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貧困與老年貧困

（ 一） 貧困及其類型

貧困作為發展經濟學的重要議題，主要是指在經濟或精神上的貧乏窘困。按照不同的維度，可以將貧困劃分為不同的類型。例如，經濟貧困與社會貧困①，突發性貧困與延續性貧困②，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③。經過 30 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進步，但絕對貧困現象在中國依然存在。一般來說，絕對貧困人口的基本特征包括： 處于待業、無業狀態的人口； 家庭成員中有嚴重殘疾、患病等特殊困難和特殊負擔的弱勢群體； 由民政部門救濟的鰥、寡、孤、獨人口等。本文考察并研究的是老年絕對貧困問題。

（ 二） 老年貧困特點

與青壯年群體的貧困不同，老年貧困的根源在于： 老年群體與經濟發展部分處于“脫域”狀態，部分老年人脫離生產部門，除非社會保障體系支持，維持體面生活在發達國家目前尚有可能①，但在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僅僅依靠國家層面的轉移支付，莫要說體面生活，能夠踉蹌生存已實屬不易。從生命周期理論來看，人到老年意味著消費大于生產，若無青壯年時代的積累，也沒有轉移性支付時，老年消費就成為無源之水與無本之木。因此，在傳統文化體系中，養兒防老---代際資源交換成為應對老年貧困危機最合乎邏輯的現實選擇。

進入 21 世紀以來，中國努力構建多層次、覆蓋城鄉的養老保險制度，以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并嘗試通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來保障民生、減少貧困。但是，當下中國家庭養老面臨家庭供養資源減少、供養力下降的挑戰。老年人相對于青年人而言更易陷入貧困，且與殘疾人、兒童等相類似，一旦陷入貧困，很難依靠自身力量走出來，只能借助國家、社會與家庭的力量，才有可能擺脫貧困。

二、老年貧困的成因

西方國家的貧困主要以城市貧困為主要表現形式。與西方國家不同，中國貧困主要發生在農村。因此，東西方的貧困成因有較大差異： “失業與在業低收入是導致歐美城市貧困的主要原因”②。在中國，失業或者不穩定的勞動力市場使得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和職業培養的社會成員很難避免貧困陷阱，從表面上看這與西方國家有些類似。但就老年貧困群體來說，一方面，中國城市中存在大量尚未達到退休年齡的下崗或失業人員，另一方面，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未能提供充分的保障，使得農村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年人群體往往更易陷入貧困的窘境。

不可否認，發達國家的老年貧困依然存在，但通過社會政策對老年貧困的治理，普遍改善了貧困者的生存狀態，極大地緩解了社會矛盾。但在中國，社會救助、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體系處于“完善”階段，貧困在中國并非經濟排斥那么簡單，“在西方國家，至少對本國人不存在制度性歧視與制度性排斥。而在中國，要實現各群體之間的社會融合，不僅要翻越無形隔離墻，更要翻越有形隔離墻。在多數情況下，強大的有形隔離墻是難以逾越的”③。中國的社會隔離意味著中國特殊的“底層社會”④的出現，西方社會并不存在明目張膽的社會排斥，但在中國卻隨處可見。老年貧困相比青壯年貧困，固然受自然、個人與家庭因素等影響，社會排斥也是中國當下包括貧困問題在內的各種社會問題出現的主要誘因之一。社會救助在紓解老年貧困、特別是農村老年貧困的作用有限，且這些扶貧濟困機制呈現“碎片化”傾向，其運轉效率仍需要繼續提高，其公平公正程度仍有待進一步改善。

三、中國老年貧困狀況與應對難點

（ 一） 老年貧困狀況

常識告訴我們，農村貧困問題遠比城市嚴重，農村貧困老人對社會救助的需求更為迫切。中國采用了較低的貧困線標準，尤其是農村貧困線遠低于世界銀行標準，使得中國農村絕對貧困發生率異常之低?！吨袊r村住戶調查年鑒》顯示： “中國農村的絕對貧困發生率 2000 年為 3. 5%,2007 年則下降到 1. 6%”①。但另有研究表明，2000 年時即便在“低貧困標準”尺度下的中國老年貧困人口也高達 2000-3000 萬②。由此可見，中國老年貧困發生率較高，且遠高于總人口的貧困發生率。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絕對貧困情況明顯改善。如王德文的研究表明“被養老保障覆蓋的城鄉老年人貧困狀況均有明顯改善，貧困發生率下降，貧困深度和貧困強度降低”③。楊立雄利用最低生活保障數據測得“中國老年貧困人口總規模近 1800 萬”④。與之前研究相比估算老年貧困規模有所縮減。

對老年貧困的成因，孫文中基于訪談資料并以場域理論對中國農村老年貧困現象進行了深入解析： “微薄的家庭經濟收入、失衡的農村家庭財富支出結構、不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農村老年貧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農村孝道文化的式微，養兒防老社會風俗的固化、代際互惠的依賴型養老心理是農村老年貧困的次生性建構因素?！雹?。理論上講，老年人是否會陷入貧困主要取決于老年人獲得穩定經濟收入的高低。而當前的現狀是： 中國老年人主要生活來源于養老金的不足三成，多數來自于非正式制度的勞動收入或者家庭供養； 年齡越長的老年人，家庭供養的比例越高，即對家庭的經濟依賴越強。

從宏觀視角看，拋開體制分割的養老金體系不談，中國的基尼系數在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一直在高位徘徊（ 超過 0. 45） ,家庭成員背后的經濟供養能力存在著極大的階層差異，中國貧困老人面對的深層次問題是社會階層分化嚴重帶來的消極影響，子女收入較高意味著老年人幾乎不會面臨貧困問題，而子女條件較差，其父輩面臨貧困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社會階層固化使得社會流動性降低，使得貧困老人得到子輩經濟支持的可能性減少。當然，中國城市貧困老人生存狀態仍要明顯好于農村，原因有三： 其一，城市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與保障水平顯著高于農村，城市居民的極端貧困現象較為罕見，除非遭遇重大疾病與重大變故。

一般來說，城市貧困老年人口比例要明顯低于農村； 其二，與農村的“狼文化”不同（ 農村孝文化迅速衰敗，孝道逐漸變得徒有其名而無其實） ,在城市中“孝文化”保存相對完好，親子關系顯得相對溫情脈脈，代際責任感較強； 其三，城市家庭的收入與經濟狀況要好于農村，且相對于農村居民而言，城市居民對養老問題的前瞻性認識更多一些，更多人樂意選擇有彈性和效率的財富積累渠道，為養老做積極準備。

（ 二） 老年貧困的新問題

城市貧困狀況好于農村，并不意味著探討中國老年貧困問題變得輕松，“養老保障、醫療保障和社會救助均對城鎮老年人貧困削減有顯著影響，……養老保障對農村老年人的貧困削減同樣有顯著作用，醫療保障和社會救助的影響并不顯著”⑥。老年貧困、特別是中國的老年貧困問題，須納入社會大轉型的視野之中才能有更為清醒的認識： 改革開放以前和初期的城市貧困人口主要包括那些無勞動能力、無固定收入來源的社會成員，但隨著劇烈的社會變遷，導致貧困的因素變得更加復雜與多元---在城市中，投機經營失敗、沾染惡習表現更為突出，而紅白喜事大操大辦、超生搶生被罰款、違法犯罪被監禁等在農村顯得更為突出。原先城市由于個人或家庭原因而陷入生活困難的居民，通常被政府或單位救濟體制所接納。但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全面推進，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變遷過程中，隨著經濟體制的轉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擴大，通貨膨脹加上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一些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或者感受到了嚴重的相對剝奪。而在農村，人口轉變的迅速完成，競爭體系下的“掉隊人”---鰥、寡、孤、獨人口面臨的生活更為困難。從“子女養老保障條件”來看，子女數量的減少會通過以下兩方面來影響老人的經濟供養水平： 一是子女數量的減少、人口流動性增加以及代際居住模式的變化，子女在照顧老人方面投入的時間減少，老人獲得的生活照料的數量和質量下降，同時空間距離的拉大，也增加了照顧的不便利性，這種非正式經濟支持的弱化會加劇老年人的社會貧困，社會貧困又通過對經濟給養水平的影響反作用于老年人的經濟貧困； 二是人口轉變加速了人口老齡化進程。老年群體在 75 歲后的健康狀況開始迅速惡化，人口預期壽命大幅度提升的背后是老年疾病的蔓延、老年人帶病期與不健康壽命的延長，這是生活水平提高與大量醫療資源投入的結果，只是中國的醫療保障體系的建立并沒能有效保障弱勢群體，盡管“覆蓋各個層次”,但大量的保障支出用于特權群體①。

由于頂層設計的缺陷，醫療保障與其它社會保障體系都存在類似的“劫貧濟富”問題，“因病致貧”成為老年貧困的最重要誘因之一，社會分化帶來的子女經濟水平差距拉大對老年貧困發生率的降低有負面效應。

同時，現階段農村家庭規模不斷縮小會導致老年貧困發生率的提高，進而弱化家庭養老保障功能?？傮w來看，在國家社會保障體制分割、社會分化愈加嚴重以及代際責任觀念弱化的文化嬗變中，部分老年群體“老無所依”“病無所醫”造就的老年貧困是中國當下最為令人唏噓的場景。無論城鄉，家庭資源、權力向子輩傾斜，老年人在家庭中獲得的生活資料與話語權較為有限，老年貧困除了最普遍的物質生活資料、醫療資源匱乏外，還表現為老年人幸福感的缺失，“聽天由命、消極無為，思想保守、觀念陳舊，依賴性強，懶散怠惰”等，“個人長期無法實現的某種能力的匱乏，不僅可能導致經濟貧困，甚至使被排斥者不能享受到公民地位所賦予的公民政治及社會權利，而這種權利不可能依靠提供經濟援助來賦予”②。這一系列制度與文化因素所導致的老年貧困問題使得未來中國社會救助制度面臨外在與內在的諸多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