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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與亞太地區現實

一、中美在亞太的共同利益

（一）亞太地區是中美利益的核心地區

亞太是中美利益交集最多、互動最頻繁的地區，是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試驗田”。一個和平、穩定、繁榮的亞太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第一，中美在亞太的都有著巨大的經濟和安全相關性。中國同周邊國家的貿易額達到 1.3 萬億美元，超過了中國同歐盟、美國貿易額之和。中國的對外投資大多流向周邊國家。即便是近年來對華非常不友好的菲律賓，2014 年上半年吸引到來自中國的投資 96.2 億比索\\(約合 13 億元人民幣\\)，已從前兩年的下滑中恢復過來。因此，中國不希望地區發生動蕩。美國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出口倍增計劃”重點實施對象就是亞太地區，目前正在進行的 TPP 談判的成員國中也有多個位于西太平洋。中美在應對恐怖主義、核武器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等安全問題上也都有強烈訴求。

第二，隨著亞太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和升級，各國內部個人意識、中產階級、民族主義影響擴大，社會結構經歷轉型，內外信息相互透明，這些給中美帶來新的利益判斷標準，改變原有的決策傾向，同時也提供新的合作空間。

第三，亞太地區權力結構的分層。地區內擁有實際或初步影響局勢能力的參與者日益增多，地區結構進一步復雜化、多元化。除了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等國之外，韓國、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等國以及作為最大地區組織的東盟，都在一定程度上對地區局勢發展、特別是對鄰國的行為發生不容忽視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因其具有一定自主性而相互錯雜，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對中美各自的戰略利益產生擾動。

（二）中美都有責任共同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發展

當今的亞太地區正經歷深刻的權力結構轉型，地區秩序正發生大規模解構與重塑。如何控制這一過程的有序、平穩發生，對中美來說都是重要課題。

從安全上來說，地區內存在著諸如朝核、阿富汗等熱點問題，面臨著多種多樣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地區目前正在崛起，各國的民族主義情緒膨脹，各種利益爭端錯綜復雜。這些問題一時缺少解決的可能性，但必須認真加以管控。雖然雙方在如何控制以及變革方向引導方面存在利益分歧，但如果導致雙方失去對于亞太變革閥門的控制，那么洶涌的地區動蕩潮水可能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從經濟上來說，地區保持繁榮穩定，雙方在地區的經貿、投資利益都能獲得保障。美國確實認為它具有太平洋國家的身份，其在中國周邊的投資并不少，中美兩國需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才能確保亞太地區光明的未來。中美都積極參加不同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建設，反映出都有意愿保持亞太發展繁榮。亞太如果亂了，美國在華的投資固然會有一部分回流美國，但是美國卻因此失去了增長最快、潛力最大的市場。聯合國《2013 年人類發展報告》預測，至 2030 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中產階級將生活在亞太地區。2008 年金融危機的全球影響證明，各國經濟都依賴于彼此和世界經濟的成功。

從政治上來說，中美都希望依托亞太日益抬升的國際區位優勢擴大自身的影響力。亞太特別是西太平洋地區的繼續興起并成為世界地緣核心區域，那么中美兩國作為亞太大國，就成為理所當然的世界大國。假如亞太興起失敗，中美都將可能淪為二流大國。雖然美國還可以在歐洲這個近鄰地區發揮影響力，并聯合歐洲組成“大西方”，但現在的大西方已經不復一個多世紀之前蒸蒸日上的樣子了。

只是為了組成一個神圣羅馬帝國式的“大西方”又有什么意義？現在的以西方的人口、財富、體制都不可能再像 15-16 世紀一樣對人煙稀少、與世隔絕的非洲和東方進行任何方式的殖民了，反而將面對來自中東、非洲等各個失敗地區的恐怖分子的滲透。未來的世界人均生產率平均化趨勢將逐漸拉平西方與東方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在這個過程中亞太地區將釋放更多的紅利，中美兩國乃至歐洲都重視對亞太的投入。

二、在亞太建立新型中美關系的可行性

（一）全球治理和地區治理符合兩國共同利益

全球性生態失衡、環境污染、減災、人口爆炸、減貧、防疫、資源短缺、糧食安全、食品安全、國際恐怖主義、跨國犯罪、毒品泛濫、網絡信息安全等問題在亞太地區都有存在，有些問題甚至愈演愈烈，已經成為擺在每一個亞太國家面前的難題。中國在承擔力所能及的全球和地區責任方面付出了長期努力，但面對的各種威脅難以得到根治。美國在全球展開的反恐戰爭收效不明顯并且將一部分恐怖分子驅趕到亞太地區。應對好這些挑戰需要共同協調行動，中美在東盟地區論壇框架下就非傳統安全問題進行合作的效果有待加強，但這種合作意識和態度的培養有利于雙方在亞太乃至全球治理中密切配合。

（二）兩國分別參與的亞太經濟合作機制并不沖突

中美間的經濟競爭，在多數時候不是商品間的競爭，而是各自所處生產鏈條附加值的競爭。雙方雖都想提高自己環節的價值，但如沒有對方環節，自身價值又無所體現。這種狀況使中美經濟競爭擺脫了傳統的市場份額競爭模式，而成為一種復雜互動、多次博弈但又斗而不破的循環體系。中美兩國的經濟依存度越來越高，雙方在亞太地區的合作，在美國經濟界已經形成共識，即沒有中國參加的 TPP 是不完整的，但同時要把針對中國加入時的規則條款準備好。中美在第六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期間宣布，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再次取得實質性進展，雙方同意爭取 2014 年就雙邊投資協定文本的核心問題和主要條款達成一致，并承諾 2015 年早期啟動負面清單談判。這一談判時間表的明確，意味著談判節奏將加快。美國主導的 TPP 談判與中國參與的 RCEP 談判之間并無實質的差異，除了個別談判條款不同之外，兩者都是在便利度、自由度、環保理念等方面高于現有地區合作機制水平的新一代平臺，起到的效果也是殊途同歸。

（三）日益完善的跨太平洋溝通合作渠道

要在亞太進行成功合作，中美已有一定基礎，兩國政府之間有 90 多個制度化的合作機制，涵蓋經濟、環境、能源、科技、反恐、地區和全球安全事務等領域。雙方在原有對話平臺基礎上建立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成為兩國外交部門最高領導人以元首代表的名義舉行的對話機制。為兩國就全球廣泛議題達成共識起到了重要的平臺作用。在雙邊層面還建有中美副外長級亞太事務磋商，雙方專門就涉及亞太地區的議題進行探討。中美外交實踐表明，中美對話機制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適時對危機進行管控。當危機發生時，雙方的溝通必須清晰無誤，從而讓雙方決策人準確判斷對方發出的信息和事態嚴重程度。危機發生時最危險的不是危機本身，而是任由非專業渠道去添油加醋、歪曲事實。因此，中美在雙方機制建設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暢通危機管控渠道，同時由外交、軍方、安全等方面進行經常性對話。

三、中美在亞太的分歧和互疑

（一）中美在現實利益上的分歧

第一，中美對于亞太地區安全局勢看法存在分歧。中美對于亞太安全的視角迥然相異。冷戰結束后，美國作為世界惟一超級大國，欲憑借其強大的綜合國力，試圖在東北亞建立以霸權穩定模式為基礎的政治、安全秩序。據此，美國把在東北亞地區的安全目標確定為保持地區穩定、核不擴散以及防止任何一個國家支配這一地區。為此，美國通過鞏固和加強原有的軍事同盟關系以及創建新的安全機制。美國自認為是地區安全公共產品的最大和最終的提供者，同時是亞太霸權穩定秩序的維護者，美對于任何崛起的大國，包括中國在內都視為潛在的挑戰者。隨著“空海一體戰”從軍事概念走向操作性行動計劃，以中國軍力現代化為打擊目標的美軍戰斗行動的戰略與戰術設計，正在走向一個新的“歷史性平臺”。

而中國認為地區國家，包括自身在內都沒有意愿和能力去成為這樣的挑戰者，但是對于霸權穩定論持懷疑態度。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冷戰后亞太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這是因為絕大多數亞太國家真正需要的是發展經濟和增強獨立性，沒有力量發動戰爭。但是亞太地區也并不是很太平，各種邊界和海上沖突、個別地區的相互威懾沒有停止，而且各國的軍費開支都經歷了成倍的增長。新世紀以來，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更為突出，霸權穩定的安全結構只能應對一般大規模的傳統安全問題，而對恐怖主義、能源安全、跨國犯罪等發生在國家主權管轄內的問題束手無策。為此，美國本世紀初提出“人道主義干涉”等新干涉主義理論，希望將 APEC 轉向關注安全領域問題，但這實際上又妨礙了各國行使自身主權權利。地區安全還面臨一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即如何保證霸權國家自己的行為完全符合地區安全需要，地區不安全的最大來源究竟是崛起的國家還是霸權國家？

第二，對區域合作模式的取向存在分歧。中國在東亞地區的主導性和影響力日益增強，同幾乎所有國家建立起不同類型的伙伴關系，其中一些伙伴關系升級為戰略伙伴關系。中國也成為絕大多數周邊國家的第一或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認可東盟國家形成的 10+N 個伙伴國的區域經濟、安全合作模式，中國也創立了上海合作組織這樣針對“三股勢力”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地區機制。

盡管中國不斷地重復保證它不會尋求將美國排擠出亞洲，但是美國領導人仍然很擔憂中國可能會試圖控制該地區，并且這種控制是以犧牲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和利益為重大代價的。美國認為亞洲構建的體系結構是美國戰略的第四根支柱，美國的安全與繁榮在 21 世紀將取決于其在亞洲的存在和參與。美國推行TPP 作為其亞太“再平衡”的經濟政策的核心，但獨自主導 TPP 的意圖明顯。美國為將阿富汗與外界連接起來，推出“新絲綢之路”計劃，不僅搶占了中國對于絲綢之路的品牌所有權，而且并沒有將中國包括在內。美國還在東南亞提出“湄公河下游倡議”，分割了此前中國政府積極參加的由亞洲開發銀行倡導的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機制（GREAT MEKONG SUBREGION COOPERATION，簡稱 GMS）。美國的雙邊軍事同盟體系持續得到加強，美推進同盟體系的網絡化、美軍在亞太軍事基地分散化和小型化。美國將東亞峰會（EAS）視作討論地區安全問題的場合，沖淡 EAS 原來對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關注，有意渲染地區緊張氣氛。

第三，關于解決地區難題思路的分歧。中美對朝核問題的感受存在較大溫差，朝核問題對中國影響近在咫尺，中方著力推動以“六方會談”為主渠道的談判解決模式。而美國看重對朝鮮施壓所能產生的效果。美國在東北亞積極部署先進的戰機、武器系統，維持其駐軍，使朝鮮半島及中國北方的安全面臨很大壓力。

在南海和釣魚島問題上，中方的態度十分明確，即中國的主權不容交易，外部勢力不應插手中國與有關國家雙邊的爭議，但同時中國對于以商談有關管控爭端的辦法、尋求問題的妥善解決持坦誠而開放的態度。美國政府聲稱，在南海爭議問題上不持立場，但官方層面持續加強同菲律賓、越南等聲索國的關系，包括時隔多年首次派軍艦訪問越南、與菲商談美軍重返蘇比克灣基地的協議等，在多邊場合對中國進行含沙射影的指責，甚至明確要求中國接受東盟提出的制定“南海行為準則”。

在中美安全關系中，網絡安全的重要性迅速凸顯，這使兩國關系變得更為復雜。兩國需要花很多年時間才能建立起對一些理念、方法、實質性發展和原則的相互理解。

（二）中美在認識上的分歧

第一，對待兩國關系的側重點不同，美國關注的更多是互信問題，正如美國知名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同中國學者王緝思就“中美戰略互疑”共著的文章，李侃如認為，“美國方面的不信任更傾向于是因為華盛頓不確定一個更強大的中國將會如何應用其不斷壯大的實力?！彼踔琳J為，“北京似乎比華盛頓更接受戰略互疑這一判斷，這一反差可能反映了中國對它心目中西方霸權所帶來的‘百年屈辱史’記憶猶新，以及清楚認識到相對于美國來說自己的實力地位處于劣勢?！钡珜嶋H上，缺少信任的恰恰是美國方面，美國內心希望中國繼續承認其在亞太的領導地位，但又不信任中方關于無意取代美國成為新興霸權的公開表態。

而中國方面真正希望的是美方的尊重和平等相待。這源于中國外交一直以來的傳統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它被認為是中國外交的寶貴財富，是中國同任何其他國家建交的前提和基礎，同樣也體現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之中。在這一點上，美國有著截然不同的認識和體會。美國從未將相互尊重看作是一項國際關系準則，也不認為國與國應當平等。美國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西方一部分人認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美、法在 1927 年曾經共同提出的《白里安—凱洛格公約》內容向吻合，但主要是指“相互尊重主權、領土完整”。美國自認為沒有直接侵犯中國的主權。但實際上，中國所認為相互尊重是指的不故意涉入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件，而非僅僅是侵犯主權。

第二，意識形態差異。李侃如和王緝思的文章提出，美國和中國之間不斷加深的戰略互疑有三個基本來源，首先就是兩個政體之間就存在著截然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這使美國對中國政府懷有疑慮。此外，美國媒體經?？顷P于貶損中國和中美關系的報道，中國的媒體也發現關于美國的一些聳人聽聞的負面故事和評論對國內民眾極具吸引力。這使得兩國的一些機構和團體的工作增加對彼此的懷疑。筆者認為，意識形態不同是很容易理解的現象，但美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強烈“使命感”造成了“美國例外論”膨脹，希望向外輸出其意識形態，正如前蘇聯在冷戰初期所作所為一樣，而不考慮對方實際情況的差異和自身意識形態包含的缺陷。

四、中美關系受到亞太第三方因素的牽制

（一）俄羅斯

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的互動曾經牽動冷戰后期的國際格局大調整。有學者認為，中美俄關系類似當年中美蘇關系，只不過中國現在相當于前蘇聯的角色。這種觀點把中美之間的矛盾看得太大，好像美蘇當年一樣。實際上，中美俄關系不是兩極體制下的關系，中國從來沒有謀求霸權，中美俄三方都在進行精細地戰略盤算，任何一方都不希望重演冷戰歷史。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在戰略方向往西還是往東的問題上始終游移不定。經歷了經濟嚴重衰退和周邊的幾場戰爭，俄羅斯在應對歐盟和北約東擴問題上越來越力不從心。俄羅斯所希望得到的美國和西方大筆經濟援助不見兌現，西方卻對俄步步緊逼。在葉利欽執政后期俄羅斯轉而與中國翻開關系發展的新一頁，展開戰略合作，牽制美西方。普京上臺后對西方也經歷合作幻滅的痛苦，普京在 2014 年烏克蘭危機期間公開發表回憶文字細數自己與美國的坎坷的心路歷程。因此，盡管梅德韋杰夫執政的 4 年里，西方極力拉攏俄轉向歐洲，但是普京 2012 年再度上臺導致美西方歇斯底里的反彈，美國暫緩重啟對俄關系，導致美俄關系迅速轉冷，烏克蘭危機的爆發的確事出有因。中俄關系持續加溫，兩國接連簽署數以千億美元計的超級能源合同。因此，中美關系中的俄羅斯因素更加重要。

（二）日本

日本在美日關系中處于從屬地位，肯定希望有朝一日改變這種關系。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的口號從上世紀 80 年代就已經正式提出，核心是要改變、擺脫二戰后國際社會給日本確定的身份、地位、作用的束縛，具體而言，就是要解除日本在憲法、擁有軍隊和交戰權等方面的限制，最終成為一個在政治、軍事、外交等面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也就是徹底擺脫美國的管轄。日本右翼勢力的追求的目標絕不止于成為“正常國家”，其奉行的策略是挑動中美互斗，最好造成兩敗俱傷的結果。

在 9·11 事件以后，美國對日本的倚重逐漸加深,但也加以防范。日美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第一點，日本成為“正常大國”的要求強烈，在行使集體自衛權方面對美國要價抬高。第二點，日本國內右傾化現象突出，外交上拖累了美國的形象，在民族情緒上刺激了日美之間二戰時的敵對情緒。第三點，日本左翼對于日美同盟關系的看衰，短暫執政的鳩山由紀夫挑起與美國在普天間軍事基地搬遷問題上的爭執，反映了對美國的不重視。同時，日本積極謀求對外軍售解禁、集體自衛權解禁，發展同菲律賓、澳大利亞的軍事關系，這就是開始為接美國的班做熱身準備。那么，美國面對一個十分堅持要再領導世界 100 年的自己和一個并非敵對的中國，美國對地區權力格局更有把控能力。美國也必然要對日留有后手，其亞太“再平衡”戰略之中就包含這方面舉措。保持中美日動態平衡仍是美戰略首選。

（三）印度

美國的對印關系以美國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為背景，希望將印度作為穩定美國中東戰略和亞太戰略的支點。美國對印度不加入核禁試與核不擴散條約雖然耿耿于懷，但網開一面與印度開展商業核能合作。印度的國內市場潛力巨大、尚待開發，對于各國極具吸引力。誰能獲得印度的青睞，誰就能交好運。西方、俄羅斯乃至中國，總是充滿耐心地與印度培養合作關系。中國與印度作為兩大鄰邦，具有許多相似之處，歷史上的友好交往為兩國關系奠定了基礎。同為新興市場國家的印度與中國還在金磚國家機制中密切了交往，增進了共識。但近代以來隨著印度一步步淪為英國殖民地，英國以印度次大陸為跳板向中亞、中國西藏滲透入侵，中印兩國開始產生摩擦和爭端，這也為其后兩國關系留下不好的范例和負擔。印度正在崛起為新的世界大國，印度因素將成為影響中美關系的最大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