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新疆不少作家加入了兒童文學的創作隊伍，涌現出像冉紅、汪海濤這樣產生過全國影響的兒童文學作家。新疆地域廣袤、民族眾多，各民族采取“大雜居、小聚居”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背景的影響下，新疆漢族作家的兒童文學創作呈現出一個與國內其他地區不同的特別現象，就是在作品中書寫少數民族兒童，體現獨特的地域民族特色。塑造少數民族兒童形象是一種跨民族跨文化的形象塑造，有一定的藝術難度，但作家們愿意進行這樣的嘗試，目的是以此寄寓自己的審美理想和藝術想象。分析漢族作家筆下的少數民族兒童形象的表現類型及藝術得失，有益于發現跨民族的創作文化心理，同時不失為一個深入觀照新疆當代多民族文學的新視角。
一、 “ 理想型” 的道德偶像代言人
一位新疆作家毫不諱言地說：“身在新疆你必須寫少數民族，這是你作為一個新疆作家不同于內地作家的標簽；我們寫少數民族從來都是正面書寫，這關系到你的政治立場，絕不能馬虎?！边@一番“大實話”委實道破了新疆作家的創作心理和創作環境，尤其是在文革結束后政治環境仍不寬松的上世紀80年代。配合著這一時期“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的“教育本位”的“兒童文學觀”,新疆漢族作家努力嘗試樹立起少數民族兒童的道德模范典型，包括唐棟的 《到后山去》、肖嗣文的 《帶淚的清晨》、汪海濤的 《騎白馬的哈蘭》、馬焰的 《你不相信依沙木爺爺嗎？》、姚梅的 《“皮大王”捐款記》 以及90年代于文勝的敘事詩 《海孜勒罕》 等。無論是《到后山去》中狠心殺了心愛的小黑羊為解放軍燉羊肉的維吾爾族牧羊少女米爾古麗，還是《帶淚的清晨》 中故意放槍驚走小鹿的哈薩克族少年阿依達爾，抑或是《騎白馬的哈蘭》 中佯裝受傷、幫同學賽馬奪冠重拾信心的哈薩克小男孩哈蘭，還有 《你不相信依沙木爺爺嗎？》 中敢于質疑權威、用科學拆穿迷信把戲的維吾爾族小男孩烏蘇爾，為少年兒童基金會捐錢的四個維吾爾族淘氣包，以及在額爾齊斯河岸擺渡智斗殺人犯的哈薩克英雄少年海孜勒罕……他們都是善良天使的化身，有著純凈的心靈與無畏的膽色，他們基本都來自鄉村，有著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與大自然天然親近的本色，才會與馬、羊、鹿為伴，將其視為自己的伙伴和心愛之物。作者將理想化的不含一點雜質的人性理想寄托在這些幼小的童心之上，通過他們去完成成人世界業已忘卻的善舉，也透過他們去釋放道德感召的力量。
作者在塑造這些理想化的道德偶像時，不愿讓兒童直接充作圖解政治的宣傳工具，因而十分注意刻畫少年兒童的細膩心理從而避免功利性地直奔主題。例如少女米爾古麗在殺心愛小羊之前矛盾的心理斗爭，她淚水汪汪地拍著小黑羊：“啊，我心上的寶貝，不是我對你無情，因為只有你才能替我償還這份心愿。原諒我吧，小寶貝……”之后她丟下匕首撲倒在小黑羊身上大哭。似乎只有舍棄珍惜之物才能表達最深切的感情---這明顯是成人的邏輯思維，但是作者卻刻畫得非常動人，當米爾古麗抱著熱騰騰的清燉羊羔肉瓦罐往公路跑時，發現軍車竟已離開，她“只覺得心里空蕩蕩地像失去了什么東西，兩腿一軟，撲通跌坐在山路上……”這時的米爾古麗是錯過了報恩？是白宰了小羊？是失望？是傷心？那復雜的心情我們可以感同身受。宰羊，是穆斯林的最高禮節，為尊貴的客人宰羊，沒有什么舍不得，這是維吾爾、哈薩克等少數民族的傳統，明白了這種文化背景，就可以理解小姑娘宰羊并不是成人邏輯的強加，而是民族傳統使然；相反，小姑娘依依不舍與小黑羊說話告別才真正體現了兒童思維。最后作者安排又駛來幾輛軍車、小姑娘破涕為笑“小黑羊還熱得燙手呢”的結局，進行了米爾古麗的心靈補償，也讓少年兒童讀者體驗了一次圓滿的心靈旅行和人格洗禮。同樣，哈薩克少年阿依達爾保護小鹿不受傷害，既有兒童與動物的天然親近和善良愿望，更浸潤著游牧民族哈薩克人對自然之子的深厚感情，他們把四蹄類動物看作神靈、看作天賜的禮物和最親密的伙伴，這種宗教感情與漢族兒童愛護小動物的感情有著本質區別。
但不可否認的是，當一個維吾爾族小學生從一群迷信的鄉親們中間站出來說“權威并不等于真理，只有科學才是真理” （《你不相信依沙木爺爺嗎？》），當四個淘氣的維吾爾族小男孩說出“我們眼巴巴地盼著你們能為我們少年兒童多買些球、多修幾個體育場，使我們放學后不再過那種寂寞的日子，不再玩那種無聊的把戲……” （《“皮大王”捐款記》），當一個哈薩克小女孩認為爸爸不關心南方災情質問他“算什么國家干部和黨員”（于文勝 《阿娜爾古麗》），我們清楚地看到他們背后站立的成人，這時的兒童成為社會角色的符號和代碼，為作家“發聲”,為傳遞作家的主觀意圖而存在，戴著成人強加在頭上的光環，卻掩蓋了自身的主體意識和個性特征，因此這一類的少數民族兒童形象是理想的也是單薄的。
二、 “ 象征型” 的民族交往小使者
“民族團結”是新疆永恒的文化主題，這取決于各民族雜居多年的社會現實，也取決于各民族和諧共處是社會穩定的前提這一政治需要。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有世居少數民族13個，維吾爾、哈薩克、回、柯爾克孜、蒙古、塔吉克、錫伯等少數民族約占新疆總人口的62% .新疆和平解放后，漢族與當地世居民族、外來遷徙民族共同建設美好家園，在工作與生活中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各民族少年兒童也相伴共同成長，因而“民漢交往”、“民族團結”成為新疆兒童文學作家選擇書寫的一個重要題材。像冉紅的 《會唱歌的土豆》、 《馬背上的小太陽》，虞翔鳴的 《森林之謎》，茹青的 《甜甜的沙棗》、 《沙海秘寶》，貝新禎的 《奶疙瘩的故事》，王維的《熱瓦甫和帶鍵的竹笛》，劉河山的 《放風箏的童年》，于文勝的 《我和別克的故事》 等都是這類題材的代表性作品。 《會唱歌的土豆》 寫了漢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維吾爾族四個小伙伴共同探尋土豆唱歌的地質秘密，《馬背上的小太陽》 寫俄羅斯族小姑娘被哈薩克父母撫養長大，《甜甜的沙棗》 寫回族娃娃幫助漢族小朋友， 《熱瓦甫和帶鍵的竹笛》 寫維吾爾族和漢族小男孩的友誼， 《我和別克的故事》 寫“我”和哈薩克同學別克之間的惡作劇與和解， 《森林之謎》 和 《沙海秘寶》也寫了各族兒童共同探險的故事。作家的思路大同小異，都是通過描寫各民族兒童之間的密切交往，歌頌民族團結，但是塑造的兒童形象大不相同。個別作家塑造出了習俗不同、性格各異的少數民族兒童典型 （比如《會唱歌的土豆》 為新疆作家開啟了很好的路子），而在大多數作家筆下，各民族兒童只是頂著一串少數民族姓名的“朦朧的群像”,他們即使交換名字也不影響全局。究其原因是作家與少數民族文化、習俗的隔膜，對少數民族兒童生活的一知半解，更多通過印象和拼接來完成對遙遠的少數民族少年兒童的文化想象。
茹青的 《甜甜的沙棗》 和于文勝的 《我和別克的故事》 算是民漢兒童交往題材作品中的佼佼者，塑造出了令人過目不忘的形象： 《甜甜的沙棗》 中什么都要問媽媽被強強看不起的、制止強強欺負小弟弟的、叫來媽媽給強強縫補褲子的溫和大度的回族娃娃尕兵， 《我和別克的故事》 里人高馬大的、身上一股酸奶子味跳進河里也洗不掉的、被“我”惡作劇用圖釘扎了屁股強忍委屈、后來還騎馬幫我渡河的哈薩克小學生別克。在這兩部作品中，盡管作者一再突出主人公的絕對地位，渲染主人公的優秀品質，然而掩飾不了的是---少數民族兒童依舊是一個“他者” （薩特語），他們高高地、遠遠地站立在作者和讀者的彼岸，具備那些成人們希望兒童具備的優秀道德品質，而與之相對的，作者寫得活靈活現的恰恰是用來陪襯少數民族兒童高大形象的漢族兒童，他們是 《甜甜的沙棗》 中那個愛逞強、自尊心強、內心糾結的強強，是 《我和別克的故事》 中欺負別克又思念別克的“我”.“他者”的塑造暴露出漢族作家潛意識中的自我中心主義、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心理距離以及對表現對象的不自信，充分詮釋了“主題先行論”的藝術貧弱。一個從作家的心中夢中伴著血與愛流淌出來的藝術形象絕不可能被置于彼端，更不可能雙腳懸空，這或許正是跨民族跨文化藝術形象塑造的真正難題。
與以上“兒童交往”題材略有區別的是 《奶疙瘩的故事》。這篇小說采取爺爺的成人視角，回憶了“我”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關禁閉，送飯的哈薩克小巴郎急中生智向屋里扔石子，高喊著“向反革命開火”、“看看我的子彈有多厲害”,得到看守人員的贊賞，“我”為童心蒙蔽而悲哀，撿起子彈細看才發現竟是奶疙瘩！那孩子每天都來“開火”,而“我”就靠著這奶疙瘩維持了生命。
這篇小說描寫的是成人與兒童的交往，讀之真實感人，作者筆下的小巴郎形象雖只有寥寥數筆，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蘊，他既是民漢團結的親善使者，又憑借善良與機智的童心完成了那個瘋狂年代的良心救贖，讓特殊年代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與知識分子的憤懣怨懟通過童心化解為輕盈溫暖的回憶，轉化為民漢之間歷久彌新的深情厚誼。這樣一個少數民族兒童形象并非是典型化的，而是象征型的。
三、 “ 兒童性” 超越“ 民族性” 的真孩子
與新疆少數民族作家描摹本民族兒童形象時得心應手、卻幾乎從不刻畫漢族或其他民族兒童相似的是，新疆漢族作家也極少以少數民族兒童為表現對象，出于自身的使命感和對家園的熱愛，勉力嘗試了一些中短篇小說創作，但人物形象多偏于符號化、扁平化，缺乏有性格、有成長的生動立體的兒童典型。
80年代中期冉紅的中篇小說 《會唱歌的土豆》 讓人們看到了希望，原來漢族作家是可以將少數民族兒童寫好的。十一歲的哈薩克男孩阿登和八歲的柯爾克孜男孩小不點，這兩個形象一點也不比另外兩個漢族主人公艾疆和蛋蛋遜色。阿登是個頂天立地的小男子漢，好強好勝脾氣急，他起先不讓小伙伴參觀他們少年宮科技小組的實驗，看到大家失望地散開又趕緊改口：
“不是科技組的也讓看”,充分反映了小孩子既愛炫耀又怕孤獨的特性；他發現自己錯誤地嘲笑了艾疆之后，“他用肩碰碰艾疆，憨厚地笑笑”,還偷看艾疆的臉色，這分明是男孩子之間請求和解的特殊方式；阿登和艾疆本來跟蹤著阿孜卡爾爺爺去找蛋蛋，但是被路上美麗的景色迷住，一個猛子扎進水里游泳去了，這是兒童典型的“見異思遷”.小不點是兩個哥哥的“小跟班”,最擅長撒嬌，大家求爺爺帶他們去找蛋蛋時，他嬌憨地一口一個“好爺爺！”“爺爺是老雷鋒，我們是小雷鋒！”艾疆看爺爺堅決不答應，準備采取迂回策略以退為進，阿登不理解大罵艾疆“裝好人！”小不點也緊跟著附和：“艾疆是叛徒！艾疆是兩面派！
”這是20世紀80年代小孩子之間最厲害的攻擊語言，很有時代感和生活原型。小不點好奇馬耳朵為什么能轉動，就用樹枝捅馬耳朵，不料馬受驚把他重重摔到地上，本來他昏昏沉沉的，可看到身邊一只跳躍的長尾雀，又來了精神，“他除了餓了想吃，困了想睡，就是想玩兒，玩起來可以忘記一切……”這不正是童稚時代的各民族小朋友的共性嗎？大家一起摘核桃時，小不點還瞅著機會向阿登解釋：“阿登，馬耳朵我只捅了一下，不會聾的?！睂⑺辉赋姓J錯誤又內心不安、討好小哥哥的心理惟妙惟肖地展現出來。
小不點因為貪吃誤了事哥哥們怪罪他時，他委屈地大喊：“你們不也吃了嗎？”為了找蛋蛋，小不點腳下磨出了血泡，嘴里哼唧著，但還堅持著……讀完這些，一個個鮮明生動、有血有肉的兒童形象站立在我們眼前，觸手可及。毫無疑問，他們是成功的、典型的兒童形象，但他們是否是成功的少數民族兒童形象？不難看出，作家在極力靠近少數民族的生活，力圖還原他們的生活環境，文中涉及到的天山、礦石、胡楊林、天鵝湖、氈房、馬奶子酒、燉羊肉、馕、葡萄干、冬不拉……無不體現新疆的少數民族風情，作家將人物、故事、環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十分自然和諧。
但是，如果同少數民族作家的母語創作相比，如維吾爾族作家帕爾哈提·卡孜木的長篇兒童小說《一瓶沙子》，哈薩克族作家杰恩斯·熱斯汗的三部曲成長小說 《托姆帕克成長記》，那其中充滿著濃厚的地域風情與民族氣息，以及更具備“民族性”的少數民族兒童形象，是漢族作家很難模仿和企及的。這里需要探討一個問題，就是“民族性”與“兒童性”,哪個是“第一性”、哪個是“第二性”的問題。我們要塑造一個真實生動的兒童形象，如果不具備“兒童性”,那他只能是一個“縮小的成人” （魯迅語）；如果只具備“民族性”,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一個戴著小花帽騎著小馬駒名叫買買提的“紙人”,而不是活潑潑站在我們面前的真的兒童。
所以，“兒童性”是跨越國家跨越民族的，任何一個民族的兒童的“童心”、“童趣”、“童真”都是相通的---“兒童性”是先于“民族性”的“第一性”.因而，冉紅的作品并不是勝在“民族性”,而是勝在“兒童性”上，比如孩子們看到奇怪的解釋不了的事物都愛喊“鬼”,土豆發出嘎嘎聲，就說土豆里有鬼，這是典型的兒童思維，和人類的原始思維相近；作品還勝在她的“童真”,如孩子們蹲在土臺上嘻嘻哈哈抓光點玩，還配有兒歌“月亮光光，你別躲藏，到我手里，給你奶糖?！边@是一幅多么生動愜意的美好畫面啊。少數民族兒童的“兒童性”也在其他一些作家的作品中閃耀著星點光輝。
如冉紅 《馬背上的小太陽》 中的俄羅斯族小姑娘達拉波孜因為純真誠實不懂得掩飾，一再暴露行蹤給父母帶來麻煩。肖嗣文《小鷹》 中哈薩克小男孩謝莫孜玩髀什 （羊拐骨）耍賴，被好友揭穿后不服氣，大叫他的外號“阿克薩克 （瘸子）”嘲笑他，之后非常后悔。胡爾樸《花的故事·稚樸》 講哈薩克小巴郎為了書本費賣雞蛋，開始一毛一個，死活不講價，但當他數夠付書本費的雞蛋時，興奮地拿了錢撒腿就跑，連剩下的雞蛋和籃子都不要了，這買賣可虧大了，這是用兒童的思維和行為來體現童真。茹青的兒童劇 《會飛的巴郎》 更是一部難得的佳作，維吾爾小學生巴哈提起初不愿做與三好學生無關的事，也不明白為什么要管別人的閑事，他認為自己是要做大事的人，后來慢慢懂得了助人為樂。作品將“三好學生”這個抽象概念充分地形象化，并展現了孩子的心靈成長，讓小巴郎的形象真的“飛”了起來。
結 語
綜觀新時期以來新疆漢族兒童文學作家塑造的少數民族兒童形象，他們代表了兒童文學漢族作家關懷各民族兒童的自覺使命感和美好愿望，具備一定的時代特征、教育意義和審美價值。而反觀“理想化”、“象征型”、“兒童性大于民族性”的以上三類少數民族兒童形象，恰恰能一一對應地揭示出新疆漢族兒童文學作家創作少數民族題材的三大問題：政治宣傳意味濃、不夠真實、不夠民族。這些形象大多是類型化、符號化、意識形態化的，即便具備了一定的“兒童性”,也不過是蜻蜓點水，更別提塑造“無意思之有意思” （周作人語） 的真“頑童”形象了 （冉紅的作品本有此趨勢，但并未超越，亦無人繼承）。令人遺憾的是，進入新世紀，因為跨越民族文化的種種困難，書寫少數民族兒童形象的兒童文學作家已日漸罕至，看來新疆兒童文學作家想要塑造出能立足于中國乃至世界兒童文學經典形象庫中的“這一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文獻：
[1] 冉 紅。 馬背上的小太陽[M].武漢： 湖北少年兒童出版社，1988.
[2] 都幸福。 新疆兒童文學獲獎作品選[M].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3] 劉乃亭。 趙光鳴。 新疆兒童文學作品集[M]. 烏魯木齊： 新疆教育出版社，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