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貨幣體系的挑戰與人民幣區域化率先突破
在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中，我國發展的風險越來越大，面臨著人民幣升值、外匯儲備保值增值、流動性過剩等多方面的巨大壓力。從金融的角度講，中國要突破現有的困境，有一個選擇，那就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就是要使人民幣成為一種國際貨幣，成為各國儲備貨幣的一種選擇，成為國際間交易的定價貨幣。人民幣國際化可以達到以下目標:第一，突破美元體系，增強經濟發展的自主性;第二，減少美元資產積累，避免陷入美元陷阱;第三，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穩定人民幣匯率;第四，降低貨幣錯配風險。中國要想真正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有影響力的大國，必須在經濟大國的基礎上建設金融大國。而要建成金融大國，則必須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擁有自己的國際化貨幣。
由于東亞東南亞次區域內經濟環境的差異性，在我國和周邊國家實行貨幣合作或者統一暫時可能性是比較小的，但是小范圍內是存在最優貨幣區的，建立這樣一個小的統一貨幣區域則是可行的。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增強，中國大陸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貿易、資本流動和人員流動日益緊密。有研究表明，人民幣在周邊國家或地區的使用范圍不斷擴大，涉及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等國家，中蒙、中俄、中朝、中越、中緬、中老等邊境地區及港澳地區。
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研究人員調查估計，自2000年以來，人民幣每年跨境流量大約有1000億元，在境外存量大約是200億元。國內關于人民幣區域化的研究對人民幣區域化的收益和成本進行了分析，認為人民幣區域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步驟。
東盟國家和中國大陸在地理上相距很近，經濟、貿易和人員聯系也日益加強。從最優貨幣區理論的角度，研究中國大陸與東盟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找出人民幣在東盟國家區域化的范圍和可能性，有重要的理論與實際意義。
二、基于單一標準的人民幣在東盟國家區域化的范圍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羅伯特·蒙代爾提出來的，他將貨幣區定義為“實行固定匯率的區域”。
最優貨幣區理論認為，不對稱擾動的確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如果一個國家暴露在非對稱擾動中越多，選擇固定匯率就越沒有什么效用。這些擾動的存在是國家之間難以保證匯率穩定性的原因。此后，又有一些文章討論了真實經濟擾動和貨幣擾動，認為真實經濟擾動和貨幣擾動越小，兩個國家或地區越傾向于選擇固定的匯率制度安排。
\\(一\\)經濟同步性
真實經濟擾動的指標衡量的是兩個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增長的同步程度。設i為東盟國家，j為中國大陸地區，GDP表示固定價格的國內生產總值;SD表示標準差。則將真實經濟擾動SDYi，j定義如下:
t時期的真實經濟擾動是由i國和j國t時期與t－1時期的GDP比值的對數之差的標準差來衡量的。
也就是說，兩個國家或地區之間的經濟同步性越強，SDYi，j的值就越小。采用世界銀行統計數據庫對東盟主要國家以及中國大陸1981～2010年的GDP增長率的年度統計數據，可以得出表1。
從表1可看到，就經濟增長的同步性而言，越南、老撾、柬埔寨以及菲律賓這幾個國家的經濟總量相對較小，與中國的經濟增長同步性較好。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和美國之間的SDYi，j值為0．015884。如果將這一指標作為標準的話，則可認為越南和老撾同中國的經濟同步程度比較支持相互之間的固定匯率安排。
\\(二\\)貨幣同步性
貨幣擾動指標衡量的是兩個經濟體之間貨幣供給量或貨幣單位價值變動的同步程度。使用如下兩個指標來衡量貨幣擾動的大小。第一個是以廣義貨幣供給量同步性度量的貨幣擾動大小指標，如式\\(2\\):
其中:i為東盟國家;j指中國大陸地區;M表示相應國家一定時期的廣義貨幣供給量;SD表示標準差。
T時期的貨幣擾動的大小SDMi，j是由各國在t時期與t－1時期的廣義貨幣供給的比值的對數之差的標準差來度量。兩個國家的貨幣供給變化同步性越強，這個值就越小。這個值越大，表明兩個國家間的廣義貨幣供給量變動同步性就越差。采用《中國統計年鑒》和《世界統計年鑒》對東盟主要國家本幣廣義貨幣供給量的1994～2010年數據計算，結果如表2:
從廣義貨幣供給量方面看，泰國和緬甸與中國大陸的廣義貨幣供給量同步性最好。使用以廣義貨幣供給量為基礎度量的貨幣一體化程度時有一個問題，即《中國統計年鑒》和《世界統計年鑒》上僅有表2所列示的國家從1994年起到2010年的廣義貨幣供給量的年度數據。從表上看到，缺少的國家包括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和老撾。
第二個是以通貨膨脹同步性為度量的貨幣擾動大小指標，設inflationti表示t時期i國的通貨膨脹率;SD表示標準差，則有式\\(3\\)。該指標值越大，表明兩個國家或地區的通貨膨脹狀況的變化差異越大;這個指標的值越小，表明兩個國家或地區的通貨膨脹狀況的變化差異越小。
采用世界銀行數據庫1995～2010年各個國家的年度通貨膨脹率，同時也是GDP縮減指數數據，可得到表3。
從表3的數據中可以發現，越南、新加坡、泰國、菲律賓、柬埔寨和馬來西亞與中國大陸的通貨膨脹一致性都較好。
\\(三\\)國家大小和貿易緊密程度
McKinnon\\(1963\\)為“最優貨幣區”匯率的政策選擇提出了其他一些標準。
開放程度和國家大小成為衡量想要成為一個貨幣區的各個國家或地區一體化程度的因素。McKinnon認為:任何一種給定貨幣作為會計計量單位的功能和作為交易媒介的功能隨世界上貨幣種類的增加而減少。對小國來說，將其國家貨幣以固定匯率制與其它國家聯系起來，將增加該貨幣的功能，而一國大小被認為與該國開放程度相關。
一國越小，越需要同外界進行要素和產品的交換，它會越開放。一國貿易越開放，選擇固定匯率可以使對外貿易的匯率風險降低，選擇固定匯率的收益就越大，就越趨于作固定匯率的政策選擇。我們用國家j與國家i的GDP之比的算術平均來衡量i國與j國的相對大?。?/p>
其中，GDP表示以t期價格度量的相應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采用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1995～2010年各個國家以美元計價和固定價格為基礎的GDP年度數據，得到表4。結果顯示，老撾、柬埔寨、越南和菲律賓的經濟總體較小，這些國家選用固定匯率制度安排收益最大。
就東盟國家與中國的貿易聯系方面看，由于東盟各國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差異，以及與中國相比較的技術及要素比較優勢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異。所以研究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緊密程度時應逐個進行。我們以式\\(5\\)來度量東盟國家與中國大陸之間貿易的緊密程度。
其中:TRi，j是以兩個地區間進出口額來度量的國家i相對于國家j的開放程度;GDP為以t期的價格度量的相應國家的GDP值;Expt，ji表示t期i地區對j地區的出口額;其中j始終表示中國大陸。本指標試圖以兩國之間進出口的總額\\(包括A國對B國的出口額，也包括B國對A國的出口額\\)占所研究國家經濟總量的比例大小來衡量兩個國家之間的相對開放程度。這個比值越大，表明兩國間的貿易聯系越大，兩國相互間的貿易緊密程度越高。
采用《中國統計年鑒》和《世界統計年鑒》中東盟主要國家與中國大陸的以美元和當年價格計價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年度數據，以及世界銀行數據庫中以各國美元和當年價格計價的GDP年度數據，可得到表5。
其中，M表示國家i或j的在該年的廣義貨幣供給;GDP表示國家i或j以當前價計的該年國內生產總值。用這個指標衡量的是東盟國家中的一國的廣義貨幣供應占當年該國的經濟總量的比值相對于中國大陸這一比值的大小。該指標值越接近于1/2，表明該東盟國家與中國的經濟貨幣化程度越接近;該指標值越接近于1，表明該東盟國家相對于中國大陸的貨幣化程度越高;該指標值越接近于0，表明該東盟國家相對于中國大陸的貨幣化程度越低。表6采用了《中國統計年鑒》和《世界統計年鑒》中對東盟主要國家以及中國大陸以本幣計量的廣義貨幣供給量年度統計數據以及東盟主要國家和中國大陸以本幣和當年價格計量的GDP年度數據。從供給貨幣化程度上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的金融發達程度最好。
三、基于OCA指數人民幣在東盟國家區域化的范圍
用單一標準判斷兩個國家或地區是否適合建立最優貨幣區的討論存在幾個致命的問題:第一，每一個標準值都只反映了國家和地區之間某一方面的經濟特征對于匯率制度安排的影響，每個單一指標都無法比較全面地反映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經濟各方面對匯率制度安排選擇的總體影響;第二，這些單一標準在判斷同一個問題時常常出現沖突的情況，也就是說各個標準常常會得出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結論。Bayo-umi和Eichengreen通過研究解決了這一問題。
\\(一\\)OCA指數
Bayoumi和Eichengreen認為最優貨幣區國家的某些經濟特征和匯率行為之間存在特殊關系，可作為預測經濟體間是否適合形成最優貨幣區的指標，即最優貨幣區指數\\(OptimalCurrencyAreaIndex\\)，簡稱OCA指數。OCA指數的可操作性取決于能否得到決定匯率變動的因素，他們采用實際產出的同步性、出口產品的同質性、兩國之間雙邊貿易占兩國經濟總量的比重以及兩國的相對大小四個因素來解釋兩國間匯率變動的原因。他們將估計式設定如下:
或地區的真實經濟同步程度。
Bayoumi和Eichengreen對全球21個工業國家兩兩之間匯率和經濟增長、貿易開放程度等因素按照以上關系式進行回歸，利用回歸結果進行了樣本外預測，將預測的兩國匯率比值的對數的標準差定義為OCA指數?；貧w結果是，國家大小對兩國匯率的穩定性影響不顯著，其他各因素對匯率變動的標準差影響是顯著的。其中真實經濟差異對匯率變動標準差為正向影響，貿易開放程度和兩國出口產品的差異程度對匯率變動的標準差為負向影響。
\\(二\\)關于回歸關系式修改的說明
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本文對Bayoumi和Eichen-green的研究方法的一些細節作了如下修改:
第一，經濟增長一致性指標使用式\\(1\\):
第二，TRADEij指標代表的是國家的開放程度。
Bayoumi和Eichengreen使用的是兩個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數據作為指標計算時的分子，即式\\(8\\)
本文將分子改為TRADE，原因是東盟主要國家與中國大陸兩兩之間的進出口貿易數據不夠詳細，用于計算貿易開放程度單一指標的數據僅有中國大陸同東盟主要國家之間的明細數據，沒有東盟國家之間的相互貿易的數據。而各國總貿易額TRADE的數據都可以得到。因而，適用式\\(8\\):
第三，本文衡量匯率穩定程度的指標是式\\( 9\\) :
第四，去掉了DISSIMij指標。原因是現有數據庫無法得到關于兩個國家出口產品之間差別的詳細數據。
第五，去掉了SIZE指標。原因是Bayoumi和Eichengreen的文章顯示該因素在回歸時對匯率穩定程度的影響不顯著。
第六，加入SDIi，j的原因是有文章顯示該因素對匯率變動有顯著的影響。
通貨膨脹一致性程度試用式\\(3\\):
在置信水平95%的情況下，t統計量絕對值大于1．98，回歸系數顯著。就式\\(11\\)說，SD\\(Δyi－Δyj\\)、TRADEij和SDIi，j對匯率穩定性的影響是顯著的。按式\\(11\\)回歸結果計算東盟主要國家與中國大陸的OCA指數，如下表。
從上表的排序可看到:最適合與中國大陸建立穩定匯率聯系的東盟國家是越南和新加坡，這兩個國家的OCA指數都小于0．1。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柬埔寨的OCA指數也在0．12以下。這里對比一下歐盟國家之間的OCA指數:
比較上述兩表，我們可認為越南和新加坡相對于中國大陸2011年的OCA指數與1995年法國、英國、丹麥、芬蘭、挪威以及西班牙相對于德國的OCA指數水平比較相近。
四、基本結論
最優貨幣區理論在判斷兩個國家或地區之間是否適合建立統一貨幣區的不同的單一標準常常會得出不一致的結論。表9列出了所有結果。但是，每一個單一標準結論的得出都有前人的理論研究作為基礎，都是合理的結論。這些結論之間的關系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補充的。每一個結果都在一個角度上反映了東盟主要國家和中國大陸之間經濟特征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以這5種單一標準判斷的最適合與中國大陸建立統一貨幣區的前三個國家中，越南和新加坡都出現了4次。從單一標準的角度說，越南和新加坡是人民幣區域化的合適目標。
OCA指數法是一個綜合反映影響貨幣匯率穩定因素的指標。本文對中國大陸與東盟主要國家OCA方程式的回歸結果顯示:經濟增長同步性、通貨膨脹同步性、貿易開放程度對兩個國家之間的匯率穩定性有顯著影響。依據回歸結果對樣本外的預測和計算，以及對比1995年歐盟各國與德國的OCA指數值，本文認為，越南和新加坡最適合與中國建立貨幣合作。需要注意的是，OCA指數的判斷結果只是理論上的結論，而要實現建立最優貨幣區，還需要很多實際的制度安排的配合，以及長期的努力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