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 時期是我國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任務的關鍵時期， 是實現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攻堅時期， 也是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沖刺階段。 在這一時期， 我國經濟結構面臨著周期性調整， 社會結構面臨著巨大轉型， 前期經濟社會發展中積累的諸多矛盾尚未完全化解， 新的矛盾和問題又在形成和疊加， 諸多新舊矛盾和問題轉化為局部或系統性風險， 沖擊甚至打斷經濟社會正常發展進程的可能性在增加。 從國際上看， 拉美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和西亞北非局勢動蕩的歷史教訓給我們以深刻警示， 日韓等東亞國家有效防范經濟社會風險的成功經驗則為我們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一、 巴西、 阿根廷等拉美國家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教訓
巴西、 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時， 由于未能及時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逐步積累的各類經濟社會風險， 從而在國際環境突然變化時引起經濟下滑和其他風險爆發， 經濟社會受到嚴重沖擊， 落入持續數十年的 “中等收入陷阱”.
（一） 風險的累積與形成
1. 外債規模迅速擴大使經濟對外依賴程度持續增加， 國際環境變化對經濟影響的風險不斷上升20 世紀 70 年代初 , 巴西政府確立了 1975~1979 年年均增長 10% 的 “ 第二個國家發展計劃”. 由于軍政府剛開始還政于民， 國內經濟積累不足， 為了實現高速增長的目標， 蓋澤爾政府推行了 “負債增長” 戰略， 希望通過大規模對外舉債來推動經濟的快速發展。 在此背景下， 巴西的外債總額從 1973 年的 126 億美元迅速增 加 到1978 年的 435 億美元 , 同期凈外債額也從 62 億美元猛增至 316 億美元， 年均增長近 40%①. 在債務使用效率方面， 大量外債被用于水電、 鐵路、核能等前期投資額巨大的公共基礎設施領域， 短期內難以產生明顯收益。 與巴西類似， 阿根廷依靠豐富的石油和礦產資源， 大舉外債以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 1982 年的外債余額超過 430 億美元。 這種 “負債增長” 戰略使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的經濟在短期內實現了較快增長， 但其對外部的依賴性越來越強， 對于外部沖擊的抵抗力也越來越弱， 國際環境變化帶給國內經濟大幅波動的風險在不斷上升。
2. 產業結構未能適時轉型以支撐經濟持續發展， 經濟下行的風險不斷上升通過各種行政干預， 巴西政府將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向鋼鐵、 化工、 汽車、 重型機械等工業領域集中， 試圖人為地跨越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階段， 直接向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階段邁進。 但是， 過早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產生了嚴重的失業問題， 同時第一產業與第二、 三產業、 重工業與輕工業之間的也出現比例失衡。 此外， 由于缺乏勞動密集型產業階段的技術、 設備和人才等方面積累儲備， 本國產業的核心競爭力遲遲不能形成，重化工業的發展必須依靠外國資本和技術的支持，支撐經濟長久發展的基礎未能建立。 阿根廷同樣以犧牲農業發展為代價來發展工業， 希望通過“進口替代” 戰略來實現工業發展和經濟超趕， 但由于自身基礎不牢固， 且不重視發揮本國比較優勢有效參與國際分工， 造成工業化發展后勁不足，產品出口受阻， 導致大批工業企業破產倒閉， 形成嚴重的失業問題。 總體來看， 兩國的產業結構未能根據本國特色和要求適時轉型， 使得經濟持續發展缺乏有效支撐， 從而積累形成越來越高的經濟下行風險。
3. 城鎮化進程中未能實現產城融合發展的城鄉一體化， 大量失業和貧困人口集聚的社會不穩定風險不斷上升巴西的城鎮化進程較快， 1960 年的城市人口比重已達到 56%, 1980 年超過 65% （見圖 1）。
但是，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中， 大量破產農民進入城市后又缺乏足夠的產業來解決就業問題， 同時政府沒有能力為所有城鎮居民提供足夠的基本公共服務。 因此， 隨著大量無地或少地的窮人流入城市， 在城市中形成大大小小數千個貧民窟②, 并產生了犯罪、 販毒、 疾病等一系列問題。 阿根廷的情況比巴西更嚴重， 1980 年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 83%, 不但比巴西高 18 個百分點， 比美國也要高出 9 個百分點， 同樣形成了大量的貧民窟 （見圖 1）。 總體來看， 兩國超前的城鎮化水平與工業化發展水平極不匹配， 城市難以為急劇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 現代化城市與貧民窟并存， 城鎮內部二元結構進一步拉大， 大量失業和貧困人口集聚的社會不穩定風險不斷上升。4. 收入分配結構未能有實質性調整， 貧富差距擴大形成的社會動蕩風險上升巴西的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極不合理， 貧富差距很大， 1960 年的基尼系數就達到 0.5, 并且財富越來越向少數富人集中。 1980 年， 占城市 5%的最富者收入在收入分配總額中的比重達到 35%,而占城市 50%以上的貧窮者收入比重僅有 13%.
長期貧富分化導致中產階級難以成長壯大， 社會結構轉換中缺乏中間力量的支撐， 造成國內市場消費需求不足， 形成社會不穩定風險。 與巴西類似， 阿根廷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貧富差距持續擴大③, 基尼系數從 70 年代的 0.35 左右上升至 90年代初的 0.45 左右。 同時， 阿根廷作為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 政府官員為了能夠從公共項目中獲取高額好處， 積極進行權力尋租， 暗中推動耗資巨大的政府工程， 在國有資產私有化過程中通過暗箱操作中飽私囊， 賤賣國有資產， 進一步加劇了由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動蕩風險。
（二） 風險的爆發及影響
從巴西、 阿根廷經濟社會發展風險傳導的過程看， 主要形成了 “國際環境突變---國內經濟下滑---社會矛盾激化---政府無力解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路徑。 具體而言， 隨著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的到來， 美歐等國為了擺脫本國的經濟困境， 紛紛提高利率， 使得 1980~1989年 的 國 際 資 本 年 平 均 利 率 上 升 至 5.85% , 是1974~1979 年的 6 倍 , 使得借債成本大幅上升 .同時， 美元開始持續升值， 拉美國家則因經濟惡化而貨幣貶值， 使得還債規模無形中大大增加。
隨著經濟形勢的迅速惡化， 積累的各種風險終于爆發。
在 “負債增長” 戰略的引導下， 巴西 1979 年的外債規模已占當時 GDP 的 28%, 到 1982 年，僅債務利息就占到 GDP 的 7%, 使其深陷債務問題難以自拔， 經濟開始大幅下滑。 整個 20 世紀80 年代， 巴西經濟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 3%左右，與 1968~1973 年年均 11.2%的增長速度形成鮮明對比， 1981 年、 1983 年和 1988 年還出現了負增長 （見圖 2）。 與經濟下滑并存的還有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 整個 20 世紀 80 年代的通脹率持續保持在三位數以上， 1989 年更是達到 1 431%, 物價飛漲， 怨聲一片， 生活水平明顯下降。 1970 年巴西的人均 GDP 是韓國的 1.7 倍， 但當 1994 年時， 韓國的人均 GDP 已超過 10 000 美元， 巴西則還在 3 500 美元左右徘徊。阿根廷在 20 世紀 80 年代始終處于嚴重的外債危機之中。 整個 80 年代中有一半的時間經濟是負增長， 10 年的經濟平均增速為-0.7%. 每年還本付息占出口的比例基本保持在 50%以上， 外債總額占出口總額的比例在 1987 年達到最高的717%. 經濟形勢持續惡化， 資本大量抽逃， 引發了大規模的社會動蕩， 社會、 經濟、 金融、 政治危機由此全面爆發。 近年來， 受金融危機影響，阿根廷經濟再度出現下滑， 一直未能有效解決的債務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當前又面臨著違約風險，經濟增速從 2010 年的 9.1%驟降至 2012 年的 3%.
二、 突尼斯、 埃及等西亞、 北非國家發生社會動蕩的教訓
2011 年， 西亞、 北非地區風云突變 , 經濟 、社會、 宗教等一系列復雜難解的問題相互糾結，加之外部勢力或明或暗的介入， 使得多個國家陷入動蕩。 經過三年多的動蕩， 所謂的民主式新秩序并未建立， 經濟停滯、 政治混亂、 民生凋敝、教派沖突、 社會矛盾激化等問題， 對每位繼任者都是嚴峻的挑戰， 西亞、 北非穩定局面仍未形成。
（一） 風險的累積與形成
1. 經濟結構單一畸形對外部依賴性強， 經濟下滑和國際環境變化對經濟影響的風險較高以突尼斯和埃及為代表的西亞、 北非地區石油資源豐富， 形成了收入來源主要以石油出口為主的外向型經濟， 經濟結構單一畸形， 發展嚴重依賴外部環境， 經濟存在較大安全風險。 同時，由于缺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支撐， 兩國的失業問題都很突出， 失業率均超過 20%, 其中年輕人的失業率更是高達 70%左右。 即使在就業的人群中，很多人只是在非正式的私營企業中從事低薪酬、臨時性、 沒有社會保障的工作。 當全球經濟不景氣、 國際石油市場需求大幅減少時， 這一問題將更加突出。
2. 強人政治導致政治體制僵化、 貧富分化嚴重， 利益集團和腐敗問題積累形成越來越嚴重的經濟社會風險突尼斯和埃及都是強人長期把持政權， 采用家族統治， 實行世襲制、 終身制， 突尼斯總統本·阿里掌權 23 年，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在位 30 多年。這種僵化的政治體制導致政治參與渠道單一， 缺乏民主， 家族和朋黨壟斷利益， 政府腐敗問題嚴重。 兩國的收入分配結構也很不合理， 貧富分化懸殊。 埃及 60%的人口只占全國財富的 17%, 普通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極低， 官方統計的貧困率高達 40%, 民怨沸騰， 社會矛盾不斷積累， 社會風險不斷上升。
3. 民族宗教問題突出， 眾多派別難以達成共識形成的社會風險日益上升與世界其他地區不同， 西亞、 北非地區的宗教問題和民族問題非常突出， 并且這兩類問題常常糾結在一起， 大大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 突尼斯和埃及均以伊斯蘭教為國教， 信徒主要是遜尼派， 同時存在著基督教、 猶太教和其他宗教， 在每個宗教中又分化出諸多教派， 可謂教派林立。各教派對自己的信仰非常堅持， 難以在教派之間妥協形成統一的理想信念， 不同宗教矛盾突出，加之存在嚴重的宗教歧視乃至欺壓， 成為該地區的動蕩沖突不斷的思想根源。
（二） 風險的爆發和影響
從突尼斯和埃及經濟社會發展風險傳導的過程看， 主要形成了 “國際環境突變---國內經濟下滑---失業、 民生、 宗教等矛盾激化---社會動蕩---政府倒臺---經濟社會秩序混亂” 的路徑。 具體而言， “阿拉伯之春” 的爆發是由失業大學生在街邊擺攤遭城警粗暴對待后自焚身亡引起的。 該事件激起突尼斯民眾的同情心和長期以來對政府、 對現狀的嚴重不滿， 開始了要求總統下臺的持續抗議活動， 并演變為全國范圍內的大規模社會騷亂。 總統本·阿里被迫選擇離開突尼斯， 前往沙特避難。
緊接著， 動蕩開始蔓延到埃及。 2011 年 2 月11 日， 穆巴拉克辭去總統職務， 將權力移交給軍方的埃及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 隨后的 “阿拉伯之春” 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傳導至北非、 中東的諸多國家， 包括也門、 利比亞、 巴林、 阿爾及利亞、 伊朗等伊斯蘭國家在內， 都相繼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
從國際背景看， 這場動蕩是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 國際石油市場需求大幅減少， 西亞、北非的支柱產業大幅萎縮， 伴隨經濟下滑進而使一系列風險爆發形成的。
作為西亞、 北非局勢動蕩的爆發點， 街頭革命沒有給突尼斯帶來 “民主與發展”, 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 “大亂” 之后并未呈現 “大治”, 而是亂上加亂。 經濟增速從動蕩前的 4%左右跌至2011 年的-0.2% （見圖 3）， 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壓力不斷加大， 外資大量撤走， 貨幣不斷貶值，高失業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 發展面臨重重困難。 同時， 突尼斯國內與 “基地” 組織關系密切的恐怖分子和宗教極端勢力頻頻發動襲擊， 干擾和破壞突尼斯的政治進程， 治安局勢日趨嚴峻。
此外， 一些政治和宗教勢力打著西式民主的借口煽動攻擊政敵、 謀取私利， 進一步加劇了局勢的動蕩。
“十三五” 時期我國經濟社會重大風險防范研究---國際經驗、 教訓及相關啟示卞靖：埃及的經濟社會也受到了巨大沖擊。 在穆巴拉克下臺前， 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埃及的經濟增速平均也保持在 6%以上， 但自2011 年動蕩以來， 經濟增速驟降至 2%左右， 同時， 外資大舉撤離， 物價和失業率高企， 百姓生活日益艱難 （見圖 3）。 穆巴拉克本人在被推翻下臺后， 受到審判入獄。 之后的政府先后經歷了軍政府、 過渡政府、 穆兄會統治和新政府等多個階段， 政權頻繁更迭， 各派勢力的權力斗爭不止。
“街頭政治” 盛行， 抗議示威活動頻發， 并經常演變為暴力沖突， 恐怖襲擊愈加頻繁， 社會陷入嚴重的動蕩和分裂之中。
三、 日本、 韓國等東亞國家有效防范化解風險的成功經驗
日本和韓國作為亞洲趕超型國家的代表， 在二戰后僅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在這個過程中， 兩國均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拉美和西亞、 北非可能出現的經濟社會風險， 對于我國實現轉型發展、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作用。
（一） 產業結構及時轉型升級支持了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防止出現經濟下滑風險日本是短期內從低收入國家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典型經濟體。 1966 年， 日本人均 GDP首次突破 1 000 美元， 1974 年突破 3 000 美元，其所用的時間大大短于西方發達國家。 到了 1985年， 日本的人均 GDP 達到 11 297 美元， 已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二戰后的 30 多年里， 日本通過有效的產業結構升級， 順利實現了經濟的持續發展。 從發展模式看， 日本政府采用了以趕超歐美為目標的 “追趕型” 發展戰略， 確立了政府干預型工業發展的模式。 第一產業在國民產值結構中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 第二產業則從以棉紡織工業和食品工業為代表的輕工業， 向以鋼鐵冶煉、 機械制造、化學工業、 石油及煤制品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發展，并在進入 20 世紀 60 年代后， 再次實現了向以汽車工業、 家電工業、 精密機械、 運輸機械為代表的技術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的工業階段發展， 并最終完成工業化。 同時， 第三產業的比重則不斷上升 （見圖 4）。
韓國在 20 世紀 50 年代還是一個貧窮國家，1953 年的人均 GDP 僅為 67 美元。 但隨著韓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順利轉型， 實現了自 1961~1994 年年均 8.4%的持續高速增長 , 其人均 GDP在 1995 年達到 11 468 美元， 按照世界銀行標準，韓國已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 但由于在隨后的幾年人均 GDP 有所回落， 到 2002 才算真正穩定步入了高收入國家行列。
與日本相似， 韓國政府初期同樣采取政府主導模式， 隨著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第一產業占 GDP 中的比重不斷下降， 第二產業占 GDP比重先上升后下降， 服務業比重則持續上升趨勢。
20 世紀 60 年代初期， 韓國抓住西方發達國家把失去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機會， 結合當時綜合國力較弱的現實， 選擇了輕紡工業作為優先發展的道路。 在這一時期，重工業和化學工業雖然有一定的發展， 但大都處于初建階段。 到了 70 年代， 面臨著日本將鋼鐵、 冶金等失去比較優勢的行業向外轉移的機遇， 韓國政府迅速調整產業結構， 將發展重點由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轉向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 政府重點扶持了鋼鐵、 造船、 汽車、 重型機械等產業， 到 1980 年其重化工業在制造業中的比重已達到 50%以上。 亞洲金融危機使得韓國經濟在 20 世紀 90 年代出現下滑， 這時正處于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時期， 韓國政府以及調整產業結構， 大力發展以半導體、 生物技術、 新材料、 精細化工、 數字電視、 液晶顯示器、 生物新藥等為代表的知識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 使得經濟迅速恢復增長， 使其順利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見圖 5）。
（二） 經濟發展實現了向消費型社會的轉換，在保證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同時防止出現大規模產能過剩的風險產業結構升級與需求結構調整密切相關。 日本政府在 20 世紀四、 五十年代， 曾人為地將盡可能多的資源投向生產， 發展出口經濟， 有意壓低民間消費需求以積累投資。 但進入 20 世紀 50 年代后期， 其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帶動的模式出現明顯問題， 產品難以銷售導致工資降低或企業破產， 使得社會失業人口增加， 勞資關系緊張并出現了長時間罷工。 在此背景下， 日本政府于1960 年啟動了為期十年的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大幅度提高國民生活水平， 堅持縮小階層間和城鄉間的收入差距， 形成了穩定的中產階層消費群體， 實現了向消費型社會的轉換。
韓國的產業結構轉換同樣與需求結構變動緊密相關。 1960 年的投資率為 11.5%, 此后連續上升， 到 90 年代初期達到最高的 38.9%, 之后開始下降。 消費率與此相對應， 先是連續下降， 后是持續上升， 近年來保持在 60%以上 （見圖 6）。
（三 ） 收入分配結構的優化促進形成 “橄欖型” 社會結構， 防止出現社會動蕩風險日本在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 收入分配結構不斷優化， 階層間收入差距明顯縮小， 城鄉間收入差距基本得到消除， 中產階層快速形成和成長，到 20 世紀 70 年代， “中間階層” 人口占比和城鎮化率均超過 70%, 形成了中產階層占大多數的“橄欖型” 社會結構。
韓國在 20 世紀 70 年代初經濟開始快速增長的頭十年中， 收入分配狀況有所惡化， 基尼系數從 1970 年的 0.36 上升到 1980 年的 0.39. 為了改變這一狀況， 韓國政府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實施 “新農村運動”, 努力改善農民生活環境和水平， 大幅增加農民收入。 1978 年， 農戶的年人均收入達到 649 美元， 是 1970 年 4.7 倍。 1988 年出臺的 《最低工資法》， 又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資，居民收入增長加快④, 收入差距明顯縮小， 基尼系數下降到 1991 年的 0.26. 到 20 世紀 90 年代， 韓國順利實現了社會結構轉型， “中間階層” 人口占比和城鎮化率均超過 70%, 中產階層占主體的“橄欖型” 社會結構已經形成， 順利邁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條件已經具備。
（四） 政治結構根據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進行了相應調整， 有效防止出現政治和社會風險二戰后， 日本建立了以立法、 司法、 行政三權分立為基礎的議會內閣制度。 天皇作為國家的象征， 無權參與政事。 國會是最高的權力和立法機構， 內閣是最高的行政機關。 在國會中， 眾、參議員由選區選民選舉產生， 首相由國會議員選舉產生。 日本實行多黨制， 雖然自民黨執政從1955 年到 2009 年 （1993~1995 年除外） 一直為執政黨， 但在野黨和社會組織的監督力量較強， 同時黨內有派， 形成了黨內相互監督的制衡機制，有利于不同群體利益的表達。 其日本首相權力也受到多方制衡， 更換頻率一直較高⑤.
二戰后， 韓國的政治體制實現了先民主后威權再民主的轉換過程。 1948 年， 韓國實行了民主體制， 但由于當時經濟落后， 低收入人口多， 中產階層群體較小， 社會矛盾突出， 難以支撐民主政府發展。 1961 年， 樸正熙發動了軍事政變后建立威權體制， 1979 年被殺身亡后， 發動 “雙十二政變” 的全斗煥任總統， 繼續延續威權體制， 開始了其近八年的獨裁統治。 20 世紀 80 年代后期，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 韓國的中產階層逐步成長起來， 要求建立民主社會的呼聲不斷壯大， 1987年全斗煥在六月民主運動中被迫辭職， 盧泰愚出任總統并在社會壓力下推進民主化。 政治結構的民主化轉型， 使得韓國在邁向高收入過程中， 避免了政治和社會的不穩定風險。
四、 幾點啟示
綜觀各國的經濟發展歷史， 東亞國家、 拉美國家以及西亞、 北非國家在工業化初期的發展道路基本相同， 面臨的經濟社會風險也基本相似，拉美和西亞、 北非國家的發展基礎還要好于日韓等國。 但從隨后的發展情況看， 以巴西和阿根廷為代表的拉美國家經濟風險爆發， 陷入了 “中等收入陷阱”; 以突尼斯和埃及為代表的西亞、 北非國家社會動蕩風險爆發， 陷入了經濟社會的持續動蕩； 而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卻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各種風險， 成功地跨越了 “中等收入陷阱”, 給我們很大啟示。
（一） 及時調整產業結構， 適時轉換發展模式==從歷史經驗看， 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原有的增長機制和發展模式難以適應新的要求，加之在經濟快速發展中積累的矛盾會逐步突顯，由此會形成一系列經濟社會風險。 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是防范和化解各類風險的重要基礎和關鍵所在， 而要在新的條件下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就需要在 “十三五” 時期轉換發展模式， 在自主創新和人力資本方面持續投入， 從而培育新的競爭優勢。
（二） 既要有效融入全球經濟， 又要保持本國經濟的獨立性和掌控力==從拉美和西亞、 北非國家爆發危機的直接原因看， 這類國家的經濟過于依賴外資和國際市場需求， 當外部經濟發生變化特別是遭遇全球 （地區性） 經濟危機時， 就會導致其國內經濟迅速下滑從而引爆風險。 改革開放 30 多年來， 我國先后經歷了 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 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 由于當時金融領域開放程度相對較低，雖對實體經濟產生一定負面影響， 但總體處于可承受范圍。 “十三五” 時期， 隨著我國經濟特別是金融領域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 外部環境的變化對經濟的沖擊力可能會越來越大。 因此， 在不斷開放的過程中， 要注意保持本國支柱型產業特別是金融服務體系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在擴大對外開放中建立和完善各類機制， 提高應對國際市場競爭和變化的能力。
（三） 促進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協調發展， 提升城鎮化發展的質量和水平==從歷史經驗看， 沒有工業化支撐的城鎮化不可持續， 會形成一系列問題。 因此， “十三五”時期要以促進產城融合為依托， 以工業化和城鎮化帶動農業現代化， 促進生產要素資源在城鄉間的自由流動， 提升城鎮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能力， 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 避免出現環境污染、 貧民窟等城市病。 特別是在當前我國經濟增速放緩、 一些行業去產能化加速的背景下，要更加重視就業問題， 防止在城鎮化過程中出現大量失業和貧困人口集聚的情況。 同時， 要通過城鎮化的發展有效促進城市公共設施和社會公共服務平臺的建設， 為工業化提供重要的推動力量，形成協調發展。
（四） 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培育中產階層成長建立 “橄欖型” 社會國際經驗表明， 收入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會導致居民消費嚴重不足， 經濟增長失去動力，貧富懸殊和社會分化嚴重， 將引發激烈的社會動蕩， 甚至政權更迭。 因此， “十三五” 時期要對收入分配結構進行有效調整， 更加重視發展的公平性， 營造有利于中產階層發展壯大的環境， 從而建立中等收入者占絕對多數的橄欖型社會， 是維護社會穩定、 減少社會沖突和動蕩、 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同時， 隨著中產階層的發展壯大， 政府的微觀職能要相應地從監督管理向市場監管轉變， 治理模式也要從一元的、威權的管制型模式向科學民主、 多元共治的監管型模式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