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 20、30 年代上海北新書局出版了由林蘭編輯的 39 冊《中國民間故事集》，被譽為“是民間 故 事 由 口 頭 語 言 轉 化 為 書 面 語 言 的 經典”、[1]以及中國民間故事收集與研究“第一次高潮期的標志性事件”.[2]
林蘭不僅熟知民間文學由口頭編輯成文字的原則方法，而且面向兒童、推崇幻想，從這 39 種民間故事集中選擇八本編成“民間童話集”.這八本書分別是： 《換心后》、《漁夫的情人》、《金田雞》、《瓜王》、《鬼哥哥》、《菜花郎》、《怪兄弟》和《獨腿孩子》，總共收錄童話 154篇。這些民間童話集一年之中多有再版，有的兩三年中達到三版。有學者回憶，當時在中國大中城市就讀的少年兒童，大都讀過這套童話。[3]
由于編者精深的學術造詣和對民族個性的自覺追求，林蘭童話無論是民間氛圍的營造還是現代性話語的熔鑄，相較于其后出版的童話集都更富成效，表現出中國民族童話經典的質素。林蘭與格林一樣，不僅具有為尋求民族個性而收集出版童話的覺悟，而且具有從兒童出發、經由兒童傳承童話的意識，其故事質量和數量也并不遜色于格林童話。遺憾的是，這套叢書如今幾乎淡出了中國人的視野，甚至遍尋全國各大圖書館也難以睹見。而目前，市場上中國民間童話出版物不僅寥寥，總體而言，仍缺乏如林蘭童話那般文學韻味和文化韻味兼美的輯本。結果不可避免地，中國民間童話正在失去民眾失去兒童。因此，對林蘭童話的編寫及其特色進行分析論證，或許能為如何通過民間童話的編輯出版充實兒童文學和文化領域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民族情懷與民族氣息的充盈
林蘭童話的征集出版是五四學者和出版人在啟蒙話語背景下為追求民族的文化個性而努力的成果。
首先是周作人和趙景深等五四學人的童話理論為民間童話確立了“民族的文學”這一關鍵詞。20 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普遍有著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從民間口傳歌謠和故事中發現了民眾的精神世界，并相信里面包含著足以令民族文化新生的力量。與格林兄弟從民間童話入手重構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樣，民國時期童話理論界和出版界也為童話的收集整理賦予了復興民族文化、確立文化個性的使命。[4]
此外，外國人出版的中國民間童話也刺激了國內學界與出版界。林蘭童話叢書主編趙景深就曾因費爾德在他的《中國童話集》再版序中說自己收錄的故事是“連中國本國的書里也找不出來的”而不禁臉紅；[5]鐘敬文評論日本人編《支那童話集》時也遺憾地說“神話、童話、傳說等，在中國學術界上，素來未有相當的認識與位置，所以它之不被人重視注意，那是當然的。但外國人卻早在代我們留心了”.[6]但外國人編寫的中國童話由于文化上的原因總是存在一些錯誤和不妥，最突出的是中國元素泛于表面，實際則為“西洋童話的喬裝”.如亞當氏《中國童話集》[7]之《中國美人與韃靼野獸》一篇，骨子里不過是美女與野獸型的西方故事，浸透著西方人的價值和觀念。因此，中國學界和出版界更迫切地認識到需要有自己的故事，以使文化個性和文化身份的認同有所寄托。在此背景下，北新書局以林蘭之名，在《語絲》雜志封二登出了一則“征求民間故事”啟事，號召大家采錄民間流傳的故事，“用明白淺顯的語言，如實寫出，勿點染增益以失其真”.[8]“如實寫出”原則反映了編者對本民族童話個性的認同與追求。編者在寄來的大量稿件中，選取地道的民間幻想故事，面向中國兒童，做成民間童話叢書，不僅解了民國學人因匱乏地道的中國民間童話而產生的文化饑渴，也為后人留下了優秀的傳世之作。
林蘭所編的童話叢書多是學者文人記錄、編寫之作。他們在錄寫民間故事時尤其注意故事的文化價值，如許地山談及民間故事時所說“它雖是為娛樂而說，可是那率直的內容很有歷史的價值存在； 我們從它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風尚，思想和習慣”.[9]童話作為一種文化事象，反映著一時一地獨具特色的文化生活。林蘭童話的文化個性十分強烈，其所蘊含的中國鄉村特有的農耕文化色彩迥然有別于以狩獵文化為主導的西方童話。
西方童話如《格林童話》和《俄羅斯童話》多發生在狩獵的林中，林蘭童話則多在灶邊田埂等家中或離家不遠處； 西方童話的主人公多是獵手、遠游的王子和愛出難題的公主，林蘭童話的主人公則多是農民、會做飯的田螺姑娘、會織布的仙女和會造房子的龍女； 《格林童話》的動物助手或對手往往是林中的狼、鹿和鷹； 林蘭童話的則是祖先留下的牛、狗或被馴養的貓； 《格林童話》講破壞禁忌最終能得到寶貝和助手，表現出狩獵文明的一往無前和無所顧忌； 林蘭童話卻反復提到破壞禁忌和失去寶物，帶有勤勉的農人對不勞而獲的擔憂。
尤其突出的還有土生土長的道教形象： 林蘭童話里的道教人物有慈眉善目的山中仙人、邋遢不羈的游方八仙、深藏不露的世外高人、頑強而富有斗爭精神的女道、家常氣息撲面而來的門神和灶神，還有掃帚精、耙子精等形形色色的精怪。具有道教色彩的寶物是仙丹，魔法是畫符念咒，講述中透著超凡脫俗的幻想和鬼靈精怪的美?？傊?，從幻想空間、幻想形象到幻想所由來的文化心態都可見出，林蘭童話反映了中國人的生活與心態，散發著獨具魅力的文化氣息。
二、對故鄉童話的深情與重復采錄故事的見識
從林蘭“民間童話集”所附書信文字和案語注釋能感到，當時的文人學者在收集出版民間故事時有種實在而感人的情懷。
周作人在林蘭編《蛇郎精》故事附錄中寫道：“我很想編一本小冊子，集錄故鄉的童話，只是因為少小離家而又老大不回，所有這些東西幾乎忘記完了，非去求助后生家不可。這項事業很值得專門 學 者 畢 生 的 攻 究，現 在 卻 還 沒 有 人 出來?！盵10]64話里透著對“故鄉的童話”的深情，也奠定了林蘭征集故事的導向---由本鄉人錄寫本鄉之故事。林蘭童話流傳地域跨江蘇、浙江、河南、廣東、福建諸省，都由當地著名學者文人記錄，包括鐘敬文所錄海豐汕美港童話、孫佳訊所錄江蘇灌云童話、古萬川所錄望都縣童話等。記錄者對故鄉生活耳濡目染，對鄉里的故事與風俗便能夠娓娓道來、別有風味?！督鹛镫u》之《安置殺蛇》后記錄者附錄說，“據說，安置殺蛇時，正是過年的時節。所以如今我們浦江人過年時，不準叫去眠,都須叫’去安置,就自此故事而來”;[11]74同集《朱賴子的故事》記錄者顧保琛注釋說，“吾鄉（ 如皋） 稱無賴的人叫’賴子,’朱賴子就是朱家的賴子”[11]107……
這些附言案語同集中故事相映成趣，營造了一種聽讀書人話家常的講故事氛圍。由于林蘭童話采用了吾鄉之人錄吾鄉之故事的編寫策略，加之各鄉文人參與，使得故事類型得到了極大豐富。然而從這一鄉到那一鄉也總有些故事彼此雷同。一般而言，雷同意味著缺乏創造，往往容易被摒棄。而林蘭童話的編者充分了解重復對于民間故事的重要性，并且將這一特點毫不掩飾地通過采錄大同小異的故事體現出來。蘇雪林在與周作人《關于菜瓜蛇的通信》中寫道： “前讀語絲杜鵑鳥和苦哇鳥兩段記事之后，又見先生說起什么《蛇郎》內有以人化鳥之說，不禁使我憶起小時在鄉間聽見母親所說的幾種鳥和菜瓜蛇的故事來，便請母親敘述一遍，照伊的語氣，記錄下來?！毙诺慕Y尾又道： “當我聽我那久病的母親在雨窗燈影之下，怯怯弱弱的，用和婉的音調，敘述這些故事時，我恍惚又回到童年時代，心靈里充滿了說不出的甜蜜和神秘的感想。故事的優美不優美，且不問他，但聽講時那一種愉悅，卻是十余年所未曾感受的，因為她們能引起我過去的粉霞色的夢幻來！ ”[10]50-51蘇雪林因為讀了周作人在《語絲》雜志上發表的鳥故事而記起兒時聽母親講的鳥和菜瓜蛇故事，于是請母親再敘述一遍，并依照她的語氣記錄下來。周作人以為這種錄寫童話的方法甚為適當，可以作為編寫的參照。林蘭將其童話和信件一并收入集中，又將同類故事《蛇郎精》列于其后，并附記錄者張荷致周作人信件說“讀了雪林君的菜瓜蛇故事，不禁憶起兒時在故鄉---杭州---聽得的’蛇郎精來。這個故事和雪林君所述有很多雷同之處，然而正因為如此，才寫出來寄給你……臨了，我還希望大家把各人知道的故事寫一點出來，不唯可供傳說學者之研究，就是生命史上最初的一頁童詩，也可很甘甜的回憶一下”.[10]61-62不避重復采錄故事的意見導向十分明確。
經由文人記錄的這些童話既帶著母親或鄉民對孩子講故事的語調，又透露出成人對于童年夢幻的愛悅，使得在文字之中增添了許多兒時的趣味和人生的況味。
三、現代精神的陶鑄
林蘭這些地道的中國童話、兒時聽故事的甘甜記憶，經過五四文人的錄寫，不僅飽含著中國人的生活與夢想，尤為可貴的是，它還提供了面向現代的向度。不僅僅因為民間自有他不羈的個性和雜多的話語，也因為記錄這些故事的人受到當時追求“人的解放”的文化氛圍的影響。
林蘭童話集中最突出的一篇是《換心后》，充分展現了“人的獨立、自由與完備”這一現代核心價值觀念對故事編寫的啟迪?！稉Q心后》在一個傳統的故事中，加入了對人的價值的追問。在講述運用魔法使人復活的傳統故事中，《換心后》增添了一個找不到腿的細節，兒子們用過路差人的腿來代替媽媽找不到的腿，差人則被裝上了狗腿。
敘述者補充道“現在人喊差人叫做狗腿差，就是這個的來歷”,通過狗腿這個怪誕形象輕輕諷刺了人性的被扭曲。鬼谷子使母復活的傳說與此極為相似，然而敘述重心在于主人公的神奇法力，《換心后》則更多地聚焦于姑娘（ 母親） 身上---強盜反復詢問姑娘愿不愿跟他們走，她每次都拒絕了，直到最后一次強盜怒極帶走她的心臟，兒子們給她安上狗心，她失去了說話和拒絕的能力，終于被強盜拐走。魯迅在其小說、雜文中反復申論了“心奪于人”的慘痛，而林蘭所選的這一則短小童話，對傳統幻想情節略加變更，便將同一主題生動地傳達出來?？梢哉f，林蘭童話為我們呈現了如何由民間故事的編寫藝術地表達對人的獨立和自由的思考。
在傳統故事中貫注具有現代性的價值觀念，民間童話才可能擁有強旺的生命。這一點經過格林兄弟對德意志民族童話的編寫得到了證明。研究者們發現格林兄弟所收集的童話大多并非德國獨有（ 其中不少具有法國血統） ,但是這一點仍然無法抹殺格林兄弟對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塑造和人們對格林童話作為德意志民族精神載體的認可。
既然格林童話來自一個不那么純粹的德國傳統，那么它的民族文化價值何在？ 主要在于格林兄弟對所收集的童話進行了具有現代意識的改寫，通過賦予人物以個性、賦予人物行動以各自的品質和目的，格林兄弟以自由、獨立的現代精神詮釋了德國的民族性。林蘭童話的編寫也透露了這種意識，在她那些大量的敘述獲得寶物和通過考驗獲得婚姻的童話中，表達了對“成為人”這一事件的敘述結構和基本關懷，同樣也包含著面對現代性問題的豐富經驗。林蘭童話中還有不少講述“寶物的失去”和“妻子的離去”的故事，這類故事以不圓滿的人生狀態為結局，雖然沒有提出解決人生問題的方案，但是卻毫不回避地指向了自我身份的迷失、性別社會關系的轉變等現代性問題，述說了“個體的不完備”這一狀況及其緣由。因此說，林蘭童話作為中國民族文化資源的價值，不僅僅在于故事來自民眾，濡染了本土的文化，更在于她通過采錄與編寫童話，使中國的民間童話向現代精神開放。
結 語
林蘭童話，誠如萬建中所言，“寫定的理念和水平都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即便是如今的許多民間故事記錄文本與之相較，也是望塵莫及的”.[1]
不僅如此，目前市面上的中國民間童話輯本，也同樣望塵莫及。她之所以達到相當高的程度，是因為編者（ 趙景深、李小峰等人） 在民間童話的收集出版中貫注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和以本地文人錄寫本地故事的鄉土情懷，并吸收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人的自由、獨立精神的倡導，以現代之精神熔鑄于童話之采編。不可否認，林蘭童話中的一些篇目仍保留著宿命論、父權及與現實妥協的意識形態，需要批判對待； 語言文字帶有民國文人的風格，為使現代兒童接受也需要適當改寫。
但總體而言，林蘭童話以類型豐富的幻想故事、歷經淘洗而精彩圓融的故事情節，呈現了中國人的生活與夢想，觸及了由此而面向現代的經驗，以及經驗中的問題，對于當下的中國民間童話編輯、出版乃至童書出版都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
參考文獻：
[1]萬建中。 20 世紀中國民間故事研究史[M]. 北京：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6.
[2]加藤千代。 兩種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簡說[J]. 劉曄原，譯。民間文學論壇，1991（ 5） : 41-47.
[3]車錫倫。 林蘭與趙景深[J]. 新文學史料，2002（ 1） : 36-37.
[4]趙景深。 童話論集[M]. 上海： 開明書店，1927: 55.
[5]趙景深。 費爾德的“中國童話集”[N]. 鑒賞周刊，1925-09-14（ 4） .
[6]鐘敬文。 支那童話集[C]/ /鐘敬文。 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 下） . 上海： 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 457.
[7]趙景深。 亞當氏的“中國童話集”[C]/ /文學周報（ 第八卷） .上海： 遠東圖書公司，1929: 143-147.
[8]鄭土有。 研究者、編輯家、出版商共同構建的學術空間---試論民國時期上海的民間文學研究與書籍出版[J]. 民俗研究，2006（ 3） : 94-113.
[9]劉錫誠。 中國民間文藝學史上的俗文學派---鄭振鐸、趙景深及其他俗文學派學者論[J]. 廣西師范學院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2） : 47-53.
[10]林蘭。 漁夫的情人[M]. 上海： 北新書局，1930.
[11]林蘭。 金田雞[M]. 上海： 北新書局，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