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的學術生涯始于 ２０世紀 ３０年代，當時還有不少老輩文人對西方文學的價值缺乏認識。如民初大詩人陳衍就曾向尚在清華外文系攻讀英國文學的錢鍾書提出過疑問：“文學又何必向外國去學呢！咱們中國文學不就很好么！”①從表面上來看，這一說法固然體現出作為舊詩人兼舊式批評家的陳衍對 “外國文學”（基本等意于西方文學）之于中國文學的借鑒意義缺乏了解，而從深層來看，它又顯示出陳衍心目中根深蒂固的 “中體西用”意識。因為，根據錢鍾書的記述，陳衍對學 “理工或法政、經濟之類有實用的科目”者 “懂外文”并無異議②，換句話說，他并不反對在實用性的學科上 “向外國去學”，只是不贊成在非實用性的學科如 “文學”上借鑒“外國”（主要指西方）。這表明，陳衍仍然抱著精神文明是中國的好、物質文明是西方的好之類老套觀念，其思想境界實未超出洋務運動時期的 “中體西用”論者如馮桂芬、孫家鼐、張之洞之輩。與此形成對照，錢鍾書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一個堅決的反 “中體西用”論者。他在 《談藝錄》初版序中就明確提出了 “取資異國，豈徒色樂器用”③這一與 “中體西用”論針鋒相對的觀念。而他對 ３０年代中期 “本位文化”論者的批評，則顯然可以視為其反 “中體西用”立場的自然延伸。
此外，錢鍾書對其重中西互證的文學研究也有著方法論意義上的明確認識，如他上承鄭樵、章學誠為學貴 “通”之說所提出的 “打通”論即是重要體現④。需要說明的是，錢鍾書提出“打通”論的主要目的，乃是為了將其重中西會通的文學研究區別于 “比較文學”研究。但這并不意味著錢鍾書排斥 “比較文學”研究。例如，他曾在總結自己的學術內容與治學方法時概括說，“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是他的 “專業”，“比較文學”是他的 “余興”⑤。并且，他還多次肯定了 “比較文學”的意義，并對 “比較文學”的一般方法以及如何發展中國 “比較文學”研究的問題多有論述。以筆者之見，錢鍾書之所以不愿將其重中西會通的文學研究模式等同于 “比較文學”研究，也不愿被視為 “比較文學”學者，固然與某些所謂 “比較文學”論文牽強比附、水準不高以及該類學術曾被視為 “資產階級文藝流派”⑥等內在、外在的原因有關，但究其主因，當是錢鍾書不愿將自己的學術內容與治學方法囿限于 “比較文學”的范圍內。
概而言之，錢鍾書的研究方法確實無法以 “比較文學”方法論涵蓋之，但他在文學研究中突破中西、古今、文白、雅俗及學科、文體分際等諸多藩籬的 “出位之思”，卻又充分體現出比較文學這門學科通天下之志、明藝文之道的真精神。本文擬對錢鍾書的治學之道與比較文學的錯綜關系進行較全面的梳理，藉以闡明錢鍾書的治學精神與方法對比較文學研究的貢獻與啟示。
一 、錢鍾書 “打通非比較”之說的內在精神及理論淵源
錢鍾書在文學研究中常常以 “外來之觀念與本國之材料相參證”，不少研究者因此將他定位為 “比較文學”學者，并致力于從比較文學的角度來考察他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的成就與貢獻。
錢鍾書本人對此頗不以為然。⑦筆者注意到，錢鍾書將打通 “中國詩文詞曲”與 “小說”的方法解釋為 “以白話小說闡釋古詩文之語言或作法”，而究其實，則是以 “白話小說”與 “古詩文”的 “語言或作法”相類比、相 “參證”。例如，《管錐編·毛詩正義·卷耳》一則 （６７－９），即是以章回小說 “話分兩頭”或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敘述手法，說明 《卷耳》一詩 “男女兩人處兩地而情事一時”的意境；又如，《管錐編·左傳正義·杜預序》一則 （１６４－１６６），乃是以 “后世小說、劇本”中的 “對話獨白”體，擬之于左氏在歷史敘事中 “設身處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當然耳”的 “代言”方式；再如，《管錐編·史記會注考證·魯仲連鄒陽列傳》（３２１）一則，為了說明 “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一語中的 “乃今然后”四字看似 “堆疊重復”，實則 “曲傳躊躇遲疑、非所愿而不獲已之心思語氣”的修辭效果，乃以 《水滸》第一二回：“王倫自此方才肯教林沖坐第四位”一語中的 “自此方才”四字與之 “連類”。
如果說，“打通” “中國詩文詞曲”與 “小說”，實則是指 “白話小說”與 “古詩文”的“語言或作法”相類比、相 “參證”，那么，與此相應， “打通” “中國文學”與 “外國文學”，則主要應指以 “外國文學”與 “中國文學”相類比、相 “參證”，這在 《管錐編》以及 《談藝錄》、《七綴集》等其它錢著中處處皆是：如以西方現代主義流派 “達達派”所創的 “同時情事詩”體，《堂·吉珂德》第二編第五章中的一個情節，《名利場》中有關滑鐵盧一役的 “結語”，與中國古典文學中常見的 “人異地而事同時”的情境相類比、相 “參證”（《管錐編·毛詩正義·卷耳》）⑧；以華茲華斯、雨果、施萊格爾等浪漫主義詩人以 “向不入詩”之 “字句”、“事物”采取入詩的作法，與唐韓愈、清末黃遵憲等中國詩人的 “以文為詩之意”相類比、相 “參證”（《談藝錄·三》）⑨；以大仲馬等西方作家擅于在 “每章結束處特起奇峰”的小說筆法與中國傳統章回小說 “回末起波”的手法相類比、相 “參證”。⑩前文提到，錢鍾書提出 “打通”論，乃是為了將他的研究方法區別于 “比較文學”。那么，“打通”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究竟有什么區別呢？
首先，“打通”研究所包含的研究層面要比 “比較文學”研究豐富。比較文學研究主要是指超越語言、國界或學科界限的文學研究，而打通研究則不僅包括語言、國界或學科界限的超越，還包括對文體界限、古今界限的超越瑏瑡\ue583。因此，從研究層面來看，“打通”研究可以說是涵蓋了“比較文學”研究。其次，從方法論的角度著眼， “打通”研究之 “以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打通”這一層面雖然近似于比較文學中的 “平行研究”，但也存在著微妙差異：比如，對中外文學的 “打通”研究往往止于羅列 “外國文學”現象以印證 “中國文學”，而 “平行研究”則還需要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分析，或辨別異同，或雙向闡發，或總結出普遍性的規律。再次，從目的論上來看，“打通”研究與 “比較文學”研究固然都試圖通過越界對話以求有所新發明 （“拈出新意”），但一則專務 “求同”，一則兼重辨異，差別是顯然的。
如果從中國學術史的角度著眼，錢鍾書的 “打通”論與傳統學術思想中尚 “會通”的觀念可謂一脈相承。但由于錢鍾書在其論著中只提到了宋鄭樵與清章學誠有關 “會通”的議論或觀念 （如鄭樵 《通志·七音略序》中 “宣尼書不過拔提河”之慨，章學誠 “文史通義”之說），因此，筆者在此著重介紹鄭樵與章學誠的尚通之論。
鄭樵是南宋著名史學家，長達 ２００卷的 《通志》一書是其代表作。在該書總序的開頭部分，鄭樵明確提出了 “會通之義大矣哉”的口號，他說：“百川異趨，必會于海，然后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后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基于這一觀點，鄭樵對《史記》作者司馬遷贊賞有加，因為后者能夠繼承孔子修 《春秋》的義例，貫徹治史的 “會通”準則，并編寫了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而 《漢書》作者班固卻因斷代為史，失去 “會通”之旨、“相因之義”，而受到嚴詞斥責。由此可見，鄭樵是以 “會通”作為治史的準則，并用它來評判古人著書的是非得失。
需要說明的是，包括鄭樵在內的傳統學人的尚 “會通”的觀念，固然與 “通史” ／“斷代史”之爭密切相關，但并不限于這一層面。鄭樵談 “會通”，就既從縱向貫通古今的角度著眼，又從橫向融通文史的角度著眼，他所謂 “總 《詩》、 《書》、 《禮》、 《樂》而會于一手”，所謂“會 《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即明橫向融通文史之義。此外，鄭樵又明確談到：“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
這表明，他已具有超越地域、時代界限以尋求 “普遍規律”（“道” ／“理”）的理論自覺。到了章學誠，則更為突出橫向融通文史的一面，他所提出的 “六經皆史”說，即為融通文史、融通經史子集提供了必要的理論依據。而在 《釋通》一文中，他又首揭 《大易》“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之說，進而發揮道術求通的思想，為鄭樵張目。
顯然，錢鍾書的 “打通”論與鄭樵、章學誠的尚通之論是一脈相承的。首先，如前所述，錢鍾書主張在文學研究中 “打通”各人文學科，這與鄭樵、章學誠以橫向融通文史為尚的立場是一致的；其次，錢鍾書還主張在文學研究中超越 “古今町畦”，這與鄭樵、章學誠提倡縱向貫通古今的立場，基本精神卻是相通的。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盡管錢鍾書在其論著中分別提到了鄭樵與章學誠有關 “會通”的議論或觀念，但對其 “打通”論有著更為直接和明顯影響的則是章氏的 “會通”思想，因為，錢鍾書曾明確指出，“打通”論的基本精神即在于章氏所謂 “文史通義”。
在錢鍾書看來，唯有不囿限于 “時代精神”、“地域影響”等范疇而注重東西之理、南北之學的 “打通”（“通以騎驛”），才可 “語于”章學誠所謂 “文史通義”。這無疑從一個側面印證了錢基博對其子喜 “以章氏文史之義，抉前賢著述之隱”的評價。
二 、錢鍾書的 “比較文學”論及其方法論自覺
事實上，錢鍾書并不排斥 “比較文學”研究，他除了承認 “應用過比較文學里的一些方法”之外\ue583，還對 “比較文學”的學術意義有著明確認識。他指出：
比較文學有助于了解本國文學；各國文學在發展上、藝術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異而求同，因同而見異，可以使文藝學具有科學的普遍性，……為了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學，我們也許該研究一點外國文學；同樣，為了更好地了解外國文學，我們該研究一點中國文學。
這段話揭示了 “比較文學”研究的三重意義：“有助于了解本國文學”；“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外國文學”；“可以使文藝學具有科學的普遍性”。
我們知道，“比較文學”是超越民族、國別與學科界限的文學研究，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通過不同民族或國別文學的比較研究而闡明某種文學現象。這里所謂 “比較研究”，既可以是指借助他國文學理論或術語闡發本國文學現象或觀念，也可以是指以他國文學現象與本國文學現象相對照，如錢鍾書曾提到：“說起中國詩的一般印象，意中就有外國人和外國詩歌在。這立場是比較文學的?！?/p>
而無論是何種形式的 “比較研究”，都是他者與本我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它一方面使我們在他者的參照下，對本我有新的認識和新的發現，另一方面，也能增進我們對他者的了解。因此，“比較文學”研究在作為不同民族或國別文學的比較研究這一層面上，就如錢鍾書所揭示的那樣，不但 “有助于了解本國文學”，也 “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外國文學”。此外，由于這一研究模式乃是超出個別民族文學或國別文學范圍的文學研究，因此，往往可以由此總結出帶“普遍性”的、適用于東西方文學的文藝理論或范疇，以此為基礎，便有可能建構起一種為許多比較文學學者所向往的 “共同詩學”。
我們看到，錢鍾書是從 “發展”軌跡和 “藝術”品性這兩個層面來談論各國文學 “異同”的。在錢鍾書看來，各國文學既在 “發展”軌跡上存在著各自的 “特色”和彼此間的 “共性”，又在 “藝術”風格上存在著各自的 “特色”和彼此間的 “共性”。這種認識可以說是 “比較文學”學者的 “共識”。以中西文學的比較為例，一般認為，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在文類的產生上均經歷了由詩歌而戲劇而小說的演進過程，這是中西文學在 “發展軌跡”上的 “共性”，而中國古典文學由詩而詞而曲的演進路向，又是中國文學在 “發展軌跡”上的 “特色”；再從中西文學的 “藝術”品性來看，“通感”手法和 “詩可以怨”的功能論可以說是體現了中西文學的 “共性”，而 “比興”手法和 “意境”理論則可以說是體現了中國文學的 “特色”。
此外，錢鍾書還對跨學科研究的意義有著深切體認。在他看來，“文藝與哲學思想”是 “交煽互發，輾轉因果”的。綜觀錢著，借重哲學 （含倫理學）、“心理學”之處甚多，如老子、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狄爾泰、伽達默爾的解釋學思想，亞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倫理學思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等等。另需說明的是，錢鍾書還對超媒體研究 （跨藝術門類的研究）、譯介學研究等不同類型的比較文學研究的意義，有著明確意識，其 《中國詩與中國畫》、 《讀〈拉奧孔〉》、《林紓的翻譯》、《漢譯第一首英語詩 〈人生頌〉及有關二三事》等文，均堪稱以上領域內的經典之作。
我們看到，錢鍾書在指出各國文學在 “發展”軌跡和 “藝術”風格上既有 “特色”又具“共性”后，接著強調，研究者在對各國文學的比較中，應善于從異中看出同 （“即異而求同”），從同中看出異 （“因同而見異”），這樣才能使 “文藝學”具有 “科學的普遍性”。這一觀點其實可以解析為兩個層次：第一， “比較文學”研究乃是文學研究走向 “普遍性”的前提之一。這一層意思按照錢鍾書所引法國著名比較文學家艾田伯 （Ｒ\ue010Ｅｔｉｅｍｂｌｅ）的說法就是：“沒讀過 《西游記》，正像沒讀過托爾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去講小說理論，可算是大膽?！?/p>
艾田伯的意思是說，如果只局限于考察某一地區 （如西歐）的小說創作，而不是對世界范圍內的小說創作 （包括中國小說、俄國小說在內）有一全面了解，便不應奢談 “小說理論”。因為，以某地區小說或某地區文學為依據所總結出的所謂 “小說理論”或 “文學理論”，往往是片面的、缺乏 “普遍性”的，因而也是不足為憑的。第二，比較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乃是異中求同，同中見異。這一層意思顯然已超出比較文學是否有學術意義或學術價值的問題，而已涉及到“比較文學”的方法論問題。
其實，對于 “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錢鍾書有著明確定位。眾所周知，他曾借用法國已故比較文學學者伽列 （Ｊ\ue010Ｍ\ue010Ｃａｒｒｅ）的話指出：“比較文學不等于文學比較?！?/p>
筆者以為，錢鍾書的上述看法對誤用或誤解 “比較文學”方法的人均具有糾偏意義。顯然，那些熱衷于 “抽取表面相似的中外文學作品”、“為比較而比較”的所謂 “比較文學”學者，屬于誤用 “比較文學”方法的人；而那些將 “比較文學”研究等同于 “東拉西扯的牽強比附”的學者，則屬于誤解“比較文學”方法的人。不過，由于不少所謂 “比較文學”論文確實存在著 “牽強比附”、 “為比較而比較”等問題，因此，其他領域的學者對 “比較文學”學科有所誤解和懷疑，也是不足為怪的?？梢钥闯?，錢鍾書相當重視中外文學的異同分析，并將其視為 “比較文學”的基本方法。
而他所謂異同分析，實則包含兩個層次，首先是初步區分出不同文學的相似處或相異處；然后是因同見異，即異求同，也就是從初步區分出的相似處看出差異，或從初步區分出的相異處看出共性。顯然，中外文學的異同分析只有從第一層次推進到第二層次，其所得結論才是可靠的和有深度的。以中英古典詩歌比較為例，在韻律層面，可以拈出不少相異處，如中國詩講平仄，英國詩講輕重音；中國詩的 “停頓” （ｃａｅｓｕｒａ）位置較固定，英國詩的 “停頓＂位置較靈活，諸如此類。但進一步分析就會發現，這些相異處的背后存在著共性，即，它們都是服務于音韻和諧和便于吟誦這一美學目的的。顯然，講平仄或講輕重音，“停頓”位置較固定或較靈活，只是中英古典詩歌的表面區別，而追求音韻和諧和便于吟誦，才是中英古典詩歌之普遍規律。
這表明，深層次的異同分析既能使 “文藝學具有科學的普遍性”，又能使人認清所謂 “中西文學傳統各自的特點”，到底是 “枝葉”之異還是 “根本”之異。
需要說明的是，錢鍾書在突出強調作為比較文學基本方法之一的異同分析的同時，也注意到了比較文學方法的 “多樣性”。如他曾在中美比較文學學者的一次雙邊討論會上指出：“比較文學，同時也必然比較比較文學學者，就是說，對照美國學者研究比較文學的途徑和中國對等學者研究比較文學的途徑?！彼S后以肯定的語氣反問道：“是否比較文學的方法也多種多樣呢？”
我們知道，比較文學曾有 “法國學派”、“美國學派”之爭，美國學派以韋勒克為代表，提倡以審美分析、價值判斷為主旨的 “平行研究”，而法國學派則更注重建立在 “事實聯系”基礎上的“影響研究”。由于不少中國學者了承襲傳統學術重 “實證”、重考據的學風，因此，他們在涉及到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中，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就走上了 “法國學派”的路子。
因此，考察 “美國學者研究比較文學的途徑”和 “中國對等學者研究比較文學的途徑”，便至少可以區分出 “平行研究”和 “影響研究”這種研究類型，以及與此相應的中外文學現象的平行分析和中外文學關系的實證考察這兩種研究方法。錢鍾書一再指出，“學說有相冥契而非相受授者”。
這就意味著，在錢鍾書看來，中外文學中某些相似處的存在是出于不謀而合 （“相冥契”），而未必是受到了某一方的影響 （“相受授”）。而平行研究即以中外文學中不謀而合的相似處為研究對象，影響研究則主要考察中外文學中存在淵源關系的相似處。這就意味著，無論是 “平行研究”還是“影響研究”，無論是中外文學現象的平行分析還是中外文學關系的實證考察，都離不開異同分析，因為，我們對中外文學中不謀而合處的揭示，實際上就是一個 “即異而見同，因同而見異”，進而總結出文學藝術的普遍規律即共同 “文心”的過程；而我們對中外文學淵源關系的考察，則必然應以對中外文學中相關文本的異同辨析為前提，否則，諸如異國之間 “相受授”雙方的 “文學姻緣”，接受者的因襲與變異，以及因襲與變異背后的文化根源等等，均無從談起。
除了對 “比較文學”的學術意義和基本方法作了一般性論述，錢鍾書對如何發展中國 “比較文學”還有許多切實的建議，這對國內的 “比較文學”學者以及 “外國文學”、“中國古代文論”、“文藝理論”等領域中兼重中外文學與文論的研究者而言，始終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重提錢鍾書的有關論述，并根據新出現的材料而有所增益，大約不算多余之舉。
錢鍾書有一個為中國比較文學學者耳熟能詳的觀點，即， “要發展我們自己的比較文學研究，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清理一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系?！?/p>
錢鍾書還認為，“文藝理論的比較研究即所謂的比較詩學是一個重要而且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倍?“如何把中國的傳統文論中的術語和西方術語加以比較和相互闡發，是比較詩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彼赋?，進行這項工作必須深入細致，不能望文生義。因為，同一術語在不同的人用起來含義也不同，若不一一辨別分明，必然引起混亂。此外，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家大多數是實踐家，兼 “能作”與 “能評”于一身，因此，要了解其理論必須同時讀其詩文。
顯然，錢鍾書早期的 “人化文評”說，可以視為 “比較詩學”領域內 “導夫先路”的重要成果。錢鍾書指出， “人化文評”是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 “特點”。所謂 “人化文評”，指的是 “把文章通盤的人化或生命化 （ａｎｉ\ue011ｍｉｓｍ）”，也就是以 “氣骨神脈”等等人體的 “機能和構造”來評論詩文。如劉勰 《文心雕龍·附會篇》所云：“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曹丕 《典論·論文》所云： “孔融體氣高妙”，鍾嶸 《詩品》所云：“陳思體骨氣奇高，體被文質”，均是傳統 “人化文評”中的顯例。概而言之，傳統文學批評中常見的術語如 “氣”、“骨”、“力”、“魄”、“神”、“脈”、“髓”、“文心”、 “句眼”等，作為 “人化”的詩學范疇或 “生命化名詞”，均是 “人化文評”的體現。隨后，錢鍾書從 “西洋文評”里找出了若干帶有 “人化”色彩的 “代表性例子”，并把它們 “分為三類”，而與中國傳統文評中的 “人化現象”，作了 “由淺入深”的 “逐類辨析”，以指明西方文評中帶有 “人化”色彩的術語或命題與中國傳統文評中的 “人化現象”往往 “似是而非”、“貌同心異”。如法國文論家布封的 “風格即人”說，表面看來類似于 “人化文評”，但究其實質，兩者存在著明顯差異，因為，布封所謂 “人”，是指 “人格人品”，不過 《文中子·事君篇》“文士之行可見”一節的意見，并不指 “人身”人體。又如，羅馬大雄辯家兼修辭學家西塞羅曾云：美有二種：“嬌麗者”，“女美也”；“莊嚴者”，“男美也”。這無疑契合于中國傳統文評中 “陰柔”“陽剛”之美的區分，但在各自所指的對象上又有所不同，因為，西塞羅 “根本是在講人體美”，而并非說 “文章可分為陰柔陽剛”。
總之，通過對中西方文論或文評中類似現象的深入比勘和辨析，錢鍾書既充分論證了 “人化文評”乃是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又明確界定了 “人化文評”的內涵。如果說，錢鍾書的 “人化文評”說對中西比較詩學研究而言具有 “導夫先路”的意義，那么，其晚期的 《詩可以怨》一文，則堪稱中西 “比較詩學”領域中的一篇具有典范性的論文。在這篇文章里，錢鍾書旁征博引，用大量材料令人信服地說明中國和西方都認為最動人的詩是表現哀傷或痛苦的詩，很多詩人和理論家在說明這一點時不僅看法相近，而且取譬用語也常常巧合，這就指出了東西方詩學中一個根本性的規律。此外，錢鍾書還認為：“語言比較也是比較文學的一個大的部門”，并特別指出，他 “對此曾經花過心力?！?/p>
通觀 《管錐編》，可以看出，錢鍾書確實極為重視 “語言比較”。如 《管錐編》開篇之 《論易之三名》一則，即在論證 “一字”而 “融會相反兩意”這一語言現象時，以古漢語中的 “易”字兼訓 “不易”，“亂”字兼訓 “治”，“廢”字兼訓 “置”，與德語中 “奧伏赫變（ａｕｆｈｅｂｅｎ）”一詞兼訓 “滅絕”與 “保存”二義相對觀，從而既推翻了黑格爾斷言中國語文“不宜思辨”的依據，又顯明了一字而 “融會相反兩意”這一語言現象的普遍性。再如，為了說明語言表達的局限性，錢鍾書列舉了十多位中外哲學家、文人 “責備語文”的觀點 ，如黑格爾所謂 “語文宣示心蘊既過又不及”，尼采所謂 “語文乃為可落言詮之凡庸事物而設”，故 “開口便俗”，歌德所謂 “事物之真質殊性非筆舌能傳”，陸機所謂 “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劉勰所謂 “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黃庭堅所謂 “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諸如此類。又如，為了表明中國詩家慣用之 “回鸞舞鳳”格乃修詞通例，錢鍾書以古希臘修詞學所謂 “丫叉句法”與之對觀。
那么，錢鍾書何以對 “語言比較”格外重視呢？筆者以為，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對此進行分析：首先，由于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因此，如試圖從根本上把握文學活動的 “普遍規律”，便無法繞過語言研究，尤其是對語言特性、語言現象 （包括修詞現象）的比較研究，而錢鍾書的基本學術旨趣即在于抉發東西方共同的 “文心”、 “詩心”，因此，他主張 “語言比較”應為“比較文學”一大 “部門”并為之付出 “心力”，便是很自然的事；其次，２０世紀西方哲學經歷了 “語言學轉向”（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ｕｒｎ），這種 “轉向”亦波及到了文學研究，而錢鍾書對西方現代學術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前沿理論一向感知敏銳，因此，他對語言研究及 “語言比較”的格外重視，也很可能和 ２０世紀西方人文學術的 “語言學轉向”有著一定的關聯性。
綜括而言，在錢鍾書看來，“清理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互關系”，“相互闡發中國傳統文論中的術語和西方術語”，“語言比較”乃是中國 “比較文學”發展所不可回避的重要任務。事實上，這三項任務對發展中國的 “外國文學”研究，“古代文論”研究以及 “文藝理論”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