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兒童文學作家結合中國的現實塑造了一系列兒童形象，通過這些兒童形象，我們可以揭橥其與中國形象之間的微妙關聯。由于“民族政治”對文學的楔入，五四兒童文學無法獲得純粹書寫兒童世界的條件，兒童世界之外的兒童本體、社會語境、民族國家建構等問題也被納入了兒童作家的文學視野。以兒童的成長為中心，將其置于中國特殊的時代語境中，這種文化空間與兒童的成長之間的關系折射出作家對于現代民族國家的思考。五四兒童文學中環繞兒童本體的空間形態參與了其文化想象和價值建構的過程。具體而論，物理空間、文化空間構成了其空間結構的兩個重要組成要素，它們的聯接和互動構織出了五四中國的情境現場，也為五四兒童文學想象中國提供了參照場域。
一、物理空間: 確證兒童價值體系的中國境域
近代西方列強的入侵使得中國爆發了強大的民族危機，在對中國社會強大的劣敗感受中，國人在注目于外國文明的偉力的同時也將關注點返歸中國本土，開啟了關于現代民族國家的反思之路。要建構“現代中國”必須要直面中國現存的境遇，在意識到“中國到底怎么了”、“為什么要建構現代中國”等問題后，基于這些中國問題來設計“現代中國”的具體形態。循此邏輯，五四知識分子自覺地將兒童的存在體驗延伸于民族與國家深層結構的思考之中，予以整體觀照和辯證推演，擴充了其探詢社會人生問題的思維視域。
五四兒童文學先驅多將兒童置身于封閉逼仄的房屋、祠堂、客廳、街道、十字路口、宿舍、茶館、藥鋪、飯場、墳場等空間，其主導的空間基調和氛圍黑暗且陰冷: 汪敬熙的《一個勤學的學生》\\) 中有，“各房間里全是黑黢黢的沒有一點兒燈光?！保?］楊振聲的《漁家》中有，“那窗上的紙經雨一洗被風斗吹破，上面塞的一些破衣裳。所以那屋子里面十分慘淡黑暗的了?！逼丈摹锻曷选分杏?，“天氣越發陰得重了，剛才灰色的天空現在變成深黑色了?！保?］王統照的《春雨之夜》中有，“黃昏過了，陰沉沉的黑幕罩住了大地。雖有清朗月光，卻被一層層灰云遮住，更顯得這是一個幽沉、靜美、蕭條的春夜?！保?］王統照的《湖畔兒語》中有，“本來這個地方是很僻靜的，每當晚上，更沒人在這里停留。況且黑暗的空間越來越大，柳葉與葦葉還時時搖擦著作出微響。于是我覺得有點恐怖了?！保?］王思玷的《偏枯》中有，“金日腳從大殿的紅山墻映到了小院子里，像一片血霧。人們的愁慘的面龐，都像浴在血里?！保?］孫俍工的《隔絕的世界》中有，“在一陣很冷酷的雨點飛過去了以后，接連著的就是一股寒凄凄的風夾著黑墨的夜，緊緊地壓迫而來，差不多使那李在大街后面的那楹茅房很凄涼地打了幾個寒顫?！保?］這里所書寫的物理空間呈示出的主色調是壓抑和逼仄的黑暗，它是兒童生存的現實境地，黑暗的空間給人的生活投射了令人窒息的重壓。與此相關的是，很多五四兒童文學的故事情節的時間點主要設置在“深夜”或“冬季”。
為什么要將故事放置于這樣一個時間點上呢? 這主要因為這些時間點隱喻了一種悲涼黑暗的氛圍，與強大的空間一起，構成了“非人間”的時空體。黑暗進一步加速了空間的移位和消歇，進而模糊了空間的界限。既然沒有邊界，那么也就沒有中心。那無處不在的空間重壓顯然不是從某一個固定的方位延伸出來的，它更像是一張巨大而無形的網，看不見、摸不著，卻始終發揮著作用。
在這里，與其說空間是一種方位參照體系，毋寧說它是一種價值反映體系; 它不僅是人物活動的場所，而且還作為一種文化情境參與了人事的進程。
正如魯迅所言，“在這樣‘不留余地’空氣的圍繞里，人們的精神大抵要被擠小的”［8］。這種空間呈現形態給人的生活帶來了非常大的重壓力，兒童被置于一個由黑暗和虛無主宰的空間之中，沒有“過去”可依，也沒有“將來”可望，主體擁有的只是瞬息之“現在”。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在討論社會“結構化”時，嘗試將空間概念作為研究人類生活模式以至社會形成的結構因素。按其說法，“場所可以是屋子里的一個房間、一個街角、工廠的一個車間、集鎮和城市，乃至由各個民族國家所占據的有嚴格疆域分界的區域”［9］。人在具體的生存實踐中利用空間的不同方式或手段，直接決定了空間的文化特征。劉半農的兒童詩《相隔一層紙》并非直接描寫兒童，而是用朗朗上口的詩句書寫不同階層之間的障礙與距離: “屋子里攏著爐火，/老爺吩咐開窗買水果，/說: ‘天氣不冷火太熱，/別任它烤壞了我?！?屋子外躺著一個叫花子，/咬緊了牙齒對著北風喊‘要死’! /可憐屋里與屋外，/相隔只有一層薄紙! ”作為五四兒童詩的先驅，劉半農的這首兒歌中滲透了非常強烈的階級間的矛盾與差異，“屋內”與“屋外”的空間厚度只有一層薄紙，然而卻有著天壤之別。劉半農借助兒童詩來表達對“成人世界”的看法，想要傳達給兒童的也是這種成人世界的經驗。
葉圣陶的《小銅匠》對此問題也有深刻的揭示和書寫。陸根元是一個很難適應高等小學的學生，在他的意識中，自己與周圍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小說的開篇細膩地描摹了他的內心感受，“覺得與平日有點兩樣，周身不大舒服，但是形容不出”; 在周圍好奇的目光中，他“只想什么地方有個洞，自己隱藏在那里，不讓他們這么看”; 站在操場上，“他覺得自己的微小，飄飄然幾乎沒有重量，差不多不能穩定地站著”。他很難融入這樣一個學習的空間氛圍之中，失望和孤寂始終圍繞著他。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他變成這樣呢? 其原因是他的母親去世了，父親出去了，剩下他一個人。他的生活被“悲哀的網網住了”，“仿佛周身在哪里壓迫攏來”，使得他無力承受“先生們一樣的威嚴”以及同學們的冷眼，這種外在空間的重壓讓這個孩子失去了同齡人該有的快樂，成為一個被老師遺忘和忽視的“低能兒”。對于這種現狀，王統照在《湖畔兒語》的最后深刻地將此問題揭示出來: “家庭啊! 家庭的組織與時代的迫逼呀，社會生機的壓榨呀! ……這樣非人的生活!
現代社會組織下貧民的無可如何的死路! ……同時，我靜靜地想到每一個環境中造就的兒童……使我對著眼前的小順以及其他在小順的地位上的兒童為之戰栗! ”在這種境地中，兒童純潔善良的天性被社會強大的力量壓制著、摧殘著\\( 徐玉諾《認清我們的敵人》\\) ; 兒童美好的夢想只能化為泡影\\( 王統照《雪后》\\) ; 兒童燦爛的笑容也只是“最后的安息”\\( 冰心《最后的安息》\\) ……在一切意義和價值被抽空的語境中，黑暗和虛無切斷了生命之流，世界是一個缺乏連續性的時空體，整體運動著的歷史消逝了，人際關系陌生而反常。在靜態的時間中流逝的生命無處棲息，主體存在的意義被遮蔽了。一切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一切都令人懷疑，于是人們就只能在這種不確定的懷疑和焦慮中，感受著存在意義的不在場性，行為的意義悖謬由此生成。在這里，兒童文學作家不僅要呈現兒童的現實際遇，而且還要反思在現實境遇面前兒童的反應和精神狀態。五四時期的兒童書寫主要還在揭示“兒童問題”，出發點還是“為了兒童”。只有經過了“為了兒童”的現實考慮之后，才有更深層次的“為了把兒童納入想象的共同體中”［10］。
在五四兒童文學作家的意識中，空間充當了判定兒童價值的容器，他們既發現了那些被空間吞噬的“弱性兒童”，又試圖發掘那些對抗空間的“強力兒童”。當然，前者所占的比例遠遠高于后者，多數兒童在這種空間的重壓下表現出無助且無奈的精神狀態。如在床上溫著美夢，呆呆地不愿起來的小峰\\( 汪敬熙《一個勤學的學生》\\) ; “腦子里所充滿的只有悲苦恐怖，只昏昏沉沉地度過那凄苦日子”的翠兒\\( 冰心《最后的安息》\\) ; 在主人的逼問面前，俯著頭、垂著手，“表示出腦筋的作用停滯的樣子”的阿美\\( 趙景沄《阿美》\\) ; “仿佛一只小鳥中了彈子將要斃命”的小孩\\( 孫俍工《隔絕的世界》\\) ; “如同從遠處跑來的一個陌生人，默默地坐著，緩緩地行著，呆呆地側看著”的霍君素\\( 王統照《紀夢》\\) ，等等。正如露絲·本尼迪克所說，“個體生活歷史首先是適應由他的社區代代相傳下來的生活模式和標準。從他出生之時起，他生于其中的風俗就在塑造著他的經驗與行為。到他能說話時，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創造物，而當他長大成人并能參與這種文化的活動時，其文化的習慣就是他的習慣，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保?1］這種集體記憶形成強大的思維定勢，剝奪了主體修改和涂抹自己以往記憶的認知自覺。要超越既定的空間秩序意味著背叛，而這種背叛所滋生的心靈重負勢必會動搖主體的行動和思維意識的生成。在五四知識分子的思維意識中，這種空間文化中的“奴性人物”是沒有時間性的，只有空間性，他們只想適應環境\\( 空間秩序\\) ，最終只能被環境\\( 空間秩序\\) 所改造。在面對現實空間秩序的擠壓時，很多兒童不能調節和整合自己的空間意識。他們只能無奈地去適應而不是去反抗，在沒有懷疑和否定的永恒常態中艱難地獲取自我的生存保障，確立自己的社會定位和人生選擇。
可以說，傳統的力量化為空間的秩序，將其影響延長到現在時段中來。在這種封閉和沉滯的物理空間中，外來文化訊息是無法折射和滲透進來的，兒童即使獲得了某些現代文明的信號，也難以真正形成自覺的意識，最終被習慣的規則和日常的秩序吞噬得無聲無息。當然，也有這樣一些兒童，他們能調節和整合自己的空間意識，他們的精神始終流動，在虛無的空間境地中綻出可貴的生命意志。在葉圣陶的《阿鳳》中，阿鳳對于婆婆的打罵始終保持堅忍的精神意志，在作家看來，“伊這個態度，有忍受的、堅強的、英勇的表情”。在趙景深的《紅腫的手》中，面對“我”的刁難，小全用“我不”、“我不去玩”、“我不跪”這樣的否定語言予以反抗，這在我看來有一種“英雄”的樣子。當然，兒童主體地位的確立是建構未來中國的第一步，如果兒童不能在現存的空間境域中彰顯作為未來國家的“人”的品格，那么其之于未來中國的價值也只能是缺席的。因此可以這樣理解，上述這種空間境域為兒童的主體價值的確立提供了檢驗的平臺，只有那些離棄了沉淪狀態，擁有自我獨立的精神品格，領悟未來籌劃的兒童，才能擺脫成為他人的影子和化身，成為未來國家的精神支柱。
二、文化空間: 透析中國社會分層的話語對峙
通過對物理空間背后文化意義的探究，為我們研究中國社會空間的文學分層提供了條件。物理空間與文化空間一起，構成了五四兒童文學想象中國的重要畛域。伊夫·瓦岱說過: “傳統社會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特征，它的影響足以說明傳統思想體制特點\\( 我們也可以用神話思想一詞來概括它\\) : 這就是既存在于空間也存在于時間中的絕對基準點?！保?2］這意味著傳統的思想和精神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它會形成一種權力，滲透于主體存在的時空體中，以此來影響、規訓個人的行為，對個人的行為進行道德判斷和價值評定。在傳統文化的思想體系中，有形的空間位置的秩序是與無形的文化身份、價值秩序聯系在一起的，是具有意識形態話語權力和規范人言行的重要載體。
在五四兒童文學作品中，“兒童”與“成人”的對立構成了中國社會結構中最為基本的關系網絡，他們擁有著不同的話語體系，其對峙與沖突表呈了中國社會分層的文化特質。五四知識分子意識到了兒童與成人的對立，并將其視為兒童文學內在文化構成的重要維度，予以審視。冰心以小孩子的口吻十分貼切地寫出了兩種群體的區別: “大人的思想，竟是極高深奧妙的，不是我們所能以測度的。不知道為什么，他們的是非，往往和我們的顛倒。往往我們所以為刺心刻骨的，他們卻雍容談笑的不理; 我們所以為是渺小無關的，他們卻以為是驚天動地的事功?！保?3］頗為相似的是，周作人通過對兒童游戲習性的考察，發掘了成人與兒童的重大分歧: “現在，在開化的家庭學校里，游戲總算是被容忍了; 但我想這樣的時候將要到來，那刻大人將莊嚴地為兒童筑“沙堆”，如筑圣堂一樣。這些東西在高雅的大人先生們看來，當然是“土飯塵羹”，萬不及圣經賢傳之高遠，四六八股之美妙，但在兒童我相信他們能夠從這里得到一點趣味?！保?4］五四兒童文學中處處可見兒童與成人的對立，成人或者是家庭的主宰者，或者是學校的教育者，他們要么扮演不經意的“闖入者”，要么扮演兒童社會化過程中的“啟蒙者”。兒童與成人并非完全和睦相處，他們之間的沖突從未停止過。在《一課》中，葉圣陶指出，兒童最為核心的一種精神品質就是“動的生命”，主人公連上課也念念不忘隨身帶著的蠶，想著和其他小朋友一起泛舟的樂趣。在他的眼中，嚴肅的教育課堂只是正襟危坐的成人一廂情愿的安排，這一點也不適應于他。
他的思緒隨著蝴蝶飛到了窗外，深密的相思開始了，在窗外自然之聲與室內沉滯之聲的對照中，“他不再往下想，只凝神聽窗外自然的音樂，那種醉心的快感，決不是平時聽到風琴發出滯重單調的聲音的時候所能感知到的”。在其另一篇小說《義兒》中，義兒不滿陳腐的教育，他與成人\\( 老師\\) 的對立是很直接的，他大膽地回擊成人對于他的無理斥責，公然挑戰教育體制。對此，顧頡剛指出，《義兒》是可以和《一課》合看的，“明明是很有生趣，很能自己尋出愉快的小孩，但社會上一定要把他們的生趣和愉快奪去了。甚至于最愛他的母親，也受了社會上的暗示，看著他的生趣和愉快，反而惹起了她的惱怒和悲感”。這種對立正如葉圣陶的《小銅匠》中根元的級任老師所認定的他與學生的關系: “我們與他們，差不多站在兩個國度里，中間隔著一座又高又厚的墻，彼此絕不相通?！蹦敲?，兩者能否有融通的可能呢?
小說中有人接著提出“你先生何不把這座墻打破了?”此話一出，“大家默然”。由于對立的雙方都有一套自足的話語系統，都打上了主體意識的話語“密碼”，所以當兩套相異的話語碰撞時，對話交流常常以“中斷”收場?！半p向隔膜”的話語排斥力就產生了。擁有話語優勢的一方總是以壓制的方式規約著事態的進程，彰顯出符合話語權力者的價值取向。相反，兒童和兒童之間似乎有著能超越身份、地位的和諧關系。葉圣陶的《阿鳳》中有這樣一個場面: 當楊家娘當著我的三歲的兒子打罵十二歲的阿鳳時，“他終于忍不住，上下唇大開，哭了”。這里有“恐懼欲逃的神情”，更有兒童之間心靈的自然相通，“我從他的哭聲里領略到了人類的同情心的滋味”。冰心《最后的安息》刻畫了兩個完全不同出身的小女孩，他們的友情和心心相惜勾勒了一幅美好的圖畫，與上述兒童和成人之間的關系有著極大的差別: “她們兩個的影兒，倒映在溪水里，雖然外面是貧，富，智，愚，差得天懸地隔，卻從們的天真里發出來的同情，和感恩的心，將她們的精神，連合在一處，造成了一個和愛神妙的世界?！碑斎?，這種美好的人際關系只能發生在兒童之間，一旦有成人的介入，一旦這種關系牽扯上更為復雜的社會網絡，就變得不那么簡單和純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一些“特權兒童”身上的某種優越身份\\( 富庶家庭出身\\) ，使得他們的思維、行為、心理與一般的兒童有了區別，他們世俗味很重，頤指氣使，他們與成人一道虐待處于社會底層的兒童，自動地將自己與其他兒童區分開來。如毫無同情心地向另一個小女孩嘴里塞進劈柴刀把的青蓮\\( 徐玉諾《認清我們的敵人》\\) ; 又如隨意折磨、打罵貧困兒童小全的“我”\\( 趙景深《紅腫的手》\\) ，再如隨意支配阿美生活，把她當成玩耍工具的少爺\\( 趙景沄《阿美》\\) ……他們的行為完全缺失了兒童與兒童之間的心靈溝通，構成了成人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畢竟后者的關系更為直接和現實，也更為真實地體現當時社會結構的關聯。社會空間“允許某些行為發生，暗示另一行為，但同時禁止其他行為”?？臻g對個體的行為的規約和約束是始終存在的。兒童和成人的沖突往往會生成多樣性的權力關系，但是，這種空間位置的僭越是有界線的，僭越和界線相互依存，界線如果無法僭越，那界線的意義就不存在了; 同理，僭越如果毫無阻力，那它也毫無意義可言。在這種界限和僭越的雙向互動中，彰顯了彼此所表征的文化特質及社會現實境域。
“兒童”的獨特意義在于其與“成人”的對立性，而且彼此互為他者?！八摺鄙矸莸拇_立為“自者”身份的建構提供了條件?！叭祟惱斫庾晕业姆绞骄褪且炎约核鶎俚娜祟惾后w劃出來，與先于自己的群體以及自己進化后脫離的群體相區別。確切地說，成人被理解為非自然、非獸性、非瘋狂、非神性———最重要的是，非孩子性?！保?6］可以這樣理解，認知的最好途徑并非站在自我的視角上來理解自我，相反，從對立者的角度來反觀自我也許是一種相對深刻和理性的認知方式。兒童與成人的對立展示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分層，兩者的張力對峙深化了兒童文學的內在涵量。一個顯見的道理，五四眾多知識分子對于兒童自然屬性的推崇，其實質是對于成人世界缺失了這種美好性靈的批判。豐子愷的話可能代表了當時很多人的心聲: “在那時，我初嘗世味，看見了當時社會里的虛偽驕矜之狀，覺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兒童天真爛漫，人格完整，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變成了兒童崇拜者，在隨筆中，漫畫中，處處贊揚兒童?，F在回憶當時意識，這正是從反面詛咒成人社會的惡劣?！保?7］兒童與成人各站立于文化空間的一端，彼此相互參照。綜上，這種雙向力量的較量、抵牾，意向在空間中的糾合和參照，使得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視域有效地融匯在一起，從而生成出“包圍—突圍”的敘述空間。當然，在時間向度上，這兩條情節線以不同的速度、節奏和頻率糾合在一起: “包圍”折射了外在社會歷史演進的諸多訊息，打上了作家較強的社會歷史批評色彩; “突圍”所顯示的則是主體內在時間意識的價值取向，作家深刻復雜的意識流動從中得以窺見。在這種流動的空間里，意義可從多語義、多層面予以觀照、生成、展現，將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有機地聯接于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在五四情境中，盡管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有著較大的差異性和非對等性，但是它們最終還是融通于“想象中國”的宏大敘事之中。
三、空間的互動與文學話語的張力
五四新文學“拿兒童說事”直指“老中國”的思想文化體系，在破舊立新的邏輯中，開啟兒童文學想象中國的偉大工程。如前所述，兒童與中國之間存在著可以相互建構與想象的空間，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探究五四兒童文學作品中所營構的兒童形象，揭橥符號表意系統呈示中國形象的可能性形態及精神表征，以此探究五四中國的現實境域與未來中國的文化走向。
就五四兒童文學而言，兒童并非創作主體，他們只是成人知識分子觀照和審視的對象，正因為兒童作家的缺席，使得兒童沒法站在自我的角度上言說自我，兒童的書寫和言說只能依靠成人來完成。質言之，兒童形象的營構并非兒童“自塑”而是由成人“他塑”來完成的。這樣一來，圍繞著兒童主體的兒童觀念、兒童翻譯、兒童教育、兒童形象、兒童思維、兒童審美等范疇的建構是基于成人的自我考慮，即通過他者來確立自我。然而，即使成人設身處地地站在兒童的角度來言說兒童，也難以消除兒童與成人微妙復雜的差別。這使得這一時期的兒童作家陷入了難以平復的兩難境地: “一方面他們界定兒童、開創兒童世界就必須拉開兒童與成人的距離，強化兒童的非成人性; 另一方面他們要闡發成人的啟蒙理想又不能放任兒童超然的非成人性，必須再一次拉近兒童與成人之間的距離?！保?8］拉開兒童與成人的距離容易辦到，中國自古就比較漠視兒童的自主性，將其稱為“縮小的成人”，五四知識分子在肯定兒童的主體性的同時將兒童與未開化的原始人進行比照，肯定他們的自然天性。這種言論從生物進化學的知識上升到人類學的視野來考量兒童的心理、愛好、特質等問題本無可厚非，這也很好地為他們宣揚“兒童本位”思想提供了理論支持，但正是這種將兒童與原人的類比，順理成章地將兒童從成人主宰的社會網絡中疏離出來了。然而，這種疏離并不意味著切斷了兒童與成人的內在關系。在啟蒙為主潮的五四時期，兒童與成人一樣，都不能脫離其所在的社會現實，兩者都承載著設計未來民族國家的使命，這要求成人作家將自我的理想與兒童的理想有機融合在一起，兒童的成人性必須彰顯，而這又與前面所述的兒童的非成人化發生了抵牾?？梢哉f，兒童的社會化過程依賴成人的話語參與，成人教化和啟蒙兒童，也在此過程中確定了兩者的空間身份。兩者的生命形態也因空間話語的此消彼長而呈現出殊異的軌跡。
時間與空間是始終扭結在一起的，談論兒童的時間意識實質上是兒童在特定社會空間及文化空間的時間感。這其中，兒童的生命感將時間和空間聯接起來: 兒童在空間中，但兒童不僅僅是空間的構成物，他有生命，時間才被呈現。兒童將其生命意識注入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才會具有兒童的時間性。五四兒童文學想象中國的時間隱喻是通過空間場域中兒童的生命體驗、感知來呈現的。質言之，存在如下兩種截然不同的時空圖示:
一是兒童生命被動地鉗制于既定空間，自身成為空間的一部分。這是一種不流動、靜態的時間形式，空間并未因兒童的生命存在而改變其所輻射的話語形態。在這個空間形態中，兒童生命是被動的，時間是被給予的，兒童的成長被吸附于僵硬的空間結構中而窒息。如那些麻木、無語的兒童庸眾，那些無助且無反抗的病態兒童，毫無痛感地接受了外在空間賦予的命運。由于他們的生命被他們的“奴性”、“愚昧”等消耗了，因此，生命是無時間性的，他們也不可能創造了自己的時間，他們的生命的時間靜止了、停滯了，最終完全變成空間性的。
二是兒童生命反抗空間的吞噬，自我生命贏得時間。在個人和社會并立的空間中，兒童用成長去充盈和創造空間，通過其行為的沖擊去獲致時間的意義。與前者不同的是，它是一種流動的、可能性的時間形式。如那些不被命定的新兒童，他們在空間的壓迫和同化的情境下，意識到了本真存在的意義和絕境處境中的自我主體，或者“外突”，或者“反抗”，將其成長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動力。這時的生命就是時間性的，并孕育了創構全新的時間意識和生命形態的可能。
應該說，五四兒童文學先驅對于兒童成長的考察源于其對于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的全面洞悉。兒童的成長所隱喻的時間意識不僅是兒童社會化的表述而已，也是觀照兒童之外的民族國家精神氣質的話語資源。這使得兒童成長書寫超越了私人化的展示，而有了公共社會性的架構和文化內涵。
［參考文獻］
［1］汪敬熙． 一個勤學的學生［M］/ /中國兒童文學大系·小說\\( 一\\) ． 太原: 希望出版社，2009: 3．
［2］楊振聲． 漁家［M］/ /中國兒童文學大系·小說\\( 一\\) ． 太原: 希望出版社，2009: 6．
［3］普生． 完卵［M］/ /中國兒童文學大系·小說\\( 一\\) ． 太原: 希望出版社，2009: 24．
［4］王統照． 春雨之夜［M］/ /中國兒童文學大系·小說\\( 一\\) ． 太原: 希望出版社，2009: 27．
［5］王統照． 湖畔兒語［M］/ /中國兒童文學大系·小說\\( 一\\) ． 太原: 希望出版社，2009: 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