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游牧民族，蒙古族的遷徙生活直接推動了文化的流動，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漢化”,或者西征途中對于西方文明的裹挾，以及宗教信仰的發展、變化，都直接推動了蒙古民族文化多元共生局面的出現。而蒙古民族世代相傳的開放心態，進一步加速和強化了這種多元文化的兼容并包。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凝結而成的蒙古族民間童話，在故事體系上必然呈現出較為復雜的復合形態，這主要表現為阿爾泰故事、印-藏故事和漢民族故事三大體系的交融并蓄。

一、阿爾泰故事體系

蒙古族屬于“阿爾泰語系”的重要分支，它同突厥語族、通古斯語族在血緣、語言、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上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正如湯普森所言，由于“語言的親屬關系，公認的部落或民族對于它們共同的歷史的意識，宗教整體以及一定地理區域的團體，都勢必在一定的民族中產生心理聯合，它給予這些民族的傳統知識以十分重要的影響?！?/p>

〔1〕阿爾泰語系主要分布在中國、蒙古、阿富汗 、伊朗、土耳其、前蘇聯以及東歐的一些國家，在民間故事形態上，這些地區的故事在母題、結構、審美傾向等方面多有相似又自成體系，我們稱之為阿爾泰故事體系。

阿爾泰民間童話故事體系有自身獨特的母題。

最為常見的是平魔母題，這類故事被后人稱為英雄故事，它與蒙古族的英雄史詩是孿生兄弟，一個是韻文，一個是散文。蟒古斯作為惡神，是所有平魔故事中草原英雄的神奇對手，草原英雄歷盡艱險最終戰勝蟒古斯。戰爭的形式多種多樣，有的是血染沙場，有的是競技比賽，有的是游戲捉迷藏，當然也有的是智斗蟒古斯。這類母題是善惡交鋒，善必然戰勝惡的觀念的反映，是原始初民與自然、社會惡勢力、內心的惡魔抗爭的歷史記憶。

人與動物異類婚母題也較為常見，可能是原始狩獵-游牧民族與動物天生具有難以割舍的關系。

圖騰動物與人的結親從神話故事就開始講起，在民間童話中得到了延續和豐富。這類童話故事的主人公多為男性，動物的形象多種多樣，有熊、大猩猩、狐貍、龍女等。動物報恩或者動物喜歡貧窮男主人公而與之結婚，是這類故事較為單純的形態，后來階級斗爭內容的加入，是封建社會發展的產物。

死而復生母題是信奉薩滿教民族故事中較為流行的一種母題，這可能與薩滿教治病驅疫的法術有直接關系。只要身體各個部位及骨骼完備，并且各個部位一一就位，然后施以法術便可以獲得重生。

雖然在其他民族的故事中也會出現死而復生的情節，但往往是一瞬間即完成復活，更多體現的是變幻的神奇。蒙古族的這類故事數量較多，而且對于神秘的死而復生過程總是詳細地敘述，對其中的法術描寫情有獨鐘。此外，還有一些母題是阿爾泰故事體系的典型母題，例如金胸銀腚兒子、羊尾巴兒子等，此處不一一贅述。

阿爾泰民間童話故事也有自身獨特的人物形象體系。以蟒古斯為首的惡魔陣營，以獵人、小牧童、牧羊女為代表的善的陣營，以及以老婆婆、神馬為代表的神奇的助手陣營，自成體系，其中蟒古斯、老婆婆和馬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蟒古斯形象最為醒目，也稱蟒古思、蟒蓋、蟒嘎特害等，是蒙古族民間文學中對惡魔形象的統稱，它是一種多頭的蟒蛇，在平魔故事中對于它的外形多有描述，并逐漸定型。公蟒古斯以多頭為主要特征，最多達到三十幾顆，而且窮兇極惡，變化無常。母蟒古斯則具有極強的生育力，很多故事都強調其乳房的巨大，“左乳搭在右肩上，右乳搭在左肩上”成為其標志性特征。小蟒古斯則一落地就驍勇善戰，生命力極強。

以薩滿女巫為原型的老婆婆形象在蒙古族民間童話中也較為常見，她們經常以神奇的相助者身份出現，能掐會算，具有神奇的預見性，同時還可以為主人公提供化解難題的方法。雖然隨著道教文化的傳入，蒙古族民間童話相助者形象又增加了白胡子老爺爺，但并不能沖擊老婆婆在故事中的重要位置，由此可以看出其形象的原生性和穩固性。

在動物形象中，馬始終占據著蒙古族民間童話的首要位置，金馬駒、黃驃馬、云青馬等，種類繁多。它們不僅是主人公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精神伴侶，同時還扮演著神奇的相助者角色。作為最忠實的伴侶，它傾盡所有幫助主人公完成心愿；作為通神的飛馬，它帶領主人公上天入地，度過重重難關。由于阿爾泰語系所涉及的地域較為廣闊，民族數量也較多，故事形態不盡相同，游牧生活帶來的文化交融使不同民族之間的故事彼此糾纏，很難條分縷析，因此只能把共性的一些特質提供出來作為研究依據。

二、印-藏故事體系

蒙古族民間童話故事受到印-藏故事體系的影響，應該首先考慮蒙古族對藏傳佛教的接納和信仰的因素，公元前6世紀，佛教在印度產生，公元7世紀傳入西藏，幾經興衰，16世紀末以喇嘛教的形式傳到蒙古地區，印藏民間童話隨著佛教經文的傳入被一并帶到蒙古高原，先后被譯介還有《五卷書》、《尸語故事》、《三十二個木頭人的故事》、《佛本生故事》、《賢愚因緣經》等，這些宣傳教義的經書內容大都是印、藏民間流傳的故事，其中蘊含了豐富的民間童話故事雛形。

已經有一些學者就印藏文化對蒙古族民間文學的影響進行過研究，如趙永銑、巴圖的《蒙古族民間故事與印、藏民間故事的關系》〔2〕、陳崗龍的《蒙藏〈尸語故事〉比較研究》〔3〕、薩日朗的《〈賢愚因緣經〉與蒙古族民間故事》〔4〕、那木吉拉的《蒙古神話與佛教神話比較研究》〔5〕等，這些學者從細部列舉了印藏故事對蒙古族民間故事的影響，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了較好的基礎。

對于藏傳佛教的接受，在蒙古族民間童話故事中以勸善懲惡故事的移植、發展以及因果報應主題的流行得以體現。大凡宗教都宣傳“靈魂”和“靈魂不滅”,正像佛家所宣揚的“神不滅”論、“今世”、“來世”等，這些教義成為善惡報應觀念的理論根據。