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代背景下的人文思潮比較。

《琵琶記》創作于元代末期。元代科舉制度一度中斷長達七十余年，這使許多士人失去進身之階，下層的寒士很難進入統治階層，社會地位迅速下降，以至社會上出現了“九儒十丐”的說法。因此，地位低下的書生，成了人們同情的對象，正面歌頌書生志誠的作品成為戲曲的主流。高明將對這一時代的深切感受付諸《琵琶記》中蔡伯喈的經歷，既包含旌表門楣的愿望，又透露出個人命運無法掌控的無奈之感。而趙五娘則作為蔡伯喈命運的隨行者，在被丈夫無奈拋棄后，仍侍奉公婆，不辭勞苦，甚至上京尋夫，在得知真相后原諒丈夫，同牛小姐共侍一夫。趙五娘的怨，源于丈夫對封建名利觀和等級制度的妥協，因此，她并沒有將蔡伯喈看作造成她不幸的根源，而是設身處地地理解丈夫，也實現了夫貴妻榮的大團圓結局。這個女怨形象陰柔、堅韌，敢于犧牲。

《美狄亞》創作于希臘內戰時期，處于黃金時代的希臘正在經歷內部瓦解，內外矛盾不斷惡化，與斯巴達人經年累月的戰爭使得平民生活貧困，奴隸待遇苛刻，女人更是毫無地位可言，只是作為對方婚姻的財產和男性的附屬品。歐里庇得斯對此表達了自己力求民主和平等的愿望，這在美狄亞的反抗者形象中得到了體現。美狄亞的怨，源于丈夫墮落的男性人格和不合理的社會現狀，因此，她在悲嘆女人的不幸命運之后設計報復，不僅殺死了科任托斯公主和國王，甚至殘忍殺害了自己和伊阿宋的兩個孩子。這個女怨形象更陽剛、暴烈，勇于反抗。

二、深層次的民族心理比較。

趙五娘是一個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女性，是中國封建社會典型的女性形象，她的命運反映了中國婦女的苦樂人生。

作者高明稱她為“有貞有烈趙貞女”.趙五娘飽嘗了夫妻分離之苦、饑荒挨餓之苦、公婆誤會之苦、上京尋夫之苦，卻一心侍養公婆，不辭辛苦千里尋夫，完全恪守為人婦的教條。

集中體現趙五娘樸實善良品質的莫過于《糟糠自厭》這一出，她擔起了家中本該由丈夫承擔的責任，典當衣飾，為公婆換取米糧，自己卻偷偷吃糠。趙五娘任勞任怨，具有自我犧牲精神，在她的身上凝聚了中國的傳統美德。

美狄亞是一個暴烈、自由而奔放的女性，是西方民主社會典型的女性形象，“她會為愛犧牲一切。只有這種不顧家庭，自尋煩惱的人才能作故事里的偉大人物。美狄亞的強烈愛情變做了她的缺點，使她犯了不少的罪惡：她為愛情殺害她的骨肉，會為失戀殺害她的骨肉”[1].美狄亞完全是一個情感動物，她為了自己的愛情拋棄一切也毀滅一切，個性極度張揚。在愛恨交織中，美狄亞選擇了以玉石俱焚的方式報復丈夫，在她的身上體現了頑強的魄力。

三、中西方的道德觀念比較。

《琵琶記》與《美狄亞》中兩位女性的遭遇相似，而結局迥異：趙五娘奉行中庸之道，最終保全了自己的家庭；美狄亞選擇極端的方式，毀滅了負心人的一切，她們不同的選擇體現了東西方道德觀念上的分歧。東方女性用儒家的倫理綱常規范自己，嚴格遵守三從四德，個人情感總是服從于集體利益，處于被壓抑的狀態，面對不公正的待遇，能忍則忍，奉行寬恕之道；而西方提倡個性自由，個人情感是被突出和放大的，女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選擇自由的人生。

同時，這兩部戲劇也反映出了中西方不同時代的作家對于女性身份的認知。高明在戲劇創作開始就提出“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的創作基調，認為儒家的禮儀教化可以規范人們的行為，使得女性成為家庭秩序的順從者，趙五娘便是符合作者審美的傳統婦女道德楷模。而歐里庇德斯所處的時代女性地位卑微，而他倡導女性的自由和解放，美狄亞便在驚世駭俗的情感毀滅中釋放出女性自己的聲音和力量，她在認清丈夫虛偽卑劣的面目后，發出了“在一切有理智、有靈性的生物當中，我們女人算是最不幸的”的憤慨 [2].

綜上所述，中西方“女怨”的實質是男性話語權下女性人格的自我救贖，這與特定時代的人文思潮、民族心理、道德觀念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同時，本文提出這樣一個觀點：

中西方戲劇中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與中西方地域文化有著血脈相連的關系。大陸文明下的民族主要以農業為生產方式，視野不斷向內探索，民族性格內向而敦厚；海洋文明下的民族主要以漁業為生產方式，視野不斷向外探索，民族性格外向而熱烈。

參考文獻：

[1] 歐里庇得斯 . 美狄亞 [M]. 羅念生譯 .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2] 埃斯庫羅斯 . 古希臘戲劇選 [M]. 羅念生等譯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