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同時作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起點，長期以來卻被主流文學史論著所忽視?！拔逅摹毙挛幕c新文學運動的健將魯迅、周作人、茅盾、鄭振鐸、葉圣陶等，都曾積極呼吁或參與發生期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建設工作，并有力地推進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事業，但在后世卻很少被書寫入主流的現代文學史著作中?！拔逅摹?作為文學的童年，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相伴相生、互為影響，現代文學的出版體制、集團話語、文學活動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發生，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發生發展也始終受制于中國現代文學。
一、觀念的革命： “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
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兒童一直是被壓抑的生命個體，對兒童身體與情感的忽視有著諸多的社會歷史原因： 兒童的夭折與成長過程中的高死亡率，封建社會穩固的綱常倫理體系，主流儒家文化對老者的推崇、長者的崇拜，都是使得兒童作為一種緘默無聲狀態而存在的重要因素?！耙坏﹥和竭^可能造成他過早夭折的高死亡率時期，他就融入成人之中了?！盵1]
封建社會成人對于兒童身體與精神的專斷統治，難以誕生真正意義上的童年概念，童年的意義與價值被遮蔽、壓抑。兒童在古代社會找不到主體性位置，在兒童讀物方面，用文言文寫作的各類童蒙類讀物，如《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和四書五經一起，通過以傳統倫理道德為主的灌輸式的教育、私塾嚴苛專斷的教授方式和以科舉及第為目的的教學設計，摧毀了兒童自我的個性生長，也不可能照顧到兒童的實際心理需求和閱讀接受，使得兒童正常的身體、精神、情感發育受阻。成人對于兒童成長、兒童閱讀及兒童教育的粗暴干涉，縮短了他們童年的周期。在古代，兒童與成人的閱讀并無清晰的界限?！岸难晕呐c兒童生活和心靈世界是隔絕的?！盵2]
文言對于兒童閱讀的阻礙與兒童對于文學的天然需求之間的悖論，一直到“五四”才得以第一次化解。
現代意義上進步的兒童觀念成型在“五四”時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們從批判封建倫理中畸形的父子、長幼關系，發現了長久以來處于弱勢與受動地位的兒童?！拔逅摹眴⒚蛇\動的領導者經歷了試圖從解放自我，繼而影響他人、解放他人，從希冀出現健全的個體，到對健全的民族國家秩序的渴望這樣一段思想歷程，而健全的民族國家的重任，自然落在了下一代的肩上。
（ 一） 晚清民初： “少年”、“青年”、“童年”---邊界的模糊與指涉的交互
五四前的晚清，對于“少年”、“青年”、“童年”等詞的界定相對模糊，這些詞在具體的指涉上存在著關聯與交互。梁啟超在 1900 年的《清議報》上發表的文章《少年中國說》里，“少年”的概念其實已經越出童年范疇之外，廣泛地包含了具有成人責任與使命意識，敢于擔當的少年與青年。文章深刻地批判并試圖解構封建社會以老為尊的病態觀念，意在重整國人精神，梁啟超認為： “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盵3]
梁啟超把“國家”的命運緊緊地與作為個體的“少年”結合在一起，寄希望于少年的行動，這里出現的“少年”是一個以走向成人為目標的被寄予改造社會與國家命運的青壯年群體。他大聲呼吁“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 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 少年自由，則國自由； 少年進步，則國進步”[4],文章勇于把少年置于老者之上，進一步為五四時期徹底否定舊道德、舊倫理，發展進步的兒童觀念做了先行嘗試。
五四前期的報刊輿論，對于童年、少年、青年等的使用也并沒有較為清晰的邊界。中國最早的“兒童期刊”為外國傳教士編輯的《小孩月報》，最初出版于廣州，1875 年轉至上海出版，這是一份主要宣傳基督教教義的月刊雜志，同時也刊發游歷、寓言、詩歌、科學、天文、音樂知識等作品，這份刊物刊登的內容、欄目設置、文章形式與“小孩”的群體并不十分對等； 而 1903 年出版的《童子世界》更是與“童子世界”相去甚遠，這份報刊常被學者認為是中國人最早辦的兒童報紙，但仔細翻閱此報，會發現兒童并不是該報的讀者群體，該報常?？菤v史、地理、政治、博物等相關文字作品，“《童子世界》是一旨在宣傳革命的報紙……也很側重刊發文藝作品，而這些作品也飽孕著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內容?！盵5]
同樣，商務印書館 1911 年創刊的《少年雜志》與其后在 1914 年創刊的《學生雜志》，重在對青年學生進行理想、道德教育，同時傳播一些科學文化知識。從刊發的一些文章來看，如《學生雜志》的《十年來的中國與學生》《學生與學潮》的內容，以及雜志的欄目“社評”、“青年文藝”、“學界消息”、“學生世界語”等的設置，并沒有把少年、學生視為兒童來看待，這里的少年、學生被視作青年或是青年準備的前期。
在晚清民初甚至之后的更長時間內，少年與青年的具體指向并不十分確切，雙方對特定年齡層群體的指稱存在著交集，但盡管如此，卻存在著對“人”的發現這一歷史命題的最初探尋。真正的“兒童”在晚清民初的中國依然沉睡著，但少年、青年詞匯的頻繁出現已經挑戰了以古為尊、以老為本，復古、守古的腐朽觀念。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在 1915 年 9 月 1 卷 1 期的發刊詞《敬告青年》中，陳獨秀把青年比作“初春”、“朝陽”,是“人生最可寶貴之時期也?！盵6]
初春、朝陽，所指代的“青年”范疇其實廣泛地涵蓋了年少一代，《敬告青年》用西方進化論思想，大膽地挑戰了封建倫理與道統秩序，吹響了力主革新、重新評判一切價值的新文化運動的號角，進一步指出了青年作為社會與歷史變革動因的重要性，表現出新文化運動領導者對自身變革的使命意識。同時號召他人摒棄舊道統，顯示出其從改造自己到改造社會，喚醒他人共同參與、促進歷史變革的深切責任感。在發刊詞中，陳獨秀對于復古、守古思想的批判不留一絲情面，他認為，“陳腐朽敗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人身遵新陳代謝之道則健康，陳腐朽敗之細胞充塞人身則人身死； 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隆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盵7]
更從自身的覺醒，到呼喚他人的覺醒，試圖用覺醒的力量，去沖破固有價值體系，《敬告青年》體現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試圖“用理性追求一種信仰以指導人生和現實活動”[8]的現代性內涵。
（ 二） 五四： 自我的覺醒到兒童的發現
覺醒的自我成為了發現人的第一步，而思想啟蒙者并不滿足于自我的清醒狀態，從自我覺醒到喚醒他人，從“愛己”（ 魯迅語） 到“愛人”,深重的社會使命意識是新文化運動領導者試圖推動、變革社會進程的心理動機。啟蒙思想者從批判封建禮教對人的摧殘與戕害中，看見了沉默著、被虐待著的兒童，魯迅從父為子綱的封建倫理桎梏下解放兒童、發現兒童； 周作人運用西方先進的人類學說和社會學說，認識到兒童對于文學乃至游戲、玩具的獨特需求。周氏兄弟在堅定地否定傳統之時，發現了兒童被隱藏的身體與情感。兒童，到“五四”才第一次在中國得到了重生。
“五四”,以西方先進的生物學、社會學、人類學為理論資源，批判“天地君親師”、“父為子綱”等舊道德、舊觀念，聚焦于婦女與兒童問題，在否定與批判中尋找新的價值，催化出全新的兒童觀念。兒童的發現是魯迅“立人”為核心的啟蒙思想的進一步生發，魯迅先生早期關于兒童問題的討論多見于《新青年》雜志“隨感錄”欄目。魯迅曾尖銳地指出，在中國，“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并非將來人的萌芽”（ 《新青年》5 卷 3 號隨感錄二十五） .“舊賬如何購銷？”魯迅寄希望于“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 《新青年》6 卷 1 號隨感錄四十） ,他更告知世人： “將來是子孫的時代?！痹凇缎虑嗄辍冯s志發表的有關兒童問題的文章中，影響最為深遠的，還是魯迅在 1919 年 11 月發表在 6 卷 6 期上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這篇文章中，魯迅借用生物進化論的理論資源極力反對以古為尊的封建思想，試圖用新的價值體系去關照、發展每一個個體的生命，而延續與發展，則要從悖棄舊“倫?！钡挠職庵蝎@得。魯迅嚴厲地批判所謂“圣人之徒”對社會進化的倒行逆施，進一步地提出了“幼者本位”的進步兒童觀念，而如何做到幼者本位，魯迅也給予了方法論上的指引： “開宗第一，便是理解； 第二，便是指導； 第三，便是解放?！盵9]
魯迅認為，父母對于子女，“應該健全的產生，盡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10],從人的解放到子女的解放，從子女的解放進一步延伸至對兒童個體的尊重與價值的認同，認識到童年對于人漫長一生的作用。魯迅先生“幼者本位”思想意在批判封建道統，落腳點在人的解放，對幼者的尊重是魯迅以立人為核心的啟蒙思想的發展。
在五四時期，幼者本位的兒童觀念其實存在著不同的向度，周作人先生借鑒西方先進的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兒童學概念，進一步發展了“幼者本位”的兒童觀念。在 1912 年《兒童問題之初解》這篇文章中，周作人認為兒童是未來國民，并指出“一國興衰之大故”的重要原因在于“考其國人思想視兒童重輕何如”的觀點[11].相較于魯迅的叛逆，對封建綱常批判的徹底與不留情面，周作人對于兒童問題的研究更具冷靜的一面。他用西方生物進化論、遺傳學等理論資源，闡釋不同個體之間存在的具體差異，提倡運用教育的引導，發展他們不同的潛力。早在 1912 年，周作人就主張“個性之教育”,認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12],而教育，則要針對個體差異因材施教。周作人不僅重視傳統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對兒童智育、德育、體育的影響作用，同時指出游戲的趣味之教育對兒童的天然吸引，運用游戲的手段教育、影響兒童也是重要的渠道，周作人認為“小兒生活半為游戲，教育之事亦當寓其中”,并且聯系到“蓋今世學者，說明藝術起源之法則，雖有種種，而游戲沖動，實為其一”[13]的藝術發生論學說。
周作人是近代中國較早提出“兒童”與“兒童文學”概念、關注“兒童”問題的理論家，也是第一個較為清晰地勾勒出“童年”、“兒童”概念邊界與內涵的學者。在 1913 年《兒童研究導言》中，周作人指出，“凡生物之有其兒童期，即所以為其入世之預備”[14].周作人在這篇文章中明確地把兒童期按照年齡、體質、心智等特點劃分為四個階段： 嬰兒期、幼兒期、少年期、青年期，這一對兒童不同階段的劃分及其對不同階段心理、智力、體能的解釋已經與皮亞杰發生認識論中關于兒童心理發展的研究有交疊重合。以兒童不同的年齡層為標準，劃分兒童文學的不同層次，周作人在其后的兒童文學研究的文章中，還有過關于分級閱讀的一些理論雛形。這些觀點在今天仍被主流的兒童文學界借用。
發現兒童、關注兒童及兒童教育，葉圣陶也是早期的兒童教育開路者之一，在 1911 年發表的《兒童觀念之養成》中他就強調了家庭教育較之學校教育對于兒童有更為突出的作用，并指出學校教育應與家庭教育相結合，“為之母者，茍能于其學校中之所得，為之闡解，以補齊不足，使學校家庭之教育不相離異?！盵15]又從實際的教育工作與教學實驗中，發現了兒童對于閱讀的興趣，在 1916 年寫作的《我校之少年書報社》中，葉圣陶不僅指出了兒童對于閱讀的天然需求，更在實際工作經驗中，發現了不同學齡兒童對于不同讀物的興趣與需要，“大抵學級低之兒童，喜閱童話、兒童教育畫及寫真畫等，一編在手，莫不欲釋還展，笑逐顏開。學校較高之兒童，則喜閱少年叢書、少年雜志及小說等?！盵16]然而，“五四”時期對于兒童的發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經歷了從自我的發現---人的發現---再到兒童的發現，從新“青年”的出現---新“少年”的出現---再到新“兒童”的出現這一歷史進程?！白畛醯膬和^念是和某種對兒童的冷淡，或更確切地說是傳統的漠視兒童觀相適應的?！盵17]
兒童問題的探討主要針對的是腐朽的倫理綱常，以批判封建的長幼關系為基礎，目的還是在于革新傳統的社會道德，喚醒國人的“人”的意識，以及對重建新社會秩序的理想。兒童也是建設未來新社會、新秩序，承載新理想、新道德的最有希望的群體。
二、理論的倡導： “五四”新文學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
1909 年，由孫毓修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童話》叢書，是近代中國較早出現的針對兒童閱讀的文學作品集，也是“童話”一詞在近代中國較早的一次亮相。這里的“童話”指代的是廣義上的兒童文學?！锻挕穮矔牟煌嬤x吸收了包括安徒生童話、格林童話在內的著名寓言與童話故事，孫毓修考察了原有的兒童讀物與現時兒童的精神需求之間所產生的落差，在 1909 年刊登在《教育雜志》第二期上的《〈童話〉序言》中，孫毓修認識到文言教科書和以往蒙學讀物的弊端，在于沒有考慮到兒童實際的心理需求和閱讀接受，他提出“典與雅，非兒童所喜也”,而“兒童之愛聽故事，自天性使然”[19].孫毓修先生比照了當時西方的兒童文學與中國的兒童文學，指出國內兒童文學在觀念、理論及創作上的滯后性。孫毓修同時認為，好的兒童文學作品應兼具教育性，“說事雖多怪誕，而要軌于正則，使聞著不懈而幾于道，其感人之速，行事之遠，反倍于教科書”[20].孫毓修先生所編輯出版的1事性狀的同時，還注意到了語言的形式、敘事的策略、言說的技巧等問題，是對改編作品的一次兒童文學自覺?！熬幾g童話之多而廣，孫的開山之功是不能抹煞的?！盵21]
此外，由魯迅、周作人所翻譯出版的《域外小說集》中，也收錄了王爾德的《安樂王子》（ 當時署名為淮尓特） 、安徒生的《皇帝之新衣》（ 增訂版，當時署名為安兌尓然） 等作家作品，并附有作者介紹?！拔逅摹眱和膶W活動，始于兒童問題的討論，而兒童問題的討論卻是指向封建的綱常倫理、老者本位的腐朽思想。兒童問題的探討與兒童文學的歷史出場，在解放兒童、給予兒童應有的尊重與關愛的同時，也潛在地與近代知識體系、文學體系建構同聲呼應，意圖都在新人、新民，重新構建社會秩序。而兒童，則被寄予了對文學新人理想的更多寄托。郭沫若 1921 年曾在《兒童文學之管見》中指出“人類社會根本改造的步驟之一，應當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應當從兒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入手?！盵22]
兒童問題與兒童文學的探討，很大程度上是意在新人，培養全新的國民，這與五四新文學的追求與使命相呼應，郭沫若認為“文學于人性的熏陶，本有宏偉的效力，而兒童文學尤能于不識不知之間，導引兒童向上，啟發其良知良能……故兒童文學的提倡對于我國社會和國民，最是起死回生的特效藥”[23].兒童文學雖然是旨在為兒童提供他們所需要、所喜歡、所能接受的國內外優秀的文藝作品，但其目的卻是塑造一代新人，改變中國的舊式的兒童形象，為進一步建設民族國家而投放下希望的種子。兒童文學的提倡與發展，與民族國家建設的宏大理想相聯系，成為現代社會體系與文化思想體系建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