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中國農產品貿易政策影響因素探究
【第一章】國內農產品貿易政策走向與實施效果導論
【第二章】國內外農產品貿易保護研究現狀評述
【3.1 3.2】農產品貿易政策效用函數影響因素分析
【3.3 3.4】農業貿易政策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貿易政策
【4.1 4.2】我國的農產品貿易現狀與貿易政策
【4.3 4.4】農貿政策保護效率與影響因素的實證檢驗
【結論/參考文獻】中國農產品貿易政策政治經濟學研究結論與參考文獻
3 我國的農產品貿易政策的理論分析
在這一部分，本文將運用新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構建模型分析影響我國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因素及途徑，以及在這些因素影響下，我國最優的農產品貿易政策。
3.1 效用函數與約束條件假設。
新政治經濟學運用公共選擇理論分析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其基本思想是將政府看作理性的經濟人，分析政府在各種約束條件下，怎樣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通過查閱相關文獻，國內學者一般認為影響我國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因素主要有政治利益、國內利益集團和國外影響。本文認為，影響我國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因素還有國內農產品質量和國內資源稟賦約束。通過將這五個因素分別引入政府的效用函數和約束條件，可以求得我國在這些因素影響下的最優農產品貿易政策。
我 們 首 先 從 政 府 的 效 用 函 數 開 始 探 討 , 假 設 政 府 的 效 用 函 數 為U[，，],為農產品貿易政策，假設當 = 0時，政府實行的是農產品自由貿易政策， > 0 時政府實行的是農產品貿易保護政策，且值越大說明貿易保護越強，值越小，說明對于農產品保護越小，趨于自由貿易。
為政治利益，是政府的農產品貿易政策為政府帶來的政治收益，政治收益包括維護國家安全和政黨利益，贏得最大的政治聲譽，獲得國內選民的支持。
為農產品質量，國家采用不同的農產品貿易政策，國內可獲得的農產品范圍不同，因而競爭程度不同，農產品質量也會不同，在政府的效用函數中，要保證農產品質量最優。
為租金收益，在農產品貿易政策制定中，政府可以通過制定農產品貿易政策獲得租金，這些租金主要來自于國內利益集團，因此，利益集團可以通過為政府帶來租金影響農產品貿易政策，而且利益集團規模越大，活動越頻繁，為政府帶來的租金收益也越高。
政府的效用函數U[，，]是一個復合函數，政治利益、農產品質量和租金收益是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函數，效用函數又是政治利益、農產品質量和租金收益的函數。效用函數的第一層有確定的函數性質：效用函數是政治利益、農產品質量和租金收益的單調增函數，這三個收益越大，政府的效用越大；效用函數的第二層，我們下面要具體分析其函數性質。
以上是政府的目標函數，政府要實現自己的目標函數最大化有兩個約束條件g ≥ g和r ≥ r（t），g、r（t）是政府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可行選擇范圍，g表示農產品生產依靠的自然資源稟賦，農產品生產極度依賴土地等自然資源稟賦，這是制定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內部約束；r是國際影響，因為農產品貿易政策會受到國際規則和其他國家行為的約束，這是制定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外部約束。因此，在內部約束和外部約束下，政府在農產品上的最優貿易政策可以確定為：
Max U[，，] s.t g ≥ g and r ≥ r（t）上面，我們確定了五個影響因素通過什么途徑影響我國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制定，政治利益、農產品質量和租金收益主要通過影響政府的效用函數影響我國農產品貿易政策制定，而國內資源稟賦約束和國際影響主要是通過約束我國政府可采用的貿易政策選擇范圍影響政策制定。
下面分別對各個因素與貿易政策的關系進行分析：
3.2 效用函數影響因素分析。
本部分主要分析農產品貿易政策如何影響政府效用的三方面利益實現：
3.2.1 政治利益。
首先，討論政治利益與貿易政策的關系，即確定的函數性質，通過確定的性質可得出我國的農產品貿易政策如何影響政治利益實現。
農產品貿易政策是一個公共品，各方面影響因素都會對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制定產生重要影響，但政府作為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制定者和決策者，在農產品貿易政策決策過程中有著更加突出的影響力。我國政府站在宏觀的角度，為實現政治收益，對我國農產品貿易政策制定起著比其他因素更加重要的作用。
農產品是我國貿易保護的重點領域，我國政府首要政治利益是維護國家糧食安全。我國政府的總目標是"立足國內資源，實現糧食基本自給，是中國解決糧食供需問題的基本方針。我國將努力促進國內糧食增產，糧食自給率不低于 95%,凈進口量不得超過國內消費的 5%".2013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分析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提出的第一個主要任務是：切實保護國家糧食安全。必須實施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堅持數量質量并重，更加注重糧食質量和食品安全，注重生產源頭治理和產銷全程監管。
注重永續發展，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發展節水農業、循環農業。2014 年，政府重新規劃了中國糧食安全問題，出臺了《中國食物與營養發展綱要（2014-2020年）》，《綱要》指出要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全面提升食物質量，優化品種結構，穩步增強食物供給能力。到 2020 年，全國糧食產量穩定在 5.5億噸以上，油料、肉類、蛋類、奶類、水產品等生產穩定發展.與此同時，中國依然長期堅持糧食高自給率的原則，但不再過于堅持 95%的自給率紅線。
中央的一系列文件可以看出，對于農產品貿易中的糧食貿易，中國一直堅持高自給率的政策，近年來，國家已經放棄了 95%的自給率紅線，但是對于保證我國的糧食耕種面積在 18 億畝的紅線依然沒有變化，這些政策都說明政府要確保國內糧食產業的健康發展，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我國是人口大國，穩定保障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是保障國家安全的首要任務，因此，在我國農產品貿易，國家意志決定對農產品貿易采用保護政策，而且，對農產品貿易保護政策力度越大，政策得到的國家利益也就越高，即pt> 0.
對怎樣實施限制糧食進口政策，在加入 WTO 后，我國也已經將農產品進口關稅下降很多；現階段，我國除了采用關稅和關稅配額保護農產品貿易外，還通過進口經營權的壟斷和設置農產品的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等新的保護手段實現對農產品貿易保護，通過控制主要的糧油企業來限制農產品進口。我國出口的農產品主要是水產品、蔬菜、水果和堅果、畜產品、食用油，對于這些我國產量豐富的產品，我國政府采用的主要采用幫扶政策，促進企業出口。
上文系統論述了我國政府在農場品貿易上的基本態度和手段，可以看出，由于農產品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所以在農產品貿易政策上，貿易保護是有利于政治利益實現。對于函數而言，政治收益是農產品貿易政策的增函數，即對農產品貿易保護力度越大，政治利益越大。
3.2.2 農產品質量。
現今，農產品的不僅要保證數量問題，還有質量問題，隨著人們物質生活要求的提高，人們對于農產品安全、食品安全的關注越來越多。所以，在政府的效用函數中，農產品質量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保證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和數量安全同等重要。本部分將討論貿易政策與農產品質量的關系。
之前的國內學者在研究討論我國農產品貿易制定時，都沒有關注農產品貿易政策對國內農產品質量的影響，但是隨著近年來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不斷爆出丑聞，地溝油、毒奶粉、染色饅頭的新聞一次又一次的震撼著我們的心靈，農產品質量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國家對于食品安全問題十分重視，2013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農產品生產要堅持數量質量并重，更加注重糧食質量和食品安全，注重生產源頭治理和產銷全程監管。但是食品安全問題卻層出不窮，這與我國現行的農產品貿易政策導致的國內農產品市場缺乏競爭有很大關系。
農產品作為一種商品，其經濟規律與一般商品一樣，在市場缺乏充足競爭的環境里，農產品市場呈現為賣方市場，農產品的供給者沒有動力提高農產品質量，因為不論什么樣質量農產品，由于剛性需求，都能夠賣出去；而且有的不法商人為實現更大利潤，不惜采用降低農產品質量的方式和原料來降低成本，實現自身的利益。但是如果在一個足夠競爭的環境中，消費者擁有更多選擇的空間，那么低質量的食品就會被驅逐出市場，比如在毒奶粉事件曝光以后，國內就興起的買國外奶粉替代國內產品的浪潮。說明增加農產品貿易有利于提升農產品質量。降低對農產品貿易的保護，就會減少對農產品貿易的阻礙，會促使更多國外農產品進入國內市場，這樣競爭會使得廠商提高農產品質量；而隨著農產品貿易保護的加強，國內的農產品市場競爭減弱，使國內的農產品質量下降。所以，農產品質量是貿易政策t的減函數。
3.2.3 利益集團。
本部分將討論利益集團與貿易政策的關系，即效用函數中租金收益的性質，利益集團在我國政府農產品貿易政策制定過程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很早就開始關注利益集團在政府貿易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這方面最早的文獻可以追溯到 30 年代，沙斯施耐德《政治學、壓力和關稅》中對利益集團在 1929-1930 年的美國斯穆特-霍利法案形成的研究；50 年代，查爾斯·金德爾伯格發表《集團行為與國際貿易》，提出在某些情況下，對國際貿易政策的分析可以從大的利益集團行為中找到有用工具；60 年代的公共選擇理論產生以后，對利益集團影響貿易政策的問題研究更加深入，戈登·塔洛克就提出關稅是利益集團游說結果的觀點.到 70、80 年代，許多學者研究貿易保護政策的內生形成過程,提出不同的新政治經濟學模型，這些模型建立在經濟學自利方法之上，即選民、利益集團和政策制定者都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在這類分析中，主要有：○1 芬德利、威利茲、芬恩斯和巴格瓦蒂提出的關稅形成模型，游說集團請求政府以獲得對自己有利的貿易政策，進口集團為進口關稅而游說，出口產業為自由貿易而游說，關稅水平隨著進口競爭產業的游說努力而不斷提高，隨著出口產業的游說努力而下降。在這個過程中，貿易政策是兩個游說集團投入資源的函數，兩個游說集團游說策略的納什均衡決定了保護水平; 希爾曼和佩茨曼的政府支持模型，研究了處于衰退階段的產業尋求貿易保護的問題.他認為政府對于衰退行業的保護不是為了尋求社會福利目標，而是為了政治支持的最大動機，對國內產業的支持會得到工業利益集團的贊同，但是會對消費者的利益構成傷害，遭到消費者的反對，因此貿易政策是在兩種利益集團的博弈和權衡中得到均衡的；○3 馬吉、布洛克等人提出的政治競爭模型，政府如何通過貿易政策來獲取選票，從而取得執政權力；○4 邁耶的直接民主模型，提出了關稅形成的直接民主模型，認為對進口產品密集使用的要素稟賦者來說，最優的關稅為正，個人與整個國家的要素稟賦差別越大，就與自由貿易的關稅相差越遠，個人擁有的資本-勞動比率與整個國家相同，那么其最有關稅為 0;○5 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的保護待售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不再假定政府賦予社會不同利益集團的福利水平以及確定的權數，而是內生的，政府和利益集團作為貿易政策的供給方和需求方，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提供政治捐獻，政治家評價其在未來選舉中的價值，而游說集團的捐獻水平又與政府的貿易政策聯系在一起，政府的貿易政策使得社會福利總和總捐獻的加權和最大化.
現實中，各國農產品貿易政策受到各國國內利益集團很大影響，比如美國農產品貿易政策制定的國內農產品產業扶持政策受到利益集團很大影響；歐盟制定的出口補貼農產品貿易政策也受到聯盟內部農業相對落后的國家利益集團的影響。影響我國農產品貿易政策制定的利益集團又有哪些呢
我國的官方文件上并不公開承認利益集團的存在，因為黨和政府反對社會中的一部人將局部利益置于國家利益至上，露骨的推行特殊集團的利益被批評為宗派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同時在決策中相互對立或者競爭的意見和法案一般也不被媒體廣泛報道，許多政策最終以廣泛協商一致通過的方式出臺，從而避免了由于利益集團沖突暴露在公眾面前而引發的社會不穩定.但是否認我國社會中存在利益集團是錯誤的，隨著改革逐漸深入和政治民主化進程，我國政府越來越表現出對社會復雜性的承認和注重不同利益集團的觀點。不過，我國社會的利益集團和西方國家的利益集團有著明顯區別，它們必須小心謹慎的表達利益，通過合法方式以合法理由向政府尋求支持，并保持與黨和政府總目標的一致。
我國的國內利益集團首要表現為農產品的經營商，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國有企業掌握著國民經濟的命脈，農產品關系到國計民生，當然主要由國有企業掌握，這些企業在規模上十分龐大，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一方面貫徹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其自身作為政策制定的主要參與方，也深刻的影響政策制定。實行農產品的貿易保護政策，可以維持國內主要農產品的價格穩定，同時保持農產品價格在一定的高位，這樣有利于企業利潤的實現，因此在這些利益集團的影響下，農產品貿易政策有保護主義傾向。
我國國內另一個利益集團是農民群體。在國外貿易保護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主要是從事農產品生產和經營的企業在起作用，在我國也有這種利益集團的存在；但是國外利益集團沒有農民群體，主要是因為國外的農業經營已經實現了農產品生產自動化和產業化，從事農產品生產的人員很少；但是我國卻不一樣，我國的農產品經營既有現代化機械化的產業式經營，也有小農經濟形態的存在，而且這個群體十分龐大，保護這個群體的利益，在農產品貿易政策制定過程中也十分重要。
在中國有大量的農民主要依靠農產品生產謀生，假如政府采用農產品自由貿易政策，會出現貿易理論中的斯托爾珀-薩繆爾森定理描述的現象，在國外廉價農產品的沖擊下，會使本國進口產品主要使用要素收益受損，即國內農民的收入會受到很大損害。而農民問題一直是我國改革開放中的一個大問題，因為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農民得到的利益最少，正如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說的一樣：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么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他注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因此，在考慮農產品貿易政策時，政府必須要考慮這一部分利益集團的利益，盡量使農民利益不受損。
利益集團在貿易政策過程中通過三種途徑來影響貿易政策的制定：包括投票人、信息傳播者和政治運動的捐獻者。對于投票人的決策很容易理解，就是貿易政策在最后通過的時候，利益集團或者其代表在貿易政策的通過與否的決策上具有投票權，當貿易政策對利益集團不利時，他們可以通過投反對票來阻止貿易政策的通過；對于信息傳遞著角色來說主要是利益集團通過專有的知識向貿易政策決定者或者投票者提供信息，在這種角色下，利益集團的知識團體能夠向不具備貿易環境信息的政治家或者投票者傳遞信息，這時，利益集團和政治家的利益沒有完全的聯系，在向政治家或者普通投票者傳遞信息時，由于信息接收者一般會部分接受利益集團提供的信息，因此利益集團在傳遞信息時一般會夸大后果來獲取他們想要的政策結果；政治運動的捐獻者的途徑主要是將利益集團自身的利益與政治家的利益或者政府的利益聯系在一起，通過政治捐稅途徑來獲取對自己有利的貿易政策.
從上面的三種途徑來說，我國利益集團影響農產品貿易政策制定的主要途徑是通過投票者和信息傳遞者的途徑。農民這個利益集團主要通過投票者的途徑影響農產品貿易政策制定，我國政府作為人民利益的代表，在農產品貿易政策制定過程中，要盡量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投票者會通過投票選擇貿易保護政策來實現對農民利益的保護；而特殊利益集團主要通過信息傳遞的方式，通過發布一些農產品自由貿易危險的信息，來引導政府決策者和投票人選擇貿易保護政策。
在農民群體這個利益集團影響下，我國的農產品貿易政策會趨向于貿易保護，維持國內農產品價格在一定的價位；通過價格支持，比如農產品的保障價格收購等政策，保證農產品價格不會出現大的波動；在農業發展上，我國加入 WTO 后，為了提高農業的競爭力，提高農民收入，政府在 2006 年 1 月 1 日正式廢除了農業稅，并且開始加大對農民的補助，這些政策都是中國農產品貿易保護政策的一部分，通過這些農產品保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農民的收入，保證了我國農民的農產品生產的積極性和農業的健康發展。
所以從利益集團行為來看，利益集團活動越豐富，為政府帶來的租金收益也就越高，政府租金收益m（t）對農產品貿易政策t是增函數，隨著農場品貿易保護力度加強，利益集團的利益越大，需要更頻繁的活動，利益集團的活動給政府帶來的租金收益也越高，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租金收益。用數學語言表述為mt>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