教地區逐漸向宗教地區傳播。

受多重因素影響，四川藏區的非宗教文化消費產品及服務的出現時間遠滯后于內地。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居民與外界的經濟文化交流不斷加深，宗教對居民文化生活影響減弱，越來越多的世俗文化消費進入普通居民的生活; 傳統宗教文化活動也開始與新興非宗教文化消費結合，四川藏區傳統宗教文化活動向更加現代化與世俗化的方向轉變，非宗教文化消費開始被吸納進宗教 慶 祝 活 動 中、與 宗 教 節 慶 活 動 相 互 融合，居民文化消費呈現出宗教與非宗教綜合化發展趨勢。

\\( 三\\) 居民文化水平提高促使消費觀念轉變

藏區居民教育水平不斷提高，教育覆蓋率擴大，全民文化教育素質得到極大提升。以甘孜州為例，2010 年小學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為 384． 83人/1000 人，比 2000 年增加 94． 38 人; 大學文化程度人口為 57． 1 人/1000 人，比 2000 年增加 43． 63人; 文盲率為 23． 17%，比 2000 年下降 12． 91 個百分點?；A教育覆蓋面進一步擴大。藏區部分居民為提高下一代受教育水平，還將子女送到內地條件更好的學校讀書; 部分企事業單位為提高職員素質，將其送到內地相關單位進修、實習。居民教育水平顯著提高，與外界聯系進一步加強，知識面得以拓寬、眼界得以開闊，對生活質量的要求進一步提升，對外部傳入的文化消費不再持有斷然排斥的態度，開始主動接納吸收。

\\( 四\\) 相關基礎設施日趨完善

四川藏區文化配套設施、交通運輸、通信傳媒等建設取得巨大成效。藏區每 10000 人擁有的博物館、公共圖書館、文化館等文化基礎設施數量與四川省全省水平基本相當，配套設施較為完善。

交通運輸與通信傳媒建設也卓有成效，公路運輸的發展縮短了藏區與外界的距離，加快了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流動。通信方式的轉變，電視、手機、電腦、互聯網等的普及，為居民通訊交往提供了巨大便利。

三、四川藏區非宗教文化消費存在的問題

\\( 一\\) 居民收入低制約消費水平提高

藏區大部分農牧民勞動技能低，長年生活在高寒封閉的牧區，處在靠天養畜、靠天吃飯的自然狀態。他們的收入，主要來自出賣牲畜、采挖蟲草。2013 年甘孜州、阿壩州農民純收入水平僅為四川省整體水平的 68． 84% 和 86． 04%，收入水平總體很低;居民實物財富來源雖然較廣，但缺乏合適而完善的市場渠道將個人富余財富轉化為實在的現金收入; 農牧民的生產活動受自然環境及氣候影響大，“靠天吃飯”依舊很明顯。較低的收入水平制約了居民消費結構的進一步優化及文化消費的持續發展。

\\( 二\\) 居民消費觀念亟待轉變

四川藏區社會文化環境較為封閉，經濟社會發展自成體系，與外界文化交流的深度及廣度十分有限，區域間文化交流不足。目前藏區居民對非宗教文化消費仍然存在認識不足的問題，大多還持有保守觀望態度。文化消費效果的持久性使得宗教對藏區居民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響依然深刻，對非宗教文化消費的認識與了解仍然比較被動。

\\( 三\\) 城鎮化進程緩慢造成文化消費分散

四川藏區產業結構單一化特征明顯，傳統農牧業仍是主體，大量勞動力滯留于第一產業及農牧區; 地廣人稀、居住分散、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等影響因素造成上學難、看病難、道路通訊等基礎設施覆蓋難等眾多現實問題，農村居民文化消費分散并且消費內容貧瘠。中心城鎮規模對農村居民吸引力和吸納能力低，城鎮人口少、勞動力要素稀缺，城鎮商圈、文化消費場所使用率低，現代第三產業發展遲緩，可供居民選擇使用的非宗教文化產品及服務仍然不足。城鎮化進程緩慢，藏區城鄉二元化特征愈加明顯、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制約了居民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和非宗教文化消費的發展。

\\( 四\\) 文化產品市場化程度低

民主改革之前，一切社會經濟活動均圍繞寺院展開，寺院經濟、封建領主經濟的存在抑制了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萌芽，四川藏區的市場經濟先天發育不足。改革開放后，各項文化產品市場化程度依然很低，衛生、文化、城市公用事業等各項基礎設施基本依靠政府提供，一些在內地已經逐步市場化的文化消費產品和服務仍由財政負擔，財政資金成為社會各項文化事業投入的唯一來源。

藏區文化產品市場化程度低、文化產業發展滯后，個性化的文化產品及服務供給匱乏，不同地區\\( 城鎮、農區、牧區\\) 、不同收入層次、不同年齡群體的居民差異化的文化消費需求仍難得到有效滿足。例如，藏區當地年輕人向往時尚、個性化的文化產品或服務，而當地的文化企事業單位很難充分滿足這一需求。在藏區中心城鎮，電影院、KTV、書店等與四川其他地區城鎮基本無太大差異，但是在農牧區卻非常稀少。

\\( 五\\) 政府重視“硬件”忽視“軟件”建設

政府的職能大多通過建設與完善文化“硬件”來實現，如文化配套設施\\( 交通、通訊等\\) 、文化消費場所\\( 圖書館、博物館、休閑廣場等\\) 的建設等方面，但在“軟件”方面，即從文化消費品具體內容來看，專門為當地民眾提供具有民族及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化消費產品還遠遠不夠，供需出現了錯位。

鑒于文化“軟件”建設短期見效慢、成果難量化，政府在文化建設過程中更傾向于物質文化基礎設施的“硬件”建設，軟硬件發展不平衡。另外，當地公共文化產品及服務的提供方式多為自上而下，產品服務的數量類型與居民實際需求錯位; 文化基礎設施普遍存在使用率低、資源浪費嚴重現象。如各地的公共文化站因書籍語言差異、內容陳舊、不實用等因素，不能得到當地居民的認可而處于閑置浪費的狀態。

四、加快發展四川藏區非宗教文化消費的對策建議

\\( 一\\) 尊重居民宗教信仰，促進民族文化交流

以尊重并保護居民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為根本原則，將經濟建設、社會建設與文化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鼓勵藏區居民多渠道就業，吸引外來人員參與藏區經濟文化建設，為外來工作人員提供工作、生活、學習、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便利條件。

積極加強與外界較發達地區的合作，促進區域間勞務、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建立長期友好合作機制，促進藏區與外界的物質精神文化交流。保持文化政策的連續性，把鼓勵藏區與外界的文化交流政策作為一項長期戰略，采取相應實施方案保障文化政策的貫徹落實。

\\( 二\\) 豐富文化產品服務及配套設施建設

發揮政府、企業、小生產者等市場主體的積極性，提供更多類型、更多層次的文化消費產品與服務，豐富居民消費選擇。進一步完善公共基礎文化產品與服務的供給，針對不同區域、不同收入層次和不同年齡階段的消費者，提供差異化的文化產品與服務。加強藏區交通、供電等基礎設施建設，為藏民的日常文化消費提供基本保障; 加快藏區的通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藏區城鄉與外界的信息互通及精神文化交流; 加強民族文化娛樂場所建設，建設具有藏區特色的休閑廣場、文化走廊等文化娛樂場所，豐富藏區民眾的文化娛樂生活，滿足藏區民眾多樣化的文化消費需求，提高民眾的文化生活質量。

\\( 三\\) 加快藏區城鎮化進程

首先，改善農牧業原始落后的生產方式，提高藏區第一產業生產效率及單位勞動力產值，增加第一產業勞動力人均收入，提高居民消費層次。

其次，加強中心城鎮工業化建設，培育發展新興第三產業，增強城鎮的輻射帶動作用，提高其對農村勞動力的吸引力和吸納能力，加快城鎮化進程; 改善藏區突出的城鄉二元化特征，適當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升整體居民消費層次，優化文化消費結構。

最后，進一步健全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關注民生改善，做到“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為藏區居民的非宗教文化消費提供堅實的后盾。

\\( 四\\) 完善文化消費市場機制

發揮市場優勢，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鼓勵社會資本、民間資本和外資進入藏區，建立健全文化產業投融資機制，推動文化消費市場化。鼓勵本土企業家、小生產者參與市場競爭，確立企業市場供給的主體地位，拓寬文化消費產品及服務的供給渠道。加強藏區居民社會、學校、職業教育，培育藏區居民的市場經濟意識，激發居民文化消費市場參與熱情。引進市場價格機制，推進文化資源、文化產品市場化定價，提高市場交易的公開透明度。完善文化消費市場機制，構建公平有序的市場體系，發揮市場資源配置的基礎和決定作用，減少文化產品及服務供求錯位，推動藏區文化消費可持續發展。

\\( 五\\) 推動財政、金融、管理機制等配套改革

第一，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增長機制，實現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規范化、法制化、標準化，優化財政轉移支付結構，健全財政轉移支付的決策監督機制。第二，合理布局現有銀行、信用社等網點布局，提高金融資源利用率; 進一步增強對農牧區居民、農牧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培育小型農村金融機構，發展農牧民小額信貸和農業保險業務; 豐富金融產品供給，為居民文化消費的發展提供便捷的金融條件。第三，健全文化管理體制，成立專門的文化產業管理機構，建立國有文化資產管理制度、文化市場準入制度、文化市場監管制度，促進文化投融資體制改革; 建立健全文化消費法律法規體系，為文化事業、產業發展構造良好的制度環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完善政府管理與服務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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