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貿易一體化格局下，關稅作為財稅政策和貿易政策的重要調節手段，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翱缣窖蠡锇殛P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下文簡稱TPP）作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區域貿易協定之一，試圖建立一個“零關稅”的自由貿易大市場，并借此構建21世紀國際貿易新規則，對多邊貿易規則WTO形成不小的沖擊。目前，我國雖尚未加入TPP,但TPP的“零關稅”談判必然會對我國關稅政策產生影響。因此，有必要對TPP談判下我國的關稅政策加以研究，以消弭TPP談判對我國對外貿易產生的不利影響，降低地緣政治壓力下的經濟福利損失。

一、TPP的歷史緣起與動態演變

“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緣于20世紀末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和智利五國構想在APEC機制下非正式討論締結“優惠貿易安排”（亦稱“太平洋五國構想”），但由于美國隨后逐漸將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精力投向雙邊FTA（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 Agreement），這一構想暫時陷入半擱置狀態。

此后，雖然缺少了美國的主導，但是，新西蘭、新加坡和智利談判熱情不減。作為階段性推進成果，三國領導人于2002年10月宣布“太平洋三國更緊密經濟伙伴協定”談判正式啟動。文萊2004年成為該協定觀察員，并于2005年4月成為正式談判方。

2005年7月，上述四國簽署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于2006年5月28日生效。最初的這四個締約國被稱為“P4”（Pacific4）,P4協定由此而得名。初始締約四國經濟規模不大，對區域經濟影響力有限，P4并未成為舉世矚目的貿易協定。

2008年2月，美國高調宣布加入P4協定即將開始的投資和金融服務業談判，并邀請澳大利亞和秘魯參加。這是對TPP發展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頓時吸引全球開始關注P4協定。

2008年11月，澳大利亞和秘魯正式宣布加入P4談判。

2009年3月，TPP的四個初始締約方同意接受越南以“聯結成員”的身份加入P4談判，同時決定將“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P4）正式更名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2009年11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日本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再次高調宣布將正式加入TPP談判進程。由此開啟了美國主導下的TPP發展新階段。至此，TPP華麗轉身，完成了從個別亞太地區經濟體之間的普通貿易協定向發展潛力巨大、影響深遠的具有多邊性質的區域貿易協定的蛻變，順利實現由P4向P8的演變。

此后，美國主導下的TPP開始進入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整體格局設計的整合期?？紤]到TPP的巨大發展潛力和深遠影響力，馬來西亞、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相繼加入了TPP談判進程，馬來西亞于2010年10月在第三輪談判中正式加入；加拿大和墨西哥于2012年12月在第十五輪談判中被TPP接納為新成員；日本則在經歷了1年多方磋商后，于2013年7月在第十八輪談判中正式成為第12個成員國。

TPP由此實現從P4到P12的擴容演變。此間，泰國、中國臺灣地區、菲律賓、韓國等經濟體也紛紛表達了加入的意愿（尤以韓國走在前列，目前已與各成員國展開雙邊預備談判），成為TPP進一步擴容的潛在成員。

P12格局雖然基本形成，但是TPP談判尚未結束。由于美日在農產品和汽車業市場準入方面存在較大分歧，最近幾輪TPP談判進展都較為緩慢。因此，2014年底之前完成談判目標可能無法實現。

從P4到P8,再到P12,TPP不僅實現了亞太區域成員國的橫向覆蓋，更經歷了合作目標從“優惠貿易安排”向“21世紀自由貿易安排范本”的縱深拓展。從合作內容看，TPP談判涉及農業、勞工、投資、環境、知識產權保護、政府采購、服務貿易、原產地標準、保障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衛生和植物衛生措施、透明度、文本整合等多方面內容和多項議題。從經濟規?？?，目前P12的GDP之和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一，進出口貿易額合計超過全球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

TPP將成為亞太地區重要的區域貿易協定之一，更會成為影響亞太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因素。如果TPP談判協議最終達成，將對世界貿易規則和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二、TPP與WTO的關系

現階段，TPP發展大有蒸蒸日上、方興未艾之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WTO陷入僵局、被嚴重邊緣化的尷尬。于是，有一種觀點悄然興起，認為TPP的出現是對WTO的質疑與挑戰，TPP遲早會取代WTO,形成一個全新的世界貿易體系框架。

那么，出道不足10年（以P4正式簽訂協議時間計算）、截至目前僅有12個成員國的TPP真的就可以撼動歷經半個多世紀（從1948年關貿總協定算起）風雨、涵 蓋 世 界159個 成 員 國 的WTO的 地 位？

TPP的出現是對WTO的替代還是其中也蘊藏了促進WTO“翻身”建立新規則的契機？如何能夠撥開現實的迷霧穿透TPP與WTO的關系？

首先，TPP與WTO的關系從本質上看是屬于PTA與MTA的關系。TPP是在美國“重返亞太”策略主導下亞太區域的特惠貿易協議（PreferentialTrade Agreements,簡稱PTA）。根據國際貿易規則，TPP作為特惠貿易協定應當遵守WTO（多邊貿易 協 議，Multilateral Trade Agreements,簡 稱MTA）關于特惠貿易協定的規范要求。因此，TPP與WTO的關系屬于PTA與MTA的關系。

其次，TPP的發展客觀上會對WTO造成一定沖擊。不可否認，近年來，尤其是美國2009年正式加入TPP談判之后，社會各界對TPP的關注遠勝于WTO.這其中既有WTO自身的原因，也有區域貿易發展迅速的原因。2001年“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以來，WTO就形同虛設。2013年12月7日，WTO第九屆部長級會議發表了149國的《巴厘部長宣言》，達成“巴厘一攬子協定”.雖然此次會議被媒體廣泛解讀為“多哈回合談判12年僵局終獲歷史性突破”,“巴厘一攬子協定”也被稱為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成果”、“最甘美的果實”.但是，此次為WTO“帶來新的晨曦”的巴厘島部長會議尚有諸多未解決的難題。由于各方、特別是美國和印度在農產品關稅削減和出口補貼等方面存在分歧，此次會議只能避重就輕地就簡化海關及口岸通關程序、允許發展中國家在糧食安全上有更多選擇權、協助最不發達國家發展貿易等內容上達成協議。另一方面，區域貿易發展迅速，不僅TPP對WTO形成沖擊，更有TTIP（跨 大 西 洋 貿 易 與 投 資 伙 伴 協 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ISA（服 務 貿 易 協 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等也箭在弦上，力圖搭建以美歐為主導的“兩洋一核 心”的 “鐵三角”區 域 貿 易 體 系，客 觀 上 對WTO的多邊貿易體系形成挑戰，一定程度上阻礙了WTO的進程。

第三，以美國為主導的TPP存在先天缺陷導致TPP不可能完全替代WTO.TPP以美國為談判主導，試圖建立“一個面向21世紀的高標準、全面的自由貿易協議”.換言之，就是美國政府企圖用自己的貿易標準、市場標準和技術標準重新主導亞太區域合作，實現其既可以參與分配亞洲經濟增長紅利，提振本國經濟，又有利于其“重返亞太”的戰略目標，可謂“一石二鳥”.但從其他成員的情況來看，發展程度、資源稟賦、經濟規模、社會狀況等方面各不相同，甚至差異較大，如何能用美國這“一把標尺”進行普遍衡量？美國“高大上”的標準又怎能匹配其他成員國形色各異的“軟肋”?事實勝于雄辯。日本和美國的談判之所以一波三折，而且至今未就農產品和汽車市場準入等方面達成共識，足以說明利用美國標準進行衡量難以保障其他國家的利益訴求。加入TPP的成員越多，千差萬別的利益訴求就越難以滿足，談判達成一致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況且，未來的TPP能否有足夠的魅力吸引其他國家加入也未嘗可知。因此，從根本上看，以美國為主導的TPP存在的先天缺陷導致了TPP不可能完全替代WTO.

事實上，WTO多邊貿易體制仍是當今世界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主渠道，任何區域和雙邊貿易安排目前仍是WTO多邊貿易體制的有益補充，而非替代。

第四，TPP與WTO可以借機發展融合，并肩前行。面對TPP,甚 至 更 多PTA的 挑 戰，WTO在2011世界貿易報告《WTO與PTA--從共存到和諧》明確表明了自己的包容性立場，說明WTO在努力探求以融合方式消除彼此之間的沖突。

TPP與WTO可以相互彌合各自的功能缺陷，借機發展融合，并肩前行。在TPP等區域經濟體如火如荼發展的現實背景下，雖然WTO在主導貿易談判領域受到削弱，但是WTO可以更多地充當政策監督和貿易爭端調解的平臺。另外，TPP的出現也蘊藏了促進WTO借以建立新規則的契機。例如，TPP有關著作權限制與例外的規定，遠遠超出了WTO涵蓋的范圍，有深度、廣度和前瞻的歷史眼光，WTO在談判中完全可以借鑒TPP的新規則，以彌補WTO貿易規則的缺陷。當然，與發展勢頭正旺的TPP相比，WTO在停滯了12年之后重新上路，其自身的改革任重而道遠。

綜上，TPP受 制 于 自 身 局 限，不 會 完 全 取 代WTO的多邊貿易地位；同樣，WTO也不會妨礙對TPP的包容。WTO以TPP的發展作為改革的契機，順勢而為，加大貿易自由化步伐，積極應對不斷涌現的多元、復雜的利益需求，探索利益平衡新機制，在分庭抗禮中實現并肩前行。

三、TPP對中國關稅政策的影響

無論是TPP,還是WTO,貿易自由化是核心。貿易自由化繞不開關稅。

TPP的目標就是以自由貿易為框架，試圖建立一個“零關稅”的自由貿易大市場，力爭在TPP區域內各成員之間實現零關稅。

TPP的數輪談判圍繞關稅問題而展開，對多數產品在協定生效時取消關稅，部分敏感產品則逐步取消關稅。關稅的（逐步）取消為TPP各成員國提供了打開國外市場，擴大出口，改變貿易逆差的機會。此外，TPP談判文本涉及大量降低關稅和商品市場準入、原產地規則、衛生和植物檢疫標準（SPS）、技術貿易壁壘（TBT）等非關稅壁壘問題。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背景下，TPP關稅問題的談判在改變其成員國對外貿易規則的同時，也必然會對我國關稅政策產生影響。關稅具有涉外性，關稅政策的調整、稅率的高低直接關乎對外貿易總量和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因此，TPP作為亞太區域重要的自由貿易協議，即使中國不加入，但其貿易規則對中國的關稅政策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使中國的關稅政策面臨繼加入WTO談判之后的又一次挑戰。

（一）TPP對我國關稅稅率的影響

關稅稅率的調整一般可分為兩種方式：一是自主性調整；二是具有外部約束的調整，即非自主性調整。TPP“零關稅”政策下形成的“內部市場”會產生貿易替代和轉移效應，致使我國關稅稅率“非自主性”調整，關稅面臨著減讓的約束，同時也使得我國正在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面臨新的外部壓力。

TPP的目標是在2015年前取消所有關稅，實現所謂的“零關稅”.TPP各成員國資源稟賦的差異使其產業之間具有內部互補性，從而形成了一個“內部市場”的供應鏈，內部成員通過談判即可逐步實現“零關稅”.這種“內部市場”實質上就是關稅同盟。

而目前我國平均關稅稅率水平為9.8%,明顯高于發達國家。這就驅使各成員國逐漸放棄原有與中國進行的部分貿易，選擇關稅稅率更低甚至為零的成員國之間的產品，從而產生貿易替代和轉移效應，擠壓我國的出口市場。以中國對美國出口為例，由于目前美國是東亞的主要出口對象，中國在對美國出口方面就會和東盟及日本存在直接競爭。而據有關權威機構預測，TPP建成后，中國對美國一國的出口就可能減少30%以上 .另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杰弗里·斯科特 （Jeffrey J.Schott）的研究報告（2013年），這種“貿易轉移效應”影響中國經濟增長放緩0.2%,出口下降0.5%.近年來，中國對TPP成員國出口額從2004年的247億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720億美元，增長了近兩倍，2012年中國與TPP成員國的貿易額約占中國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 .因此，我國為了維持原有的貿易和市場，就會通過降低關稅稅率水平，以適應TPP帶來的貿易替代和轉移效應的挑戰。此外，長期以來，我國具有出口優勢的產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源型產業，而TPP成員中的新興國家越南、新加坡、墨西哥以及馬來西亞的實力日漸增強，其產品結構、出口結構與中國存在強烈的同構性競爭，這些趨同必然會對我國某些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型產業的出口產生影響。加之近年來我國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人力成本已不再具有明顯優勢，而TPP內新興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更低，且這些國家不斷改善投資環境，這必將導致我國一些傳統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產業逐步失去競爭力?？梢灶A見，TPP談判達成后所形成的貿易替代和轉移效應會更加明顯，不僅使我國在亞太區域的出口情況受到很大沖擊，而且還會使我國正在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面臨新的外部壓力。

（二）TPP加劇了對我國的非關稅壁壘

TPP貿易規則會加劇對中國的非關稅壁壘，惡化我國對外貿易條件。中國是亞太地區重要的貿易樞紐，TPP自身的高標準貿易規則形成了事實上的非關稅壁壘，顯然不利于我國出口。以紡織品服裝為例，我國從2010年開始就穩居世界第一大紡織品服裝出口國位置，世界紡織品服裝出口中有超過1/3來自我國 ,但是我國紡織品服裝行業整體質量不高，在技術、安全、指標等方面有待提高。而TPP談判文本第20章（共29章）專門就“紡織品和服裝”在技術標準、環保標準等方面進行了貿易規則的重新制定。這無疑會對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產生沖擊，惡化我國紡織品服裝貿易條件。此外，在TPP談判中，TPP還要求對政府采購，電信等領域實行貿易自由化，對農產品實施更加嚴格的檢驗檢疫措施，強調對清潔能源等新興行業、現代服務業、知識產權和環境的保護與發展，這實質上也是TPP對我國“量身定做”的非關稅壁壘政策。當然，這也會對我國出口產品技術標準、國有企業、政府采購、農產品安全等問題形成倒逼機制，產生改革的動力，在激烈競爭的國際環境中蓄勢待發。

（三）TPP對我國關稅優惠政策的影響

TPP“零關稅”政策不僅會對我國現行關稅優惠政策，如特定優惠關稅、普遍優惠關稅、最惠國待遇及其差別關稅政策產生影響，還會對目前亞太地區其他經濟一體化組織（如中日韓FTA、東盟10+3、東盟10+6、APEC及其RCEP）現已達成的關稅優惠形成沖擊。例如，美國要求在TPP中將金融與電信兩個領域獨立出來，以期達到美國所要求的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這就會對金融和電信領域現有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產生影響。

TPP的目標是在2015年前取消所有關稅，“零關稅”政策的實施使TPP成員之間不存在所謂的“差別關稅政策”.這意味著中國乃至其他區域一體化組織出口的產品會由于TPP的“零關稅”政策而導致成本變相提高，進而競爭力下降。更為重要的是，隨著TPP不斷擴張，其內部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將進一步增強。如何應對，是個值得長期關注和深入研究的問題。事實上，規則透明公平比稅收優惠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四、中國的戰略決策

是否加入TPP,不僅是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也是TPP面臨的重要選擇。無論是中國之于TPP,還是TPP之于中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雖然中國至今尚未加入TPP,但是在TPP發展進程中圍繞中國的話題卻經久不息。原因就在于，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大貿易出口國，又是亞太區域重要的貿易樞紐，缺少了中國的TPP就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橫跨亞太的超級自由貿易區。以美國為主導的TPP也逐漸認識到，把中國排除在外，會使TPP的發展受到限制。從國家戰略高度權衡，中國可以做好兩手準備，積極應對。既要以開放包容的心態與TPP開展可能的合作，又應通過創新東亞區域經濟以盡量消弭TPP對中國的不利影響?；诎l展視角考量，TPP關于消除國有企業壟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開放政府采購市場、提高規則透明度、提高環境標準等內容，均體現了全球貿易規則發展趨勢和社會進步方向，與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要求相一致。就具體政策而言，面對如此復雜的區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背景，關稅作為財稅政策與貿易政策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可以有大作為的。

（一）繼續深化改革，尋找新的制度紅利

新形勢下，中國不可能長期依賴外貿出口支撐經濟增長，因此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尋找新的制度紅利，是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更要充分發揮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橋梁紐帶作用，主動應對即將到來的全球貿易新規則。一是以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為契機，加大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調整力度，優先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二是以關稅政策為杠桿，充分發揮關稅的調節作用，進一步優化我國的出口結構，使我國從以“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出口初級產品”為主向以“資本密集型、服務密集型+出口深加工產品”為主轉變，提升出口競爭力。三是推動海關進行制度創新，優化納稅服務，降低企業通關辦稅成本，提高效率。四是借鑒上海自貿區的改革經驗，進一步深化改革。上海自貿區建立并成功運行一周年，恰是對國際貿易新規則、新標準的先行試驗與經驗積累，為我國參與國際貿易新規則的制訂提供了有力支撐。

上海自貿區在關稅制度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不僅在自貿區內對進口商品實行零關稅，而且在通關制度上也更加簡化，實行“先申報、后入區”的海關監管模式，建立艙單預申報管理制度。另外，上海自貿區逐步取消種種關稅壁壘，向貿易自由港靠攏。按照可復制可推廣的改革要求，這些新鮮的、有效的關稅制度探索將成為改革開放的“新樣板”,為應對外部不利因素的沖擊，為以開放包容之態度接納TPP打開了一扇“希望之窗”.

（二）辯證認識關稅的有效保護功能，積極應對TPP的各種非關稅壁壘

辯證認識關稅的有效保護功能，積極應對TPP的各種非關稅壁壘，提升出口競爭優勢。一方面，適度的關稅保護政策有助于促進我國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v觀英美百年經濟史，可以發現，它們“發家致富”的秘密都是采取了保護主義政策。而當它們轉向“自由貿易”時，每個國家都已經成長為一個工業化強國 .以美國為例，美國既是WTO的倡導者，又是TPP的積極推動者。美國提出建立“零關稅”自由貿易大市場，但是在其自身的關稅結構中，服裝、紡織品和鞋類的最高有效關稅稅率卻分別是43.3%、18%、15.4%.貿易保護可見一斑。因此，我們要正確認識所謂的“高標準、全面的自由貿易”.像我國這樣一個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對自由貿易要有所保留。實際上，在中國加入WTO后的系列關稅政策調整中，也試圖在有效保護的結構完善中優化不同產業和產品的關稅遞減順序，這實質上就是關稅有效保護理論在我國的現實運用。因此，我們應充分考慮國內產業開放承受能力及經濟體制改革步伐，辯證認識關稅的有效保護功能，切實利用WTO貿易規則允許的保護措施，合理運用《反傾銷條例》和《反補貼條例》等特別關稅制度，進一步實現關稅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功能。

另一方面，采取措施積極應對，削減TPP的各種非關稅壁壘，提升出口競爭優勢。全球貿易新形勢下，隨著中國在國際分工中地位的不斷提升，中國出口增長和國際市場份額提升仍有很大空間。因此，化壓力為動力，重新制訂符合TPP要求的環境標準、技術標準、勞工標準、原產地規則標準等，采取措施積極應對，削減TPP的各種非關稅壁壘。如制定應對勞工標準和綠色環境標準貿易壁壘的預案，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以促進技術的創新，發展綠色農業及制造業，提升現代服務業等，提升我國出口競爭優勢，并為將來可能加入TPP做好充足準備。必要時，還可通過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應對TPP對我國采取的各種非關稅壁壘措施，優化我國貿易條件。

（三）優化關稅稅率結構，合理選擇運用零關稅優惠政策

優化關稅稅率結構，合理選擇運用零關稅優惠政策，一方面要選擇比較優勢明顯且已經具有相當出口規模的商品實行零稅率，另一方面則要對一些競爭力相對較弱的商品不降或少降其進口關稅稅率。實質上，這一政策措施既是自由貿易政策的現實反映，也是關稅有效保護功能的重要體現。實踐中，零關稅政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降低進出口成本，但并不是解決所有貿易問題的“殺手锏”,只有對比較優勢明顯的出口商品實施零關稅政策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在優化關稅稅率結構時，有三個問題要進一步加以關注和研究：一是在產業內部，產業鏈上不同商品比較優勢存在差異，因此，應采用差別稅率體現其內部差異。二是我國關稅制度中存在大量的優惠政策，因而實際征收率與名義稅率之間差距較大，因此，應逐步清理關稅制度中的優惠政策，以縮小實際征收率與名義稅率之間的差距，做到關稅稅率規范透明、公平有效。三是要隨時掌握各行業比較優勢的變化情況，動態地分析這些行業未來幾年的發展走勢，以確保在調整適用關稅稅率時，對比較優勢漸弱的行業降稅幅度不宜過急過多。此外，還要積極推進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充分利用自身巨大的市場優勢，發揮主動性，積極推進中日韓FTA、東盟“10+3”等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深度整合“10+6”、“10+8”等雙邊自由貿易平臺 ,堅守WTO多邊機制，從根本上弱化TPP對我國的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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