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漢書》作為中國傳統史學名著，自誕生以來，便受到后世學者的多方關注，指導著后世史書的編纂。不同時期，史家對《史記》、《漢書》的評價各不相同，無論是“揚班抑馬”,又或是“揚馬抑班”,都有支撐其思想的理論與依據。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史學研究工作的進一步展開，史學界開始對二者進行全面系統的比較研究。同時，由于史學在社會生活中作用的凸顯，許多其他學科的學者也開始關注史學，將史學與自身學科研究結合起來。在各方學者專家的努力下，《史記》與《漢書》的比較從體例、編纂手法、指導思想等多方面入手，均取得豐碩成果。

改革開放的中國，推動經濟持續快速穩定發展成為全社會共同努力的目標，史學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也開始將目光轉向史書中經濟內容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從事經濟史研究。

《史記》、《漢書》作為中國傳統史書的代表著作，其經濟內容的比較研究，也越發受到學者的關注。本文將以司馬遷、班固經濟思想比較研究為主要內容，選取20世紀80年代以來相關代表文章與著作，在綜述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理論思考。

一、論文

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推進，經濟發展深入人心，20世紀80年代后期，陸續出現了對《史記》、《漢書》中經濟內容比較的文章，并通過對相關篇章的比較，揭示司馬遷、班固經濟思想的異同。

1987年，歸青的《司馬遷、班固的經濟觀之歧異及其思考》發表于《上海大學學報》，該文通過對經濟相關篇章的比較，指出二人經濟觀上的歧異，包括對人性本質的不同、對商業的不同看法，以及對建立怎樣經濟秩序的不同看法，文章的后半部分對造成二者經濟觀不同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是思想觀念的差異和面對經濟發展現實的復雜心態造成二者在經濟觀上的不同。作者在文中指出：“司馬遷從性惡出發，認為人生而好利?！?br>
而班固則不然，他不僅刪去了司馬遷論述性惡和推崇貨殖的句子，還竭力贊美上古的淳樸民風。司馬遷的重商思想和希望建立符合自然規律的經濟秩序，也與班固重農抑商渴望“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的理想王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作者在推崇司馬遷異端思想與批判精神的同時，認為班固與司馬遷在對于歷史和現實的認識上存在高下之分，班固經濟的經濟思想體現了他作為儒學正宗的迂腐。

在1988年發表于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的《司馬遷、班固經濟思想比較》一文中，作者胡顯中“抑班揚馬”的思想可謂表現得更為突出。他在開篇便提到要“為司馬遷說幾句公道話”,作者駁斥了班固對于司馬遷“是非頗謬于圣人”的批評，又對班固列舉司馬遷“崇尚勢利”、“羞貧賤”等罪狀進一步舉《史記》中的相關事例進行分析，充分肯定了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先進性和司馬遷尊重勞動人民，鼓勵勞動人民積極向上、不斷進取的思想態度。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分別從寫作動機、進化與保守的歷史觀、立論的出發點、農工商并重與重本抑末思想的區別等四個方面，比較了造成司馬遷、班固經濟思想差異的原因。文章的最后，作者提出了史學界過分拔高班固《漢書》地位，認為《漢書》從多個方面都無法與司馬遷比肩的論斷。

第二年，唐任伍在《河北師范大學學報》上也發表了一篇題為《司馬遷與班固經濟思想之比較》的文章，除了對二者經濟思想產生背景和經濟思想內容的比較外，唐任伍還就二者的經濟思想分析方法進行了比較研究。他認為“司馬遷首創記載經濟問題篇章，并在結構上比較明顯地分別出了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概念，在《平準書》中主要表達了宏觀經濟思想，而在《貨殖列傳》中主要表達了微觀經濟思想?！倍喙滩]有察覺到司馬遷的良苦用心，雖然補充了許多材料，卻沒有自身的創新，只是照搬《史記》的體例，就這一點來說，“司馬遷是創新，班固是承襲?！?br>
其次，作者提到了正宗與異端，在班固看來，司馬遷適應經濟發展的思想是異端，而自己是正宗，要用正宗改造司馬遷在經濟相關篇章中的異端思想。再次，二者在敘述方法上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司馬遷采用的“唯真”方式，在作者看來比班固堅持的“唯善”更接近科學的方法。最后，作者指出：“司馬遷是要通過歷史變化，找出歷史經驗；班固是要通過歷史說教，鞏固封建統治?！边@說明，司馬遷與班固的經濟思想分析方法是有靜態和動態之分的。不同于胡顯中強烈的“抑班揚馬”,唐任伍要顯得含蓄許多。

朱枝富對于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研究更為深刻，他的《司馬遷、班固經濟思想之意旨》即作為“史記與司馬遷研究”的一部分，又可看做單獨的一篇研究司馬遷與班固經濟思想之差異的文章。

朱枝富的這篇文章與前幾位作者不同之處在于，他并沒有明確地偏向司馬遷或班固經濟思想的表達，他主要從“撰書志”、“作貨殖”、“敘民生”、“傳巨富”等四個方面，選取了《史記》、《漢書》經濟篇章中的大量實例，通過原文對比的方式，對二者進行客觀比較，并多次引用李景星對于史漢的評議強化比較效果。文章最后朱枝富表示，司馬遷的思想雖然較之班固更加“新異出奇”,有些經濟思想也很大膽高明，但卻不能被封建統治者采納接受，而班固的思想則更加適應統治者的需要，這一點也從之后的封建社會中得到有力印證，最后，他還指出班固經濟思想中的一些可取之處。

同在20世紀90年代的另一位學者游翔也關注司馬遷和班固經濟思想的差異，然而，他撰文《〈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比較三題》則一反前者的觀點，在字里行間表現出對《漢書·食貨志》地位的肯定。在兩者的范疇界定與內容體系上，游翔認為：“《史記·平準書》只能稱得上半部經濟史，因為《史記·平準書》在內容上對于經濟領域側重于工商業，對于經濟活動過程側重于流通過程，它僅相當于《漢書·食貨志》”貨“的部分?！?br>
在撰述旨趣與行文格調上，雖然《史記》具有鮮明的批判色彩，但是《漢書》在行文格調方面比《史記》更加趨于平實、公允；而在經濟史實與傳世影響上，他提出：“《史記·平準書》的經濟史識為《漢書·食貨志》所吸收、繼承，而真正對中國古代史學產生深遠影響的則是《漢書·食貨志》的經濟史識?！?br>
他的這篇文章所提出的觀點，對于當時的馬班經濟思想研究來說不失為一大突破，與前面學者基本帶有或明或暗貶斥班固及其思想不同，游翔從正面明確肯定班固《漢書·食貨志》，不僅是史漢研究的進步，也表明史學思想更加開放。

步入21世紀之后，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人們對經濟關注的不斷提高，關于司馬遷和班固經濟思想的研究也越來越多，但是在眾多論述二者經濟思想的文章中，對于二者的比較研究成果和成績，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演變而變得更加豐富。肖波的《從〈史記·貨殖列傳〉到〈漢書·貨殖傳〉看司馬遷與班固經濟思想的對立》，和之前學者一樣，他的研究重點也基本放在作傳動機、對待巨富態度、經濟在社會中的地位等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章的最后提到司馬遷與班固經濟思想的對立體現中國經濟思想發展的一種“轉入”模式，“中國經濟思想，由樂觀、自由開放的性格，轉入封閉、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類求利致富的本性，轉入壓抑人類本性的方向；由重視百業轉入農本主義的方向；由文人學者熱心討論經濟民生，轉入避談經濟民生、恥談百工技藝的方向?！?br>
他認為，班固的經濟思想在后世王朝受到的推崇，恰好可以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一個思想根源”,將簡單的經濟思想的比較上升到思考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態勢的新層面。

2012年，馬格俠、曹婷婷也有一篇關于司馬遷、班固經濟思想比較研究的文章發表，不同于往日這類文章發表在社會學期刊上的情況，這篇論文被收錄于《商業時代》經濟類期刊之中。這一現象，從側面反映了人們越發認識到史學對經濟學等實用型學科的指導、借鑒作用?？上У氖?，文章在研究方向和研究內容等方面并無太多創新之處，文章的整體結構與前人研究思路一致，結論也無新意，總體看文章的創新性和吸引性都不夠強。不過，作者在選取原文引用時，也是下足了一番工夫，出現了一些不曾被之前學者引用、舉例過的文句、事例，進一步豐富了馬班經濟思想差異實例方面的內容。

二、專著

到目前為止，還未有專門就司馬遷、班固經濟思想進行比較的著作面世。朱枝富曾著《司馬遷經濟思想通論》，對司馬遷的經濟思想進行了翔實的研究論述?！吨袊斦ㄊ分捍呵飸饑貪h卷》中，關于秦漢時期的財政狀況研究，主要就是依靠的《史記》、《漢書》中的相關可用篇章，除了重要的經濟篇章外，在一些本紀、列傳中也能找到反映財政情況的實例。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思想史研究室編纂的《秦漢經濟思想史》，用了專門的章節論述司馬遷、班固各自的經濟思想。除此之外，《中國經濟思想史資料選輯兩漢部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二卷）》等一些經濟史研究論著，都提到司馬遷與班固這兩位兩漢時期史家代表人物的經濟思想。

隨著各方面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探索領域的擴展，筆者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專門就二者經濟思想比較研究的專著。

三、結論與思考

從上述學術成果可以看出，《史記》、《漢書》作為史學界一直以來關注的重點，其研究熱度從未降低。司馬遷、班固二人的思想全面體現在這兩部著作之中，從最開始簡單的推崇一方貶低另一方，到逐漸就二者的不同進行系統的研究比較，進一步深入探究二者差異產生的多方面原因?？傮w說來，對于馬班二人及其著作的研究依舊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史記》、《漢書》對中國史學的指導推動作用仍然十分明顯。然而，在眾多研究成果中也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此類文章的結構偏于相似，選取內容、研究方向大同小異，創新性未有突破。從上述提到的文章看，作者的目光基本局限于《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及兩部著作的《貨殖列傳》，對其他非經濟篇章的引用少之又少，學者大多沒有關注到一些像《漢書·百官公卿表》等從側面反應二者經濟思想的篇章；所提出的二者經濟思想的內容也趨近相同，后者并未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過多的進一步挖掘，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就二者經濟思想的研究，在深度上和廣度上都未能更上一層樓，研究的成果也明顯少于20世紀末。

第二，絕大多數文章存在明顯褒貶色彩。雖比較忌諱有褒貶，這一點表現在《史記》、《漢書》上可謂更加明顯，對其褒貶相較，自兩者產生以來，至今仍未曾停止。目前，從司馬遷、班固經濟思想比較研究的文章來看，基本都帶有一些“抑班揚馬”的色彩，而“抑馬揚班”的文章，則幾乎沒有。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在當代學者看來，更加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更有甚者將其上升為沖破封建束縛，推動社會發展的高度。相比較而言，班固更多的是成為為儒家思想、專制王朝服務的代名詞。這樣的觀點，是否有些偏頗？

第三，未有關于經濟思想比較的專著面世表明，在該方面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價值還不足以支撐專著，但也可以說明目前對于二者經濟思想的比較研究非常不充分，并沒有對廣大歷史研究者尤其是史漢研究人員造成足夠的重視和吸引力，所以未能形成系統的規模與成果。

第四，在有關兩者經濟思想的研究當中，單純對司馬遷個人經濟思想的研究占絕大部分，相比較而言班固經濟思想的研究就顯得分量很小，其領域和范圍也遠不及對司馬遷及《史記》的研究。不難看出，現代學者對于《史記》的熱忱并沒有因時間的推移而衰退，反倒自新中國建立之后又出現了一波新的高潮，這不僅是司馬遷寫史魅力的體現，同時也因為司馬遷的“異端思想”在現代看來，比“服務于封建集權君主的班固”更契合于時代。由于現代學者對于《史記》的研究程度遠高于《漢書》，導致《漢書》研究的發展相對緩慢、滯后，這種現象不僅體現在經濟思想方面，對班固和其所著《漢書》在許多方面的研究都顯得落后，這也留給現代學者進一步研究的機會。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關于馬班經濟思想的比較研究，相對于其他一些方面的比較研究而言還比較單薄，其研究的程度還有待進一步發掘，而且必將成果豐富。然而，對于馬班經濟思想比較研究的出現，也從一個側面印證，隨著經濟的高度發展，史學的作用并沒有因為經濟的發展而退出社會舞臺。史學逐步滲透到社會生活、發展到各個領域，“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依舊適用于21世紀的今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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