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語法和詞匯中的理據》\\( Motivation in Gram-mar and the Lexicon\\) 由 Panther 和 Radden 合編，是荷蘭本杰明\\( John Benjamins\\) 出版公司“人類認知處理”\\( Human Cognitive Processing\\) 系列叢書的第27 卷，于 2011 年出版。該書除導論外共 14 章，從語法和詞匯兩個角度呈現了當前語言理據研究的最新成果。
2． 內容簡介
第一部分“語法的理據”包括 9 篇論文。Langacker 把語言的理據研究定位為語言的完全預測性和極端任意性之間的、可行的中間路線，并基于語言的兩大基本功能，即符號功能和互動功能，對英語助動詞的語義理據做了深刻分析。
有定小句的符號功能在于用符號表達概念，并建構一個可供協商的命題，其互動功能則對該命題的真實性進行協商。命題由被定位結構和定位系統共同定義。其中，被定位結構包含過程類型和視角系統元素; 定位系統則從現實性和鄰近性兩個維度對過程相對于概念化主體的位置做出定位。對于概念化主體而言，特定的過程可以是現實的，表現為零情態，也可以是潛在的，用情態動詞來體現; 可以是鄰近的\\( 如現在時\\) ，也可以是非鄰近的\\( 如過去時\\) 。一些特殊的結構，如完成體、進行體和被動式，由于動詞被附加了視角系統元素，不再表示一個過程\\( 如過去分詞和現在分詞都可做定語\\) ，因而需要加一個意義抽象的助動詞才能表示過程。語言的互動系統包括極性對立、信息結構和言外語力，其功能是對命題內容的存在狀態進行協商，通過有定小句的存在動詞來實現。存在動詞主要用來表述關系的存在，可以是實義動詞，但主要由 do、have、be 以及情態動詞充當。這些詞由于與互動功能有關，因而成為互動表達的附著點，如表否定的 not 附于助動詞之后和表疑問時將助動詞提前?？傊?，無論從符號功能還是從互動功能看，英語的助動詞都有語義上的理據。
Chen 通過與主謂倒置結構的對比，對英語there be 存在結構做了深入分析。他認為，兩者的共同點是均為“背景先于圖形”這一認知模型的語言實現，功能是幫助說話人以已知的背景為依據，找到圖形所在; 不同在于主謂倒置結構的背景是可被感知的物理實體，且背景和圖形均為焦點成分，而 there be 結構只有圖形是焦點，且背景there 指代概念化的場所———大腦。兩者在焦點結構和背景所指上的差異是造成它們不同分布的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說，there be 結構是“背景先于圖形”這一認知模型的默認實現方式?？紤]到“背景先于圖形”這一認知模型源自完形感知，可以說感知系統通過認知系統的中介成為 there be存在結構的理據。
Broccias 以 Langacker 的認知語法為框架，探討了以-ly 結尾的、語義上指向參與者的副詞的用法。此類副詞可細分為兩類，一類是方式副詞，另一類是致使副詞。方式副詞除對動作的完成方式進行描述外，還將相關的特性賦予參與者。例如，Fred ate the sausages ravenously 除了有“狼吞虎咽地吃”的意思外，還有“Fred 食欲旺盛”的意味。
致使副詞則對施事實施某種行為的動因或動作導致受事產生的結果做出說明。例如，Sally paintedthe house beautifully 中，beautifully 實際上用來描述動作的結果，即“房子變漂亮了”; Sally angrilytore the letter 中，angrily 的真正目的是對 Sally 撕信的原因進行說明。Broccias 認為兩類副詞的不同用法有著認知上的理據: 致使副詞體現了觀察者的內部視點，即觀察者能夠直接獲悉感知對象內心世界的某種狀態; 方式副詞體現的則是外部視點，觀察者無法直接獲得感知對象的內心狀態，只能通過觀察到的現象對其心理狀態做出推斷。
Hayase 立足基于使用的研究范式，考察了垂懸分詞結構的認知理據。盡管由于分詞主語和主句主語不一致而被傳統語法學家認定為不合語法，Entering the monastery、the ticket office is onthe left 之類的垂懸分詞結構仍在 BNC 語料庫中大量存在。Hayase 認為垂懸分詞結構的構式義在于它反映了人類一般的感知體驗，即在從事某一活動的同時，注意到其他情景。對其語義的理解涉及復雜的意義建構過程: 存在一個虛擬的概念化主體，他在實施某一行為\\( 由分詞表達\\) 的同時，感知到某一狀態或非致使性事件\\( 由主句表達\\) ; 分詞和主句表達的兩起事件是背景/圖形的關系，具備語義上的連貫性。由于概念化主體在句中并不顯性出現，因此垂懸分詞結構表現出最大程度的主觀化。另外，該結構還有邀請受話人共同參與到相應的感知體驗當中的意味，從而體現出交互主觀化的功能。
Izutsu ＆ Izutsu 以表示時間 / 空間重疊的連詞衍生出對比/讓步義為例\\( 如英語的 while，德語的w\ue562hrend 以及日語的-nagara、tokoroga\\) ，向我們展示兩種不同的理據如何共同協作，催生語言的演變。已有研究認為，從時間/空間義到對比/讓步義的演變是轉喻導致的會話推理義被規約化的結果。作者認為，認知理據并不足以導致對比/讓步義的產生，因為單憑認知理據并不能回答在眾多轉喻推理義中，為什么唯獨對比/讓步義被固定下來，且其他時間/空間詞沒有類似的語義演化，如英語的 after、before? 通過三個實驗，作者發現，對于時間跨度上重合的事件，人們傾向于將其置于同一個觀察框架內，使其容易被拿來進行比較或聯合，也就更容易導致對比/讓步義的約定俗成。
因此，基于認知的轉喻推理和基于感知的觀察編排是對比/讓步義產生的雙重理據。
Matlock 考察了英語體標記的認知理據。英語存在完成體和非完成體的對立，前者體現了外部視點，側重動作的完成性和整體性，后者體現了內部視點，強調事件正在進行當中。這一語義對立也導致了兩者在語用推理義上的差異。實驗表明，非完成體比完成體蘊涵著更多的單個動作、更多的完成動作以及更長的持續時間，簡言之，非完成體意味著“更多動作”。作者認為這一效應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動作模擬”，即我們在觀察或想象動作時，會在心智中對其進行模擬，這一認知操作已得到心理實驗學和神經科學的證實。因此，盡管非完成體語義上只是對動作進程某一片段的描述，但由于采取的是內部視角，大腦在對其進行處理時會模擬動作的進程，從而導致“更多動作”這一推理義的產生。
Baicchi 從概念隱喻理論和詞匯—構式模型出發，探討英語致使位移結構的認知理據。詞匯—構式模型從分解語義學的角度考察詞匯 － 句法接口問題，其核心構件包括詞匯模板和構式模板，兩者在內、外制約條件的限制下發生整合，使句子的語義得到解讀。非位移動詞一旦進入致使位移結構，其原本的語義結構會被壓制，從而導致論元數目的增加或及物性的改變。這一改變產生的理據是高層次的概念隱喻。例如，He gazed meout of the club 中，gaze 由感知動詞變為致使位移動詞，其理據便是概念隱喻“感知動作是生效動作”。
Pelyv\ue564s 分別以英語和匈牙利語中表義務的must 和 kell 為例，闡述了情態動詞的概念結構，并據此解釋了同一論元角色的不同語法表現。他認為義務情態的概念結構是動力意象圖式的體現，包括構成動力傳遞鏈的兩部分: 一是非自主的義務施加部分，體現了義務施加者與承受者的博弈; 二是義務承受者的潛在自主動作，該動作是義務施加的結果。動作的執行者既是潛在動作的主動執行者也是義務的被動接受者。這一雙重語義角色也決定了他可以帶不同的格。英語中，動作的執行者是主格，這是他作為動作的主動執行者使然; 而在匈牙利語中，除主格外，他還可以帶與格，這是他作為義務的被動接受者所決定的。與義務情態不同，認識情態的語義結構既不涉及動力的傳遞，也不包含非自主的動作，因而動作的執行者帶非主格的理據已消失，所以標準的匈牙利語中，執行者只能帶主格，不能帶與格。但是，在一些非正式場合，執行者卻可以帶與格，這對格標記的概念理據構成了挑戰。作者從形式競爭、主語控制弱化、概念整合等方面對此做了解釋。
Uehara 分析了韓語和日語中敬語使用的社會文化理據。盡管韓語和日語一樣，主語指稱敬語都有很高的能產性，但非主語指稱敬語由于受及物性、賓語的有生性以及動作本身的屬性等條件的制約，在韓語中的使用并不廣泛，只見于少數幾個動詞的不規則形式。比較而言，日語中有專門的形態手段來表達對非主語指稱對象的尊敬，且有較高的能產性。造成兩種語言在非主語指稱敬語表達上這一差異的根本原因是日本獨特的社會文化現象，即“自我中心觀察排列”以及“內/外”對立。自我中心觀察排列就是觀察者將自身置于舞臺上，成為被觀察的客體。這造就了日語獨特的“自謙”敬語表達方式，即通過貶低自己來達到提升他人的目的，使得日語可以通過貶低主語來間接地褒揚非主語指稱對象。這種自謙的敬語表達方式有著廣泛的適用性，甚至可以用于不及物動詞?！皟?外”對立是指說話人從心理上把其他人劃歸到“己方”和“他方”兩個組別?！凹悍健苯M不僅包括說話人自己，還包括與說話人關系比較親近、有共同利害關系的人。這樣一來，那些非說話人本身實施的行為，只要說話人認為動作的執行者屬于自己一方，他就可以通過自謙的方式表達對非主語指稱對象的尊敬。
第二部分“詞匯的理據”包括 5 篇論文。
Tribushinina 以度量形容詞為例，剖析參照點現象對于語義構建的作用。傳統觀點認為，tall、large 之類的形容詞，其語義是以量具上代表平均值的中間點為參照而得到解讀的。作者指出，充當度量形容詞參照點的還可以是伴隨的界標\\( 如形容詞比較級和最高級的參照點\\) 、刻度零點\\( 如five feet two inches tall\\) 以及人類自身\\( 如 Giraffesare tall\\) 。不僅如此，非均值參照點還是意義相對的形容詞對表現出不對稱功能的動因。形容詞對的極大量通常用來代表整個度量，極小量則不能。
例如，我們通常用 How tall is he，而不用 How shortis he。這是因為對于某人高度的測算是從零\\( 即參照點\\) 開始、向最大值攀升的，tall 標注從刻度表上中間均值到最大值那部分，short 標注刻度表上從均值點到零點那部分。顯然，只有 tall 與整個刻度的走向一致，從而用來代表整個度量。
Brdar ＆ Brdar-Sz\ue564bo 調查了轉喻“首都代政府”使用中的社會文化理據。作者采用語料庫方法，證明克羅地亞和匈牙利報紙不僅對這一轉喻的使用不如英國和德國那么頻繁，而且它們本身對這一轉喻的使用也呈現出時間上的規律性，即周未版的報紙對這一轉喻的使用頻率要遠遠高于工作日版。作者認為，轉喻的這一分布特點是由當地文化模式所導致的。在這一文化模式下，周未和工作日構成對立的兩個框架。報紙的周未版對于本周發生的世界大事傾向于采取一種疏遠的態度，而工作日版報紙的態度則要更為親近。這兩種視角的對立產生的原因是空間距離的遠近被映射到時間、社會以及心理層面。例如，克羅地亞報紙對受歡迎的國家\\( 如德國\\) 使用“首都代政府”這一轉喻的頻率要高于對不太受歡迎的國家\\( 如俄羅斯\\) 。
Marzo 通過實證的方法考察意大利本族語者對詞匯理據關系的判斷。他對詞匯理據的定義帶有濃重的皮爾斯符號學色彩: 如果一個詞匯單位的形式和概念都與其他詞匯單位有關聯的話，它就是有理據的。據此，作者區分了內部理據和外部理據: 前者指單詞與其他單詞語義上存在認知關聯，后者指單詞與其他單詞形式上有關聯。對意大利本族語者的實驗發現: 簡單詞匯被認為具有內部理據，而復雜詞匯則既有內部理據又有外部理據; 內部理據主要源自隱喻相似性，外部理據則基于轉喻鄰近性。作者對于理據的一個重要看法就是語言學家與實際使用者對于理據的判斷可能并不一致，兩個被語言學家認為存在理據的詞匯，在語言使用者看來并不一定是有理據的。
Umbreit 考察的也是詞匯理據的內部關系。
借助本族語者的直覺判斷，他發現傳統上認為詞匯理據是從簡單詞匯到復雜詞匯的單向過程的觀點并不正確，并指出所有形式和意義存在關聯的所有詞匯形成一個多向的理據網絡。因此，一個詞匯單位可與多個詞匯單位互為理據，它們之間的關系或為一詞多義、或為派生、或為合成?；槔頁乃性~匯單位以詞匯家族的形式在心理詞庫中得到表征，且提取家族中的任一成員都會附帶激活其他成員。但對于不同語言使用者而言，兩個互為理據的詞匯單位之間的關聯強度可能不一，與某一詞匯單位關聯強的基礎形式會被使用者優先認定為該詞的理據源。
Sanchez-Stockhammer 用實證的方法驗證了索緒爾的論斷，即“德語的理據性要強于英語”。她將詞語的理據性分為 4 個等級，即完全理據、部分理據、無理據但透明以及無理據。通過對 2 500個德語和英國常用詞的理據性進行判斷，作者證實: 德語的理據性確實要比英語強，但只強一點點。但這并不能歸結于英語中大量羅曼語詞匯的存在。相反，盡管德語中日耳曼語詞匯的理據性要強于英語的日耳曼語詞匯，但英語中羅曼語詞匯的理據性要強于德語的羅曼語詞匯。
3． 簡評
近年來，隨著認知語言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對語言理據的探討也漸成熱點，僅本杰明公司就有3 本相關的論文集問世，除本書外還有《語言的理據》\\( Motivation in Language，2003\\) 和《語言學理據研究》\\(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2004\\) 。
本書作為語言理據的最新力作，反映了理據研究的最新趨勢和特點: 一是明確了認知在語言理據研究的中樞地位。人類的認知、情感、感知、動作、社會交際、文化以及身體經驗都會對語言結構的產生或變異施加影響，但多數情況下均以認知作為中介。二是將普通的、沒有受過專門語言學訓練的本族語者的語言本能納入研究視野。相比語言研究者，他們的語感也許更能反映語言理據的實際狀況。三是實證研究方法的引入。這是對語言研究者語感或語料庫數據的有益補充。四是將理據定位于對語言現象進行解釋，而不是預測。
未來研究需進一步深化語言理據的內涵，并為明確“語言在多大程度上是有理據的”提供解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