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兒童觀是成人如何看待和對待兒童的觀點的總和，它涉及到兒童的能力與特點、地位與權利、兒童期的意義、兒童生長發展的形式和成因、教育同兒童發展之間的關系等諸多問題。對于兒童文學來說，兒童觀是兒童文學的原點。有什么樣的兒童觀，就有什么樣的兒童文學。中外皆是如此。比如中世紀基督教的兒童觀認為兒童是有罪的羔羊，成人應該對他們嚴加管束、約制，使兒童能不斷地進行贖罪。兒童體內的各種毒素，是兒童犯罪的根源，容易導致兒童的錯誤行為，而嚴酷的紀律則會減輕、甚至消除兒童的這種行為，因此可以責罵、鞭打兒童，對兒童施行體罰也是應該的。這樣的兒童觀也體現在兒童文學作品中，比如我們能從金斯萊的《水孩子》中看到兒童承受各種肉體的、精神的折磨：小湯姆因為偷吃了糖果，全身就長出了海膽一樣的毒刺。在封建時代的中國，孩子是父母的私有財產，因此，在給兒童編寫的童蒙課本如《二十四孝》、《三字經》等書籍中，就能讀到“郭巨埋兒”“吳猛恣蚊飽血”等可怕的孝順故事。
中國兒童文學是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誕生的，受到了西方兒童文學的深刻影響。關于中國兒童文學中的兒童觀問題，朱自強先生在《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化進程》一書中，有嚴密的梳理。他認為在兒童觀的問題上，早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兒童文學的初創時期就有了周作人以“兒童為本位的兒童觀”，也有魯迅先生對于中國傳統兒童觀的批判和“救救孩子”的呼吁，但是，在真正的兒童文學實踐中，我們的兒童觀長期與周作人提出的“兒童本位”相背離，兒童文學淪為教育的工具或者政治的工具，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歷史進入新時期，甚至進入到二十一世紀，我們的兒童觀才又開始回歸到“兒童本位”，兒童文學也開始向“兒童性”與“文學性”回歸，呈現出從童心到成長、從教訓到解放、從觀念到心靈、從功利主義到游戲精神、從嚴肅到快樂幽默、從白紙說到種子說、從短篇到中長篇的發展大趨勢。
兒童文學中的兒童觀，也再一次回到上世紀初的出發點，并且開始了向新的現代性的追求。他因而對中國兒童文學的明天充滿了信心。
從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軌跡與創作實績來看，朱自強先生的學理分析與歷史總結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回望中國兒童文學曲折的發展歷史，我們對于未來的兒童文學發展也不能不心生憂慮。因為一個國家的文學藝術，總是受到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曾經深刻影響甚至阻礙過中國兒童文學發展的一些觀念，在未來也會成為新的阻礙。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在理論探索與創作實踐中，便可以更加自覺地繞開暗礁，而讓中國兒童文學在向文學性與兒童性的回歸中，更順利一些。
二
由于中國傳統文化、政治生態與教育觀念的影響與制約，中國兒童文學中的兒童觀一直呈現著復雜的多重面相，這些因素曾經是滯礙中國兒童文學發達的暗礁，將來也不會自行消失，它會一直作為一種文化基因而存在。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封建傳統的國家。在傳統文化中是“長者為尊”，而不是“幼者本位”。在家庭中，孩子屬于父母的私人財產，“父為子綱”，因此“世上無不是的父母”是民間耳熟能詳的家訓，《弟子規》也諄諄教導“父母呼應勿緩 父母命 行勿懶，父母教 須敬聽 父母責 須順承”。在學校（私墪）里，需要“尊師重道”，“師”是有絕對權威的，“天地君親師”，“師”的位置和“天、地”一起上了神龕。因為“師道尊嚴”，所以學生與老師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在學校里老師體罰學生更是天經地義。在廣東民間，舊時私塾別名“卜卜齋”，“卜卜”就是孩子挨打的象聲詞，大家相信“不打不成人”。在日常的生活中，老師或者以老師、家長為代表的“成年人”也是全知全能的，孩子是需要被教育、教管與教化的。正是在這樣的觀念影響下，才有了兒童文學中的“教訓主義”存在。比如一度被視為兒童文學經典的《三只驕傲的小貓》就是一則典型的“教訓主義”童話：放暑假的時候，貓媽媽發現自己的三個孩子功課沒有學好，就想要他們補補課，變聰明一些。貓媽媽讓三只小貓去抓魚，三只小貓來到河邊，發現沒有帶抓魚的工具，就傻乎乎地坐在河邊等著魚來找它們。這時，一只老鼠看見了，就冒稱“有學問的老爺爺”跟三只小貓談天，告訴它們勞動是最沒有出息的事情。三只小貓回到家里，跟媽媽講了這一天在河邊的見聞，貓媽媽聽了大笑起來，批評它們不僅沒有捉到魚，還和老鼠交上了朋友，真是些無用的小傻瓜！
在這個故事里，“貓媽媽”所代表的大人的角色是全知全能的，他們代表勞動經驗與美好品德，而“小貓”所代表的孩子或者兒童則是充滿了缺點與錯誤、需要接受教訓的。三只小貓從來沒有捉過魚，也不認識老鼠，犯錯本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作者沒有站在孩子的立場考慮孩子成長與認知的規律，而是站在成人的角度，將成年人的知識與經驗當作教訓兒童的資本，體現了成人面對兒童的居高臨下的優越感。由此可見，兒童與成人地位的不平等，不是空喊幾句口號能夠解決的，甚至也不是一場文化運動能夠革除的，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們的文化當中。即便是當今，本已作為封建糟粕革除的《弟子規》又再一次作為眾多學校的校本課程而由孩子們大聲朗讀，大有復辟之勢。
儒學與禮教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正宗。儒家文化講中庸，要求人的行止要合規矩尺度，這和孩子的活潑好動的天性正好相違背。禮教與儒學在日常生活中對孩子要求嚴格，相信“勤有功，嬉無益”，反對兒童游戲。要求“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反對個性張揚。尚實尚用，抑制好奇心與想象力。這樣的傳統觀念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而普遍存在，流淌在我們每個人的血脈里，它還會不時冒出來，影響我們的兒童觀與兒童文學創作。所以，無論在哪個時代的兒童文學中，我們都能看到因驕傲、因三心二意而吃盡苦頭的孩子，當然，大多數時候是擬人的孩子———如小花貓、大公雞。比如金近先生創作于 1952 年的幼兒童話《小貓釣魚》就集中體現了這一特色。小貓跟著貓媽媽學釣魚，蜻蜓飛來了，小貓放下釣竿去追蜻蜓，蝴蝶飛來了，小貓又放下釣竿去追蝴蝶，結果，貓媽媽釣上了一條又一條大魚，而小貓卻一無所獲。小貓問媽媽自己為什么釣不到魚，貓媽媽告訴他做事情不能三心二意。小貓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就坐在河邊專心釣魚，蜻蜓和蝴蝶飛來了也不再追，不一會兒也釣上來了一條大魚?；顫姾脛?、好奇心強本來是孩子的天性，游戲是童年快樂的源泉，成年人卻偏要孩子們放棄快樂原則，專心致志地學習“做事”（學習和工作）。這篇幼兒童話自發表之后一直深受家長和老師的歡迎，入選小學語文教材數十年之久，其深厚的文化接受土壤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文學傳統深厚。但傳統文學歸結起來是“言志”與“載道”。所以，歷來講究文學的具體社會功用。政治家借文學來傳達政治意圖，革命家借文學來改變社會，隱逸家借文學以表明心志。比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口號，這是“小說界革命”的開始。不僅有“小說界革命”，還有“詩界革命”。即便是在新文學運動中出現的各種文學主張和流派，也都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如文學研究會主張“文學為人生”。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兒童文學作品就是文學研究會的葉圣陶、冰心等作家創作的。葉圣陶的童話《稻草人》就是最典型的“文學為人生”的產物。在童話中，稻草人在一個夜晚目睹了瞎眼婆婆的稻田被蝗蟲侵害、貧窮的漁婦無力救助自己病重的孩子、受盡欺凌的女子投河自盡三起悲劇，而稻草人因為是稻草做的，無力救助他們，只能目睹悲劇發生，最終自己也不堪重負倒在地上。很顯然，這個童話表達了作家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勞苦大眾的關注，承載了極其沉重的社會人生內容，完全失去了童話的幻想與空靈。也正因為過于強化文學的社會功用，在戰爭年代，有了《雨來沒有死》這樣歌頌小英雄的戰爭兒童文學，在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潮中，有了《寶葫蘆的秘密》這種反對“好吃懶做、不勞而獲”的長篇童話，而在改革開放、張揚個性的新時期，有《我要我的雕刻刀》這樣的“新問題小說”。即便到了 2010 年冬天的全國兒童文學創作會議上，我們的議題中也有“打造兒童精神高地”的新的歷史使命。卓有成就的兒童文學作家如曹文軒教授，在寫作文質俱美的兒童小說的時候，也自覺承擔起了“兒童文學作家是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的重任。作家們在寫作的時候，往往都肩負著民族大義與社會責任，娛樂兒童倒在其次了。所以，周作人先生在上世紀初最看重的“無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在我們的兒童文學中總是不多見，即使偶有出現，也不會被大多數教師與家長看重。
兒童文學和兒童教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兒童文學不一定要有教育性，但是，兒童文學總是在起著培養和教育兒童的作用。在為兒童編寫的教科書中，很早就引進了兒童文學作品。比如：童話、小詩、寓言、散文和民間故事。
教育就是“傳道、授業、解惑”，所以，既有人格塑造，品性養成，也有具體知識的傳授。黎錦暉的兒童戲劇當年就不是為了娛樂兒童，倒是主要承擔了傳播白話文的任務。教育的對象是兒童，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把兒童培養成什么樣的人。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方針都是使受教育者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因此，在兒童文學中強調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品德教育，講階級斗爭。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總是高于個人的發展，作品中缺少兒童情趣、兒童個性和快樂因子就順理成章了。而教育問題又總是受到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左右，中國的兒童文學曾淪為政治的工具與教育的工具，當然是社會政治環境使然，但也未必不是在傳統文化作用和集體無意識下的自覺選擇。今天，因為兒童文學的受眾基本上是正在學校和幼兒園里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群，又因為文學藝術的意識形態屬性，教育與政治依然會深刻地影響當代作家的兒童觀與兒童文學。
兒童文學創作是兒童文學作家個人的精神產品。每個兒童文學作家都有不一樣的兒童觀。而作家的兒童觀又受到傳統文化、教育觀念、政治氛圍與個人的知識結構、文學師承的影響。從 1950 年代后期到 1960 年代，隨著當代中國文學“政治掛帥”，文學需要不斷配合當時的中心任務和階級斗爭，自然就產生了“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br>的六十年代的兒童文學，也才有賀宜先生提出“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的主張，《小貓釣魚》這種壓抑兒童天性的作品才有了成為一個時代的經典的必然性。經歷過一百年的發展，尤其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撥亂反正與文學回歸、以及對西方眾多經典兒童文學與兒童教育、心理學著作的譯介，中國兒童文學中呈現的兒童觀已經更多元、更開放、更回歸兒童本位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也并非當今所有的兒童文學作品都能如周作人先生所期望的對于兒童能起到“順應自然、助長發達”的作用。比如從拍攝于 2005 年的兒童電影《童夢奇緣》中，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對兒童幻想天性的否定。憑心而論，在中國眾多兒童電影中，《童夢奇緣》已經是一部相當有藝術水準的電影，但是，其中一個關鍵的情節是主人公渴望長大，電影的結局是這個渴望長大的孩子真的實現了夢想———長大了，但也迎來了自己的悲劇———無法再回到童年，只能迅速變老，進入老態龍鐘的可怕歲月。還有一個關于雪人的非常唯美的故事，作家為了強化故事的感人效果，讓雪人把做眼睛用的煤球取下來為老奶奶取暖。作家在這樣寫的時候，只顧自己“言志”，而絲毫沒有顧及到兒童自身的感受，其實孩子在閱讀故事時是常會把自己等同于那個可愛的小雪人的。而作家個人，也會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化，而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改變自己的兒童觀。最典型的例子當數陳伯吹先生。1960 年前，陳伯吹先生是最著名的“童心論”者，認為兒童文學應該以兒童為本位，應該有個性，有特色，堅持文學立場，但自從 1960 年遭到批判之后，他的兒童文學觀念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強調兒童文學的教育工具性，認為“兒童文學創作，應該進行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排除萬難以爭取勝利的革命傳統教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進模范教育……總起來說，是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文藝，從來就是改變人的思想的有利的教育工具……”。
三
正因為中國兒童文學中呈現的兒童觀有著復雜的多重面相，一直受著傳統文化基因、社會政治意識形態與教育方針、政策的制約，當代兒童文學中兒童本位的現代兒童觀更具有特殊的歷史使命。
首先，啟蒙民眾的兒童觀。朱自強先生曾用盜火的普羅米修斯來比喻周作人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的貢獻，尤其是他的兒童本位的兒童觀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的意義。對于今天的中國民眾來說，兒童觀依然需要啟蒙。差不多一百年前，魯迅先生曾經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說，中國的父母對于孩子應該“健康的生產、盡心地養育、完全地解放”。但這樣的觀念在今天的中國父母的心中還不普遍。陳志武教授曾經作過一項調查，中國父母生養孩子的目的，大多數并非為了愛，而是為了養老，或者家族的傳宗接代。
所以，以兒童文學中人性的、現代的、科學的、兒童本位的兒童觀啟蒙民眾的兒童觀，還是一個漫長的旅途，也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次，保護兒童天性，激發兒童天賦的生長。正如蒙臺梭利所說：兒童本身是一顆包蘊了未來一切可能的種子，如果有相容的環境，這顆種子就會發芽并茁壯成長。兒童文學是孩子們的恩物，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像適宜的陽光、雨露與肥料，不違天時，借助地力，激發孩子天性中種子的生長，它們能起到保護兒童天生的好奇心，想象力，讓兒童成長得更健康、更合乎天性的作用。
第三，讓兒童享受自己的童年，帶給兒童快樂。童年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但我們的傳統文化往往忽略了這個時期，而孩子們由于在童年期處于幼小、被動的地位，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往往都渴望長大，渴望超越自己的童年。好的兒童文學作品，科學的、現代的、人性的、兒童本位的兒童觀，能夠讓孩子們正確認識自己的短處與缺陷，享受作為童年的存在與快樂，從而建立自信心。
第四，充分發揮兒童文學的審美作用，成為愛的教育，為兒童未來的幸福奠定基礎。文學有其自身的審美功能。尤其是兒童文學對兒童性格的培養與塑造更有著特殊的作用，對于僵化與壓抑的學校教育也有修正與補充的作用。正如鄭淵潔所說，“狹隘的教育意義的童話像藥，孩子得了病，吃上一片”，而“發展少年兒童的想象力的童話卻是營養品，經常給孩子吃，能使他們體格健康，不生病?！?br>“對兒童的任何影響都會影響到人類，因為一個人的教育是在他的心靈的敏感和秘密時期完成的?！倍鴮W校教育總有許多不完善處，尤其目前中國的學校教育因為學生學業負擔過重、應試教育帶來的惡性循環，不利于兒童天性的發展和創造力的保護。以科學的兒童觀為原點創作的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能解放兒童的天性，讓他們獲得在學校教育中缺乏的愛的教育。
兒童雖然古已有之，但兒童文學卻是一種年輕的文學。一個國家兒童文學的樣貌，和這個國家人民的富裕、民主的程度、現代化水平是息息相關的。當代的中國的兒童文學正走在繁榮發展的路途上，中國兒童文學中更開放、更多元、更貼近兒童本位的兒童觀正在進入越來越多人們的視野。終有一天，當兒童文學成為大眾的人生哲學的時候，兒童的存在便會成為成人反省自身的一面鏡子，兒童也就在真正意義獲得了解放，并且真正成為了人類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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