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文化研究”在界內已是一個爛熟的詞匯，根據胡小明和郝勤兩位學者的回顧，國內“體育文化研究”熱潮起于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其標志是 1986 年在成都 體 育 學 院 召 開 的“全 國 首 屆 體 育 文 化 研 討會”; 根據中國知網的學術指數統計，1986 年以后，體育文化的學術關注度穩步提升，尤其是 2000 年以后幅度更是明顯增長。然而，盡管已有一段不算短的歷程，但國內體育文化狀況，如郝勤教授所講“總的來說，研究成果還較少，水平也有待于提高”.突破當前體育文化研究的困局應該是所有從事相關研究的人士包含筆者在內的“共識”與“愿望”,當然這些研究中也有頗有見地的觀點，如郝勤教授主張“只有當學術界的體育文化研究成果與當代中國的體育實踐，尤其是體育文化建設相結合的時候，中國的體育文化研究才能夠真正獲得實質性的突破與成就[2]; 胡小明先生則強調體育文化研究，”應以民族文化為基礎“,應”主要應針對民族文化、傳統文化對體育運動的影響“[3].這兩位當年曾發起與參與”全國首屆體育文化研討會“的學者自有其高度，筆者不成熟的建議是我們的體育文化研究當順應或者說”皈依“”文化研究“的范式。需澄清的一點是，筆者此處所指”文化研究“非泛指的對文化的研究（ the study of culture） （ 此類型的研究，體育學領域并不鮮見，其通常是將文化看作一個背景因素） ,而是特指以英國伯明翰大學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 CCCS） 為源頭的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范式。
1 一種更為深入的”視角“: ”文化研究“范式的特點
如何認識和界定文化研究是我們討論體育文化研究范式轉型的前提。如前所述，筆者所指”文化研究“系發軔 于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在當代廣有影響的學術思潮或范式。其從總體取向而言，提倡的是一種跨學科、多學科，甚至是反學科的研究取向； 有學者將”文化研究“的特點概括為： 其一，綜合性與開放性。文化研究在研究某一文化主題時注重對不同學科的整合，強調的是不同學科間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互交叉的話語空間“（ inter - discursive space）對于文化研究及其各學科發展的積極意義。即學科邊界在文化研究的視野中是不存在的。第二，擴散性與生活化。文化研究的對象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或文化，其主要采取的是人類學視角中的文化定義，把”文化“看作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體現，諸如時裝、影視、廣告、消費方式等與生活密切相關的現象都構成其研究對象。第三，批判性與現實關懷。文化研究在其發軔之初就走的是一條文化政治的實踐道路，關注的是社會邊緣群體的聲音。因此，對工人階級、青少年亞文化、少數民族、有色人種的關注構成了其最初的研究重點。及至今日，文化研究依然堅持其研究取向的現實性，著力揭示當代大眾文化對人的生存與發展的影響。
綜合來看，筆者認為，”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的范式對我國體育文化研究的啟示是，其可以成為一個視角來促使我們建構體育文化的研究框架而不只是被研究的對象，并從中獲得新的路徑來探尋體育領域中塑造人類行為的隱晦的、藏匿于表面之下的具有活力的問題與范疇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2 實現從關注”文化因素“到”文化研究“的轉變
從”文化研究“范式所提供的視角來審思國內的大多數體育文化研究的成果，筆者認為，盡管很多研究不乏灼見，但絕大數研究傾向于將”文化“理解為民族歷史文化傳統，往往是通過對歷史文化傳統的追溯，來發現和確定影響當代中國體育發展的因素和力量。誠然，歷史文化傳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當代體育的性格和特征，但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體育和文化之間的關系決非如此簡單，事實證明，”體育“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著”文化“,且文化自身有其發展邏輯。這種研究的理路導致了當前我國體育文化研究也落入到了”宏大敘事“的窠臼中，難以揭示體育領域當中諸多藏匿于表面之下但卻是塑造人們行為的問題與范疇。相反借助于”文化研究“范式所提供的視角，我們則可以獲得對于”體育“更鮮活的認識。臺灣”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游鑒明的《超越性別身體---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一書從性別視角，審視女子體育與國家、社會文化的關系，跳出了國家體育史的窠臼，在進行史料梳理的同時，揭示事關中國近代女子體育發展過程的一些問題： 如對身體的規訓，運動中的觀看與被觀看，女運動員的形象，以及女性主體等問題。這種給中國近代體育史一種性別的詮釋，不失為一種”文化研究“范式。
3 向體育文化研究轉軌的題中之意
從現實來看，筆者以為體育文化實現由關注”文化因素“向”文化研究“轉軌，我們至少面臨著如下兩大挑戰。
首先是”批判“勇氣與思維。從源頭上說，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知識分子，在各自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所采取的一種文化立場，而這種立場最明顯的是一種”批判姿態“（ critiquing gestures） ,正是以批判為基礎，形成了”重當代文化，不重歷史經典； 重大眾文化，不重精英文化； 重邊緣文化，不重主流文化； 重文化實踐，不重宏大敘事；重具體情境，不重一般模式； 重跨學科性，不重學科立場“的研究路徑與領域?？档轮赋?，”批判是理性的職責和使命，是對理性本身的召喚“,批判思維是學術研究創新的動力，我國體育文化研究要實現突破，需要有批判的意識與批判的思維。這正是筆者認為體育文化研究應當轉軌的原因所在。勿庸諱言，當下在習慣于為既有”政策“尋求合理性的大氛圍中，”批判的思維“需要勇氣。當然，需要警醒的是，真正的批判思維，是一種如康德所言的”理性的批判“,即以理性為標準對各種體育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進行審視，同時也對自身進行反思，而不是單純通過理論思辨來胡亂地對體育實踐者的工作進行指手畫腳的干預，更不是”學術攻擊“.
其次是真正意義上的關注現實和扎實的田野調查。發軔于伯明翰大學的文化研究路徑，從其切點來說： 進入社會文化實踐內部，比進入一套理論話語更為切要，這一傾向一直為西方學者所”堅守“.美國匹茨堡大學的 J·阿拉克教授曾從中美對比的角度婉轉表達了對進入我國的”文化研究“的”意見“,他指出：對于美國學者而言，他們對一個”文化研究“研討會的期待，是想看到更多深入細致的個案分析，要關注那些具體的經驗性的東西，討論文化的生成活動，不一定是已經上了書，而是那些正發生或發生在不遠的過去的事情，那些并不一定水準很高、非常了不起的東西”,但中國學者“大多數都只是有關理論本身的爭論”.
筆者無意于強調美國學者更為高明，但顯然其關注的要點更切合“文化研究”范式。換言之，體育文化研究轉向“文化研究”范式，需要研究者能突破業已形成的“宏大敘事”和動輒理論建構的習慣，拒絕任何文化模式的同質化描述，拒絕普世化的話語模式而轉向扎實的田野調查，深入細致的個案分析，甚至是具體的經驗性的體驗。顯然，這種路徑對于習慣于“書齋式”研究模式，習慣于扎著堆詮釋“政策”的我們而言是一大挑戰，但其可我們帶來更為廣袤、更為鮮活的研究領域卻是值得期待的。
“文化”的問題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有“文化昆侖”之美譽的錢鐘書先生在論及“文化”時尤稱“你不說我越清楚，你越說我越糊涂”,以筆者淺薄的學養，討論“體育文化研究”的問題，實屬冒昧，權當“自言自語”表達自己的“愿望”和“決心”.
參 考 文 獻
[1]胡小明。 胡說體育文化[J]. 體育學刊，2010（ 3） .
[2]郝勤。 論體育與體育文化[J]. 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12（ 5） .
[3]班建武。 文化研究的特點與教育學方法論的創新[J].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