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新風險與新挑戰

過去十幾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GDP增長率居世界前列。雖然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無論是資本積累，還是技術進步、結構變化，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社會主義特色，如在經濟轉型中由于改革紅利的釋放為我們帶來了后發優勢，各級地方政府之間的發展競爭加速了追趕進程，但是，也應看到，經濟高速發展中潛在的風險。由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多種經濟增長模式和南北方較大差距的增長速度同時共存，超大體量的GDP規模必將為我們的后續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正是受益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特色，我國的經濟增速比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高。同時，也是由于發展不平衡，我國在趕超發達國家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更多，問題更復雜。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雖然產生了許多新的增長動力，但也面臨著一些新的風險與新的挑戰。

（一） 新風險

1.大規模刺激政策留下的后遺癥（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課題組，2015）。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后，原來所采取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都已停止。企業融資也不再像以往那樣容易，原有的許多項目不能繼續獲得融資支持，資金鏈斷裂，逐漸成為爛尾工程。一些企業在經營中因資金周轉不靈，甚至走向破產倒閉，大批工人失業增加了社會就業壓力。銀行的逾期貸款增加，貸款不良率上升。過去由于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造成了一些地區房價長期居高不下，如今在新常態下面臨著暴跌風險。像鋼鐵和水泥等行業以往因過度投資造成產能過剩，現在面臨著嚴重的虧損風險。這樣一來，實體經濟中的一些無效益或低效益的企業將被淘汰出局，從而引發較大的金融風險，而地方政府因負債過高，也將面臨債務違約風險。

2.外部國際經濟環境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長期處于低迷狀態，主要表現為全球流動性泛濫、大宗商品價格大幅波動和金融市場動蕩。這些都直接給我國的商品出口帶來巨大壓力。我國出口增幅明顯放緩，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消失，甚至對經濟增長產生負效應。截至目前，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還沒有出現明顯的好轉跡象。而美聯儲在2014年又停止了資產購買計劃，并在2015年開始進入加息期。日本、歐元區也都在繼續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市場貨幣供應量，導致世界主要貨幣匯率出現大幅波動，大量的資金非常規流動，這些都給全球經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

3.我國面臨產業空心化的新風險。近幾年，我國三大產業發展不均衡，第三產業發展迅速，總體規模已經超過第二產業，成為新增就業崗位的重要支撐。從世界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看，當第三產業規模超過第二產業后，國家經濟將面臨產業空心化的風險 （馬宇，2015）。這是由于生產成本的提高，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企業大量向國外遷移，本國制造業規模大幅縮小，就業人數迅速減少。目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第三產業規模超過第二產業規模的階段，急需采取有效措施來避免發生產業空心化的風險。而我國開始進入人口老齡化的社會現狀也加劇了產業空心化的風險。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階段，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一些開支出現大幅增加，而勞動力卻嚴重短缺。一方面，給經濟增速帶來下降壓力；另一方面，也給政府財政支出帶來巨大壓力，如果嚴重還將導致出現政府債務危機。在我國經濟還不發達而人口老齡化嚴重的現狀下，經濟和社會發展都將面臨巨大的風險和挑戰。

4.面臨發展動力轉換的新風險。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轉換過程中面臨發生斷檔和失敗的風險，一旦發生，必將使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目前我國依靠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動力正在轉換，以創新為驅動的經濟增長動力機制還不完善，一直依賴投資和貿易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正在向以消費為主的動力轉換。舊的支柱產業進入了衰退期，雖然新生的戰略產業得到了快速發展，但其主導性和對經濟增長的牽引力不足。以往一直依賴的經濟增長點正在放緩，而新的經濟增長點還沒有形成規模。如果在經濟發展動力轉換的過程中出現發展動力不足或者斷檔，我國的經濟發展就會出現嚴重失速的風險 （鄭嘉偉，2015）。

5.面臨經濟發展方式轉換的風險。在過去趕超發展的經濟形勢下，各級政府都發揮了重要的主導和推動作用，建立了以投資為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輔之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方式，二者相互作用促進了我國經濟的迅速趕超。雖然在很早，我國就認識到了這套發展體制的問題，著手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但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在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過程中，經濟發展大幅依賴投資和進出口的情況更加突出。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發展方式就必須向創新轉換。發揮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正確行使政府對市場的調節和監管職能。由于經濟發展方式轉換過程中增長動力差異較大，可能會由此加劇整個宏觀經濟的波動，使經濟發展中出現斷層，從而拖慢發展速度，未來幾年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

（二） 新挑戰

1.發生財政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增加。進入新常態后，金融風險將會進一步凸顯。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因為社會需求量大，各類資產價值處于上漲期，一些隱藏的矛盾和風險很容易被高速發展掩蓋。但在新常態階段，經濟增速放緩，發展方式和產業結構面臨調整，過去的風險化解機制和手段調整不及時，會使被高速發展掩蓋的矛盾和風險暴發出來。如過去盈利的制造業企業，由于成本上升和社會需求不足，將出現經營性虧損；房地產市場的泡沫也可能因為市場的飽和和需求量減少而破滅等等，這一系列問題都可能引發金融風險。如果調控及時得當，把風險控制在較小范圍，可以通過時間來消化化解；但如果調控不當，就可能引發系統風險，對我國整體經濟發展帶來巨大沖擊。

2.提前進入增長性衰退的風險增加。近幾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放緩，增長動力不足，境外媒體和一些學者關于是否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聲音有所增多。但與東南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相比，我國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在進入經濟增速轉換期后，我國財政和金融風險可控，工業化水平較高，出口產品種類較多，內需市場潛力巨大。所以出現追趕中斷的可能性較低。但是，我們亟需培育新的經濟增長動力，避免進入“增長性衰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處在逐步完善中，改革進入攻堅期所面臨的阻力和難度更大。在經濟發展方式向創新驅動轉變過程中如果原有增長動力減弱過快而新增長動力發揮不了支撐作用，經濟增長就有可能會進入增長性衰退的階段。

3.平衡宏觀經濟的難度增加。隨著經濟的增長速度、結構和動力的轉變，宏觀經濟運行與過去相比呈現不同特點，如果不能有效調控宏觀經濟目標間平衡，將直接阻斷經濟持續增長。首先，平衡經濟增長和物價之間的難度加大。在經濟高增速時期，需求對增長的拉動效果明顯。受需求增長影響，加工貿易產業能夠承受物價上漲的壓力。增長的投資雖然使物價上漲，但其衍生的生產能力能夠抵消物價上漲壓力。過去的十年間，我國經濟發展呈現高增長和低通脹狀態。但是，在進入新常態后，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為依靠消費為主，物價上漲的壓力也隨之加大。其次，平衡收入和投資的難度增加。在高增速時期，通過引導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大幅提高勞動效率，收入增速較快。過去十年，農民人均收入大幅提高，進入新常態后，農民人均收入增速將減慢。而由于勞動力成本增加，使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減少，進一步影響經濟增速。再次，繼續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難度增加。由于技術壁壘的存在和發展差距的縮小，從國際上獲取先進技術的難度增加。尤其在產業升級后，因為與發達國家產品直接競爭，在居民收入提高，社會保障逐步健全，對生態保護更加嚴格等條件的影響下，會大幅提高生產成本，降低與新興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優勢。最后，社會持續穩定的難度增加?？v觀世界發達國家歷史，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其經濟發展、社會和政治矛盾都將出現。因為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民眾的訴求會由解決溫飽問題向提高社會公平和正義轉變，參政議政意識不斷增強。貧富差距、生態穩定、吏治腐敗和食品安全等問題，都可能引起社會矛盾加劇，影響社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