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紀的比較文學會走向何處? 這不僅是比較文學研究者相當關心的問題，也是許多國別文學研究者不能不在意的問題。國內學者在議論這個話題時，更多地是從世界文學對比較文學的挑戰這個角度著眼，較少關注翻譯以及翻譯研究與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之間競爭與合作。本文試圖從對翻譯的不同理解入手，分析這些學科的影響此消彼長之中的一些原因，并指出這些學科的未來就在于它們之間相互滲透、相互補充。
從上世紀末開始，美國的比較文學就一直面臨著巨大的危機。簡單地說，這場危機有兩個主要原因，首先一個原因就是文化研究的巨大沖擊以及后來理論的退潮。作為一種高級且精英的文學研究和一個有著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的學科，傳統的比較文學學者一般只關注歐美的文學作品，尤其是那些已經經典化了的作品，歐美之外的作品只是作為歐美文學的影響和補充而存在的。而文化研究首先打破了\\( 上層\\) 精英文學和\\( 下層\\) 大眾文學之間界限，接著打破了文學與其他文化媒介之間的界限，其結果就是文學這個概念松動了，文學研究的邊界急劇擴大。在這種變化中，作為學科的比較文學所必需的獨特的研究對象、范圍和方法變得不再那么獨特了。從 20世紀 60 年代末以來，理論的興起是比較文學存在的重要原因。這里的理論指的是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后殖民主義與女性主義等，這些思潮首先是來自于歐陸學界，主要與本雅明、巴爾特、拉康、?？?、德里達、克里斯蒂娃和保羅·德·曼等學者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由于語言的優勢，比較文學學者能更早地接觸和了解歐洲的理論發展，及時地將其介紹到美國學界。所以在一段時間里，比較文學是理論的溫床，是推進文學研究發展的主要策源地。而到了 90 年代，一方面是越來越多來自單一國別文學系所的學者轉向理論研究，另一方面是理論的熱度開始降溫，比較文學就慢慢地失去了它特有的研究對象和活力。
比較文學面臨危機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冷戰后美國區域研究的范式受到了廣泛的質疑，比較文學的歐洲中心主義和\\( 后\\) 殖民主義色彩集中地突顯出來。所謂區域研究是指冷戰之后，美國為了國家戰略利益的需要，將世界\\( 尤其是其對手\\)劃為不同的區域來做整體的研究。這些研究受到了私人基金會、聯邦政府和科研機構大量的資金支持，其目的是要用跨學科的方法研究對手，其研究成果作為美國政府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策略的依據。在提出“世界文學”這個概念時，歌德是希望有一個超越了民族和語言界限的、為人類所共享的文學，但是，歐美比較文學的發展始終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一直有著強烈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正如賽義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一書中所指出的: “比較文學的學術工作伴有一種觀念，認為歐洲和美國共同構成了世界的中心，不僅由于它們的統治地位，而且由于它們的文學是最值得研究的?！?/p>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隨著區域研究的殖民傾向和比較文學研究的歐洲中心主義傾向一起受到了國際學界的強烈批判，比較文學陷入了一場深刻的道德危機之中。作為比較文學的最有力的挑戰者，世界文學和翻譯研究在近二三十年來的蓬勃發展是相當引人注目的。從很大程度上說，世界文學和翻譯研究的巨大挑戰來自于它們對翻譯的意義和作用的不同理解。比較文學從定義上說就與翻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為比較文學的基本要求就是要研究兩種以上語言的文學作品之間的關系。但是從一開始，翻譯\\( 文學和研究\\) 在比較文學的領域中就處在邊緣的地位，因為能夠閱讀外域國族文學的原文是比較文學研究與單一國別文學研究的基本區別，國別文學研究是一個國家、民族或區域的本土文學研究者使用本土語言對本土文學進行研究。一般認為，建立在翻譯作品上的文學研究通常不被認為是地道的比較文學的研究。就像精通近 10 種語言的比較文學大師韋勒克在《文學理論》這部教材中所言: “如果僅僅用某一種語言來探討文學問題，僅僅把這種討論局限在用那種語言寫成的作品和資料中，就會引起荒唐的后果?！雹谶@種對語言的嚴格要求使得很多學者認為比較文學是一門更為高級且精英的學問，在比較文學的研究領域中，通過翻譯研究文學是不能被接受的，只有在國別文學系所\\( 如英美高校的英文系、中國高校的中文系\\) 研究翻譯文學才是可以原諒的，而比較文學系則要求文學研究者除了母語之外熟通一門或兩門以上的外語及相關古典語言。法國比較文學學者保羅·梵·第根是較早討論翻譯與比較文學關系的學者，但是，在 1931 年出版的《比較文學論》這部教材中，他也只是在“媒介”的章節下簡略地討論了研究翻譯文本的問題。
比較文學對翻譯的歧視直到 20 世紀末也沒有完全消除。1993 年，以伯恩海默為首的專家組為美國比較文學學會提交了題為《世紀之交的比較文學》的報告。盡管這份報告提出要消除對翻譯的敵視，然而它也堅持精通外語對學科的必要性: “懂外語仍然是我們學科的一個根本的存在理由。比較學者總是那些對外語特別感興趣的人，他們通常具備掌握外語的技能并有本事時刻享受使用外語的樂趣。這些素質應該繼續在我們的學生中培養，而且，應當鼓勵他們開拓語言視域……有些系現在仍然要求三門外語和一門古典語言。許多系要求三種文學知識?！雹鄱诖饲暗牧形奶峤坏膱蟾婧透窳痔峤坏膱蟾嬷?，對翻譯的使用都被視為對比較文學的威脅。1965 年，列文提交的報告就批評比較文學的教師越來越多地使用翻譯，提出“應當區別對待比較文學專業的學生和僅閱讀翻譯文本的學生”①。1975 年，格林提交的報告更是把比較文學與翻譯文學的關系看作是最令人不安的趨勢，并指出“許多今日在比較文學名下教授的課程其實名不副實”②，因此強調真正的比較文學學者應該使用原文。
世界文學首先挑戰的就是比較文學的精英化、貴族化以及它對翻譯文學的歧視。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世界文學成為美國比較文學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中，大衛·達姆羅什2003 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學》可以說是開風氣的一部英文著作，引發了不小的討論。在達姆羅什看來，世界文學“包括了所有在其起源地文化之外流通的文學作品，要么是以翻譯的形式，要么是以原語言的形式”③。在世界文學的提倡者看來，閱讀和使用翻譯文學有著必然性和合法性，因為一個學者不可能懂得所有的語言，尤其是當文學研究的對象從歐洲擴展到亞洲、非洲等的作家、作品時。從1960 年代以來，在美國各種民權運動以及文化多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女性的、少數族裔的、非西方的文學不斷地經典化，進入到美國文學研究的主流。傳統比較文學學科所要求的語言不足以應付這些作品，翻譯便成了不可替代的選擇。所以對達姆羅什來說，世界文學關注的不是讀什么，而是怎么讀的問題。盡管這種立場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反對之聲也不絕于耳。反對者認為使用翻譯會降低學術的品質，而且世界文學那種對各國文學簡介式的方法完全是業余水平的，不是真正的學術。另外，世界文學的經典化方式也讓人詬病。多元文化主義必然要求世界去文學學者發現和推出各個文化傳統的代表，這種經典化過程往往是以不同文化傳統的非歷史化為代價的。這其實就違背了文化交流的初衷。
這種爭論至今也沒有停止。美國比較文學學會 2011 年年會的主題就是“比較文學/世界文學”。在這次年會上，達姆羅什與斯皮瓦克就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關系做了一場對話。這場對話的信息量很大，很好地反映了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之間的同與不同。在發言中，達姆羅什首先檢討了比較文學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思想。有學者認為，比較文學其實是所謂的北約文學。而達姆羅什認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并沒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北約國家的文學，比較文學學者都是帶著德國和法國的口音。二戰時期，一大批歐洲比較文學學者來到美國，推動了比較文學在美國的迅猛發展，不少東岸的精英\\( 私立\\) 大學成為比較文學的重鎮，保持著傳統的精英和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在這樣的背景下，達姆羅什從階級和地域的角度描述了世界文學在美國的發展。1959年在中部的威斯康星大學舉辦了一次有關世界文學教學的大會。這次會議的參加者大多來自中西部和南部的公立大學。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分歧在會議發言中一覽無余。一方面，世界文學的教學在這些中西部和南部的公立大學十分興盛，很多學校修課的學生從以前的 10 幾人猛增到幾百人。從外部因素說，這既是因為很多公立大學開始接受黑人入學，也是因為不少非文學專業的學生被要求選修世界文學課程。從教學上說，世界文學課程不僅使用翻譯文本來教授古典文學以及其他國別文學，而且這種課程一般在短短的 1、2 個學期里就將\\( 西方\\) 文學傳統簡介一遍。另一方面，身在東西兩岸精英大學里的比較文學學者非常鄙視這種做法，認為這降低了學術質量，玷污了比較文學的名聲。也正是這次大會的嚴重分歧才促使美國比較文學學會開始發布學科狀況報告。
通過評述斯皮瓦克的名著《一個學科的死亡》，達姆羅什覺得，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一樣，正面臨著三種威脅: 即\\( 世界\\) 文學研究很容易蛻變成文化的根除、語文學的破產和與全球資本主義中最惡劣傾向同流。為了應對這些威脅，達姆羅什從三個層面上提出了自己的應對之道，顯示出他對世界文學未來的信心。在語文學層面上，人們需要更多的語言和語言學習，但也需要有側重和區別。比較文學學者要求在幾種語言上有著近乎母語的能力，這樣才能顯示他們有國別文學學者的能力和知識，更有國別文學學者所沒有的理論水平。達姆羅什當然鼓勵學習和獲得更多的語言，但是覺得比較\\( 世界\\) 文學學者不必非要在語言和知識上達到國別文學學者的水準。在方法論層面上，研究合作和教學合作都要增強。在這個問題上，達姆羅什主要關注的是教學合作。以前，比較文學學者在教學中都認為，老師懂的語言比教室里的所有學生懂的加起來都要多。如果說這在以前是個事實的話，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課堂上總有學生來自老師不了解的文化背景。因此，如果師生之間和學生之間在教學和學習中加強合作，那在一個教室里面大家就能面對著整個世界。達姆羅什還以自己的教學經驗來說明這個問題。
在他的世界文學簡介課上，他不要求學生寫論文，而是把學生分為 2 －3 人的小組，讓他們每周在維基百科上給閱讀材料寫一個條目。小組中的一人懂得閱讀材料中提到的語言或者有這方面的文化背景，另一個人則只是對材料本身感興趣。達姆羅什發現，這樣的合作在教學上很有成效。最后，在意識形態的層面上，多元主義還是必須的。在美國學界，意識形態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但在市場面前，達姆羅什提議不同政治立場的學者應該團結起來。另外，美國例外論在不少美國學者身上都有體現，就是認為美國是個特殊的多元文化社會。這種多元文化主義成為了一種新的種族主義，比較文學也深陷在這種國族主義的藩籬中。世界文學就是要挑戰這種多元文化主義的美國例外論，通過激勵語言學習以真正了解世界，來打破美國學者的民族自我滿足感。最后，達姆羅什提出，對世界文學的批評其實也是對比較文學的批評，“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將我們不同的方法鍛造成一種積極的關系，在其中我們在全球化語境中重新設計比較文學，用它來推廣對語言和文學的研究，并在每一個可能階段阻擊全球化資本市場的種種無常變化”①。
翻譯研究更早構成對比較文學的挑戰。1993年，英國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巴斯奈特在她的新書《比較文學導論》中提出: 比較文學已經死了。更具爭議的是，她認為: “從此以后，我們應該把翻譯研究當作一門主要的學科，而比較文學只是其中一個有價值的附屬領域?！雹趶谋容^文學作為一個學科出現開始，比較文學危機論就不絕于耳。在這個意義上說，巴斯奈特的比較文學死亡論也許并不那么出乎學界的意料。但是，她將比較文學的未來放置在翻譯研究這一新興學科的肩上，這確實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使人們不得不去認真地思考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之間的關系。
正是因為翻譯\\( 文學與研究\\) 一直在比較文學學科領域認同的邊緣，所以巴斯奈特對這二者關系的顛覆性再定位就極具爭議性。而巴斯奈特之所以敢于提出這種石破天驚的論斷，重要的原因就是翻譯研究的蓬勃發展帶來了人們對翻譯和交流新理解。翻譯不再被看成傳播固定意義的媒介，而是一種受文化、政治、社會與制度等各種因素影響的重寫。德里達更是認為，翻譯是人類的法律、職責，是對上帝無法解除的債務。翻譯就是人類交流活動中面對種種不可能性的必然，也就是人類生存的根本。在這種理解下，翻譯在文學和文化中的影響與作用無處不在，因此翻譯研究的領域就變得無限廣闊了，結果是，比較文學研究就必須要把翻譯\\( 文學與研究\\) 置于中心的地位，這門同樣強調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研究范式的年輕學科因而獲有了挑戰比較文學的信心。
但是，隨后的歷史證明翻譯研究對比較文學的挑戰并不是致命的。2006 年，在一篇題為《21世紀比較文學反思》的文章中，巴斯奈特承認她在 1993 年提出的論點是故作驚人之舉，目的是為了提高翻譯研究的地位，而現在，她意識到當初的說法是有問題的，因為“翻譯研究在過去 30 年的發展并沒有大的進步，比較還是翻譯研究學術的中心”③。所以，她悲觀地認為，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都不應該當作是學科，而只是研究文學的方法和閱讀的方式。在她看來，由于一些學者，如斯皮瓦克、艾米麗·愛普特\\( Emily Apter\\) 等的努力，比較文學現在開始重新塑造自己，已經在走出 20世紀 90 年代的那種危機。雖然翻譯研究在學術上進展很慢，但不少學者也在從比較文學\\( 尤其是世界文學\\) 中汲取理論資料，這可以使翻譯研究能夠保持持久的活力。這樣看來，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的未來就在于兩者的相互依存與互動發展。
在預測翻譯研究的未來走向時，斯奈爾 － 霍恩比在《翻譯研究的諸種轉向》一書中再次討論了歌德致托馬斯·卡萊爾的一封信。在這封寫于1827 年 7 月 20 日的信中，歌德高度評價了翻譯\\( 者\\) 在人類文明中的作用以及德國對各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所做出的巨大貢獻。在斯奈爾 － 霍恩比看來，歌德的這個評價是正確的，只是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變化了，所以翻譯面臨著新的問題。
在歌德的時代，德國正在走向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在整個歐洲，民族國家的理念也非常盛行。歌德因而強調既要尊重各個民族國家和人民的獨特性，又推崇超越民族國家的、屬于全人類的文明價值，所以翻譯的溝通價值就得到了他的高度評價。
而現在，我們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出現了一種歌德所期待的國際通行語言———英語\\( 盡管歌德希望的是德語\\) 。隨著英語帝國的形成，英語成為國際學術界的唯一語言，國際翻譯會議和翻譯期刊都使用英語，其結果就是研究方法和角度極度歐美化，非英語的研究因為翻譯的問題而不能走向國際學界，因此英語和非英語的權力差別擴大化了。即使是歐洲內部的國際化組織\\( 比如歐盟\\) ，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也被標準化和綜合化。斯奈爾 － 霍恩比希望翻譯研究今后要做區分化的工作，要更注重差異性和多樣性。
除了英語帝國的問題，翻譯研究的另一個問題是元語言\\( metalanguage\\) 。在斯奈爾 － 霍恩比看來，翻譯研究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由于很多基本的概念沒有被精確定義，所以造成了很多混亂，影響了翻譯研究成果的傳播和接受。因此，她提議“翻譯研究史”應該成為翻譯研究者的必修課，以便使研究者了解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以增強他們對自己所面臨的任務的理解。斯奈爾－ 霍恩比對翻譯研究的發展趨勢的預測實在而具體，帶有較強的語言學色彩。這可能和她對翻譯研究的語言學轉向的理解有關。
美國比較文學學者愛普特并不認同這種語言學轉向，她認為這樣的語言生態學傾向可能會“將有地方色彩的語言因素異國化，如粗喉音、語義轉借和個人化表達，從而加強了語言的文化本質主義，將方言的自然流動和變異置于語法規則的標準語言模式之下”①。她希望在保持翻譯研究的語言學方向的情況下，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語言政治的美學和理論問題上，而“翻譯區”\\( translation zone\\) 的概念是她思考翻譯研究未來的理論框架。9. 11 事件之后，美國進行了一場反恐戰爭。愛普特發現，在這場戰爭中翻譯的錯誤導致了生命與財產的損失，甚至導致了戰爭的爆發。所以戰爭不僅是政治的繼續，而且是翻譯失敗的繼續。所以翻譯是政治行為，在反恐戰爭、政治斗爭與種族沖突中都發生著巨大的作用。所以翻譯區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而且是一個政治概念和心理概念。從這三個層面入手，她希望注重思考 21 世紀的重要語言現象，如語言的夾心化\\( creolization\\) 、詩人和小說家的語言多元化、邊緣人群的新語言等等，并且主張將它們與全球化、戰爭、反恐、互聯網與虛擬技術等聯系起來; 在這個意義層面上，翻譯成了“人文學科商討過去和未來傳播手段的代名詞”②，因此愛普特所預測的新的比較文學，其實就是翻譯研究的新方向與新發展。
在《美洲的翻譯和身份認同: 翻譯理論的新方向》這部著作中，美國學者根茨勒認為愛普特的“翻譯區”的概念代表了翻譯研究的新方向，因為它將翻譯的地理、社會和心理因素完整地表達了出來。但是，根茨勒本人的研究所關注的是身份認同的問題，因為，他認為翻譯研究的下一個轉向將是社會 － 心理轉向。通過研究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加拿大女性主義劇作家的翻譯、巴西的食人主 義 翻 譯 觀 以 及 加 勒 比 地 區 的 文 化 適 應\\( acculturation\\) 和文化轉化理論，根茨勒發現翻譯是觀察美洲人民身份認同的絕佳場所，因為翻譯以各種形式扎根到每一位美洲人的心理之中; 所以翻譯不是美洲人民建構身份的環境和條件，而是他們身份的組成部分。根茨勒借用法國精神分析學家吉恩·拉普朗虛\\( Jean Laplanche\\) 的理論，將翻譯與無意識、壓抑等概念聯系起來考察，試圖挖掘出美洲人民被壓抑的、創傷性的歷史和文化記憶，并將翻譯作為通過重新記憶以獲得身份認同的手段。因此，對于根茨勒而言: “翻譯與其說是對書寫文本的翻譯，不如說是一種記憶和再歷史化的形式，它超越了任何一種單一語言的限制。
閱讀這些歷史標記就像是在破解一個密碼，精神分析的手段\\( 釋夢、口誤、笑話、憤怒的爆發以及矛盾\\) 或許被證明是有幫助的?！雹俜g研究的未來也就在于翻譯為研究社會心理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各種可能性。翻譯不再是被動的、消極的、創傷性的活動，而是一種主動的、積極的、解放性的力量，幫助人們積極地理解過去，勇敢地面向未來。
巴斯奈特曾經提到，身份問題是翻譯理論家們開始不斷討論的問題，但是很多這樣的討論都是在非文學的領域進行的。在《世界標靶的時代》這部著作中，美國著名的華裔理論家周蕾\\( Ｒey Chow\\) 在文學領域思考了身份政治與比較文學的關系。區域研究是“二戰”后美國人文社會科學的主要的研究模式，周蕾通過分析區域研究、后結構主義和比較文學的運作方式，發現這三者都受到自我指涉性的制約，共同構成了美國的知識生產體系。因而從一開始，比較和文學就不是中性的詞，而是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性。比較文學的范式其實就是“歐洲及其他者”。在西方學者看來，比較就是歐美和東方的關系，在這個關系中，歐美一直處于主導的、中心的地位，而東方則需要以這個中心確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就好比 novel\\( 小說\\) 這個術語就專指英國的\\( 有時也包括法國的\\) 小說，而其他地方的小說一定要在前面加上一個修飾語，如日本小說、中國小說及阿根廷小說。在周蕾列舉的對傳統比較工作的反抗方式中，有一種可以看作是翻譯研究的發展方向:
那就是東方單一語言、單一文化和單一民族的文學研究應該被看作是比較文學的工作，因為它們往往帶有跨語言、跨民族與跨文化的歷史痕跡，這些痕跡是它們在與西方痛苦的交流和斗爭中遺留下來的; 所以語言不能被看作區分比較文學工作的唯一標準，是否是比較的標準應該是看它有沒有“批判不同語言間文化資本的不平等分配的”②。這個創見促使人們重新思考雅各布森定義的“語內翻譯”，也讓人們對德里達在“他者的單語主義”中體現的身份問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幫助文學研究者從翻譯研究的角度對待單一的國別文學研究。
在上面提到的研究中，學者們有的討論的是比較文學的未來，有的關注的是翻譯研究的未來，有的展望的是世界文學的未來。但從學科上來說，他們要么是在比較文學系獲所得的學位，要么是在比較文學系所任教。所以比較文學是這三門學科的制度基礎。而無論是比較文學還是世界文學還是翻譯研究，都是在邊界、在之間做工作，都是要通過跨越語言、文化、疆域、膚色、種族、信仰等各種界限，達到增進交流、增進理解的目的。這樣的越界工作，不能不以翻譯為基礎，所以這三門學科未來發展的學術基礎是翻譯研究。在全球化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公正往往被一個地球村的美好圖景所掩蓋。達姆羅什式的世界文學試圖抵抗全球化市場對文化和人性的根除，就可能成為這三門學科未來的道德基礎?？傊?，對美國學者而言，這三門學科的未來不是誰取代誰的問題，而是要相互補充，共同發展。
對中國學者而言，其實還有重要的工作沒有完成，那就是這三門學科之間的緊密聯系。中國的比較文學專業要么設置在中文系，要么設置在外文系，有的學校甚至在這兩個系都設置有比較文學專業。經過學科調整，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在 1997 年取代了外國文學，成為中國語言文學里的一個學科。隨著翻譯研究的興盛，很多大學都設置了翻譯研究專業，但幾乎全部都設在外語系里。同時，國內在中文系里還設有文藝學專業，這在歐美國家的大學里是沒有的，因為大部分做理論的學者是在比較文學系所里。這樣的一種體制造成三門學科的研究者分布在不同的院系和專業之中，使得研究合作和教學合作都有難度。所以這三門學科在中國的未來不在于創立一個所謂的中國學派，而在于在體制上整合分散的研究力量，以便有力地回答全球化時代的各種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