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紀中期法國大革命后，法國作家福樓拜完成了他最具批判性的作品《包法利夫人》，轟動了當時的法國文壇，塑造了極富魅力的女性人物形象---愛瑪。而 19 世紀下半葉的德國，在《包法利夫人》的影響下，德國作家馮塔納創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艾菲·布里斯特》，同樣"小說女主人公艾菲這一形象可以列入世界文學最優美的女性人物之列。"[1]
這兩位女性都擁有美好的天性，然而她們的悲劇命運深深地觸動了我們，本文試從她們的個性、愛情觀以及當時的社會環境比較分析兩位女性人物形象。
1 艾菲與愛瑪的個性比較
《艾菲·布里斯特》和《包法利夫人》都取材于生活中的真實故事。小說《艾菲·布里斯特》的主人公艾菲是個美麗純情的女孩，出生于普魯士容克的貴族家庭，17 歲那年她嫁給了 40 歲的殷士臺頓男爵，他是凱幸縣縣長，也是她母親的舊情人。然而，婚后他們的生活并不幸福，殷士臺頓忙于公務，忽視了對妻子的關心，艾菲受到了花花公子克拉姆巴斯的引誘與他發生了婚外情，6 年后殷士臺頓知道了妻子的隱情，選擇與她離婚。而艾菲最終在柏林孤獨地死去。
小說中艾菲的個性首先體現在她自然率真的天性上，艾菲就像個長不大的孩子，她自己也認為"可是我……我還是個孩子，我也永遠像個孩子".[2]
連孩童玩耍的秋千也讓她著迷。艾菲好玩樂，愛幻想，對萬事萬物極具好奇心和新鮮感，無法忍受枯燥無聊的生活。她認為一個人的生活總得換換花樣，這是她夢寐以求的目標，她并不了解愛情，對感情的期待也只是變換花樣。艾菲另一個個性特點則是愛慕虛榮。她并沒有愛上殷士臺頓，甚至對殷士臺頓說出了自己與他結婚的真實原因。"你根本不了解，我是多么熱愛名譽和地位。老實說，我所以肯和你結婚，也完全是出于熱愛名譽和地位。"[2]
艾菲出身下層貴族，受其家庭影響使得她對上層貴族的生活十分渴慕，于是她聽從父母之命，嫁給了殷士臺頓。
《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富裕農家姑娘艾瑪深受父親疼愛，曾被送去修道院接受過良好教育。她瞧不起當鄉鎮醫生的丈夫包法利，夢想著傳奇式的愛情?？墒撬膬啥韧登榉堑珱]有給她帶來幸福，卻使她自己成為高利貸者盤剝的對象。最后她積債如山，走投無路，只好服毒自盡。
愛瑪同艾菲一樣也是天真可愛的，小說中也描述她"有一種天真無邪的神情".
但在愛瑪身上更能看到一種藝術情結。這種藝術情結是少女時期的愛瑪在修道院形成的，愛瑪十五歲時就迷戀上了當時的消極浪漫主義小說，"書上寫的，無非是兩情相悅，情男情女，……躁動的心，山盟海誓，哭哭啼啼，眼淚與吻，月下扁舟，林中夜鶯……"[3]
受小說的熏染，愛瑪逐漸養成了多愁善感的個性，以及對藝術化生活的追求。愛瑪也是愛慕虛榮的，只不過這種虛榮心一方面是出身農家的愛瑪對貴族生活的深深向往，另一方面也是受到浪漫小說的影響。有幸參加舞會的愛瑪終于見證了小說中的貴族生活，她居然對舞會中的一個糟老頭不禁敬佩，"人家可是在王宮里待過，而且在王后娘娘床上睡過覺??！"[3]
愛瑪身上另一個特點就是她的獨立人格。愛瑪有著改變自己處境的強烈愿望，這種反抗意識體現在她對愛情生活無休止的追求，既然在夏爾身上找不到感情的共鳴，就可以去找其他男子。
可以說在個性上，艾菲和愛瑪是有許多共同之處的，她們天真美麗，愛好幻想，性情不太穩定，但情感世界卻異常豐富，她們不堪忍受枯燥的家庭生活，渴望生活的激情，又愛慕虛榮。她們最大的不同在于，艾菲是個有著孩子般自然天性的女性，愿意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愛瑪則是有著藝術氣息、浪漫卻有著種種欲望的女人，這些欲望激發了她對生活的無窮想象與渴望，也使得她對愛情執著追求，極力把幻想變為現實，不斷沖破道德的屏障。愛瑪的這種獨立人格在艾菲身上表現得并不明顯，艾菲較愛瑪更為安分守己，更為軟弱，她對愛情沒有強烈的追求，對社會的不公也沒有去反抗，艾菲在臨死前原諒了殷士臺頓，說明了她對普魯士社會和道德規范無意識的維護與認同。
2 艾菲與愛瑪的愛情觀比較
艾菲和愛瑪的個性影響著她們的愛情觀。如前文所述，艾菲嫁給殷士臺頓是因為虛榮，而"她自己對愛情并沒有多少感受"[2]，充其量是讀到報刊上的愛情文章，以及從好姐妹荷爾達那兒聽來的，這樣也就使得艾菲對接下來面臨的婚姻生活并無多少準備。馮布里斯特夫人也預言到"她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但她那種貪圖享樂和喜歡冒險的脾氣是不是也得到滿足了呢？……殷士臺頓很不善于使一個熱情奔放的小丫頭一天里面獲得幾小時的娛樂和消遣，不善于使她戰勝她的死敵---無聊。"[2]
婚姻生活確實沒有滿足艾菲的全部需要，"因為她朦朦朧朧意識到自己的婚姻并不美滿，實際生活中還缺少殷勤、激情和無微不至的關心。"[2]而殷士臺頓也未注意妻子的感受，而是忙于公務，此時懂得女人心的克拉巴姆斯出現了，在一次郊游中，克拉巴姆斯說道："生活的樂趣在于不斷地變化口味。"[2]
這正是艾菲夢寐以求的生活目標。于是在克拉巴姆斯的引誘下，艾菲跨越了道德的界限，然而她對克拉巴姆斯并無愛意，只能說是她的自然天性對于新奇事物的好奇，以及不能忍受生活的無聊而已。愛瑪的愛情生活則比艾菲復雜許多，其中愛瑪的藝術情結起到了重要作用。愛瑪認為":一個男人，難道不應該無所不知，多才多藝，啟迪你領會激情的力量，生活的情趣和種種奧妙嗎？"[3]
然而毫無情趣的夏爾只帶給愛瑪平靜的生活，卻無法欣賞她作的畫、彈的曲、唱的情歌，愛瑪對藝術化生活的種種追求在真實生活中處處碰壁，她不得不發出這樣的感慨："天啊，我干嗎要結婚？"[3]此時萊昂出現了，他同愛瑪一樣愛讀小說和詩歌，而且多才多藝，至于對萊昂的感情",她并不想知道自己是否愛他。在她想來，愛情應當驟然來臨，電光閃閃，光彩奪目……把整個心兒帶往深淵。"[3]
正是對小說中轟轟烈烈愛情的向往，愛瑪"在心靈深處，她時時期待發生什么事情。她睜大一雙絕望的眼睛，在自己寂寞的生活中搜尋".[3]于是與萊昂擦出了愛的火花。后來愛瑪愛上魯道夫也是因為他身上散發的味道讓愛瑪想起了那次宴會上的子爵，而他的甜言蜜語也與小說中的貴族男子相仿。淪為魯道夫的情婦后，愛瑪不禁心花怒放":我有情人啦！我有情人啦！"[3]因為在愛瑪讀過的小說中，那些貴婦都有情人！
艾菲和愛瑪都對婚姻生活的激情和樂趣充滿了向往，卻又都沒有從各自的丈夫那里得到滿足。于是愛瑪開始積極主動地尋找她的激情，艾菲則被動地接受了旁人帶給她的激情。愛瑪沉浸在激情的歡愉中不能自拔，艾菲卻因承擔不了激情的后果而終日惶恐。
愛瑪受修道院教育和消極浪漫主義文學影響，她的愛戀是帶有虛幻性質、朦朧性質的。她厭惡夏爾的平庸，子爵的形象實際上是愛瑪渴慕已久的上流社會生活的象征物。
她之后的愛戀對象不管是萊昂還是魯道夫無一例外地都具有消極浪漫小說中貴族男主人公的特征，滿足了她自己的藝術情結對于愛情的種種幻想。愛瑪同情人的愛更多的是想讓自己的浪漫幻想和滿腔激情有所寄托，然而俗不可耐的男性們卻一次又一次地摧毀了她的幻想。
艾菲的愛則是簡單的，她甚至還不明白愛的含義，她不自覺地壓抑了自己，努力按照社會要求生活，她并不厭惡自己的丈夫，甚至認為他是不可多得的美男子，然而她還是隱隱地感覺到自己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滿。她要的只是符合她天性的激情與樂趣，然而這在枯燥壓抑的凱辛縣卻無法實現，于是天性壓倒了理智，被克拉巴姆斯引誘，她的行為一時滿足了她內心的愿望和對激情的追求，然而對婚姻的不忠并沒有使她獲得任何幸?；蚓裆系陌参亢妥杂?，恰恰相反，罪過和自責一直重壓在她心頭。
3 艾菲與愛瑪所處的社會環境比較
艾菲所處的時代正好是俾斯麥統治時期的前后，即小說是以具體的普魯士國家機制、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及精神文化為背景的。"18 世紀時普魯士國王有意識以訓練軍隊的方法培養官員的職業道德，把軍隊中服從、盡職、節儉、準確的作風滲透到國家崗位上。"[4]
無疑殷士臺頓這個人物可作為普魯士社會文化的代表。殷士臺頓的理智、克制、原則性與艾菲的自然隨性無可避免地導致了婚姻的矛盾。艾菲曾對媽媽說道："殷士臺頓始終是個出色的男子……他身上總有一點叫我感到陌生的東西，連他對我的溫存體貼也有這種成分?！袝r候我還感到害怕。"[2]可以說這種陌生的東西則是普魯士道德規范在殷士臺頓身上打下的烙印。
除了要求基本一些品質和素養外，普魯士官僚制度還要求官員注重國家和整體利益。"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上不僅是單獨的個人，他是屬于一個整體的，我們得時時顧及這個整體的利益，我們根本不可能離開它而獨立存在。"[2]從決斗前殷士臺頓與維勒斯多夫關于整體和個人關系的談話中可看出，維護整體利益和個人榮譽是普魯士國家對官員的基本要求，"在他們所受的教育中，只有國家的幸福才是個人的幸福。"然而捍衛名譽崇拜的殷士臺頓也終究成了榮譽的犧牲品，在與艾菲離婚以后，"他感到極為痛苦：世界上確有幸福這個東西，他過去曾經有過，而今他已經沒有了，而且今后也不可能再有。"[2]
小說中愛瑪所處的時代是 19 世紀 30、40 年代，法國處于政治平穩時期，工商業有了較迅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的追求落到了物質層面上。在那樣的社會環境中，只有追求功名利祿的人才可能生活得有滋有味，比如藥劑師奧梅先生，全書最后一句寫道："他新近獲得了榮譽十字勛章。"[3]不得不說是對資本主義庸俗生活的巨大諷刺。
如果愛瑪的藝術情結符合真實的生活，最終悲劇自然不會發生。但遺憾的是，愛瑪周圍的環境是封閉平庸而又惡濁麻木的，獨有她留戀精神的云端。當然愛瑪的藝術情節中含有消極意義---即對享樂糜爛生活的向往，但是修道院教育和消極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也是這個時代的產物，反映了當時社會整體已經被金錢和物欲腐蝕得俗不可耐。
可以說愛瑪的死，是對突如其來的真相沒有足夠的準備，她不是因為受到良心的譴責，懺悔贖罪，而是所有外力加在一起，這些外力就包括勒赫先生的威逼，愛瑪接受了勒赫的諂媚與貸款，卻看不透他的險惡用心。更深層次地說是一切以利益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經濟把愛瑪推向了絕路。
從這兩部小說中我們不難發現，當時的社會環境是如何影響個人生活的。女性們一方面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遵守社會規則，另一方面自然的天性也無法泯滅。艾菲是率真自然的，卻在以崇尚責任、父權、義務和個人榮譽的 19 世紀德國社會中壓抑自己的自然天性；愛瑪是有藝術氣息而浪漫的，卻在 19 世紀資本主義金錢當道的法國苦苦追求自己的愛情理想，兩位女性的美好天性與社會的嚴酷性構成了反諷。
4 結語
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馮塔納的《艾菲·布里斯特》都是通過描寫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劇，深刻揭示了資產階級的道德冷漠和她們所處社會扼殺人性的本質。自然天性與社會規范的矛盾、藝術化生活與庸俗社會的矛盾在兩位女性主人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她們時時處于一種夾縫狀態，她們的人性、情感和生理需求在壓抑心靈的社會中不僅得不到滿足，甚至遭到破壞和毀滅?？梢哉f艾菲與愛瑪的悲劇既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
參考文獻：
[1] 余匡復。德國文學簡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2] （德）馮塔納。艾菲·布里斯特[M].韓世鐘，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
[3] （法）福樓拜。包法利夫人[M].錢治安，譯。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2.
[4] 谷裕。試析馮塔納小說的疑難結構[J].外國文學評論，200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