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步伐加快，海外資金的不斷引入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進程的加快，導致我國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不斷提高。這是因為對于資本市場而言，經注冊會計師鑒證的會計信息在引導資源配置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會直接影響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的可靠性和資本市場的融資成本；并且高質量審計能有效約束代理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減少公司的代理成本，從而提高公司的價值。

許多投資者認為，四大的優勢在于審計程序較為科學成熟，即使發生審計失敗，因為他們規模大，所以賠償能力強，投資者遭受的損失也能得到彌補。

而非四大所特別是國內所，因為規模小、執業質量控制不規范，抗風險能力較弱。所以他們普遍認為四大的審計質量要高于非四大。

近年來，我國也發生了一些和四大相關的個案，如錦州港事件中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德勤的科隆事件、財政部第 11 號會計信息質量檢查公告點名的普華永道等。這些事實表明四大或者規模較大的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并不完全可靠。如何衡量審計質量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

二、高質量審計的衡量標準

研究高質量審計的存在性，首先要明確什么是審計質量，進而明確什么是高質量審計。DeAngelo（1981）認為審計質量是發現和報告財務報告錯誤的聯合概率，而高質量審計就是審計師發現錯誤的能力較高，并且報告所發現的錯誤和不正當的做法的可能性更高。

我國對高質量審計存在性的實證研究不多，尚未形成統一的結論，衡量標準各有不同，并且同一標準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主要的衡量標準有：盈余管理、會計穩健性、市場認同度、IPO 經營業績變化和政府處罰。

（一）盈余管理
以往對審計質量研究的文獻大多數是從盈余管理的角度來研究的，即其他因素保持不變，如果四大盈余管理水平顯著低于非四大，這表明國際四大的審計質量更高，這樣的方法也得到了多數學者的認可。

1、審計質量的高低與事務所規模的大小無關。學者們用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市場公開披露的年度報告為研究樣本，使用審計意見和修正后的截面瓊斯模型估計的可操控性應計利潤作為衡量審計質量高低的指標，結果發現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意見和水平在統計上不是顯著的正相關關系，盈余管理和四大所也不是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表明四大和非四大的審計質量在中國的審計市場上沒有顯著的差異。主要代表人有郭照蕊（2011），劉運國、麥劍青（2006）。

2、規模大的事務所審計質量高。有的學者以 IPO 定價市場化為背景，研究注冊會計師的聲譽對 IPO 定價的影響。用注冊會計師事務所的規模來衡量審計師的聲譽，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和兩階段回歸的方法對假設進行檢驗，結果發現注冊會計師的聲譽能夠顯著地降低股票的抑價率。所以，他們認為注冊會計師的聲譽可以影響股票定價。這說明了規模較大的事務所審計質量較好。主要代表人有王兵、辛清泉、楊德明（2009），李仙、聶麗潔（2006），吳水澎、李奇鳳（2006），漆江娜、陳慧霖、張陽（2004）。

3、規模大的事務所會對不同盈余管理的公司采取不同的審計質量。王良成、韓洪靈（2009）選取 1998～2001 年首次配股的公司作為樣本。把配股公司和非配股公司區分為高盈余管理的公司和低盈余管理的公司，并以此來研究大規模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對這兩類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結果表明，大所對不同盈余管理的公司采取不同的審計質量，大所的審計質量并不是一貫的高。

4、不同盈余管理方向的審計質量不同。徐浩萍（2004）采用了 1997 年以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1998～2001 年報數據，從盈余管理角度考察了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結果表明相對于可操控經營性應計利潤而言，審計師在對可操控非經營性應計利潤為手段的盈余管理中表現出了較高的審計質量。另外，研究還發現，審計師對以增加利潤為目的的正向的盈余管理比較敏感，但是對負向的盈余管理的敏感性就不那么高了。所以說同一家事務所對不同盈余管理方向的審計質量是不同的。

（二） 會計穩健性
劉峰、周福源（2007）以2002～2003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多種方式來檢驗四大和非四大之間審計質量的差異，從非標準意見出具的概率、可操控性應計利潤的數量和會計盈余持續性等三個角度來看，四大與非四大審計質量的差異并不顯著，但從會計穩健性角度來看，四大比非四大更不穩定。他們的研究結果支持審計質量由法律風險決定，也就是說從會計穩健性的角度來看，四大的審計質量并不比非四大高。

（三） 市場認同度。王詠梅、王鵬（2006） 利用盈余反映系數中原因不明的部分提供的增量信息來比較四大和非四大的差異，結果發現四大和非四大審計質量的市場認同度確實存在差異，市場比較認可四大。所以，由四大審核的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更可靠，更容易獲得投資者的信賴。換言之，市場認同度高的事務所審計質量高。

（四）IPO 經營業績變化。朱小平、郭志英（2007）選取2000～2002年上交所和深交所A 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上市公司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后的經營業績，可以直接測試外部審計質量對首發上市后公司經營業績變化的影響程度。

測試結果顯示，由十大和非十大審計的上市公司首發后的經營業績（股本回報率）的變化趨勢有顯著的差異，而四大合資所和本土大所審計的樣本公司的經營業績變化則沒有顯著的差異。這說明 IPO 公司聘任的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及IPO的發行制度會影響IPO公司上市后的經營業績。因此，十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比非十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質量高。

國際合資所和本土大所的審計質量沒有差別，這與其他學者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也間接說明了可以把上市公司IPO后的經營業績的變化作為衡量審計質量的標準。

（五）政府處罰
學者們發現，在被證監會處罰后，受處罰的會計師事務所或者審計師所審的上市公司的可操控性應計利潤并沒有顯著的降低，會計盈余穩健性也沒有明顯的改善，對上市公司的行政處罰處理的差異在可操控性應計利潤和會計盈余穩健性方面沒有顯著的效果。

這項研究表明，我國的行政處罰沒有顯著提高審計質量。代表人物有王兵、李晶、蘇文兵、唐逸凡（2011）。同樣，于李勝、王艷艷（2008）也認為，政府對審計市場的監管為一些會計師事務所帶來了租金，但是卻降低了審計市場的績效，政府“援助之手”的作用一直沒有實現。

張奇峰（2005）表示，單靠政府對會計師事務所的管制并不能為其帶來聲譽，政府應該將工作重心轉向培育市場對高質量審計服務的需求上來。對于會計師事務所，應該提高專業能力，保持高度的獨立性，才是他們建立市場聲譽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

三、研究啟示和未來研究方向

通過梳理相關文獻可以看到，國內具體研究四大能否提供高質量審計的文獻并不多，更多的是把是否聘用四大直接作為衡量審計質量高低的一個指標，甚至認為四大就代表高質量的審計。這些研究缺乏實證結論的支持，是不嚴謹的。也有少數研究四大與審計質量關系的文獻，衡量審計質量的指標成為研究的關鍵，大多是從盈余管理的角度進行研究的，但是也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選擇正確的度量依據，采用最新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成為我們前進的動力和方向。

主要參考文獻：

［1］王兵，李晶，蘇文兵，唐逸凡.行政處罰能改進審計質量嗎———基于中國證監會處罰的證據［J］.會計研究，2011.12.
［2］郭照蕊.國際四大與高審計質量———來自中國證券市場的證據［J］.審計研究，2011.1.
［3］王兵，辛清泉，楊德明.審計師聲譽影響股票定價嗎———來自 IPO 定價市場化的證據［J］.會計研究，2009.11.
［4］王良成，韓洪靈.大所的審計質量一貫的高嗎———來自我國上市公司配股融資的經驗證據［J］.審計研究，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