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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經濟論文 > > 對中國經濟“三駕馬車”及其作用、影響剖析
對中國經濟“三駕馬車”及其作用、影響剖析
>2023-01-11 09:00:00


一、引言

筆者系列研究的《整體主義方法論下的企業效率效益決定及差異性衡量 ——— 一評“國有企業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下稱《一評》\\)、《邏輯和歷史反證法的企業效率效益比較分析與衡量———二評“國有企業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下稱《二評》\\)從邏輯、實證和反證角度證偽了“國有企業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下稱“低下論”\\)的觀點。而“低下論”之所以在中國學術界、理論界、宣傳界、教育界產生普遍性影響,與“崩潰邊緣論”“大鍋飯論”和“憑票供應論”這三個概念的形成有著緊密聯系??梢哉f,這些概念是集中體現“低下論”唯心主義本質的“三駕馬車”,形成既是文革“近因效應”、西方“光環效應”以及“代表性啟發式思維”共同作用的產物,又是極端化方法論的結果。而其典型特征就是,為了“充分”證實某個事物\\(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私有化\\)的正確可以把另一事物\\(如公有制、國有企業\\)推向錯誤極端。為此“,依據”可以是推斷性、概念性、延伸性的,事實可以經過模糊化、扭曲化處理,如發展停滯、緩慢被說成是“崩潰邊緣”,文革出現的“大鍋飯”現象可以變成公有制、國有企業的一般性本質規律,而“憑票供應”只能歸咎于社會主義制造的“短缺”等,并成為那些持“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國”價值觀的人反復宣揚的概念,盡管打著“改革”旗號。于是,在偽事實性、偽因果性的邏輯關系作用下,一個帶有統治性的衡量、評價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效率效益的偽經濟學“范式”就產生了。不對這個范式加以分析,不揭示其偽科學性和邏輯荒謬性本質,中國幾億人、幾代人、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和創業的歷史將被唯心主義所改寫,無論是中國自身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建立還是堅持中國改革的“科學社會主義”性質,都將成為一句空話。鑒于此,筆者從整體主義、歷史和辯證唯物主義角度出發,運用交叉科學方法,對“三駕馬車”及其作用、影響進行剖析,并分析它們與中國改革的關系。

二、中國經濟“崩潰邊緣論”

一些研究認為“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已處于崩潰邊緣”,又加以延伸使之成為國有企業、公有制效率效益低下的實證依據,并以此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具體原因。但這種帶有目的性的概念扭曲和因果關系設立經不起科學的檢驗。首先,從歷史唯物主義看,中國經濟發展盡管在文革 10 年期間受到破壞、阻礙,總產值年增長率依然達到 5.2%。

如果考慮到文革干擾因素,再考慮到中國實際生產力水平,也考慮到中國人口從 1966 年的 6.5 億增長到 1976 年的 10 億多,它還能保持這樣的增長率,可謂與“崩潰邊緣”相距甚遠。不僅如此,經濟在文革這個非正常時期的支撐力反過來恰恰說明中國原來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并非效率效益低下。

再從事物發展的因果關系看,假設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到了“崩潰邊緣”,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為國有企業具有效率效益低下這一內在本質規律性嗎?否。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生產關系造成的嗎?否。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計劃經濟造成的嗎?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根據《一評》的命題分析和《二評》反證法分析,中國經濟無需等到文革結束就已經失敗、崩潰多次了。這樣看來,文革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及其所產生的特殊社會效應才是影響、破壞中國經濟發展、企業效率效益的根本原因,而非企業本身的“國有”性質或效率效益低下所致。事實也證實了這一邏輯關系?!抖u》的反證法分析表明,從“八字方針”后 1963—1966 年中國GDP 增長率達年均 15.3%看,如果沒有文革,即便按照簡單增長率計算,中國 1988 年 GDP 就可以達到 2005 年的水平,1995 年就可達到 2012 年的水平。顯然“,崩潰邊緣論”在扭曲事實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偽因果關系。

也從“崩潰邊緣論”的內涵與目的性看,它的形成不是簡單的“計算方法”失誤或概念偏差問題。對事實的明顯歪曲不諦是在某種目的性和價值觀驅使下的產物。它的兩大內涵,即中國經濟在文革結束時到了“崩潰邊緣”和這個“崩潰邊緣”是由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效率效益低下所致,構成了其“改革就是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造”的理論依據,為其“私有化”目的奠定了“科學”基礎。而對“崩潰邊緣論”事實性、邏輯性的證偽表明:\\(1\\)企業的國有性質本身與其效率效益沒有簡單線性關系,與“崩潰邊緣”也沒有因果關系;\\(2\\)在一般正常條件下,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有企業可以高效率高效益地發展經濟,而對一個生產力水平低下,技術落后,人口眾多、資源貧乏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說尤其如此;\\(3\\)文革不僅使中國經濟受到全面、嚴重破壞,使發展滯緩、效率效益降低,而且使之喪失了在初步建立起來的工農業基礎上進一步發揮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優勢的機遇,喪失了在成功與失敗、經驗與教訓基礎上根據中國自身條件、自身國情、自身價值觀而建立起自身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的機遇。這恰恰證明,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分析、定位的科學性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一新生事物至關重要;如果脫離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方法論,主要矛盾的分析、定位就會偏差,指導理論的科學性就會喪失,而根據這個理論來制定的發展模式和解決問題的手段、政策出現錯誤、問題、偏差就在所難免了。

比如,像文革那樣把“黨內資產階級”作為社會主要矛盾并采用文革模式和手段來解決,那錯誤就難免了。同樣,如果把“崩潰邊緣論”這一事實扭曲下產生的“公有制/國有企業效率效益低下”的概念作為中國改革的原因和理論基礎,再用相應的模式、手段來解決這個問題,那錯誤也就難免了。

當“崩潰邊緣論”的上述兩大內涵被證偽時,其宣揚者常常質問,“即便經濟沒到崩潰邊緣,文革后難道就不要改革、要回到計劃經濟時期去嗎”?對此本文第五部分將做出回答。

但值得指出的是,“崩潰邊緣”與否與中國是否要進行改革本身是兩個不同的問題。按照這種把不同觀點加以延伸再推向荒謬極端的邏輯,不是也同樣可以質問“即使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改革難道是要回到效率效益極高的美國資本主義奴隸經濟制時代去嗎”?

三、社會主義經濟“大鍋飯論”

“大鍋飯”本是文革時期當中國經濟的正常生產停止、體制的正常運轉受阻、原有規章制度被廢除這一特殊時空條件下產生的現象。但在目的性驅使的邏輯構成中,現象常常被概念化、模糊化、延伸化、扭曲化后張冠李戴。于是,文革“大鍋飯”的帽子也就順理成章地扣在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頭上;于是,這種特殊時空條件下產生的特殊現象被當作社會主義的一般性經濟規律;于是,“大鍋飯”就成了國有企業效率效益的代名詞。事實又如何呢?

第一,中國 1949—1966 年沒有這種“大鍋飯”。正如《一評》《二評》所指出,在這一時期里,中國一窮二白、人口世界最多、資源極為貧乏、生產力極為落后、技術極為低下、勞動力素質不高,又經歷了朝鮮戰爭、海峽對峙、冷戰包圍、經濟封鎖、自然災害、“大躍進”失誤、中印邊界戰爭、抗美援越,又要集中力量建設極為落后的工農業基礎設施,還要建設、發展一個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基本社會福利、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領域,仍因一百多年挨打受辱、戰爭威脅要建立起一個能夠保證這樣一個落后國家的安全和領土完整的國防事業\\(不僅中國近現代史表明,而且新中國成立后的頭30 年歷史以及改革后的歷史也表明,在世界矛盾、沖突的格局里,僅靠經濟發展和“和諧”愿望是不能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也因生產關系性質決定要為世界人口最大的國家所有勞動成員提供最基本的經濟生存保障與條件\\(人人有工作\\),等等\\(詳見《一評》關于 13 個作用因素分析\\)。在這些因素作用下,中國仍然保持了令世界矚目的總產值年增長率。人類歷史上、整個西方資本主義 500 多年發展史上,有這樣的“大鍋飯”效率效益嗎?如果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在極為艱苦、落后條件下的 17 年“大鍋飯”效率效益,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那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

第二,“大鍋飯”指干多干少一個樣,即沒有激勵機制從而導致效率效益低下。從社會主義這個新型的經濟制度下的激勵機制建立、摸索與發展看,1949—1966 年新中國根據自身條件、狀況制定了行政級別\\(24 個\\)、工人技術級別\\(八級工制\\)、專業和技術級別\\(在諸多經濟、事業領域里\\)等既具有激勵性質又保障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性質的制度了嗎?當然制定了。建立了農民工分評議制、地區收入差異性制等既具有激勵性質又保障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本質的制度了嗎?當然建立了。此外,這個社會的勞動者所具有的價值觀、信仰、信念產生了激勵作用了嗎?當然產生了\\(見《二評》反證法分析\\)。

在生產力極為低下的條件下,這個經濟的其他機制性、制度性措施\\(如安全生產、人性化管理、質量管理、技術創新、團隊精神等\\) 構成激勵機制的有機部分了嗎?當然構成了。

在1949—1966 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正常時期,企業“吃大鍋飯”“干多干少一個樣了”嗎?當然沒有。這不是說這些激勵機制、政策、方法、手段就十全十美,就不需要改革了,這就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改革了五百多年也沒有在激勵機制上做到“十全十美”一樣\\(即便從其生產關系下的企業效率效益衡量來看\\)。那么,既然公有制、國有企業效率效益的一般規律與“大鍋飯”連關聯性都沒有,那這個“大鍋飯論”又怎能在其因果關系的建立中避免邏輯“短路”呢?

第三,即便是文革中出現的這個“大鍋飯”,也可以從唯物主義、整體主義來分析。中國文革對經濟制度、秩序、機制、正常運轉、常規發展的破壞、阻礙程度可以說不亞于西方1929—1933 年的“大危機”\\(后者是否恰恰因為資本單純追求“資本效率效益”最大化而導致了“大危機”是值得思考的;文革反映了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定位上的重大錯誤,對經濟發展造成了全面阻礙和嚴重破壞,而那些時常通過“批判文革”來徹底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關系及建設時期生產力發展成就的人這時不能“謙虛”,不能說文革對生產力和經濟的破壞沒有西方大危機時那么嚴重,也不能說西方大危機的出現與私有資本效率效益最大化追求毫無關系。畢竟,科學是容不得京劇的變臉戲法的\\)。而任何一個經歷這個危機的西方國家當時在生產力水平、科技能力、勞動力素質、人均產值、人均資源、人均資本、人均勞動生產率方面都高于文革時期的中國,在國家現代化程度、經濟基礎設施方面都要強于文革時期的中國,在社會福利、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等事業領域的基礎建設的投入需求,從程度和規???都相對低于中國,而且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口都只有中國的幾分之一\\(多數只有十分之一甚至幾十分之一\\),任何一個國家都因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性質而不需要像中國那樣要為每一社會成員提供最基本經濟地位保障??捎心囊粋€西方國家在“大危機”中保持了 5.2%的年增長率呢?也許 1929—1933 年的西方國家都希望能夠吃上中國文革時出現的這個“大鍋飯”。

第四,再從人口增減上看,“大危機”期間,美國是承受狀況相對最好的西方國家。但這個期間發生了全國性饑荒和普遍營養不良,導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按照 1920—1928 年美國人口年增長率 1.59%做數學遞推計算,1929—1937 年\\(實際年增率 0.74%\\)人口實際共減少 1 007 萬,占 1928 年美國人口總數的 8.3%\\(U.S. Census Bureau,2001\\)。如果美國這個人口減少率發生在 20 世紀 60 年代人口達到 6 億 5 千萬的中國,那就相當于人口減少 5 395 萬人。而更值得指出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當時已“高效率高效益”發展了幾百年。而建立才僅僅 17 年的新中國在 10 年文革中人口由 6.5 億增加到 10 億多。也就是說,它一方面經濟受到破壞,另一方面還要額外再負擔相當于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人口總和的生存需求,居然還做到了年增長率達 5.2%。如果這也是“大鍋飯”的結果,也許羅斯福當年也會考慮這種“大鍋飯”方法。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有企業的效率效益就實事求是了,就客觀、科學、公正了,這樣來理解中國幾代人、幾億人、幾十年為國家以及為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做出的帶有社會進步性、中國經濟發展歷史記錄性的貢獻就實事求是了。而在這兩個實事求是基礎上,對國有企業效率效益就可以做歷史和辯證唯物主義分析與衡量了,對它為什么又怎樣能夠產生一種不同于私有資本———雇傭勞動力———剩余價值創造關系的激勵和效率效益就能做出科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解釋了。

四、社會主義經濟“憑票供應論”

憑票供應是中國社會主義“最初級階段”這個特殊時空條件下產生的一個特殊經濟現象,而“憑票供應論”卻把它作為社會主義的一般經濟規律并以此來證實其效率效益低下。

與“大鍋飯論”一樣,它用帶有價值觀色彩的雙重標準范式對事物的一個現象通過條件設立、關系設定來做帶有偏向性的本質定位。然而,也與“大鍋飯論”一樣,它無法避免科學上的邏輯“短路”。

\\(一\\)雙重標準與價值觀問題

歷史上,憑票供應、定量購物在許多西方國家都發生過。

英國二戰期間和戰后因經濟恢復對日用品實行憑票供應\\(如Ration Card\\),前后共 13 年\\(1939—1951\\)。第一,在這個期間里英國社會、民眾沒有抱怨,沒有認為這是自身經濟制度或企業效率效益低下所致,反而表現出民族主義、集體主義的“同心同德”\\(即信念、信仰和價值觀的堅定性\\)。而直到今天為止,英國學界、政府、在野黨、宣傳界、教育界也從未把這個“憑票供應”與企業效率效益或其經濟體制掛鉤\\(即信念、信仰和價值觀的恒定性\\)。

第二,英國\\(或任何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們對這個“憑票供應”從未套用什么“經濟人利益最大化和最優選擇”的理論來分析。因為在他們看來,客觀環境和特殊時空條件在這里無疑成為“干擾性”變量\\(即便依然沿用“最大化”理論的話\\),之下所出現的現象不是經濟一般規律性本質,不能用前者代替后者。他們也不會用經濟制度、企業效率效益來解釋英國這個時期商品短缺\\(如用類似科爾奈的“短缺理論”\\)。

但中國一些學者為什么對中國問題的分析卻不能\\(或不愿\\)考慮其客觀環境、特殊時空條件呢?可以說,當進行帶有明確目的性的研究時,用概念化扭曲事實、用啟發式思維建立因果關系,再依靠極端化方法論來用一個特殊時期、特殊時空條件下產生的特殊現象代替并進而全面否定事物的一般性規律,在封建社會或具有濃厚封建傳統文化、意識的社會里往往比在資本主義社會容易得多。

第三,從事物發展特殊性看,本來就不應該限定只有戰爭準備、戰爭進行、戰爭恢復期間的“憑票供應”是唯一與所有制、企業效率效益無關的特殊現象或與之無關的干擾變量,否則就如同限定只有感冒才能引起發燒一樣。那么,在分析中國時,“憑票供應論”為什么不去考慮戰爭創傷、經濟恢復、一窮二白、生產力落后、技術水平低下、人口眾多、資源貧乏、西方經濟封鎖、國內外戰爭威脅、全面基礎設施建設與社會事業領域發展等等這些干擾變量呢?為什么干擾變量選定及其合理與否只有西方才能決定呢?為什么中國不能因為自身民族、國家、歷史的特性因素而選擇自己“同心同德”的方式呢?顯然,這種雙重標準范式具有鮮明的價值觀色彩。

第四,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看,英國當時是世界上發達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已幾百年,工業基礎雄厚、生產力發達、科技先進,即便在西方國家里也是首屈一指,海內外“效率效益”全世界最高已幾百年,為什么當它實行“憑票供應”時就會考慮“干擾”因素,而對一個生產力世界上最為落后、經濟基礎世界上最為薄弱、剛剛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出來、人口世界最多且物質最為匱乏的中國區別對待呢?顯然,這種雙重標準范式具有鮮明的價值觀色彩。

第五,從殖民主義發展史看,英國作為世界軍事強國,是經濟殖民主義、經濟帝國主義始作俑者中經濟受益程度最高、時間最長、范圍最廣、領域最多的國家,作為世界唯一“日不落帝國”享受了幾百年的國際勞動力、市場、資源等最優厚條件,而中國卻是這種經濟殖民主義、經濟帝國主義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英國是幾百年來市場經濟世界性擴張下資源配置、勞動力使用、市場規模、資本積累以及因此帶來的技術進步和資本效益的最大受益者,而中國恰恰又因這種擴張而在資源配置、勞動力使用、市場規模、資本積累以及技術進步等方面成為受損害者、受壓迫者、受掠奪者、受奴役者。為什么不考慮這一具有經濟發展外部性條件之截然相反作用的干擾變量呢?顯然,這種雙重標準范式具有鮮明的價值觀色彩。

第六,二戰爆發前,英國 80%以上的日常消費品長期由海外殖民地的廉價勞動力、廉價資源供應,英國的資本積累因此可以更多用于高科技、工業、軍事發展和福利保障,再成功地把自己的工業和科技產品\\(甚至日用品\\)通過不平等價值交換推向海外市場\\(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從經濟效率效益的保障看,這種殖民地戰略很成功。美國和許多西方國家今天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廉價資源、廉價市場和不平等交換所產生的資本和社會保障的效率效益與當年英國的殖民地戰略有相同之處\\)。因此,從一個經濟的耐受力看,英國是當時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中世界市場和資源條件最好、配置最優化、技術最先進、資本最雄厚、效益最大化的市場經濟,也是科技水平最為發達、人口少于原四川省一半的國家,為什么因為客觀原因實行憑票供應就可以不是制度、效率效益導致的短缺?而中國作為世界最落后的農業國家,作為人口是英國的十多倍的國家,作為人均資源最為貧乏、技術水平最為低下、資本最為短缺的國家,在剛剛結束戰爭就又受到外部威脅、經濟封鎖、軍事挑釁需要為捍衛民族獨立發展國防事業,又同時要建立經濟領域、社會福利、保障和一切事業領域的基礎設施,實行“憑票供應”就一定公有制度、國有企業效率效益造成“短缺”的結果呢?顯然,這種雙重標準范式具有鮮明的價值觀色彩。

第七,從制度差異性作用看,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要為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最大規模人口提供最基本經濟生存保障\\(如人人就業\\),并根據這一具體條件和諸多其他經濟、人口、資源、生產力等條件采取了憑票供應。而英國盡管因資本主義制度無需這樣做,而且在經濟、人口、資源、生產力等條件上遠遠優越于中國,但根據自身面對的情況也采用了憑票供應。為什么同樣都是根據自身面對的情況、具有的條件而采取憑票供應,后者就可以是民族、國家的集體主義精神、團結精神、同仇敵愾精神和犧牲精神的表現,而前者就成了社會制度的失敗、企業效率效益低下的標志呢?顯然,這種雙重標準范式具有鮮明的價值觀色彩。

第八,從新生事物發展的曲折性、迂回性看,資本主義發展幾百年后在 20 世紀仍面臨各種問題、經歷了各種發展曲折\\(經濟大危機、蕭條、失業、罷工、階級沖突、利益集團沖突、資本競爭、壟斷競爭、新老殖民主義競爭、各類區域戰爭直至世界大戰等等\\)。中國的社會主義是一個新生事物,又因各種內外部條件因素作用,也會面臨問題、經歷曲折、失誤,如在頭 30 年里所經歷的長達 13 年的“大躍進”和文革。盡管二者都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般性規律,但它們的作用在憑票供應的原因權重構成中也是不可忽略的。為什么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曲折、失誤和錯誤\\(甚至世界大戰、全球經濟危機\\)可以客觀地去分析具體原因和特殊性,而對中國的憑票供應卻如此主觀地把一個特殊現象作為整個制度的本質規律來定論呢?

第九,大躍進和文革對中國經濟發展、效率效益造成的損害是一個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在發展進程中的錯誤、失誤與挫折,它與世界范圍的經濟大危機以及世界大戰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是因各種因素導致的經濟發展政策失誤\\(如大躍進\\)或社會發展主要矛盾定位的錯誤\\(如文革\\)\\(詳見龍斧、王今朝《社會和諧決定論》一書分析\\),后者則是西方列強在“資本效率效益最大化”的制度本質所致?!芭形母铩闭邔ξ鞣酱笪C、世界大戰的制度本質、規律性原因避而不談,卻極力把中國特殊條件下特殊時期里的特殊現象定義為社會主義的一般經濟規律的結果。這種帶有價值觀的厚此薄彼的雙重標準分析,多是想通過對文革和大躍進的批判來徹底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公有制制度。顯然,這種雙重標準范式具有鮮明的價值觀色彩。

\\(二\\)雙重標準與方法論問題

“憑票供應論”忽略國家之間、制度之間、發展路徑之間、基礎條件之間、價值觀之間、特殊干擾因素之間的差異性,進而成為一個在“雙重標準”作用下形成的偽科學命題。從方法論看,它具體蘊涵這樣一個邏輯鏈條。\\(1\\)“憑票供應”作為因變量受制于經濟制度這個自變量:社會主義出現憑票供應必然是因為公有制經濟制度造成“短缺”,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會出現“短缺”,所以無需“憑票供應”。\\(2\\)當資本主義出現憑票供應時,那就必然是因為某種干擾變量的作用\\(如戰爭、經濟危機或經濟恢復時期的需要等\\),而中國的憑票供應因其社會主義性質被排除在這個變量關系考慮之外,只能放在\\(1\\)的關系中來解釋。\\(3\\)既然西方國家出現憑票供應是由于世界大戰或戰爭恢復所致,所以世界大戰、戰爭恢復是僅具有合理性的“效率效益”干擾變量。\\(4\\)有些非西方的資本主義國家\\(如印度等\\)沒有憑票供應,所以不存在“短缺”,即使有,那也只是企業自身效率效益如何提高的問題,與所有制無關。顯然,這類封閉系統方法論下產生的命題條件與邏輯關系在社會科學領域形成了一種帶有“意識形態霸權”的“學術范式”:只有西方的經歷、現象基礎上的條件假設、要素確立、變量關系才能作為經濟學效率效益衡量,而社會主義的任何問題只能是其公有制所致。

印度或類似的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真的不存在短缺嗎?

任何商品任何人都可以享有嗎?實際上,這個短缺只不過是被資本主義市場供求機制所掩蓋了,即供求由價格與購買力這個市場關系來決定了———為什么要憑票讓每人都享有呢?

只要私有制和市場經濟把貧富差別拉大,少數人\\(生產資料占有者\\)的資產、財富是多數人\\(依靠資本和市場認可時才有“價值”的雇傭勞動力\\)的幾百倍、幾千倍、幾萬倍、幾十萬倍,那在這個市場機制作用下就永遠不會出現短缺。按照這個邏輯,似乎 1949—1980 的中國學習印度就不會出現短缺———都同樣是生產力低下、人口眾多,為什么要憑票供應呢?

按照這個邏輯,中國 1949 年以前沒有憑票供應,因此也沒有“短缺”。比如肉蛋類供應,不用實行全體社會成員定量供應,只要靠市場價格機制把 100 家人的肉蛋用來供應 1 家人,或把 200 家人的肉蛋需求減半來供應 1 家人,不都綽綽有余嗎?依靠雇傭勞動力生存的多數人為什么要和占有生產資料和擁有權力的少數人享有一樣的供應呢?也正是這種邏輯關系和價值觀,中國改革中也出現了一種相似的價值觀:窮人為什么要有自己的房子、穩定的收入、平等的醫療、教育以及與少數人一樣的供求質量呢?他們本來就是少數人“資本效益”的杠桿,自身在淪為雇傭勞動力那一刻起就已是仰仗資本鼻息、由市場決定其價值的“商品”了,為什么要用“憑票”來“提高”其價值呢?

五、“三駕馬車”對中國價值觀、方法論和信仰基礎的影響

上述分析表明,“崩潰邊緣論”是用扭曲事實的手法產生的偽科學概念,“大鍋飯論”“憑票供應論”則都是把特殊時期產生的特殊現象解釋成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有企業的一般性規律。它們都具有鮮明的“私有化”目的性,不僅從根本上否定 1949—1980 年社會主義公有制下國有或集體企業幾億人、幾代人、幾十年為中國經濟發展所做的艱苦卓絕的創業積累與發展,而且在中國改革中產生巨大影響。畢竟,如果不實事求是地根據中國發展的實踐、現狀、歷史、條件、關系和價值觀、生產關系來科學衡量國有企業效率效益,如果不依靠唯物主義和整體主義方法論科學、全面、系統地來客觀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現象與問題,如果還沒有依此科學地建立起自身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及其衡量體系時,那“崩潰邊緣論”一來,自身價值觀與信仰就容易動搖了;“大鍋飯論”一來,信心不足或懷疑就難免了;“舶來品”一來,就被“大師“”哈佛“”諾貝爾”光環嚇倒了;“短缺論”一來,再想到憑票供應,就立刻認為它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真理??梢哉f,在方法論問題上,“低下論”及其“三駕馬車”比當年“二十八個半”教條地使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模式來解釋、解決中國革命實踐問題并把毛澤東的方法稱為“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不僅走得更遠,而且影響更大。畢竟,當改革使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的轉向物質生活的商品生產后,當物質日益豐富、生活條件改善后,如果沒有把中國改革前經濟發展效率效益的問題與《一評》中那 13 個作用因素\\(及其所蘊含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目的\\)聯系起來考慮,那就很容易受到“三駕馬車”的影響,那就會去直觀地比較“憑票供應”與“物質豐富”并因此感嘆“憑票供應”的生活是多么艱苦,就會錯誤地以為1949—1980 年中國發展的效率效益構成不是因為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沒有搞商品生產、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結果,從而錯誤地用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步來否定第一步,就不可能看到中國沒有第一步根本不可能有第二步。

從唯物主義角度看,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和它所產生的理論都無法與其構建者的世界觀、方法論、立場分開。而從存在決定意識看,社會科學的方法論所蘊含的價值觀又與它們自身所產生的環境因素緊密相關\\(這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的地方\\)。這樣,考慮到方法論形成、理論建立的環境特性和因此產生的價值觀差異性,如果某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憑票供應、大鍋飯與公有制/國有企業效率效益低下造成的短缺相關,那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們一方面沒有親身經歷、感受中國 1840 年以來所經歷的一切,更談不上身臨其境對中西方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歷史等差異性因素進行具體、實地的科學研究;另一方面,他們生長于西方社會、研究西方發展路徑、規律、現象并在對西方市場經濟這一事物的認識基礎上形成了相應的西方方法論和理論,因而習慣用這些西方價值觀、方法論、實證依據和效率效益理論、要素來解釋中國\\(和許多非西方國家\\)的現象\\(有些西方學者則身臨其境對中國現實狀況、發展變化、制度運作、價值觀形成等做了實地、科學或唯物主義分析并親身經歷了一些事件,從而對中國的事物產生了與一般西方理論不同的解釋與看法,并不認為中國“憑票供應”是因為效率效益低下造成“商品短缺”所致;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瓊斯·羅賓遜就是如此,加拿大學者彼得·克魯克夫婦也是如此\\)。而一個中國學者機械套用西方價值觀、方法論下產生的理論、方法來解釋中國的問題\\(如大鍋飯、憑票供應\\)就令人費解了。尤其是,如果對一個自己并不了解、并未成長其中、發展了幾百年、享有日不落帝國各種經濟利益和效率效益“優惠”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實行憑票供應能夠“客觀”地去理解,而對自己處身于其中、成長于其中、對其近現代史、發展路徑、經濟基礎、生產力水平、人口、資源、價值觀等各種條件和作用因素有所了解的中國實行憑票供應卻不能客觀地、唯物主義地去理解,那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同樣,對中國特定條件下的“憑票供應“”大鍋飯”,類似科爾奈的“友邦驚詫”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這是其價值觀、意識形態使然,也因其方法論問題而無法客觀、公正分析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產生及其所面臨的各種內外部條件和因素\\(與西方發展的內外部條件絕然不同\\),或干脆以為印度搞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按照西方那樣保持“均衡”、配置資源、產權明晰、干不好的滾蛋、干得好的留用就已經成為一流經濟強國、不再存在“短缺”了。但一些學了一點“科爾奈”的中國學者表現出科爾奈式的“驚詫”則是令人詫異的。

再考慮到方法論形成、理論建立的特性和因此產生的價值觀差異性,如果西方政治界、理論界、宣傳界、教育界宣揚、傳播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與憑票供應之間的簡單線性關系不足為奇,畢竟它們永遠不會去真正了解中國與西方的各種差異性\\(價值觀、意識形態的作用也常常使這種了解成為多余\\)。但在“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以“三個代表”“四個堅持”為原則、進行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性質的改革的中國,如果政治界、理論界、宣傳界、教育界忽略這些差異性并因此把“崩潰邊緣”“憑票供應”“大鍋飯”理解為社會主義經濟一般性規律,看成是公有制/國有企業效率效益低下所致,那則是令人費解的。為什么“科爾奈”一來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中國國情\\)了呢?為什么只見某個西方學者說“社會主義必然產生‘短缺’”而不見其他西方學者甚至諾貝爾獎得主\\(如諾斯\\)說“西方經濟理論不適用于中國研究”呢?為什么厚此薄彼、區別對待呢?如果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驅使下有選擇地引進、引用西方封閉系統下的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那還怎么堅持實事求是、一分為二、歷史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呢?中國一方面是在官員報告、學者文章、宣傳輿論、學校教育中強調“要堅持歷史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最多的國家,同時又是對科爾奈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封閉系統下產生的“短缺理論”接受、引用、贊賞、支持最多、最廣泛的國家。當一些中國邀請的西方“精英”、學者用生硬的中國話講了一個中國現象\\(如“大鍋飯”\\)時,中國的學者、教授和學生通常都會轟然一笑,而且佩服得五體投地———西方的精英、專家居然知道中國的大鍋飯!往往對這些西方學者,中方領導都給他戴上許多光環。也就是在這轟然一笑、極為敬佩的過程中,西方學者對中國問題的解釋成了真理,中國的民族精神被否定了,幾代人、幾億人、幾十年在“三高三低”條件下的艱苦創業被否定了,而中國自身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差異性全都忘在九霄云外。從方法論及其所反映的價值觀看,這是一種典型的毛澤東當年所批判的“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現象。

在推崇“三駕馬車”或受其影響的人群中,既有那些在價值觀、意識形態上一直就對中國社會主義采取否定態度的人,也有因受“三駕馬車”影響而對自身原有社會主義價值觀、信仰產生動搖的人,既有那些盲目把西方理論當作普適真理從而接受“低下論”的人\\(既然西方理論、價值觀具有“普適性”,那“科爾奈”就是真理\\),也有那些中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造中產生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官商勾結過程中形成的帶有封建色彩的官僚資本利益集團?!暗拖抡摗钡摹叭{馬車”之所以能夠在學術界、理論界、思想界、教育界、決策界產生普遍性影響,與中國自身存在的極端化認識論、方法論問題不無聯系??梢哉f,這種影響越大,中國改革的“科學社會主義”性質、改革模式、手段、方法的“中國社會主義特色”所受到的影響就越大。

六、“崩潰邊緣”“大鍋飯”“憑票供應”與改革的唯物主義關系

本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整體主義證偽了“三駕馬車”。既然中國文革結束時經濟沒有到崩潰邊緣,“大鍋飯”“憑票供應”也不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有企業一般性經濟規律,那中國需要經濟改革嗎?“低下論”者也會通過概念延伸提出類似問題:“照這樣說,難道中國文革結束后要回到過去計劃經濟時代嗎?難道要繼續吃大鍋飯、憑票供應嗎”?

\\(一\\)“崩潰邊緣”與中國改革

第一,從事物發展一般性規律看,“改革”指對現狀、格局進行改變、改造,本身是中性詞,古今中外都用。這樣看來,新中國的改革從來未停止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一種改革,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與中國社會指導理論、主導價值觀和生產關系性質相一致的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改革,因而是成功的改革;第一個五年計劃是對舊中國生產方式的徹底改革,也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與中國社會指導理論、主導價值觀和生產關系性質相一致的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改革,因而也是成功的改革;“大躍進”因其“越大越好、越公越好、越快越好”思想導致經濟政策錯誤,在經濟發展模式上是不成功的改革,而“八字方針”下的中國發展模式則又是對大躍進模式的成功的改革。

因此,即便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沒有到“崩潰邊緣”也同樣會進行改革。一個經濟發展模式、手段、方法的改革不是非要到“崩潰邊緣”才能進行。資本主義五百年來的經濟體制改革也是如此。

第二,從事物發展條件性看,文革結束后,中國經濟發展恢復正常,已基本建立了工農業基礎設施,發展了必備的國防事業,也初步打下了社會保障和公益事業領域的基礎??梢哉f,\\(1\\) 把以國家各類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經濟體制轉向以改善、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為主的經濟體制的條件具備了;\\(2\\)轉向更好體現“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從而在新階段里產生更高效率效益的條件具備了;\\(3\\)轉向以公有制為主體、探索多種所有制經營從而促進物質生產的條件具備了;\\(4\\)探索、實踐社會主義通過市場經濟手段發展商品生產的條件具備了;\\(5\\)作為生產力水平依然低下\\(相比西方\\)、技術能力仍然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探索怎樣建立一個以生產力提高、技術提高、管理提高、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投入效益提高為主要標志的經濟體制的條件具備了;\\(6\\) 作為一個世界人口最多、人均資源貧乏的發展中國家,怎樣通過現代化、科學化、集約化程度提高使有限的資源首先,更好地使世界最大數量人口的利益最大化的條件具備了;\\(7\\)作為一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發展而來、在諸多內外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積累一些成功的經驗又經歷了一些失誤與挫折的社會主義國家,探索怎樣通過改革來為世界最大人口建立一個不以私有資本效率效益為衡量、為決定、為“激勵”、為控制、為主導的區別于資本主義的平等、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條件具備了??梢哉f,這些改革的條件本身也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內涵與本質構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與本質構成。

第三,再從外部條件變化和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看,由于冷戰和東西方對抗結束,世界格局發生變化,西方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已結束,戰爭威脅程度降低,中國現代國防已經建立,工業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完成,三個世界格局形成,再加上“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出現,也因為《二評》中所分析的從 20世紀五十年代就開始具有的社會主義市場、商品經濟思想、理論認識與探索性實踐,可以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和外部條件也具備了。這樣看來,文革結束,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具有歷史必然性。

這樣看來,社會主義公有制/國有企業效率效益的一般規律性與“崩潰邊緣”沒有因果關系,所謂的“崩潰邊緣”與改革又沒有因果關系,那么“中國經濟瀕臨崩潰———公有制/國有企業效率效益導致崩潰邊緣———因此要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革”的邏輯鏈條又怎樣維持呢?當然,與“崩潰邊緣論”所蘊含的目的性相對立,這個“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改革不是全面私有化的改革,這個基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改革不是全面私有化的改革,這個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性質的改革不是全面私有化的改革。否則,所有西方國家都已完成了“馬克思主義本國化”的具有“本國特色”的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性質的改革了。

\\(二\\)“大鍋飯”與中國改革

既然“大鍋飯”不是社會主義激勵機制的一般性規律,那么中國文革前各種激勵機制是否十全十美、最好體現了“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了呢?當然不是。但1949—1966 時期的中國,在物質極為匱乏的條件下,在生產力十分落后的條件下,在整個經濟基礎極為薄弱的條件下,在因建設這個基礎而使得商品生產極為有限的條件下,在人口眾多、一窮二白、資源有限\\(無論是技術、資本還是人均自然資源\\)的條件下,在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需要在一個貧窮、落后的社會里首先保證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成員具有基本經濟生存保障的條件下,在經濟產出的很大一部分必須用來建設必不可少的國防事業的條件下,在經濟產出的另外很大一部分必須用來為世界最大人口建設體現社會主義平等、公平、正義價值觀的社會保障、事業領域基礎設施的條件下,是否還可以建立一整套比 24 個工資級別、各類專業技術等級、工人八級工資制、農村工分制、地區類別工資制等其他物質、非物質的激勵機制更好些、更科學些的社會主義激勵機制呢?這是歷史學家可以運用歷史和辯證唯物主義對中國社會主義激勵機制進行分析的問題。但為什么一個國家、社會、制度不能根據自身條件\\(如上述 8 種條件\\)、發展階段\\(上述 8 個條件為主要特征\\)需求、社會制度及價值觀來決定自身的激勵機制呢?在上述 8 個條件作用下,1949—1966年中國采取印度的激勵機制就會更好些、更科學些嗎?采取中國 1949 年前的激勵機制就會更好些、更科學些嗎?或是采取西方那樣的激勵機制?不過,那首先要把中國歷史、發展路徑、制度性質、價值觀以及上述 8 個條件與西方進行變量控制處理后才能衡量是否更好些、更科學些。而且,到底是采用美國 1949—1966 年的激勵機制還是其資本主義奴隸經濟制度之下的激勵機制呢?當然,“大鍋飯論”因價值觀和目的性而根本不屑概念、理論的嚴謹性、邏輯性和方法的科學性,這個目的就是私有化,無論是印度的還是 1949 年前中國的,無論是美國的還是日本的,只要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就行。

再從事物發展、變化的必然性看,為什么非要把 1949—1966 年的社會主義激勵機制看成是一成不變的呢?西方資本主義 500 年前的激勵機制與今天一樣嗎?當上述 8 個條件都有所改善、中國進入不同的發展階段后,它是否會在激勵機制上更科學地根據現狀、條件來改革、改進激勵機制從而使它在新階段里產生更高效率效益呢?當然可能。中國解放初期的供給制不是在幾年后就根據當時經濟發展階段、根據當時平等、公平價值觀而轉向工資制這個不同的激勵機制了嗎?這樣看來,中國社會主義在不同發展階段中,在摸索與探求、經驗與教訓、成功與失敗中,不斷改革其激勵機制是歷史的必然,這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五百多年來激勵機制因自身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原因而不斷改變也是歷史的必然,沒有什么兩樣。

這樣看來,中國在文革結束、經濟發展走上正軌并轉向以改善、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為主的階段時,當商品生產發展、物質逐步豐富起來時,它轉向更科學、更公平的“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分配原則并使收入、分配差別在這個原則下有所加大又有什么不可能呢?比如,激勵機制產生的收入差別是否可能比 1949—1980 年提高、擴大些呢?當然可能。但首先,這個社會主義分配機制下產生的收入+財產差別絕不能主要是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形式所導致的“激勵”及其產生的差別\\(即資本主義或封建社會生產關系下產生的“激勵”及其差別\\),絕不是來自于雇傭勞動力產生的剩余價值所引發的“激勵”及其產生的差別;絕不是來自于屬于全國人民共同占有的自然資源的少數人效益最大化基礎上的“激勵”及其產生的差別;絕不是來自于把幾代人、幾億人、幾十年在高建設、高積累、高發展、低收入、低生活、低消費條件下創造、積累的資產轉移到少數人手中引發的“激勵”及其產生的差別;絕不是來自于帶有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結基礎上產生的官僚資本集團利益所導致的“激勵”及其產生的差別。如果是,那“科學社會主義”這一改革性質就被改變了;如果是,兩極分化就出現了\\(無所謂貧富差別有多大、GDP 有多高\\),那就如同鄧小平所說,改革就失敗了;如果是,中國社會主義價值觀、信仰基礎之上的激勵就連同這個基礎一起會被改變。

\\(三\\)“憑票供應”與中國改革

既然“憑票供應”不是社會主義的一般經濟規律,那是否在完成了社會主義工農業基礎建設、國防建設以及社會保障、事業領域的基礎建設后,在結束了文革、經濟建設走上正軌后,就不要發展商品生產、豐富物質生活從而取消憑票供應了呢?當然不是。正如《二評》所指出的那樣,早在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就提出在工業化基礎建設同時又要發展一定商品經濟,毛澤東一代人就曾提出商品生產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思想\\(詳見《二評》分析\\)。但當商品生產發展、物質豐富起來后,對“憑票供應”取而代之的應該是“憑多勞多得、按勞分配決定的供應”及其差別,而不是“憑生產資料占有、權力占有決定的供應”及其差別\\(即像資本主義或封建社會的分配關系那樣\\),不是“憑私有資本———雇傭勞動力———剩余價值關系決定的供應”及其差別,更不是“憑帶有封建色彩的官商勾結、利益集團作用決定的供應”極其差別。如果是,那“科學社會主義”這一改革性質就被改變了;如果是,兩極分化就出現了\\(無所謂物質有多么豐富、GDP 有多高、怎樣力圖“共同富?!盶\),那就如同鄧小平所說,改革就失敗了;如果是,中國社會主義價值觀、信仰基礎之上的激勵,就連同這個基礎一起會被改變。

七、結論

本文分析表明,中國經濟在文革結束時未到“崩潰邊緣”,“大鍋飯”“憑票供應”則是在特殊時期、特殊條件下內外部因素作用而產生的特殊經濟現象,并非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一般規律。而“三駕馬車”因邏輯性、嚴謹性等方法論科學性問題非但不能證實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低下論”,而且明顯蘊含“只有私有化才能救中國”的價值觀。如果讓這樣的方法論、價值觀下產生的偽科學概念對中國改革的指導理論與思想以及改革的方法、模式和手段產生影響的話,如果讓其對中國的理論界、政治界、輿論界、教育界產生影響的話,如果讓其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分析與衡量、對今天中國自身經濟學的建設與發展產生影響的話,那將導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上的諸多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本文對它們進行的唯物主義、實事求是、整體主義的分析,不僅揭示了它們的偽科學性,而且反過來證明,科學社會主義是可以“救中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的改革也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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