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加的夫語法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一種重要模式。學界普遍認為其發展之處主要在于功能句法，彌補了系統功能理論在句法描寫上的不足。然而本文認為，加的夫語法不是對 Halliday 模式的簡單修正，而是在發展其模式的同時建構了一套自成體系的整體語言及其使用模式，在其它多方面發展了系統功能語言學： 在語義上，將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進行了語義化和精密化描寫，并拓展了 Halliday 的元功能思想； 在認知上，將語法研究融入認知模式，并整合了個體認知和社會文化模式； 在適用性上，發展了自然語言的計算機生成模式，并提供了嚴密的語篇分析程序和檢測方法。
關鍵詞： 加的夫語法； 系統功能語言學； 語義； 認知； 適用性。
1. 引言。
加的夫語法是在 Halliday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著述中發展起來的，被認為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另一種模式（ 黃國文，2008; 何偉 張敬源，2010; 張德祿，2011） .Halliday 認為加的夫語法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重要“方言”（ Fawcett,2008: 12） .Matthiessen（ 1995: 755） 認為 Fawcett 發展了一種全面的英語系統功能語法，是 Halliday 模式的另一選擇（ alterna-tive） .Hasan 等人（ 2007: 710） 認為其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重要“語域”.目前對加的夫語法貢獻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功能句法研究方面。黃國文（ 2008: 98） 認為“加的夫語法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創新點主要在于試圖改進或修訂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中的‘詞匯語法’部分”; 何偉和張敬源（ 2010: 151） 認為“從有關文獻看，加的夫模式主要探討的是功能句法的理解和生成”; Halliday （ 2013a: 46） 評論說“Robin Fawcett 的視角主要是出于句法考慮”.雖然部分學者也提及到加的夫語法發展了一種把形式和功能一體化的研究模式，具有形式和意義的雙向性、互動和認知的統一性（ 張德祿，2011; 張德祿 何繼紅，2011） ,但也只是點到為止，沒有作具體闡釋。我們認為加的夫語法在系統功能句法方面的重要貢獻毋庸置疑，但對于把理論生成和語篇描述視為一體的加的夫語法來說，其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不局限于句法。鑒于此，本文將系統梳理加的夫語法在功能句法之外的其它方面的發展，意在引起學界的關注，使加的夫語法得到更為全面系統的評價。
2. 加的夫語法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
作為加的夫語法的主要建構者 Fawcett,曾不止一次地致謝 Halliday 對他語言理論模型建構的影響，認為加的夫語法和 Halliday 現有的語言理論有著相同的歷史根源，本質上共享相同的基本概念（ Fawcett,2008: 13） .我們認為，加的夫語法在本質上繼承和融合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特別是 Halliday 早期（ 1966; 1968; 1970a; 1970b） 的基本思想，如縱聚合關系比橫組合關系更基本的思想、意義即選擇的思想、多功能思想、語法和詞匯的漸變體思想、語調也是詞匯語法的一部分的思想等，與 Halliday、Martin、Hasan 等現有的系統功能理論模式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但在充分理解和繼承的基礎上，Fawcett 堅持認為每一位語言學者都有根據語言證據建構自己的語言及其使用理論模式的責任。進而以 Fawcett 為代表的加的夫語法學者勇于創新和突破，使系統功能理論在多方面得到了縱深發展。本文將從語義研究、認知研究和適用性研究三方面來梳理加的夫語法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
2. 1 語義研究。
Halliday （ 1994 /2000: F43） 指出“語言是一種意義系統，意義由其伴隨的形式體現，問題應該是‘意義是如何表達的？',即形式是表達意義的方式，而非目的?！盚alliday （ 2006:444） 再一次指出“系統功能語法的理論導向是功能和語義而不是形式和句法，其研究范疇是基于使用而非語法性（ grammaticality） .”因而，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基本理論目標就是研究和探索意義系統，不斷把語法“向語義推進 （ Halliday,1994/2000: F45） ”.Fawcett（ 2008: 15） 認為一個好的功能理論必須在功能和形式上都有解釋力，因為語義是句法的生成基礎。因而，加的夫語法在強調句法的重要性的同時，其關注的焦點是語義，在句法分析中堅持以語義為中心，即認為“選擇即意義”（ Fawcett,2008: 42; Halliday,2013b: 15） .我們認為加的夫語法對系統功能語言學語義研究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是把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不斷向語義化方向拓展； 二是細化和延伸了三大元功能。
2. 1. 1 系統的語義化拓展。
雖然 Halliday（ 1994/2000: F45 - F46） 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確立了基本的理論目標，即建立功能語義學，以實現對“意義系統”的描寫，但他顯然對這一理論目標缺乏信心，認為“就目前的知識狀況來說，我們還不能描寫一種語言的語義系統，而只能對某個語篇的語義進行描寫或對有限語域的語義系統進行描寫，這樣的語義描寫仍然是局部的，但我們可以描寫語言的語法系統（ Halliday,1994/2000: F46） .”因而，Halliday 意義上的及物性、語氣、主位系統仍然只是停留在語法層面，徘徊在語義和形式之間，并沒有被完全“推向語義”.顯然這種退而求其次的研究并不能真正揭示語言使用的本質（ 房紅梅，2014） .也正是由于詞匯語法層在語義和形式之間的模糊性，使得 Halliday 把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看作“語義”的同時，又努力在詞匯語法層之上建構另外一層“語義系統”,以真正實現對語言語義的系統化描寫，從而使語言在各層次（ 語義、詞匯語法和音系） 中都有自己的系統和結構。目前諸多學者仍然在為詞匯語法層之上建立語義系統而努力（ Martin,1992; Matthies-sen,1995; 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 Halliday ,2014）。
由上可見，Halliday （ 1966; 1970b） 只是開拓性地提出了及物性、語氣、主位等詞匯語法系統，對其語義化并沒有定論。在這種情況下，Fawcett （ 1980: 39; 2000: 57） 認為在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之上再次增加語義層只會使語言理論更加復雜化，難以體現 Halliday把語言視為意義潛勢和“意義即選擇”的系統思想。于是 Fawcett 另辟蹊徑把系統看作語義，語義通過“體現組成部分（ realization component） ”和形式（ 如句法、詞項、語音） 相連，明確區分了語言的語義層和形式層，視語義和形式之間為體現關系，并認為任何語義特征必須在形式上有所體現。因而，Fawcett 采取了和多數系統功能學者不同的路徑，并沒有把語言的內容層再次層次化為語義層和詞匯語法層，而是把系統視為意義潛勢，認為系統網絡的特征是語義的，是句法（ 形式） 的生成基礎，并力圖對 Halliday 意義上的及物性、主位、語氣等系統進行語義化，以實現對“語義系統”描寫的終極目標。這也許是 Fawcett 和 Halli-day 在“系統”思想上的主要區別，即表現為“系統的語義化”和“語義的系統化”對立。然而在“系統的語義化”道路上，加的夫語法所面臨的困難是巨大的，特別是 Halliday 意義上的“語法隱喻”的語義化和系統化問題，即意義和形式的非一致式體現關系問題。Fawcett等堅持系統功能理論以“語義為中心”的出發點，從共時視角，對 Halliday 意義上的語法隱喻提出了新解，認為沒有必要對一個小句進行雙重分析，而是可以通過對語義系統的精密描寫而“消解”語法隱喻（ Fawcett,2008: 164/256） .比如，在 Halliday 模式中，Can you passthe salt? 小句有雙重分析方式： 首先被分析為疑問語氣，體現[問題]; 然后再分析為祈使語氣，體現[命令].但從共時來看，把該句分析為疑問語氣，確有依賴“形式”而非“功能”之嫌，不太符合功能思想。因而從功能視角，語法隱喻概念確有包含的內容過多，甚至相互對立，無法解決語言和語法形式無法割裂以及語義和語法形式的合理融合問題（ 王馥芳，2013） .加的夫語法以語義為中心，根據語義把語法隱喻現象直接寫進語義系統，正視了Halliday 模式對語法隱喻在語義描寫上的系統化問題，至少使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義化和系統化研究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除了對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進行語義化之外，加的夫語法從整體語言理論模型的視角，認為系統功能理論需要一個統一的語義系統網絡，這才能反映系統功能理論以功能和語義為導向的理論原則（ Fawcett,2009: 19） ,進而試圖對語義系統進行更為精密地描寫，不斷擴展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Tucker （ 1998） 對性狀詞組進行了精密的語義化系統描寫； Neale （ 2002） 對英語的及物性系統進行了基于動詞語義的精密描寫； Fiona （ 2002）對狀語進行了基于語料庫的詳細語義描寫； Fawcett （ 2007; 2009） 對英語主位系統和語氣系統進行了非常精密化描寫。雖然加的夫語法在系統的語義化和精密化描寫上仍需完善，但其為此所作的努力和貢獻無疑是巨大的。
關鍵詞： 加的夫語法； 系統功能語言學； 語義； 認知； 適用性。
1. 引言。
加的夫語法是在 Halliday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著述中發展起來的，被認為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另一種模式（ 黃國文，2008; 何偉 張敬源，2010; 張德祿，2011） .Halliday 認為加的夫語法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重要“方言”（ Fawcett,2008: 12） .Matthiessen（ 1995: 755） 認為 Fawcett 發展了一種全面的英語系統功能語法，是 Halliday 模式的另一選擇（ alterna-tive） .Hasan 等人（ 2007: 710） 認為其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重要“語域”.目前對加的夫語法貢獻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功能句法研究方面。黃國文（ 2008: 98） 認為“加的夫語法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創新點主要在于試圖改進或修訂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理論中的‘詞匯語法’部分”; 何偉和張敬源（ 2010: 151） 認為“從有關文獻看，加的夫模式主要探討的是功能句法的理解和生成”; Halliday （ 2013a: 46） 評論說“Robin Fawcett 的視角主要是出于句法考慮”.雖然部分學者也提及到加的夫語法發展了一種把形式和功能一體化的研究模式，具有形式和意義的雙向性、互動和認知的統一性（ 張德祿，2011; 張德祿 何繼紅，2011） ,但也只是點到為止，沒有作具體闡釋。我們認為加的夫語法在系統功能句法方面的重要貢獻毋庸置疑，但對于把理論生成和語篇描述視為一體的加的夫語法來說，其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不局限于句法。鑒于此，本文將系統梳理加的夫語法在功能句法之外的其它方面的發展，意在引起學界的關注，使加的夫語法得到更為全面系統的評價。
2. 加的夫語法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
作為加的夫語法的主要建構者 Fawcett,曾不止一次地致謝 Halliday 對他語言理論模型建構的影響，認為加的夫語法和 Halliday 現有的語言理論有著相同的歷史根源，本質上共享相同的基本概念（ Fawcett,2008: 13） .我們認為，加的夫語法在本質上繼承和融合了系統功能語言學特別是 Halliday 早期（ 1966; 1968; 1970a; 1970b） 的基本思想，如縱聚合關系比橫組合關系更基本的思想、意義即選擇的思想、多功能思想、語法和詞匯的漸變體思想、語調也是詞匯語法的一部分的思想等，與 Halliday、Martin、Hasan 等現有的系統功能理論模式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關系。但在充分理解和繼承的基礎上，Fawcett 堅持認為每一位語言學者都有根據語言證據建構自己的語言及其使用理論模式的責任。進而以 Fawcett 為代表的加的夫語法學者勇于創新和突破，使系統功能理論在多方面得到了縱深發展。本文將從語義研究、認知研究和適用性研究三方面來梳理加的夫語法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發展。
2. 1 語義研究。
Halliday （ 1994 /2000: F43） 指出“語言是一種意義系統，意義由其伴隨的形式體現，問題應該是‘意義是如何表達的？',即形式是表達意義的方式，而非目的?！盚alliday （ 2006:444） 再一次指出“系統功能語法的理論導向是功能和語義而不是形式和句法，其研究范疇是基于使用而非語法性（ grammaticality） .”因而，系統功能語言學的基本理論目標就是研究和探索意義系統，不斷把語法“向語義推進 （ Halliday,1994/2000: F45） ”.Fawcett（ 2008: 15） 認為一個好的功能理論必須在功能和形式上都有解釋力，因為語義是句法的生成基礎。因而，加的夫語法在強調句法的重要性的同時，其關注的焦點是語義，在句法分析中堅持以語義為中心，即認為“選擇即意義”（ Fawcett,2008: 42; Halliday,2013b: 15） .我們認為加的夫語法對系統功能語言學語義研究的發展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一是把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不斷向語義化方向拓展； 二是細化和延伸了三大元功能。
2. 1. 1 系統的語義化拓展。
雖然 Halliday（ 1994/2000: F45 - F46） 為系統功能語言學確立了基本的理論目標，即建立功能語義學，以實現對“意義系統”的描寫，但他顯然對這一理論目標缺乏信心，認為“就目前的知識狀況來說，我們還不能描寫一種語言的語義系統，而只能對某個語篇的語義進行描寫或對有限語域的語義系統進行描寫，這樣的語義描寫仍然是局部的，但我們可以描寫語言的語法系統（ Halliday,1994/2000: F46） .”因而，Halliday 意義上的及物性、語氣、主位系統仍然只是停留在語法層面，徘徊在語義和形式之間，并沒有被完全“推向語義”.顯然這種退而求其次的研究并不能真正揭示語言使用的本質（ 房紅梅，2014） .也正是由于詞匯語法層在語義和形式之間的模糊性，使得 Halliday 把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看作“語義”的同時，又努力在詞匯語法層之上建構另外一層“語義系統”,以真正實現對語言語義的系統化描寫，從而使語言在各層次（ 語義、詞匯語法和音系） 中都有自己的系統和結構。目前諸多學者仍然在為詞匯語法層之上建立語義系統而努力（ Martin,1992; Matthies-sen,1995; 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 Halliday ,2014）。
由上可見，Halliday （ 1966; 1970b） 只是開拓性地提出了及物性、語氣、主位等詞匯語法系統，對其語義化并沒有定論。在這種情況下，Fawcett （ 1980: 39; 2000: 57） 認為在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之上再次增加語義層只會使語言理論更加復雜化，難以體現 Halliday把語言視為意義潛勢和“意義即選擇”的系統思想。于是 Fawcett 另辟蹊徑把系統看作語義，語義通過“體現組成部分（ realization component） ”和形式（ 如句法、詞項、語音） 相連，明確區分了語言的語義層和形式層，視語義和形式之間為體現關系，并認為任何語義特征必須在形式上有所體現。因而，Fawcett 采取了和多數系統功能學者不同的路徑，并沒有把語言的內容層再次層次化為語義層和詞匯語法層，而是把系統視為意義潛勢，認為系統網絡的特征是語義的，是句法（ 形式） 的生成基礎，并力圖對 Halliday 意義上的及物性、主位、語氣等系統進行語義化，以實現對“語義系統”描寫的終極目標。這也許是 Fawcett 和 Halli-day 在“系統”思想上的主要區別，即表現為“系統的語義化”和“語義的系統化”對立。然而在“系統的語義化”道路上，加的夫語法所面臨的困難是巨大的，特別是 Halliday 意義上的“語法隱喻”的語義化和系統化問題，即意義和形式的非一致式體現關系問題。Fawcett等堅持系統功能理論以“語義為中心”的出發點，從共時視角，對 Halliday 意義上的語法隱喻提出了新解，認為沒有必要對一個小句進行雙重分析，而是可以通過對語義系統的精密描寫而“消解”語法隱喻（ Fawcett,2008: 164/256） .比如，在 Halliday 模式中，Can you passthe salt? 小句有雙重分析方式： 首先被分析為疑問語氣，體現[問題]; 然后再分析為祈使語氣，體現[命令].但從共時來看，把該句分析為疑問語氣，確有依賴“形式”而非“功能”之嫌，不太符合功能思想。因而從功能視角，語法隱喻概念確有包含的內容過多，甚至相互對立，無法解決語言和語法形式無法割裂以及語義和語法形式的合理融合問題（ 王馥芳，2013） .加的夫語法以語義為中心，根據語義把語法隱喻現象直接寫進語義系統，正視了Halliday 模式對語法隱喻在語義描寫上的系統化問題，至少使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義化和系統化研究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除了對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進行語義化之外，加的夫語法從整體語言理論模型的視角，認為系統功能理論需要一個統一的語義系統網絡，這才能反映系統功能理論以功能和語義為導向的理論原則（ Fawcett,2009: 19） ,進而試圖對語義系統進行更為精密地描寫，不斷擴展及物性、語氣、主位等系統。Tucker （ 1998） 對性狀詞組進行了精密的語義化系統描寫； Neale （ 2002） 對英語的及物性系統進行了基于動詞語義的精密描寫； Fiona （ 2002）對狀語進行了基于語料庫的詳細語義描寫； Fawcett （ 2007; 2009） 對英語主位系統和語氣系統進行了非常精密化描寫。雖然加的夫語法在系統的語義化和精密化描寫上仍需完善，但其為此所作的努力和貢獻無疑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