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書院文學教育中，詩賦教育是一項重要內容。目前已有一些學者如詹杭倫、許結、徐雁平、宋巧燕、張巍等人對清代書院詩賦教育進行過不同角度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如許結指出，清代有些書院賦作課藝重視基礎訓練與才學培養，游離于科考律賦之外，對途徑狹窄的科考律賦做了重要補救（43）。徐雁平指出，清代翰林院重視詩賦考試，清代一些書院強調詩賦教育與山長的翰林出身有所聯系（443-47）。宋巧燕指出，詁經精舍重視以學為詩賦，詩賦課藝中的考據氣息濃厚（226）。盡管目前學者在清代書院詩賦教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就，不過也存在著一些不足，如清代書院從事各體詩賦教育有哪些重要意義，清代書院在進行詩賦教育時如何凸顯經典閱讀以及提供怎樣的研習方法，如何處理科考詩賦教育與八股文教育之間的關系，清代漢學書院以學為詩賦有何歷史淵源，目前學者對這些問題或闕而未論，或論而未詳。鑒于已有研究尚待開拓或挖掘的地方不少，因此筆者撰文對清代書院詩賦教育作補充論述。
引言
在中國古代，詩歌主要有古體與近體兩種類型。唐代以前的詩歌在押韻、平仄以及句數、字數等方面較為自由，稱為古體詩（后人對古體詩的模仿之作，也稱為古體詩）；唐代以后的詩歌在押韻、平仄以及句數、字數等方面較為嚴格，稱為近體詩（又稱為格律詩）?？瓶贾械脑囂娛窃诮w詩的基礎上形成的。唐代科考就已出現試帖詩，清代時期，試帖詩用于童試、鄉試以及會試中。
試帖詩與近體詩有別，試帖詩重視切題與限韻，在寫作上受到更多限制。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論及試帖詩與近體詩的區別時便指出，近體詩寫作重在表現自我，試帖詩寫作重在緊扣詩題，近體詩不可無我，試帖詩不可無題（261）。由于試帖詩是在應付科考這一外力的驅動下而作，作者并無主動的創作動機，因此徐復觀將試帖詩等一些科舉文稱為外鑠的文學（99）。賦是古詩之流，從楚辭發展演變而來，“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劉勰134）。賦的類型多樣，主要有古賦、俳賦、律賦、文賦等之分，其中，律賦重視對偶與限韻，用于科考中。唐代科考也已出現律賦，清代時期，律賦用于童試中（鄉試與會試不考律賦）。
此外，試帖詩與律賦還用于博學鴻詞科試、翰林院館試等清代的各種考試中。
一、科考詩賦與其它種類的詩賦教育
就科舉文而言，大凡八股文寫作高手，并非拘囿于研習八股文之作，試帖詩、律賦寫作高手，并非拘囿于研習試帖詩、律賦之作。若放眼開來，大凡文學創作高手，并非拘囿于研習文學之作，作家只有素養全面，方能創作上乘作品。在科舉背景下，清代很多書院從事試帖詩、律賦這種科考詩賦教育。為了提升生徒的文學綜合素養，也為了給生徒研習科考詩賦提供有益的幫助，一些書院在從事科考詩賦教育時，還要求生徒學習其他種類的詩賦，汲取詩賦方面的多種養料，培養詩賦寫作的多種能力。有些施教者對應舉士子如何學習古體詩作了具體說明。如河北清漳書院學規指出，學詩應先從國風、漢魏層累而下，然后次及晉宋齊梁，入于唐代格律。像時文研習需要宗古文一樣，試帖詩研習也需要宗古詩，不過試帖詩研習宗古詩與時文研習宗古文有所不同。時文研習宗古文可從宋代歐陽修、蘇軾等人古文入手，試帖詩研習宗古詩要從南北朝詩歌入手。南北朝詩歌雖為古體，但已漸次入律，應重視研習（章學誠678）。詩賦在寫法上有別，詩重視抒發感情，賦除了重視抒發感情外，還重視藻飾鋪陳，學習詩賦不可不明了此點。有些施教者在從事各體詩賦教育時，對詩賦的這種差別進行了揭示。如江西凝秀書院學規指出，研習試帖詩時既要重視形式規范，也要重視抒發性情，多諷誦古詩名作，審其結構，觀其格律體裁以及遣詞運事之法，以我之性情逆古人之性情。賦與詩不同，賦重視文飾，不只是陶寫性情，生徒在研習詩歌之余，還要研習賦（朱一深38）?？鬃诱摷拔馁|時指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何晏邢昺卷六；23）?？鬃又鲝?，對待文質要取中庸之道，合理搭配方為理想。有些施教者以文質為喻告誡生徒，經義研習與詩賦研習不可偏廢。如廣東端溪書院學規指出，經義重本質而詩賦重文采，有質無文與文勝于質都不可取，經義與詩賦在歷代科考中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清代科考雖重經義但不廢詩賦，在各省歲科兩考外，別設經古學一場，兼試詩賦。生徒在研習試帖詩之余，還要研習賦以及各體詩（傅維森13）。試帖詩寫作要比古近體詩寫作更為嚴格，有些施教者由此主張，先研習古近體詩夯實基礎，再研習試帖詩就較為容易。如四川學政張之洞認為，先讀唐宋古近體詩，再學作之，然后學試帖詩，之所以這樣安排，是由于，“令其胸中稍有詩情，則不以試帖為苦”（7）。在清代科考中，試帖詩比律賦的用途更廣，相比較而言，試帖詩更能得到一些書院的重視。不過，重視試帖詩并非意味著這些書院拋開律賦以及其它種類的詩賦，從提升生徒綜合素養的角度考慮，這些書院在教育時兼顧律賦以及其他種類的詩賦。由于科考詩賦是由古詩賦演變而來，二者之間存在著源流關系，有著重要的內在聯系，因此研習古詩賦有助于應付科考詩賦。一些書院在從事科考詩賦教育時也從事古詩賦教育，便有著重要的理論依據與實踐價值。
為了使生徒在研習科考詩賦時不忽視研習古詩賦，清代一些書院紛紛將各體詩賦納入課試范疇。如福建鰲峰書院自道光三年（1823）起，每月十六日館課，在八股文、試帖詩外，兼課經解、史論以及各體詩賦（來錫蕃110）。湖南龍潭書院每月三課，初五、二十五日課四書文與試帖詩，望日課五經文、雜文以及各體詩（陳谷嘉鄧洪波1595）。
有些書院在課試八股文、試帖詩外，還專門課試各體詩賦，并對優秀者給予獎賞。如江蘇寶晉書院規定，在月課外，另課詩賦雜體，對優秀者給予獎賞（貴中孚趙佑宸49）。湖南獅山書院規定，每月逢八日由山長別設一課，以經解、策論、詩賦各體命題，對優秀者給予獎賞（蕭振聲7）。在施教者的積極引導下，書院生徒不會忽視各體詩賦的研習。清代一些書院從事各體詩賦教育有著重要意義，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的意義：一，可使生徒所作的詩賦去俗趨雅，與朝廷推行的清真雅正衡文準則相符合。如臺灣文石書院學規指出，“能為古近體詩者，其試帖雖不甚工，亦不致有塵俗氣”（陳谷嘉鄧洪波1562）。二，可使生徒在詩賦上有所造詣，而不僅僅把研習詩賦作為科考的敲門磚。如江蘇婁東書院學規指出，“學詩者自當以成家為貴，不弟為科場計也”（王祖畬7）。由于一些士子拘囿于科考詩賦研習而對其他種類的詩賦漠不關心，因此甘肅隴南書院的施教者批判道，“今人學詩賦者，但讀律賦數則、試帖百余首，不異于矮人觀場，不能獨樹一幟”（鄧洪波1724）。三，可以促進生徒文學綜合素養的形成，為國家培養通才服務。如江西東湖書院從事各體詩賦教育的目的在于，“務期淹博通貫，以成全才”（鄧洪波628）。有些漢學書院如詁經精舍、學海堂等不從事科考詩賦教育，而是從事科考詩賦以外其他種類的詩賦教育，這些書院在具體教育時就更為看重提升生徒的文學綜合素養，功利化的思想也就更顯淡薄。
二、經典閱讀與方法指導
經典是眾多著作的精華，具有永恒的價值，精讀經典很有必要。美國教育家羅伯特·梅納德·赫欽斯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期間就發起過閱讀名著的運動，該運動對當時以及后來的美國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為了有效地指導生徒研習科考詩賦，清代很多書院要求生徒研讀詩賦經典著作，仔細揣摩，從中獲益。如四川錦江書院學規指出，為了應付科考詩賦，生徒要研讀《文選》、《文苑英華》、《唐人試帖》、《歷朝應制詩選》、《鳳池集》等作（鄧洪波1447）。臺灣海東書院學規指出，研習試帖詩時，宜取前代試帖詩如《國秀集》、《中興間氣集》、《近光集》以及近代試帖詩如《玉堂集》、《和聲集》、《依水集》等，朝夕諷詠（鄧洪波1745）。臺灣文石書院學規指出，大抵試帖之上者，莫如有正齋，九家詩次之，七家詩又次之。生徒要汰其不合時式之作，選其尤佳者數十首仔細揣摩。研習律賦時，宜講《律賦》及《賦學指南》二書（陳谷嘉鄧洪波1562）。四川學政張之洞指出，學詩時要研讀《唐人試帖》、《庚辰集》以及七家詩，學賦時要研讀《文選》中賦、六朝賦、唐賦以及清代吳、鮑、顧、陳四家賦。此外，張惠言的《七十家賦鈔》古雅詳備，能讀更佳（張之洞7-10）。
上述施教者要求生徒研習科考詩賦名作時，既包括清代科考詩賦名作，又包括前代科考詩賦尤其是唐代科考詩賦名作。由于后代科考詩賦是從唐代科考詩賦演變而來，唐代科考詩賦要比后代科考詩賦典雅精湛，本著取法乎上的原則，很多施教者重視唐代科考詩賦。如湖南澧陽書院學規指出，“不讀程朱書者，理不精；不讀漢魏唐宋文者，氣不厚；不讀唐律、不臨古人碑版者，詩字皆俗態”（鄧洪波1205）。四川學政張之洞指出，“律賦之有唐賦，猶時文之有明文也”（張之洞10）。
一些書院要求研讀科考詩賦名作時，還要求研讀其他種類的詩賦名作。如上述錦江書院要求研讀《文選》中詩賦，張之洞要求研讀《文選》中賦、六朝賦、《七十家賦鈔》。諺云：“《文選》爛，秀才半?！薄段倪x》匯集了魏晉南北朝以前的詩文佳作，對后代科考以及詩文創作有著巨大影響，唐代杜甫不僅重視研讀《文選》，還要求兒子熟精《文選》。清代一些書院在從事詩歌教育時，也很重視《文選》。如廣東端溪書院屢次要求生徒研讀《文選》，山長馮魚山指出，詩自唐代以前要宗《文選》，唐代以后要宗李白、杜甫、韓愈、蘇軾（傅維森13），后來的山長劉樸石也指出，學詩之道貴在熟精《文選》，杜甫學詩悉本于此（傅維森18）。
從眾多施教者的言辭中，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一，熟讀經典著作是書院文學教育的不二法門，對書院文學教育起著重要的引領與示范作用，要想入為文堂奧，必須咀嚼以及消化經典著作，從中汲取豐富的養料。二，經典著作之所以地位顯赫、影響深遠，既源于這些著作本身具有難以遏制的不朽價值這一內在因素，又源于施教者反復強調從而形成慣習這一外在因素，是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交相作用所導致的結果。
賦為古詩之流，詩又源于《詩經》，因此《詩經》是詩賦的總源頭?！对娊洝吩谥袊姼枋飞系匚伙@赫，清代一些書院的施教者在從事詩賦教育時，重視梳理古代詩歌的演變過程，揭示出《詩經》的重要價值所在。如江蘇鐘山書院山長楊繩武梳理詩歌源流時指出，“詩原于《三百篇》，猶古文之原于《尚書》也。雅變而為風，風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賦，為漢魏樂府、古詩，實出于一原者也?！彼J為，唐代很多詩人在創作上深受《詩經》的影響，“少陵之新樂府，詩之變大雅也；白香山之諷諭詩，詩之變小雅也；張文昌（張籍，字文昌）、王仲初（王建，字仲初）之樂府，詩之變國風也”（陳谷嘉鄧洪波1493-94）。繼楊繩武之后的鐘山書院山長沈起元也指出，《詩經》盡萬世詩學之變，自漢魏以至元明，作者接踵，詩體屢遷，而以合于《詩經》之旨者為大家名家，生徒學詩時要以《詩經》為法祖，“責之聲響之間，辨之神味之外，豈特希風李杜，直當嗣音雅頌，亦在有志者耳”（鄧洪波196）。有些施教者認為，《詩經》對后來的詩歌筆法有著重要影響，學詩時需要尊崇《詩經》。如浙江東明書院的勸學詩述及詩歌源流時指出：“陶情冶性仗詩篇，旨合風騷差可傳。
掃卻六朝宗漢魏，擬諸《三百》又相懸”（鄭只愷36）。由于六朝詩歌沒有漢魏詩歌高古，漢魏詩歌又沒有《詩經》高古，因此研習六朝詩歌或漢魏詩歌都不如直接研習《詩經》，這正如宋代詩論家嚴羽所云，“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1）?！对娊洝分匾暤赖陆袒?，其內容有著止僻防邪、祛惡從善的功效。如《論語·為政》云：“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何晏邢昺卷二；5）?！抖Y記·經解》云：“溫柔敦厚，詩教也”（鄭玄孔穎達381）。有些施教者也主張，創作詩歌時要效仿《詩經》，不可越出道德教化的藩籬。如湖南岳麓書院的一首學箴為：“豈無虛車，偶游詩賦。騷耶辨耶，亦李亦杜。維《三百篇》，風人之祖。勿寫佚情，名教是輔”（丁善慶57）。其中，“勿寫佚情，名教是輔”一語表明，詩歌固然重視抒情審美，更應重視道德教化。廣西道鄉書院學規也指出，“詩則義本風雅，溫柔敦厚，是其教也。若能隨事講求，始終不懈，何患德之不純乎？”（陳谷嘉鄧洪波1644-45）。該學規主張將詩教推及到日常生活中，勉勵生徒以道德約束自身的行為，達到文行兼修的目的?？傊?，《詩經》在教化以及筆法上為后來的詩歌創作提供了重要借鑒，學習《詩經》不僅可以提升道德修養，而且可以使創作揚風扦雅、直逼古人，因此，學詩者要想在詩歌上有所造詣，就毋容忽視《詩經》鴻作。
中國詩歌源遠流長，名家輩出，名作紛呈，學不得法，猶如治絲益棼，徒勞無益。清代一些書院在從事各體詩賦教育時，重視采取適當的方法，一般是要求生徒分類研習，循序漸進。如湖南岳麓書院學規指出，學詩要先專后博，以杜甫為則而后波及諸家，先律詩后古風，先五言后七言，漸進于風雅之林（陳谷嘉鄧洪波1576）。江蘇婁東書院學規指出，學詩時，宜先讀中唐諸公詩作，次讀李白、杜甫詩作，之后讀韓愈、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等人詩作，要上溯漢魏六朝以浚其源，下及宋元明諸公以極其變，先作五律，后作五古、七古，然后作七律、七絕，此法可使功力易進而風骨遒上（王祖畬7）。臺灣白沙書院學規指出，五古要讀漢魏、六朝詩作，七古要讀杜甫、溫庭筠詩作，五、七律要讀初唐詩作，五、七排律莫盛于本朝詩作，生徒要分類研習（周璽144-45）。江蘇鐘山書院學規指出，學詩要首分雅俗，次分工拙，先古而后律者多健，先律而后古者易靡（鄧洪波196）。上述施教者在從事詩賦教育時，或由源及流，先古后今，或由流溯源，先今后古。由于詩歌主要有古體與近體之分、五言與七言之別，因此清代書院要求，將不同類別的詩歌分成不同的階段進行研習。
為了防止出現盲目化，一般要求在每一類型的詩歌中，選擇幾位代表詩人的詩作進行研習。這種分階段以及擇典型研習的方法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便于生徒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更大的收獲。
在中國詩歌史上，唐代詩歌登峰造極，深受后人推崇。如明代作家袁宏道認為，“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于秦、漢，詩則必欲準于盛唐”（188）?，F代作家魯迅認為，“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太圣',大可不必動手”（612）。在唐代詩歌中，李白與杜甫的詩歌又倍受后人青睞。如宋代詩論家嚴羽認為，“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1）?！罢撛娨岳?、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168）。從上述事例中可知，清代一些書院在從事詩歌教育時，重視唐代詩歌尤其是李白與杜甫詩歌的教育。而康有為在廣東萬木草堂從事詩歌教育時，緊緊扣住李白、杜甫兩位詩人，重點講授兩位以前的詩歌如何發展，兩位以后的詩歌如何變化，列舉綱要，娓娓道來（陳谷嘉鄧洪波2378）。除了詩歌研習需要得法外，賦作研習也需要得法。如臺灣白沙書院學規指出，“《三都》、《兩京》、《子虛》、《上林》，雄厚麗則之正規也。
律賦始于唐，亦莫精于唐，宋人賦則單薄矣。讀者于古賦、律賦，俱要尋求正路，不可扯雜”（周璽144）。由于漢代是賦作發展的繁榮時期，唐代是律賦發展的形成時期，因此白沙書院施教者要求生徒研習這兩個朝代的賦作名篇。其中，“讀者于古賦、律賦，俱要尋求正路，不可扯雜”一語顯示出，學賦只有路徑正確、方法得當，才能不誤入歧途。路徑正確、方法得當，再加之不懈努力，最終方能大有所獲。
三、科考詩賦教育與八股文教育
八股文是清代科考主要文體，為清代科考的重中之重，應舉士子要想得意于科場，就必須認真研習八股文。在清代科考內容的設置中，試帖詩與律賦是八股文之后的附帶內容，二者的地位遠遠不逮八股文。有鑒于此，應舉士子往往傾情于八股文研習而忽視詩賦研習，尤其是對古詩賦不聞不問。為了端正士習、凈化學風，清代一些書院的施教者對這種不良現象進行了批判。如湖南玉潭書院學規指出，自從八股文成為科考主要文體后，鄉里俗儒多半不講古詩賦，“有皓首不知葉韻者，甚且以詩古為制藝蟊賊，戒子弟毋學，恐荒舉業，以致少年英俊半汩沒于爛熟講章、庸腐時文之中”（周在熾9）。清代科考內容除了安排有八股文外，還安排有試帖詩、律賦、策、論、表、判等各種科考文體，各種科考文體都有著自身的價值與用途。清廷設置多種科考文體的用意在于，讓應舉士子在各個方面兼收并蓄，成為國家所需要的通才。為了讓生徒端正學習態度，有些施教者對清廷的這種科考用意進行了揭示。如廣東端溪書院學規指出，“二場之表以觀其駢體，論以觀其散體，判以觀其律令之學。三場之策以觀其時務。
進而為翰林，則有館課之詩賦以觀其韻語”（傅維森5）。
詩賦（尤其是詩）是清代科考的一部分內容，忽視詩賦會直接影響到科考結果，再者，中進士后若能進入翰林院，還會面臨著更多的詩賦考試。如果從長遠的角度考慮，士子也應重視詩賦研習。貴州崧高書院學規就對詩賦的這兩種價值做了具體闡發，觀點如下：一，在院試、鄉試以及會試中，衡文者如果覺得考生的八股文不怎么出色，就會仔細審閱考生的詩作。如果詩作清新俊逸、風雅典麗，衡文者便有憐惜之意，給考生判以較高的成績。八股文雖是清代科考主要文體，但八股文佳而詩劣的考生在科考中落選的事例不勝枚舉。二，士子登第進入翰林院后，散館、大考等各種考試不用八股文，而是重視詩賦。一字不調，一韻不葉，即遭罷斥（徐鋐蕭琯9）。崧高書院施教者從遠近兩個角度揭示出，詩賦研習不可偏廢。
其思想可謂高瞻遠矚，其言辭可謂實而不虛。為了便于生徒進入翰林院后很快地適應詩賦考試，廣東布政使王凱泰建議當地應元書院以翰林院散館詩賦的格式來要求生徒（王凱泰26）。在上述施教者中，端溪書院山長全祖望、應元書院創建者王凱泰都是翰林出身，他們要求書院重視詩賦教育，與他們的翰林出身應該有所聯系。
清代書院施教者不僅對詩賦的價值與用途進行了發掘，而且從學理上找出了詩賦與八股文之間的聯系，有助于生徒正確地對待詩賦。八股文題目來自四書五經，重在闡發經學大義，宋代經義也重在闡發經學大義，八股文在內容表達上受到經義的影響。律詩重視格律要求，八股文也重視格律要求，八股文在外在形式上受到律詩的影響。
湖南玉潭書院山長周在熾論及詩、賦以及八股文之間的關系時就指出，古賦為古詩之流，律詩為八股文之祖（8-9）。由于律詩為八股文之祖，因此清代書院施教者論及詩賦教育時，往往將律詩與八股文之間的聯系凸顯出來，以便生徒對照研習。
如貴州崧高書院學規對試帖詩與八股文在淺深、虛實、來路、結束等筆法上的聯系做了說明，“律詩之法，其淺深、虛實、來路、結束，與八股大略相同。用韻須五字渾成，章法須一氣貫注。一句有擎天之力，一字有倒海之功。以對偶起者，承須流走；以單句起者，承須凝重。起勢平緩者，承須健拔；起勢陡峻者，承須和平。中幅或分疏題面，用典須要恰當；或渾寫全神，煉字須要工穩。寫景須新，言情須真。說理毋腐，論事毋迂。詠物毋粘皮帶骨，詠古毋拖泥帶水。后路或推之愈深，或放之彌廣；或以比例見義，或以烘托傳神。結句須悠揚不盡，切忌直率；須冠冕堂皇，切忌衰颯。此應試律詩一篇之大略也”（徐鋐蕭琯9-10）。試帖詩有六韻詩、八韻詩等各種類別，八韻詩與八股文在結構上有些相似。如安徽復初書院學規在分析六韻詩、八韻詩的寫作技巧時，對八韻詩與八股文在結構上的聯系做了說明，“大抵六韻者仍是一首五律，特中著四句，以足題理，使局面開展。故上二句不可上同于承，下二句不可下同于轉。八韻勢較寬，然大致亦復相同，其體裁略似八股，有起聯，有頷聯，有頸聯，有腹聯，有結尾，其法則淺深、虛實、起伏、照應盡之矣”（周廣業15）。律賦也重視格律要求，有些施教者對律賦與八股文在筆法上的聯系進行了揭示。如云南彩云書院學規指出，“律賦之法，其反正開合，亦與八股同。起宜挺健，結宜不竭，破宜賅渾，接宜超俊”（鄧洪波1642）。上述施教者揭示詩賦與八股文之間的聯系，其用意無外乎如下兩點：一，詩賦與八股文在學理上有著相通之處，學習詩賦與學習八股文可以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共同提高。若將詩賦與八股文聯系起來學習，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二，學習詩賦與學習八股文二者實相資而非相妨，生徒學習八股文時不可忽視詩賦研習，尤其不能傾心于八股文研習而將詩賦拋之腦外。
四、漢學書院詩賦教育
清代書院數量繁多，類型多樣。據陳元暉等人分析，清代書院主要有四種類型：或以理學教育為主，或以漢學教育為主，或以科舉文教育為主，或以實學教育為主（陳元暉尹德新王炳照101-08）。其中，以漢學教育為主的書院（下文簡稱漢學書院）重視用考證的方法來從事研究。清代漢學書院往往寓考證于文學教育中，其文學教育具有濃厚的學術化色彩，這從詩賦教育中得到鮮明的體現。為了讓讀者正確地理解與詩賦有關的內容，詁經精舍、學海堂、經古精舍等漢學書院的一些詩賦課藝有時冠有考證性的題序。
嘉慶五年（1800），阮元任浙江巡撫。任巡撫期間，阮元在杭州創建詁經精舍。詁經精舍從事經史、詩賦以及文筆等教育，不課試科舉文。自嘉慶六年（1801）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詁經精舍從事過八次課藝刊刻活動。其中，有些詩賦課藝冠有考證性的題序。如在《詁經精舍文集》中，徐養原在所作《詠葵》一詩的題序中征引《詩經》、《左傳》、《爾雅》、《春秋繁露》、《東萊讀詩記》、《農書》、《本草綱目》等作以及鮑照、白居易的詩賦等資料，對葵的種類、性能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梳理與考證（阮元，“詁經”卷十四；10-11），有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效。道光四年（1824），阮元任兩廣總督期間在粵秀山創建學海堂，學海堂的教育內容與詁經精舍相類似。自道光五年（1825）至光緒十二年（1886），學海堂從事過四次課藝刊刻活動。其中，有些詩賦課藝也冠有考證性的題序。如在《學海堂集》中，阮元之子阮福在所作《嶺南荔枝詞》四首詩作的題序中指出，楊貴妃所食荔枝為嶺南所貢。他對蘇軾等人所謂“漢貢交州荔枝，唐貢涪州荔枝”以及昔人所謂“（運送荔枝需要）七晝夜到長安”等觀點進行了反駁，并征引《唐書·地理志》、《唐書·禮樂志》、杜甫詩作、白居易《荔枝圖序》等資料加以論證（阮元，“學?！?8-19）。針對運送荔枝如何克服嶺南至長安路途遙遠這一問題，阮福認為，需要先后采取兩種方法：先運送連根帶土的荔枝樹至商州秦嶺不通舟楫之處，然后摘取荔枝過嶺，飛騎至華清宮。采取這兩種方法運送荔枝，可使荔枝新鮮而不腐壞。光緒二十一年（1895），中日《馬關條約》簽定后，江蘇龍城書院分設成經古精舍與致用精舍。其中，經古精舍從事經史、文學教育，致用精舍從事輿地、算學教育。同詁經精舍、學海堂一樣，經古精舍的一些詩賦課藝也冠有考證性的題序。如在《經古精舍課藝·丙申詞章》中，呂景柟在《咬菜根賦》的題序中對北宋學者汪革的學術淵源、個人履歷以及安貧樂道的高尚情懷等諸多內容進行了考述，尤其對汪革“咬菜根”一語的意義與影響進行了詳細的論說（繆荃孫華若溪34）。清代考證學的特點是，立義時重視證據，無征不信。這種學術的優點不少，“能使吾輩心細，讀書得間；能使吾輩忠實，不欺飾；能使吾輩獨立，不雷同；能使吾輩虛受，不敢執一自是”（梁啟超，“清代”48）。從事考證研究，可使人在為學與為人兩個方面都有所獲益。詁經精舍、學海堂、經古精舍等一些漢學書院重視將考證用于詩賦教育中，此舉既有利于增強生徒的考證能力，又有利于促進生徒優良品質的養成。
“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劉勰134）?！颁伈蓳の摹边@一繁縟藻飾的創作要求以博學為基礎，尤其是要精擅于語言學。漢代時期，有些賦作家也是語言學家。阮元為浙江詁經精舍作記時，就對漢代賦作家精通語言學的現象做過評述，他認為，“詩人之志，登高能賦，漢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將》、《方言》貫通經詁。
然則舍經而文，其文無質；舍詁求經，其經不實。
為文者尚不可以昧經詁，況圣賢之道乎？”（“詁經”卷三；2）。其中，“相如”是指司馬相如，“子云”是指揚雄（揚雄，字子云）。二位不僅在賦作創作方面成就斐然，而且在語言研究方面造詣深厚，如司馬相如著有字書《凡將篇》，揚雄除了著有字書《訓纂篇》外，還著有方言學開山之作《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由于作賦基于博學，因此清代漢學書院重視作賦，對一些學識豐厚、考證精當的佳作給予表彰，這從《經古精舍課藝》的賦作評點中可窺一斑。如張潮的《劉子駿與揚子云書從取方言賦》所得評點為：“序考著書年歲，極有依據，賦首尾一氣，自成章法?！眳尉皷沟摹兑Р烁x》所得評點為：“削盡浮詞，獨標精蘊，學人之賦，異于詞人者如是”（繆荃孫華若溪12、35）。王其倬的《孟敏墮甑賦》所得評點為：“才學并茂，聲情激越”（繆荃孫華若溪2）。這些評語充分表達了施教者對生徒學識以及考證的肯定，毋容置疑，這種積極肯定的方法是鞭策生徒繼續努力的重要動力。清代漢學書院重視以學識為詩賦，這種現象在中國古代并非罕見。
歷代不少作家重視以學為詩，將學識納入詩歌創作的范疇，在他們的心目中，詩歌固然是感情抒發的載體，也是學識積累的產物。如杜甫認為，“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1）。嚴羽認為，“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26）。朱彝尊認為，“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10）。沈德潛認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187）。清代漢學書院重視以學識為詩賦，只不過是將歷代作家的這種思想進行了強化與推廣。
在中國古代，文學創作往往與學識培養緊密偎依，文學教育也往往與學識教育密切聯系，郭英德先生指出，“中國古代文學教育旨在傳授豐富的人文知識，具有內涵包容性和外延寬泛性的鮮明特點”（4）。清代漢學書院在從事詩賦教育時，奉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指導方針，重視學識培養對詩賦寫作的借鑒作用，有力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學教育具有內涵包容性和外延寬泛性的鮮明特點。
考證學是清代主流學術，清代考證學可與漢代經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相媲美。自從清代初期顧炎武等人重視以考證作為解籍津筏后，步武者甚眾。清代乾嘉時期，在惠棟、戴震、王鳴盛、錢大昕、趙翼、梅文鼎、段玉裁、崔述、王念孫、王引之、阮元等眾多學者的推動下，考證學臻于鼎盛，考證這種詮釋文本的重要方式普遍使用在經、史、子、集各個領域。梁啟超論及清代考證學時指出，“乾嘉間考證學，可以說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結晶體，合全國人的力量所構成”（“中國”24）。清代考證學的發展與繁榮，與眾多人的積極參與、大力支持息息相關。在清代考證學的發展征途中，教育充當著重要推手，清代書院教育對清代考證學的發展有著推波助瀾之功。詁經精舍、學海堂、經古精舍等眾多漢學書院重視考證教育，力求將考證使用在經史、詩賦以及文筆等教育中。由于重視考證，清代漢學書院培養出了一批批精擅考證的生徒，有力推動了清代考證學的發展。
結語
要而言之，處于科舉背景下，清代很多書院重視試帖詩與律賦教育。有些書院在從事科考詩賦教育時，還從事其他種類的詩賦教育?？瓶荚娰x由古詩賦演變而來，二者之間存在著源流關系，有著重要的內在聯系，因此研習古詩賦有助于應付科考詩賦。一些書院在從事科考詩賦教育時也從事古詩賦教育，便有著重要的理論依據與實踐價值。清代書院從事各體詩賦教育的意義在于：可使生徒所作的詩賦去俗趨雅，與朝廷推行的清真雅正衡文準則相符合；可使生徒在詩賦上有所造詣，而不僅僅把研習詩賦作為科考的敲門磚；可以促進生徒文學綜合素養的形成，為國家培養通才服務。為了有效地指導生徒研習科考詩賦，很多書院要求生徒研讀各體詩賦名作。清代書院在從事詩賦教育時，一般是要求生徒分類研習，循序漸進，選擇不同階段的代表作品進行研讀。八股文是清代科考主要文體，士子往往傾情于八股文而忽視詩賦研習。一些施教者對這種不良現象進行了批判，他們要求書院重視詩賦教育，并對詩賦的價值與用途進行了發掘。詩賦與八股文都講究格律要求，一些施教者還從學理上找出二者之間的聯系，揭示出學習詩賦與學習八股文可以相輔相成，二者實相資而非相妨，既有利于改變生徒重八股而輕詩賦的思想認識，也有利于促進詩賦的發展與傳播。為了讓讀者正確地理解與詩賦有關的內容，詁經精舍、學海堂、經古精舍等一些漢學書院的詩賦課藝有時冠有考證性的題序，其詩賦教育具有濃厚的學術化色彩。由于重視考證，這些書院培養出了一批批精擅考證的生徒，有力推動了清代考證學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