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文字改革一直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所謂獨立，一是文學史較少涉及文字改革的內容； 另一方面是文字改革運動的發展脈絡和學術判斷亦不如文學史中其它文學現象明晰。其實，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字改革二者間有著密切的勾聯，后者理應納入現代文學研究的視野。在現代文字改革運動中，魯迅和洪深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們的現代文字改革觀念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
一
中國現代文字改革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①其后，又經歷了注音字母、國語羅馬字拼音、漢字拉丁化、大眾語、普通話、簡化字運動等不同階段。魯迅和洪深的文字改革觀主要包括“漢字拉丁化”和“基本字”等內涵，本文擬從其文字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文字改革的實施方案兩個方面進行比較分析。
關于“為什么要進行文字改革”,魯迅與洪深的認知大體相同，而又同中有異。文學革命時期，魯迅是現代白話的忠實擁躉，1934年前后，他對包括白話在內的漢字的缺陷有了清醒的認知，成為其進行文字改革的直接動因。他認為漢字的缺陷有三：
其一，漢字繁難，難以掌握。魯迅認為，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因此“寫字就是畫畫”,有時，“單單為了畫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即便這樣，“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焙髞?，意義和形象雖脫離了關系，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翱傊?你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雹谶@樣就造成了漢字的筆畫繁復，結構復雜，難以掌握。所以，“我們中國的文字，對于大眾，除了身分，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 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雹邸叭ソ泻⒆訉?，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里面的?！雹茉偌由稀笆看蠓?，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所以，漢朝的楊雄喜歡奇字，唐代的樊宗師文章不易斷句，李賀的詩別人看不懂，更有甚者，還有人故意“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里面去”.⑤這些先天弱點和后天人為因素都造成了漢字難寫、難記和難掌握。
其二，漢字造成了文化霸權。魯迅敏銳地覺察到了自古至今，由方塊字所承載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壟斷功能。他認為正是傳統漢字造成了特權階層與民眾的對立，雖然文字從百姓大眾手中“上古結繩而治”,但在民間萌芽后，“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文字難，文章難，這都還是原來的； 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么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著不尊嚴了?！?/p>
在魯迅看來，漢字已不僅僅是一種表意的符號了，它還成為劃分不同階層和階級的標志物，甚至是“治人”的工具，成為了文化權力和文化身份的象征。正如布爾迪厄所說： “語言關系總是符號權力的關系，通過這種關系，言說者和他們分別所屬的各種群體之間的力量關系轉而以一種變形的形式表現出來”.
在布爾迪厄眼中，語言在交流實施的過程中，本質上到處顯現著社會意識形態中的文化霸權，所以魯迅在《阿 Q 正傳》俄文本序中說，“我們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種難到可怕的一塊一塊的文字； 但我還并不十分怨恨，因為我覺得他們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許多人卻不能借此說話了，加以古訓所筑成的高墻，更使他們連想也不敢想?，F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圣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為了他們自己； 至于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 ”
其三，漢字的形、音、義功能分離。在《門外文談》中，魯迅梳理了漢字從象形、指事、會意到諧聲的變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于表達的復雜，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白謭A折，還有圖畫的余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雹徇@樣就造成了漢字形音義的分離，學習者必須一一對應其關系，即一個字一個字的將其發音、字形和意義固定記憶才能掌握。同時，漢字中還存在著大量的同音字、多音字，多義字等，都給學習者帶來了很大的障礙，所以魯迅說： “歐洲人雖出身窮苦，也能做文章； 這因為他們的文字容易寫，中國的文字卻不容易寫了?！雹馀c歐洲的表音文字相比，魯迅盡管欣喜地指出諧聲“已經是‘記音’了”,“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但總體來說，“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只好躊躕一下了?！钡瑫r，魯迅也清醒地認識到，文字在承擔統治者“治人”工具功能的同時，它還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通過文字改革，也能使其成為大眾擺脫“治于人”現狀的有效途徑。
在 1930 年代的第三次大眾化討論中，魯迅深切體悟到精英知識分子最多不過是扮演普通大眾“代言人”的角色，從“五四”文學革命提倡的“人的文學”、“平民文學”,再到左聯熱衷的“大眾文學”,本質上都是“為平民大眾創作”的精英理念的顯現，而“大眾自己創作”文學的時代遠沒有到來，這種癥候的癥結就是大眾沒有使用文字的話語權，加之伴隨國民政府倡導的“新生活運動”掀起文言復古的潮流，\ue583魯迅深刻地認識到，倘使大眾擺脫“治于人”的地位，就必須進行文字改革，使文字和語言真正重新回歸到大眾手中，使他們真正獲得自由言說的話語權，成為現代社會的新型國民和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生力軍。此時，魯迅的啟蒙理念已由“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式的“代言”,發展為通過文字改革幫助大眾的“自言”,再通過“自言”實現“立人”、乃至“立國”的總目標。也正是在這種理念的支撐下，魯迅才會“惟此亦不大眾之祈，而屬望止一二士，立之為極，俾眾瞻觀，則人亦庶乎免淪沒?！?/p>
他汲取尼采的“超人哲學”思想，將這“一二士”看做是打破文化壟斷和文化等級乃至“無聲的中國”的希望，我們甚至可以認為，他心目中，自己就是為大眾盜得文字火種的這“一二士”.正因如此，他才會不遺余力地致力于漢字改革。
洪深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戲劇家與教育家，與魯迅一樣，他也從啟蒙的角度考量文字改革。在戲劇創作中，他意識到漢字難寫、難學、難懂的弊端，認識到文字改革乃是啟蒙民眾的前提和關鍵，并身體力行地投入到漢字改革運動中去。1935 年 7 月，洪深在《東方雜志》第 32 卷第 14 號上發表了《一千一百個基本漢字使用教學法》，一方面呼應正在進行的“推行手頭字運動”,另一方面則闡釋和論證了自己的文字改革觀。在此之前，洪深進行了一系列有關文學和戲劇受眾接受狀況的調研，憑著對戲劇的熟悉和對觀眾的了解，他認識到文字改革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大部分的平民大眾沒有受過教育，他們看不懂報刊，不了解國內外大事，更不了解自己的生活權利和生存狀況。針對大眾的接受現狀和文字改革的缺陷，他認為“兩個問題非常重要，是值得我們精密的思考的”,“第一，一般人應當認識的字，最低限度的數目是多少； 第二，我們教他們這些字的目的是什么?！?/p>
他精心挑選了對大眾最為實用、也必須掌握的一千一百個漢字進行教授，其目的并不僅僅為了大眾掃盲，他認為掌握了這一千一百個基本漢字之后，民眾就能夠看報、讀書，了解國家大事，進而響應啟蒙的號召，改善自身的文化素質?！拔覀兘趟麄冞@些字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還是使得一個人僅僅地會記一本日用帳或簡單地寫一封家常信就算滿足了呢，還是要求他有能力看書看報，看得懂我們所要對他們說的關于政治，經濟，社會情形，世界大勢等一切的話； 就是，使得他能被我們影響著，領導著，教育著，組織著，做成一個我們期望他做成的國民”.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洪深理想中的文字改革并不像“手頭字運動”和《平民千字課》那樣為了簡單的滿足大眾的生活之需，也不是像有些文學家所愿的提高大眾的文學素質，其目的在于大眾通過識字、寫字能夠了解國家大事，能夠擺脫愚昧麻木的精神狀態，能夠理解啟蒙的思想，呼應啟蒙的號召，成為建設現代民族國家所需要的新型國民。正如他在書中特別提到“我們的注重點，是要他們識得了字以后，可以看懂那我們寫給他們看的東西； 這樣，我們就可以領導著他們向進化的路上跑?！边@些理念與魯迅的思想不無二致。
洪深和魯迅的文字改革思想在大體一致的前提下，也有一些差異。如果說魯迅的文字改革思想偏于精神啟蒙的話，洪深的思想則更“接地氣”,更加注重現實。洪深于 1916年留學美國，后在 1919 年轉入哈佛大學師從貝克教授學習戲劇創作與理論，逐漸形成了“為人生”與“為觀眾”戲劇觀念。他從戲劇《貧民慘劇》開始，關注底層人民的悲慘命運，并將其與語言文字的教育弊端結合起來。在《貧民慘劇》序言中，洪深說道： “某次偶勸驢童讀書，答曰： ‘先生們讀了書，將來做官發財，我們要讀書，一家子都得餓死了！ ’所謂平民生計教育問題，經此一語道盡矣?！?/p>
洪深不但意識到在當時的社會制度和教育體制下，平民很難接受教育，即使受到了簡單的教育，也不能熟練地掌握文字語言，并不能像教育家們所希望的那樣改變命運，甚至仍然擺脫不了“餓死”的困境，他認為漢字的難寫、難學是造成“貧民慘劇”的根源之一，因而在其后的戲劇創作中，他一方面描寫底層大眾悲慘的生活命運，另一方面又探尋因語言文字的弊端所造成大眾受教育難而形成悲劇的深層原因。在農村三部曲《五奎橋》、《香稻米》、《青龍潭》中，洪深既反映了“豐收成災”的社會現實，刻畫了“林公達”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無力，更刻畫了“沙小大”們因教育缺失而造成的蒙昧迂腐的生活現狀。如果說，魯迅文字改革的指導思想，關注啟蒙“形而上”的精神特質的話，洪深的文字改革則更側重于啟蒙民眾認識和改善悲慘的生活現狀。再進一步比較，還可以看出魯迅文字改革的指導思想系統而嚴密，博大而深刻，他旨在通過文字改革，使啟蒙思想由早期的知識分子“代言”逐漸過渡到大眾“自言”,使他們擺脫“治于人”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地位，繼而在此基礎上成為新型國民，與其一以貫之的由“立人”到“立國”的啟蒙總思路相一致。
洪深則從現實感受出發，從戲劇創作出發，從解決大眾生活實際問題出發來觀照文字改革，與魯迅相比顯得比較簡單，這與魯迅思想家和洪深戲劇家的“身份”有關。同樣是在文學大眾化的大背景下探討文字改革，魯迅的關注點在于如何提高國民整體的精神文化素質，以建設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洪深則將重點放在如何通過文字改革以實現文學的大眾化，即怎樣在現有的基礎上，最大限度地實現文學的大眾化。
二
盡管文字改革的指導思想大體相同，但在如何實行文字改革，即文字改革實施的具體方案方面，魯迅與洪深的觀點和思路并不相同，甚至差異較大，魯迅主張改革，洪深立足改良。
關于如何進行文字改革，魯迅從改革的立場出發，主張實行漢字的拉丁化。他的這種觀點，除了上述對漢字的缺陷有著清醒的認知外，還建立在對近現代漢字改革的歷史沿革的考察基礎之上。魯迅首先考察了當時甚為流行的《平民千字課》，他認為，雖然學完《平民千字課》后，能夠記賬和看信，但是仍然寫不出心中所想的東西，“就如坐牢一般，僅僅能行立坐臥，不能到外面去?！倍駠跄陝谀诵屯跽盏摹白⒁糇帜浮?也僅僅給漢字注音，仍然沒有脫離表形文字的窠臼，“寫起來要混亂，看起來要眼花了”.羅馬字拼法，雖然文字清晰，系統嚴密，但是拼法繁復，“羅馬字拼音者以古來的方塊字為主，翻譯成羅馬字，使大家都來照這規矩寫”,還是沒有擺脫方塊字體系的缺點，同時，它又以北京音為標準而制，沒有脫離漢字的四聲體系，也給推行帶來了很大的不便。
魯迅通過上述考察認識到，“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癥，吃點人參，或者想一點什么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若要真正的面對大眾推行文字改革，“現在只還有‘書法拉丁化’的一條路了?！薄爸袊扔诓]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p>
所謂漢字拉丁化，指從 1930 年代初到1958 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前試行的一種具有漢語拼音性質的文字方案。它產生于1931 年蘇聯針對僑居遠東的十萬文盲工人而開展的掃盲運動中，該方案由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以及蘇聯漢學家郭質生、萊赫捷、史萍青等參與制定。1929 年瞿秋白等擬訂了第一個漢字拉丁化方案，并出版《中國拉丁化字母》一書，引起了語言學界的關注。1931 年，在海參崴舉行了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1933 年后在全國各地推廣，1955 年停止使用。漢字拉丁化的特點為，不標記聲調，不區分舌間元音，僅有二十八個字母，拼法簡單，拼寫容易，只要認識這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就很容易為文化基礎較差的普通大眾經過簡單的訓練后迅速掌握，較費時費力的方塊漢字而言，可謂成本低、效率高。正如魯迅所說： “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p>
關于如何實施漢字的拉丁化，魯迅并不是像今天人們認識的那樣主張完全拋開漢字，另起爐灶，而是認為拉丁化的實現，并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朝一夕的事情，“普及拉丁化，要在大眾自掌教育的時候?，F在我們所辦得到是： （ 甲） 研究拉丁化法……（ 丙） 竭力將白話做得淺豁?！睘榇?，魯迅給出了“從方言土語---普通話---拉丁語”的思路。
他認為，在啟蒙初期，各地方應各寫自己的方言土話，用不著過分顧忌和別的地方意思不相通。因為“當未用拉丁化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著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里，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p>
只有這樣，才能形成“這各處的語文”,此后經過“煉話”和“?；?形成和推廣“普通話”.1930 年代的“大眾語”討論中，有人否認普通話的存在，魯迅認為“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里，確已有著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著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p>
魯迅敏銳地意識到普通話將會成為民族共同語的發展趨勢，也會成為實現語文大眾化再到漢字拉丁化的過渡和橋梁。而在普通話尚未普及的情況下，他認為“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匯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個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痹隰斞感哪恐?，推廣普通話是與漢字拉丁化相輔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鋪墊和前奏，后者只有在前者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在具體實施步驟上，魯迅主張借鑒日文，“開手是，象日本文那樣，只留一點名詞之類的漢字，而助詞、感嘆詞、后來連形容詞、動詞也都要用拉丁化拼音寫?！彼澇蓾h字的簡化，“簡化漢字改革就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而要倡導簡化漢字，首先要打破“正字”觀念，不怕寫“別字”,他認為“況且我們的方塊字，古人寫了別字，今人也寫別字，可見要寫別字的病根，是在方塊字本身的”.因此，我們要打破“正字”觀念，不要怕大眾寫“別字”.
綜上所述，魯迅的文字改革方案是一個系統工程，包括方言融合、普通話推廣、日文式的漢字拉丁化、漢字簡化等諸多方面，是一個全面、完備的理論體系。
可惜的是，魯迅的漢字拉丁化主張一直被人們所誤解，將其與吳稚暉、錢玄同等“徹底廢除漢字”的說法視為同類，今天，仍然有人把它作為魯迅偏執、偏激的有力證據之一。
其實，通過分析可以認識到，魯迅的漢字拉丁化觀點，有循序漸進的過程，有層層遞進的方案，有符合當時大眾實際文化水平的考量，更有啟蒙大眾、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訴求，并不像有的人認為的那樣“十惡不赦”,相反，經過八十多年的風云變幻，在當下全球化和網絡化的語境中，如何恰如其分的理解、評價和認知魯迅的觀點，仍是現代文學界和魯迅研究界的一道重要課題。
與魯迅全面深遠的文字改革方案相比，洪深的方案顯得更現實與專業，且更具有推行的可行性。其主要思想表現在《一千一百個基本漢字實用教學法》中。與魯迅拉丁化的改革主張相比，洪深更具改良色彩，他把文字改革的著力點放在現有的基本漢字上，其核心理念是如何使大眾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最有用的字并取得最大的實效。因此，他“煞費苦心”地精選了一千一百個常用的、基本的漢字，推行文字改革，普及大眾教育。其實，這種做法也不新鮮，但與之前流行的《平民千字課》相比，《一千一百個基本漢字》有以下特點：
一是實用性強，易于學習。雖然洪深只列舉了一千一百個漢字，但它們經過精心設計和挑選，分為“實物詞”、“形容詞”、“動作詞”、“助話詞”四等八大類，基本上能夠滿足普通大眾日常生活的需求，且易于學習和掌握。正如他自己所言： “《一千一百字》數目越少越好，使得他們學起來，快而容易； 同時這些字又須是一種完備的工具，現代生活中的一切情形，和一個人的心里所要說的任何話，應當就靠著這幾個字都可以十足地明白地表達出來?！?/p>
二是重視方言，因地制宜。例如“蟹”這個字在上海人的生活中是常見的，而在山東的青州這些內陸地區是不必要識得的，山東人大半要識得“炕”這個字，而上海人就不必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此外，對于那些開汽車的人必須要識得“橡皮胎”的“胎”字，在礦山工作的工人應該識得“炭”字和“礦”字，一般的鄉村人又要識得“桃”、“莧”、“杏”等這些常見的瓜果蔬菜。
三是創造了因事分類的識字方法，其中有“衣食住行”、“鳥畜草木”、“人”、“助話詞”、“口手體足腿”等部類，大眾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會遇到或用到這些詞語，用“因事分類”的方法能幫助大眾更好的記憶和掌握基本漢字。
四是重視詞匯的活用。主要為形容詞和動詞的活用，例如“精兵”是指那些有戰斗力的士兵，“軟話”是因有求于人而說的好話； 與形容詞相對，又有動詞的活用，例如一般的實物詞可以借用作動詞，如“剪一件衣服”、“鋸一根木頭”,這里的“剪”“鋸”原先都是名詞“剪子”和“鋸條”的簡稱，這里可以活用作動詞。
魯迅站在啟蒙的立場，從思想革命的視域出發，主張漢字的拉丁化，“將文字交給一切人”,徹底打破文字難學造成的社會差異和文化隔閡，為此，他進行了縝密的思考，層層遞進、逐步實施，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較強系統性和邏輯性的漢字拉丁化理論。他的主張與他一貫所持的決絕和徹底的姿態相一致，略顯激進，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漢字的文化傳統； 而洪深則更顯穩健，盡管缺少魯迅的深度和嚴密，卻從當時的文化生態和教育實際出發，立足在現有的基礎上進行改良，精選出最基本、也是生活中最實用的漢字，以此為基點，通過“替代”、“活用”、“分類”等方法，迅速擴大詞匯量和使用范圍，以期通過改良式的文字改革，快速提高大眾的文化水平。
雖然魯迅的文字觀最終的落腳點是漢字的拉丁化，與洪深的基本漢字的文字觀看似沒有關聯，但是仔細研究會發現兩人在文字改革的方案上還有一些相似的理念，可謂“異中有同”.
首先，魯迅和洪深對近現代漢字改革的弱點認知相同。例如魯迅認為《平民千字課》雖然能寫，但是字數太少，就像做監牢一樣，只能在特定的字數所規定的范圍內讀寫，而不能自由、自主地表達個體的思想； 洪深同樣認識到《平民千字課》范圍太窄，只能表達簡單的意思，而不能傳達繁復曲折的心情。
其次，魯迅和洪深都重視“方言”和“別字”.魯迅主張“現在的中國，本來還不是一種語言所能統一，所以必須另照各地方的言語來拼，待將來再圖溝通”; 而洪深則主張“在一千一百個字之外，照那學字人所處的地方，和他所做的職業，加出一百到一百五十個特別字”,如青島的人要識得“韓主席”的“韓”,“膠州”的“膠”字； 同樣上海人也要識得“蘇州”的“蘇”字。對于別字，魯迅認為古人本身就不存在“正字”與“別字”之分，現代人寫個“別字”,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洪深則贊同漢字中的“通假”,如“鉤”字可以通“勾”,用在“勾結”中，“臺”可以轉作“抬”,“幾”可以代得“幾”等等。
第三，魯迅關于漢字改革方案的發展方向與洪深大體一致。魯迅在《門外文談》中形象地介紹了漢字由象形到會意到形聲的發展過程，他認為“文字發展到今天已經變成了象形不是象形，諧聲不諧聲的文字”,但大的趨勢是由“表意”朝“表音”的方向走去； 洪深在《一千一百個基本漢字》中說道： “圖畫字慢慢發展到了象形字，象形字的一部分又經過’轉曲‘而成為了表意字，表意字更進一層就會成為’既不代表事物，也不代表意義，只代表聲音而已‘的表意字了?！本蜐h字改革方案的最終發展方向而言，兩人均指向了“表音化”.目前，學術界部分學者也以全球化的視野觀之，提出當今世界文字改革的主要潮流為由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發展，漢字表音化改革當為今后漢字發展的主要趨勢。他們從漢字的起源和發展、漢字表音化改革的原因、當今漢字表音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和障礙、以及漢字表音化過程中應當采取的策略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和論證。
最后，洪深指出基本漢字的改革方案只是現實環境中的“權宜之計”,他亦與魯迅一樣，希望通過漢字的拉丁化實現漢語的表音化目標。洪深特別強調，教字先生在教大眾識字的同時，“應當盡量地學習中國人的說話和文字中的現成短詞”,在他看來，我們尤其要注意那些形意不同、但讀音相同的詞語，應將它們看成是一種“表音的符號”,同時又要用這現成短詞作“表音單位”,這樣，每個代表實物的短詞，就至少有兩個連在一起的讀音，也就是說，“一個短詞就是一個復音字，我們的學習漢字的過程漸漸由學習一個漢字轉向學習一個復音字，這樣我們學習漢字就只需記住每個復音字母的形，和它所代表著的關聯以及記住字母連成的音和它所代表的關聯，就能實現中國漢字的表音化了?！钡瑫r，洪深又指出中國現在的漢字系統比拉丁化的音和形又多了每個漢字所代表的固定意，所以“基本漢字是目前救濟的辦法，而漢字中的短詞就是通向漢字拉丁化的橋梁?！庇纱丝梢?，洪深的文字改革方案，雖看起來穩健和現實，但其最終的落腳點還是魯迅提倡的漢字拉丁化，二人可謂是殊途而同歸。
魯迅和洪深均對中國現代的文字改革和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據倪海曙統計，漢字拉丁化在中國推行的 21 年間，成立相關團體 300 余個，創辦期刊 80 余種，出版專著和普及讀物 80 余部，全國有 20 余萬人學習漢字拉丁化并從中受益。洪深的基本漢字教學法則在第三次文藝大眾化的討論，抗戰時期的國統區和解放區的普及教育、掃除文盲活動中大顯身手，多次被翻印和改編，成為民眾學習文化知識，提高文化水平的經典教材，取得了較好的效果。直到 1955 年《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的公布和1949 年新中國的文字簡化運動的開展，他們二人所提倡的文字改革也基本上告一段落。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他們的文字改革觀，擴大了現代文字改革運動的影響，為新中國的現代語言的發展和提高提供了經驗與教訓，并產生了持續的影響。今天，當我們重溫和回眸魯迅和洪深的文字改革觀時會發現，其中蘊含著他們對語言現代化和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訴求，更滲透著對民眾的深深的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