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供給側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將改革進行到底成了當下中國社會的熱詞。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 “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 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改革一詞高頻率出現說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出現的各種矛盾已成為其繼續前行的腸梗阻, 需要改革去化解。習總書記的話告誡我們改革務必以問題為導向, 有的放矢, 攻堅克難化解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 建構國企改革再出發新的發展動力。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 國有企業; “三供一業”;

歷史告訴我們, 中國必須改革。商秧變法使秦國一步步強大, 成就秦國一統中華之偉業;晚清政府拒絕康梁變法, 最終使其走向滅亡。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我國經濟建設具深遠意義的歷史轉折, 從此掀起的改革開放大潮促使中國近40年經濟連續翻番前行、經濟總量快速增長, 經濟成果舉世矚目, 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經濟體, 中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人民生活從追求溫飽到邁入小康。這是宏觀政策供給、制度供給改革與創新推動的經濟空前發展成果。
三十多年供給巨變告訴我們, 新供給自動創造新需求。手機移動通信的出現改變人民的消費方向;互聯網絡的應用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改變人們溝通交流和生活方式;和諧號與復興號馳騁神州改變人民出行方式、節約人們出行時間成本;支付寶的誕生改變中國的金融體系格局、改變人民經濟活動方式, 使億萬民眾受益。這就是微觀經濟主體創新、創業、創造潛能給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帶來的滄桑巨變, 如此滄桑巨變動力的產生并非因為消費需求發生了變化, 而恰恰是對消費的供給發生了變化。這是供給側改革帶來的經濟發展潛力釋放的最有力、最權威詮釋。
深入推進國資國企改革,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篇章, 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應有之義。國資國企作為國民經濟建設的主力軍, 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壯大發揮其他經濟體無法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歷史沉積、社會的發展、經濟環境變化及國有企業自身管理結構等原因, 導致其經營運行不暢、經濟效益低下, 市場競爭乏力。問題倒逼國資國企供給制度改革、創新, 化解供給約束和供給抑制。筆者服務的國企有近一個甲子經營史。國企遇到的問題我們都遇到了;國企碰到的困難我們都經歷過了;國企自身存在的結構問題我們也有。近40年改革成果我們同樣豐碩, 有些改革舉措如國有企業剝離社會職能還走在時代前列。但從發展的眼光看, 改革本身就是一個發展的過程, 改革沒有完成時, 只有進行時, 對此公司上下有統一認識。2016年公司高管推薦全體中層干部閱讀《解碼供給側改革》, 中層管理干部人手一冊, 從思想上武裝公司推進深化改革的中堅力量, 全面提升國企中堅力量對供給側改革的認知, 發揮他們在企業改革中的主力軍作用, 推動國企供給側改革, 激活其經營全要素、釋放其經濟潛力、提升其市場經營競爭力。
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 促進國企國資輕裝上陣, 集中資源做強主業。放眼今天, 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的確讓人不可思議, 但放眼歷史有它的合理性。這有社會體制的原因、有經濟條件的原因、有企業自身的原因。如突出的三線搬遷企業、石油、礦山等資源性企業的建設需要社會職能的配套。不少城市從地圖上連名字都沒有的地方因企業數萬建設大軍的生活、就醫、子弟上學需要而投巨資建設起來的, 也就是說先有企業的存在而后才有城市的發展, 如大慶市、攀枝花市、馬鞍山市、銅陵市等等?？偠灾? 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完全是社會歷史原因所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國企投資建設的社會職能設施因國企運轉困難, 投入不足, 不但落后于地方的社會職能, 而且運營費用負擔沉重, 曾經配套促進國企經營與發展的企業辦社會職能, 今天已嚴重制約了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中央高層對此高度重視, 國務院出臺了國發【2016】19號《加快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工作方案》, 意在全面深化國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制度供給支持。筆者服務的國企敢為人先, 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出臺的系列政策措施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 積極推進國企子弟學校、職工醫院移交地方政府管理?，F子弟學校、職工醫院分離移交到地方后由地方政府統籌運作、補強提升, 其運營品質大幅提升。如三家職工醫院移交地方后, 一家成為所在城市的第二人民醫院, 兩家為所在城鎮唯一骨干醫院;子弟學校亦在所在地發展壯大。剝離社會職能企業因此減少醫療、教育費用支出數千萬元;政府接收的房產、設備設施不錯, 人員素質也不低, 著實是地方政府撿到了一塊寶;轉移的人員不但在職醫護人員、學校教職工工薪收入提高, 連退休人員的退休金也比原國企退休金高20%~30%。所以國企醫療、學校等社會職能移交地方政府管理實為移交方、接收方和跟隨轉移的職工方三方共贏。
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 是國務院加快剝離國有企業辦社會職能重要工作部署, 要求2018年底前基本完成。明者因時而變, 智者隨事而制。早在2008年, 我集團公司利用當時國有企業局部破產政策推動破產企業范圍的職工家屬區近5000戶職工住宅的用水、用電進行一戶一表改造, 并于2011年移交當地水、電專業管理機構進行管理, 打響“三供一業”分離移交首槍;2012年, 全國部分省市試點中央企業“三供一業”分離移交試點之時, 我們自行在集團公司約三分之一的職工家屬生活區實行有償物業服務, 推動國企職工家屬生活區物業服務市場化;根據國辦發【2016】45號《轉發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關于國有企業職工家屬區“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指導意見》的通知精神, 我們不待揚鞭自奮蹄, 2017年3月起對三個規模小職工家屬生活區試點職工業主自我管理。并幫助指導其中住戶757戶業主小區召開業主大會成立業主委員會。
國有企業辦醫院、學校移交工作實現三方共贏, 順風順水;中央企業“三供一業”分離移交工作讓接收機構無償獲得水電設備設施, 實現其資產增殖, 分離移交工作有序進行中;離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因國企無資產移交, 需要的是政府部門無償付出, 接管方對此主動參與度不高。這需中央高層在政治與經濟層面上統籌考慮, 制度化做好離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 減輕國企負擔, 給曾經的納稅人一個新的娘家。
以壯士斷腕之堅強決心, 堅決關閉年年虧損嚴重并扭虧無望的“僵尸企業”。關閉“僵尸企業”從政府層面考慮是否會導致工人大面積失業, 是否有不良貸款, 變壞賬、呆賬、死賬, 是否影響本地區經濟增長;從企業層面考慮是否會導致工人上訪?政府是否支持?是否影響本企業母公司形象等等。這是政府和企業對改革的推進變得非常難以抉擇, 但反過來看, 不去推進的后果又會怎樣?面對資不抵債的企業, 銀行會無條件貨款支持?或由政府埋單?答案顯而易見。事實告訴我們對巨額虧損、高負債率的“僵尸企業”關閉處置宜早不宜晚, 越拖債務越重, 甚至把尚有生存能力的其他子公司也拖跨了, 廣西有色金屬集團破產案就是活生生的例證。筆者服務的國有企業旗下有兩家分公司多年來持續虧損, 一家機械加工企業從投產之日起就連連虧損, 年年靠集團公司補貼500萬元以上維持生存, 分公司職工情緒低落;另一家分公司從冶煉加工轉產化工產品生產經營后, 從微利到近十多年連虧不止, 近幾年連續出現2000萬元以上巨額虧損, 從該公司的產品結構及其與國內同行業產品對比也無優勢可言, 看不到扭虧盈利希望。如果不處置, 集團公司每年需繼續砸2500多萬元養著兩家虧損大戶, 這有悖市場經濟規律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從加快生產側新陳代謝, 淘汰落后產能, 促進新產能進入考慮, 也必須處置兩家“僵尸企業”。2016年集團公司職工代會通過大會決議關閉兩家長期虧損并且扭虧無望的企業。處置之初的確出現職工上訪及網絡輿情的負面影響, 但由于處置預案到位, 很快化解并疏導負面影響。一年多時間過去了, 大部分人重新再就業, 有的職工入職新公司半年獲得職位與薪資提升。集團公司為此年減少2500多萬元費用負擔。
敢于觸碰深層利益, 推動機構人事改革?！叭烁∮谑? 機構臃腫”與國企相生相伴, 精簡機構與人員編制怎一個“難”字了得?因為改革會涉及改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動一些人的奶酪, 各方面利益與阻力交織其中, 牽一發而動全身。但“人浮于事, 機構臃腫”已是公認的國企頑疾, 不動手術根治定會殃及企業的生存與發展。筆者所服務的企業可謂是國資國企的真實縮影。集團公司機關12個部室170人之多;各分公司也是人多為患, 如生產經營主流程上的三家主要分公司3000余人中桌面上擺放著電腦的二線人員合計達1100余人之多, 不配辦公桌電腦的非一線人員也不少;最基層的車間或分廠的領導人數4~5人是標配, 最多有7人, 最小的車間也配置有專職的黨支部書記;職位設置因人設崗比比皆是, 如有的部門計算機技術員有6人, 有的部門材料員有2人、成本核算員2人、安全員3人, 有的部門統計員就設2名, 有的車間宣傳員有2人, 現定員為1人的總部檔案管理崗最多時養著5人, 一個僅21萬平方米物業小區設有4名統計、養著8名維修工。1人可兼職多個崗位的, 相反的是一個崗位養著多人。員工都在抱怨工作在艱苦地區, 工資收入又低。筆者要說的是工作的地區的確艱苦, 但工作卻很輕松?？纯次覀兊娜藛T配置, 一人的工作都由兩人或多人去干了, 工資收入當然不會高?！叭烁∮谑? 機構臃腫”之國企頑疾必須徹底根治, 否則在市場競爭中必敗無疑。為打響集團機構編制與人力資源改革頭炮, 2016年集團公司率先從總部開始大刀闊斧進行機構和人員調整, 由原12個部室170余人改革調整為現在的8個部室70余人, 為集團公司全面深化改革邁開了堅實的一步。改革之難, 難在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 難在突破既得利益的羈絆。想的總是問題, 行動才有答案。有了總部機關改革的率先垂范, 各分 \\(子\\) 公司機構及人力資源編制改革定會迎刃而解。
擊中改革的要害, 抓住改革的根本, 將改革進行到底。改革開放以來, 筆者服務的國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了諸多有益的探索, 既形成統籌推進之勢, 又展現重點突破之力。除如上所述重點突破外, 諸如推動個別分公司局部過剩產能租賃經營, 使老樹發新枝, 既化解過剩產能、盤活閑置資產, 又為待崗職工尋找出路, 企業職工雙贏;物資供應體系由各分公司分散釆購、分散管理改為集團公司集中統一釆購, 集中管理, 減少資金占用和管理漏洞;依靠發達的社會物流為國企經營流通服務, 裁撤龐大運輸車隊降低運營成本等等, 為國企增強競爭力收益頗豐。2017年經營利潤大幅提高, 由去年的虧損到今年或有望實現盈利2.5億元。微觀經濟主體因行業特點及地域差別, 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視個體差異而不同。但只要抓住其改革的根本—解放生產力, 提升經營效率;擊中其改革的要害—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 突破既得利益的羈絆, 改革就會成功、深入推進。世易時移, 昨天的改革創新成果放在今天的環境或許又成了微觀經濟主體發展之障礙。國有企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問題導向, 在以往改革成果的基礎上, 再上層樓、再進一步、再深一層。在改革過程中會遇到各種矛盾問題交織疊加、錯綜復雜, 此時需要我們站在改革巨人的肩膀上攻堅克難再出發。百舸爭流, 奮楫者先;中流擊水, 勇進者勝。全面深化國企改革一定要態度堅定、堅決, 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堅強意志進行改革, 要以“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態度把改革進行到底。

參考文獻

[1]王雪志.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工程企業健康發展的途徑[J].中國經貿導刊, 2016, \\(32\\) :47-48.
[2]劉仲儀, 湯吉軍.以供給側改革促進國有企業競爭力的提升[J].經濟縱橫, 2016, \\(9\\) :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