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40年代以來，中國作品的改編本就開始出現在美國童書市場。提供給以英語為母語的美國讀者的中國兒童作品主要有三類：訓誡故事，民間故事和中國歷史故事，以及描寫兒童經驗的幽默故事。本文從每一類別中分別研究一個個案，論證不同歷史時期提供的不同文本有助于闡明美國人對中國及其文化的理解。在每個個案中，為美國讀者包裝設計的敘事反映了一種關于中國的想象，它為作品出版的不同時代和語境而定制。盡管這種想象隨時代而變化，但是卻始終如一地強調對家庭的忠誠，尤其是孝親。

一、《二十四孝》在美國：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

孝道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最早發表于公元九世紀晚期的《二十四孝》是關于不同年齡段的二十四個孝子的故事，他們為父母的幸福甘愿做出犧牲從而顯示他們對父母的摯愛。不管他們是為了確保有足夠的糧食以供養老母親而打算埋掉自己的孩子，還是在冬天為了給惡繼母抓鯉魚而整夜臥在冰上，還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引誘蚊蟲使父母免受其侵擾，《二十四孝》中的這些男主角都展示了一種重要的儒家美德。這一文本，或者說（通常是）其節選在1845年之前就進入了美國兒童讀物，當時波士頓的一本兒童雜志《梅里的博物館》（Merry's Muse-um）上刊載了恣蚊飽血故事的譯文，題為《中國人的孝親》。[1]

《梅里的博物館》由出版商塞繆爾·格里斯沃爾德·古德里奇①編輯，他作為成功的“彼得·帕利”系列教育讀物的作者而為美國兒童讀者所熟知；雖然《彼得·帕利的亞洲故事》[2]將中國人貶損為毫無可取之處的“愚昧迷信”之人，《中國人的孝親》一文卻出乎意料地帶有較為尊敬的語氣，將年輕吳猛為父母做出的犧牲描述為“非常感人”而且“很美好”.②古德里奇對中國文化自相矛盾的看法與其他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美國作家對《二十四孝》的反應極為相似，他們有的贊賞有的蔑視。沃爾特·阿什別·塞留（Walter Ashbel Sellew）在他1907年的作品《克拉拉·萊芬韋爾，一個傳教士》[3]中評論道，“《二十四孝》中大部分故事都很愚蠢，有一些則完全不可能”.[3]（P73）像當時的許多基督教作家一樣，塞留贊成孝親但認為孝親在中國受到了過多的關注，這些關注犧牲了基督教教義。因此他描繪了一件繡有“二十四孝圖”的衣服，它“象征著中國心，其幽暗、其真理之微光與謬誤奇怪地混合在一起”.[3]（P131）另一個不太鄭重其事的對恣蚊飽血情節的介紹出現在喬治·伊格（George Eager）的《環游世界的喬》[4]系列故事中，這些故事發表在1867年7月的兒童雜志《我們的年輕人》（Our Young Folks）上。這里的語調是譏諷的，它以一個美國男孩給另一個孩子講述他的新發現開始，文中用大寫字母寫道，“他們中國有好孩子！……真的，先生！臉洗凈不扯褲子周日從來不吹口哨夭折肯定上天堂那樣的！”[4]（P385）吳猛恣蚊飽血的故事被引作例證，并有敘述者的簡短評論，“你看吳猛的虔敬孝心，可愛的人啊。他英年早逝了。要以他為榜樣。嘿呀！”但是又附帶了一句，“那樣的事兒……以現在蚊帳的價格，我是不會做的。嘿呀！”[4]（P387）《二十四孝》進入美國兒童的正典行列，并且一直流傳到了20世紀。比如，一份名為《正規教員和小學計劃》[5]的教師雜志的1922年4月號提供了一部可以由孩子們來表演的戲劇，其中包含了“二十四孝中的幾個故事”,以恣蚊飽血故事開頭，并引出評論說：“非常高尚，非常高尚”.[5]（P56）在以上的每個事例中，自我犧牲式的孝親都被看作是中國文化的標志。盡管對于美國兒童是否應該仿效這一原則作者們意見不一，但是《二十四孝》，特別是恣蚊飽血故事被頻繁引述，以至于對中國文化很不熟悉的讀者也往往有可能知道。換言之，在20世紀20年代，人們向美國兒童推銷的中國往往被當作孝親的同義詞，在這些早期文本中，孝親被當作兩種品質的簡稱：美德，或者停滯，即對止步不前的過去的尊重。

二、《中國五兄弟》：20世紀30年代及以后的改編

隨著傳教士的兒女一代長大成人并成為作家，隨著動蕩不安的20世紀30、40年代人們對中國在世界地位的興趣不斷增加，一些描述中國民間傳說或歷史的文本在美國激增，并時不時地在學校和家庭中贏得廣泛的讀者。事例包括弗朗西斯·卡彭特（Frances Carpenter,1890-1972）的一本廣為流傳的民間故事集《中國祖母講故事》（Tales of a ChineseGrandmother,1937），還有鶴路易（Louise Crane）③的一套中國歷史故事《岳飛及中國其他著名英雄的故事》（The Magic Spear and Other Stories of Chi-na's Famous Heroes,1938）。改編的中國民間故事繼續被提供給了美國小讀者，劉愛玲④的《葉限》（Yeh-Shen,1982）和楊志成⑤的《狼婆婆》（Lon PoPo,1989）是兩個20世紀晚期比較成功的例子，最近又出現了很多《西游記》（Monkey King）的故事繪本。然而我當作核心例子的是一個在20世紀40年代及以后（參見，如史密斯；[6]威蒂[7]等）流傳很久，并經常出現在最受喜愛或被廣泛認可的美國童書榜中的故事，即克萊爾·于歇·畢曉普⑥的《中國五兄弟》。[8]

其復雜的接受情況說明了美國人對于如何令人滿意地向孩子呈現中國文化的理解正在發生變化。⑦《中國五兄弟》是（由一個法國出生的作家）對一個傳統故事的演繹，這個故事仍然在中國和美國的幼兒園里以繪本的形式流傳著。徐德榮⑧寄給我并由何芳芳譯為英文的中國版本講述了劉家五胞胎的故事，他們“長得一模一樣，除了劉大娘，誰也分辨不出來?！彼麄兏饔幸惶滋厥獗绢I：吸干海水，火燒不焦，隨意伸縮雙腿，有著“比鋼鐵還硬的身體”,會講動物的語言。有個官老爺外出打獵，老五警告當地的鳥和動物都躲起來，因此惹惱了他，官老爺將他逮捕并判他第二天被處死刑。但是兄弟五個輪流接替死刑犯的位置，頂住了被砍頭、被扔下懸崖、被火燒、被水淹的刑罰---在最后一次刑罰中，能吸干海水的老大掀起巨浪，把官老爺的船掀翻了，讓官老爺和他的手下都“喂了鯊魚”.同樣地，在畢曉普的版本中，“老大能吸干海水，老二有個鋼脖子，老三能將腿伸得長又長，老四燒不死，老五能長時間屏住呼吸?！?/p>

但是，當代中國版本中蠻橫的官員和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的保護者---五胞胎之間的敵對關系被取代了，畢曉普寫道，能吸干海水的老大因為不小心導致了一個小男孩被淹死而受到并非不公正的審判。此外，畢曉普版本中的民眾是站在官員一邊的，他們一開始因為多次實施死刑失敗而生氣，最后法官推翻自己的判決時，他們也都贊成：法官向前邁了一步說道，“我們試過了所有的辦法除掉你，可不知怎么就是不成功。你肯定是無辜對呀，對呀?！泵癖姶舐曊f。因此他們就放了他，然后他就回家了。

數十年來，庫爾特·威斯（Kurt Wiese,1887-1974）給畢曉普改寫的故事繪制的插圖在美國一直飽受批評，因為那些插圖令人反感且帶有刻板印象：五兄弟眼睛斜視，皮膚暗黃，拖著長辮子---中國遭受滿洲人入侵的恥辱象征。

⑨不過，盡管這個故事有其他一些較 新的 且較少令人 生 厭 的 英 文 版 本（1990年瑪格麗特·梅喜瑏瑠\ue583的《中國七兄弟》，由曾吉恩和曾謀賢插圖；還有1979年程厚天的《中國六兄弟》），畢曉普 版仍然在 美國銷售，而且在最近的1993年還為講西班牙語的美國讀者出版了西班牙語譯本。畢曉普版的長久流傳，部分原因在于它沒有挑戰當時的現狀。就這一點而言，它與可以找到的中國版本和梅喜的改寫本不同，在梅喜的改寫本中，英勇的兄弟們與殘暴的皇帝勢不兩立，皇帝強迫自己的人民為修長城而辛苦勞作，而且，盡管五胞胎中的一位并未犯罪，卻因他的名望對王權有潛在的威脅而將他問罪。相反，畢曉普筆下的官員比較仁慈，如果自己的立場站不住腳的話，他會讓步并且會受到人民的支持。托馬斯 · 扎涅羅（Thomas Za-niello）瑏\ue583瑡將畢曉普版中的法官描述為“長得相當和善，并且很寬容”,[9]（P36）然而《中國六兄弟》和《中國七兄弟》都暗示了人民對官員權利的不滿，遵循了20世紀中國版本創立的修辭模式。[10]（P171）[9]（P37）畢1D·羅斯?？偨y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施行“新政”的背景之下，處于政府權力擴大的專制時期，當時政府鼓勵美國公民有問題找政府。很多美國人繼續將它奉為圭臬瑏瑢\ue583，對于這樣的讀者來說，畢曉普版可能仍然能給孩子們傳達一種比讓不公正的權威人物暴死更為合適的信息。

但是有一點更為重要，我們要注意到，畢曉普版和這個故事的其他改寫本一樣，支持了朱迪思·萊希納（Judith Lechner）的一種觀點，她認定，美國版中國民間故事具有兩種主要特征，其中的一種就是，如恣蚊飽血故事一樣，它強調“一個家庭中忠誠的孩子以他的忠誠、足智多謀、有時自我犧牲拯救一位家庭成員---通常是一位家長”.[11]（P174）另一種特征是把孩子看作社區保護者的思想。當然，在這個故事中，孩子已長大成人，他們聯合起來拯救一個并不比他們年長的兄弟。孝親情感在其中起的作用較小，不像程的《中國六兄弟》，在《中國六兄弟》中，被定罪的人所犯的過失是為瀕臨死亡的父親偷了皇帝的一顆珍珠用來做父親的藥，正如蔡明水所說的那樣，“皇帝 為兄弟們的孝道所感動，原 諒 了 他 們 的 過錯”.[10]（P171）雖然如此，孝道同樣是畢曉普改編本中的主要內容，因為每次新的判決一做出，當時替代犯人的兄弟就會問法官，“法官大人，您能允許我去向母親道別嗎？”法官的回答都是，“這完全正當?！睋Q句話說，長久以來被美國讀者認定為中國文化要素的孝道，在這里被表現為一種手段，依靠這種手段，身陷險境的兄弟得以拯救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結尾，“五位中國兄弟和他們的母親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很多年?！?br>
三、在美國推銷楊紅櫻《淘氣包馬小跳》系列圖書的嘗試

我的最后一個個案研究是在美國因《淘氣包馬小跳》而知名的楊紅櫻瑏瑣\ue583的系列叢書的英文譯本。

乍一看，這一個案的選擇對于孝親問題的討論好像比較奇怪。畢竟，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推銷這一系列叢書主要關注的是商業成功：印在封底內頁的作者簡介將楊認定為“中國暢銷童書作者”,并且提到，“她關于馬小跳奇遇的19本系列圖書賣出了一千多萬冊，連續41個月名列中國兒童文學圖書暢銷榜”（強調是原創）。從美國兒童小說語境來看，馬小跳被呈現為一個與其他有趣好笑的小搗蛋一樣的男孩，就像碧弗利·柯利瑞（Beverly Cleary,1916-）瑏瑤\ue583的雷蒙娜或莎拉·潘尼培克（Sara Pennypacker）的克萊曼婷一樣。盡管書的封底介紹馬小跳是“中國暢銷系列叢書中的淘氣鬼明星”,叢書中卻很少強調他的中國人身份，相反，這些英文譯本卻將他列為了國際兒童文化中的一員，他喜歡吃巧克力和牛肉干，在學校在家惹麻煩，分別用“美國總統”或“英國女王”來作特殊的人或游歷甚廣的人的例子，[12]（P60）在每一本書背面的“讀者注意”一欄中介紹他“就像世界上的其他孩子一樣！”盡管如此，馬小跳對父母的感情在故事情節發展中仍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天真媽媽》（Best Mom Ever,2004,2008年譯）的護封簡介上暗示了馬小跳和他媽媽的一種對立關系：“好像是只要馬小跳一策劃惡作劇，媽媽總會出來阻止他。馬小跳能愚弄她并享受到真正的樂趣嗎？”然而，盡管馬小跳偶爾因試圖挑戰父母權威而惹上麻煩（比如，他試圖賣掉家里的新鋼琴，這樣他就不需要學彈鋼琴了），這本書中的大部分活動卻都是圍繞馬小跳試圖表現他對媽媽的愛而展開的。文中講述他寫了一篇作文講媽媽有多特別，在母親節那天策劃了一場花費不菲的慶祝會，為她洗腳，保護她不受雷電和老鼠的侵擾，跟他的朋友企鵝唐飛因為比誰的媽媽更漂亮而打架，為媽媽做了一個非常精美的三明治以至于媽媽不舍得吃而是把它保存到了獎杯盒里。同樣，在《四個調皮蛋》[13]中，馬小跳和他的朋友們努力讓父親或長輩們滿意而不是違背他們的意愿。馬小跳和朋友們費了好大的力氣才把一個富有的商人丟失的光盤還給失主，商人給他們買了一頂帳篷以作回報，拿到帳篷后他們打算離家出走。但是在出走前，他們給父母寫了一模一樣的信，表明并不是不尊重家長，信中寫道：“親愛的爸爸媽媽，今天晚上我不會在家。請不要為我擔心也不要試圖找我。我保證明天會安然無恙地回家。請讓我享受一晚的自由。[簽名]你們的兒子”.[13]（P74-75）他們的父親竟然對兒子們的行為感到高興，因為這給了他們一個可以偷偷監視他們一晚的借口，“還有什么能比父子之間的捉迷藏的小游戲更有趣的嗎？”[13]（P76）這本書以孩子們挫敗了一個賊的計劃結尾，那個賊試圖從一個公園里偷一棵珍稀植物，這件事顯示了孩子們對法律的忠誠。簡而言之，就像這些書的封底介紹文字小心地將馬小跳的爸爸與“老師和大部分家長”區別開來---他們都被看作是馬小跳的“敵人”---一樣，這些書中的情節都煞費苦心地表明，馬小跳的頑皮應該被理解為活潑和貪玩，而不是與強烈的孝親情感不相容的行為。在心底，馬小跳保留了與二百年來被美國兒童視為中國孩子本質的相同的傳統價值。

楊的書未能在美國產生大的影響或許跟營銷和內容的不一致、壞男孩精神和儒家美德的矛盾有關。

盡管哈珀·柯林斯大中華區總經理周愛蘭在《北京周報》（Beijing Review）中說，“楊的書的表現在所有從中國引入英語世界的書中是最好的”,[14]但是所有的譯本在美國出版五年后都不再出版了。原因可能在于出版公司試圖同時展現馬小跳“就像世界上的其他孩子一樣”,又要展現（用周的話來說）馬小跳是個“典型的中國孩子”,對他的刻畫“有助于了解當代[中國]社會”,這令潛在的讀者困惑不已。但是不管怎樣馬小跳仍然是一個存在已久的現象的有趣的例子，這個現象就是，美國對中國文本的演繹傾向于將孝親與當時一些美國讀者的 其 他 關 注 結 合 起來---不管結合方式多么奇怪。對于19世紀《二十四孝》的美國讀者來說，他們的關注通常是中國作為一個非基督教國家、非西方國家的情況；對于20世紀《中國五兄弟》的讀者來說，他們關注的是國家與杰出個人之間的關系；對于21世紀因其書的銷量常常被冠以“中國的J.K.羅琳”稱號的楊的讀者來說，人們關注的似乎是商業營銷。在這三種情況中，迄今為止，第三種情況被證明與儒家價值搭配得最不協調，而儒家價值在這些當代作品的美國版中依然是可以辨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