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成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新聞模式在戈爾巴喬夫上臺前已經處于僵化狀態。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大力提倡公開性原則，倡導社會主義原則下的輿論多元化，結果放棄了輿論領導權，教訓極為深刻。
論文關鍵詞：戈爾巴喬夫,新聞思想,公開性


一、戈爾巴喬夫新聞思想的時代背景


形成于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新聞模式在赫魯曉夫上臺后曾出現了短暫的“解凍”。赫魯曉夫上臺后，大行改革。針對經濟管理過死采取了管理結構改組和管理權下放的措施。1955年、1957年、1962年，在赫魯曉夫的主持下，進行了三次經濟管理體制的調整和改組。赫魯曉夫的政治經濟結構調整與改革自然的波及到了新聞領域。于是，新聞界沉悶、保守、僵化的局面有限度地改變。一些記者和作家發出了批判的聲音，出現“解凍”的局面。隨著改革的深化，在媒體上開展了關于完善經濟管理問題的討論。實際上，這種意識形態領域和新聞界的活躍僅僅停留在實踐層面。赫魯曉夫并沒有對新聞事業作體制上的改革，更沒有在新聞理論領域進行探討和思考，仍然是沿著老路前進。當然變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一個過程?？墒?，隨著赫魯曉夫的下臺，這種變革的意識又被冰凍起來。


勃列日涅夫登臺執政后，首先對前任留下的混亂局面進行調整和修正。從1966年開始推行“新經濟體制”。這一措施產生了積極的推進作用，蘇聯進入了一段穩定增長的時期，也增強了在冷戰中與西方等國對抗的實力。但20世紀70年代后，“政策”失靈，經濟出現下滑，社會生活停滯，保守風氣蔓延各領域。反映在新聞界也是如此。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掩蓋問題矛盾，媒體面孔呆板，對國內外信息依舊過濾、篩選。對很多重大事件的消息都進行封鎖、遮掩。例如，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所以，媒體仍然在國家強制統管之下，事無巨細，脫離了人民群眾的利益。


勃列日涅夫之后，接下來的兩年中相繼執政的是安得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前者雖然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但都未觸及傳統體制的根本問題，沒有對社會主義道路進行深入探索。所以，蘇聯在將近60年來的時間里，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結構框架始終如一，遵循列寧斯大林那時代所確定和形成的體制，當然還包括新聞體制。


二、戈爾巴喬夫新聞思想的內涵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他所面臨的新聞事業的狀況是：新聞媒介報道的內容越來越貧乏，新聞報刊的寫作方式越來越枯燥，新聞報道充滿了僵化的宣傳調，報刊的宣傳達不到預期的效果，不能很好地起到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作用。面對這種情況，戈爾巴喬夫秉著服務改革、服務社會和人民大眾利益的目的對蘇聯新聞事業融入了新的思維。力求擺脫其原有的集權模式。他對大眾新聞媒介有了不同以往的新的思考，主要觀點有：


（一）“公開性”原則


“公開性”是戈爾巴喬夫在改革中提出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則，尤其對聞界來說更是如此。早在1984年11月，當時還只是蘇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在意識形態工作會議上就提出了公開性的問題。1986年2月他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再次提出了公開性問題并把它提到了極其重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論文強調“公開性是改革的重要工具”，“輿論的力量只有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廣泛公開性的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在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提出，“公開性要求在對內政策和國際政策的任何問題上輿論多元化”，“擯棄精神壟斷的做法”。此后，他又進一步提出了“批評無禁區”的主張。1989年7月，他在各級黨組織第一書記會議上做報告說，“對社會監督和批評來講，我們這里并無禁區。這也完全適用于輿論工具?！?br />

戈爾巴喬夫所提的“公開性”原則有著多層的意義。首先，弱化新聞媒介的宣傳職能，恢復其傳遞信息的基本功能；其次，擴大報道范圍，給予媒體更多的自由?！拔覀兞η笤谏鐣畹囊磺蓄I域有更多的公開性。人們既應知道好事，也應知道壞事，以便揚善除弊”。[1]由此新聞媒介可以深入許多領域，通過報道告知社會群眾大量真實的歷史與現實；再次，對上的輿論監督職能得以行使?！肮_性是對毫無例外的一切管理機關的活動，進行全民監督的有效形式，是糾正缺點的強有力杠桿”。[2]“發展公開性是集中多種多樣的意見和觀點的方法，這些意見和觀點反映了蘇聯社會各個階層和各行各業的利益。如果不通過批評，特別是通過來自‘下面’的批評來檢驗自己的政策，同消極現象作斗爭，防止產生消極現象，我們就不能前進”。[3]可見，公開性是蘇聯新聞界全面復蘇的前提條件。


（二）輿論多元化原則


戈爾巴喬夫意識到，改革要前進不能缺少大眾新聞媒介的力量。為此，他一方面強調輿論內容要多元化。1987年5月18日他在答意共《團結報》編輯部問時說，輿論工具“是實行公開性的最有代表性的群眾性的論壇”，它應“成為民主監督的保障，監督決議是否正確，是否符合群眾的利益和需要，然后監督這些決議的完成情況”。 這年11月20日他在蘇共中央全會上講話又進一步強調，新聞媒介應當報道“各種觀點的沖突”?！拜浾摴ぞ卟⒉皇潜磉_人民的意志，反映他們的意見和情緒的唯一渠道。但是，這是公開性的最有代表性的和群眾性的論壇”。[4]從這些話能夠看出，新聞媒介不再是“一言堂”，而成了“群言堂”，真正成了人民的喉舌，使群眾能通過媒介有機會參加討論改革的工作。放開壓制，為的是“要使每種報刊上都出現社會主義的多元論”，使其成為反饋的渠道。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輿論工具要多元化?！疤K共中央在開始改革時依靠兩種強大的實際力量—黨的委員會和輿論工具”，[5]他認為輿論工具應當是公開性的論壇，應對黨和政府實行社會監督。1990年7月15日他宣布，隨著“政治多元化的實際形成”，國家電視和廣播職能的行使“應該是獨立于政治和社會組織的，是為我國發生的現象作客觀、全面報道服務的”，不允許任何政黨、政治派別或集團壟斷。結果到這一年10月，已有700多家報刊，包括13個黨的報刊進行了登記，其中1/7屬個人所有，還出現了獨立的通訊社等等。


（三）堅持社會主義的新聞原則


戈爾巴喬夫認為新聞媒體進行大范圍公開報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監督社會和黨政工作，這是正常的、需要的，更是其自身職責。但對新聞媒體不是放任的態度，是有原則性的。那原則就是“捍衛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是我們報刊的傳統”，“公開性應該鞏固我們的社會”，“為了加深社會主義民主和提高人民的政治修養，需要更充分地利用輿論工具，以便討論社會和國家的問題，擴大社會監督，積極開展爭取加強責任心和勞動紀律、遵守社會主義法律和秩序、反對違反社會行為準則和蘇聯生活方式道德準則的斗爭”[6]。1987年7月14日他在同報刊和文藝界負責人談話時指出，公開性應當加強社會主義和我們人的精神，應當加強道德和社會的道德氣氛。公開性也是對缺點的批評，但這不是挖社會主義的墻腳，不是挖我們社會主義財富的墻腳。這些論述表明，新聞事業的改革是以國家、社會和人民的利益為中心的，應該配合政治經濟領域的改革工作，與黨中央的立場一致，在社會主義范圍內應發揮促進的作用，而不是破壞和傷害黨與國家的各項工作開展。


三、戈爾巴喬夫新聞思想的啟示與教訓


戈爾巴喬夫的新聞思想為蘇聯新聞事業的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改變了形成于斯大林時期的新聞模式的封閉、僵化、灌輸式的面貌，蘇聯新聞界出現嶄新的局面。這對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有借鑒的價值。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也給我們留下了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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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開性要與輿論引導相結合


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公開性”原則為新聞界改革注入了巨大的動力，在初期大眾新聞媒介被激發出強大的威力，并在經濟政治改革中展現積極的推動作用。在公開性的實踐過程中，中央級媒體首先引導著地方性媒體的改革和輿論方向。1987年3月中旬，蘇聯新聞工作者協會舉行第六次代表大會，明確了蘇聯新聞工作的任務：一、準確反映改革進程和結果，幫助黨和國家在改革和加速經濟發展中取得成功，并且改革新聞本身。二、擺脫舊的思維方法，報道要有系統性，多總結勞動和紀律好的企業的積極經驗，加強對黨、團、工會和黨員作用的報道。指明新聞工作者主要任務不是揭露和鞭撻缺陷，而是防止缺陷，把經濟報道放在首位，介紹經驗，宣傳正面的東西。但隨著蘇聯經濟體制改革受阻，人民生活水平每況愈下，戈爾巴喬夫提出了徹底改革政治體制的主張，進而實行毫無限制的公開性：批評無禁區。這樣一來，新聞界形成了大肆揭露、批評、否定歷史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潮流，負面報道過多，經濟學論文范文揭露被當作競爭的重要手段，只批評而沒有指明方向。另一方面，黨和政府又沒有積極地引導社會輿論，使改革派中的激進力量的言論大行于社會，漸漸形成破壞顛覆的輿論力量。新聞媒體并沒有按照預期和指示的方向、方式來配合改革，相反，起了不小的負面作用。


（二）多元化要堅持領導權


戈爾巴喬夫之前的新聞事業一直處于“人治”之下。他的改革將新聞事業的這種束縛除掉，給予媒體許多自由，這是積極的方面。但卻沒有及時制定相應的法規對其進行管理。雖然黨在初期階段沒有放棄對新聞媒體的領導權，根本的新聞體制沒有改變，而且也有政策上的指示和引導，但卻沒有得到全面深入的貫徹。戈爾巴喬夫在給予自由的同時放松了必要的限制，有放任的意味，被壓制多年的新聞媒體在自由面前過于興奮和沖動，成脫韁之馬，新聞界出現無政府的局面。這種變化必然沖擊舊有的體制，對其一點一點地腐蝕。于是出現了管理上的真空階段，新聞界混亂一片。1990年3月修憲后，蘇共理論上放棄領導地位，多黨局面明顯化。接著1990年6月新聞法出臺，辦報權利擴大到個人，反對黨政和制度的力量的媒體得到合法認可。這樣，蘇共不但失去了作為唯一執政黨的地位，還放棄了對輿論陣地鎮守。于是，本屬黨政的媒體紛紛脫離出去，蘇共在輿論引導上失去了優勢?，F實表明，蘇共處于絕對領導地位時，沒有很好地管理新聞事業。管理上的斷帶使新聞界從統一到分散，有序到無序，迷失了方向。進而輿論形成破壞性顛覆性的力量，而不是建設性整合性的力量。


（三）社會主義新聞事業應服務社會和諧


“媒介功能的調整和延伸反映了媒介與社會系統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7]社會作為一個大的系統，它的運轉有賴于其內部各結構的協調互動。新聞事業作為社會系統的一部分，擔負著重要而又獨特的功能角色：社會信息的傳遞；黨政和人民的喉舌；輿論監督，公眾信息平臺；以及教育和娛樂。只有這些職能平衡發揮，才能真正體現大眾傳媒的社會價值。


蘇聯的新聞傳媒在國家社會生活中占據重要的位置。從列寧的黨報理論可見一斑。無論是報刊，還是廣播電視都成了黨政的喉舌，這是一種媒體功能偏頗和異化的現象。蘇聯人民成了真正的“受眾”。以傳者為本位的思想將民眾置于教化的位置。媒介似乎是河道，黨政處于源頭、上游。新聞媒體單向地傳達，單向地監督，而不是信息和輿情的公共平臺與渠道。這里存在一個隱患：當黨政與人民利益一致，代表大眾的需要時，新聞媒體就是人民的喉舌，若黨政偏離了人民的利益，甚至違背時，那新聞媒介就僅僅是黨政的喉舌，而非人民的，也就失去了人民大眾的立場。蘇聯的歷史足以證明這一點。因此，若要新聞傳媒在社會系統中盡其所能，力施所長，就應延伸和開拓它的職能，避免失衡和異化，以協調社會各領域的互動與和諧。




參考文獻：
[1][2][3][4][5][6][蘇]米·謝·戈爾巴喬夫，蘇群譯.改革與新思維[M].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88，89，92，91，90，94.
[7]丁柏銓.中國當代理論新聞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